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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话思维和历史思维的纠结过程中，往往形成一些匪夷所思的传说故事。社会精英在将这些传说故事书写成文本时，自然在一头雾水的认知状态中难以自圆其说，造成后代面对典籍的聚讼纷纭。鲧腹〔复〕生禹故事的文本流变过程与《淮南万毕术》文本的流布嬗变，就是这种现象的活标本。
关于这方面的思维龃龉，我们作如下讲解：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1〕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2〕。鲧复生禹〔3〕。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山海经·海内经》）
按照引文的说法（《史记》记载略同），是尧派鲧治理洪水，鲧治水九年不成，尧为此负领导责任，引咎辞职禅位于舜。接下来《舜典》就像下一集连续剧一样记载舜新官上任三把火，殛鲧于羽山，并且霸气十足不管大禹的推辞，任用他这罪臣鲧的儿子继续治水，禹终于用疏导的办法平治了水土。按照《尚书·舜典》记载，这大禹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官二代”，没有任何神话色彩：第一，大禹出身清楚，鲧是尧朝廷的官员，大禹就是鲧的儿子；第二，大禹治水是被众人推举的子承父业，即《易经》所谓的“干父之蛊”（《蛊》）。这些都是典型的史官思维。
但是上引《山海经·海内经》的说法，尤其是“腹”“愎”版本的存在，就只能算是标准的巫觋思维，即所谓“个体幻化（个体人→具体神）”了：鲧如同西方的普罗米修斯一样偷窃了帝的息壤，息壤据郭璞所说是一种“自长息无限”的土壤，显然此处的“帝”是经典史书《尚书》中所载居于“紫微宫”的神性十足的天帝，而不是史官思维中五帝之一的尧帝。
其实从先秦典籍（甚至包括正统史书）开始，关于鲧和禹的生命、事业传承的记载，就是神话思维和历史思维纠结的产物。《左传·昭公七年》：“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述异记》：“尧使鲧治洪水，不胜其任，遂诛鲧于羽山，化为黄熊，入于羽泉。”《拾遗记》：“尧命夏鲧治水，九载无绩，鲧自沉于羽渊，化为玄鱼。时扬须振鳞，横修波之上，见者谓之河精。”晋郭璞注《山海经》引《归藏开筮》：“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作黄龙（玄鱼、黄熊）。”
但在后人的心目中，鲧化作什么只是大禹出生幻化的条件，反而大禹是怎样降临人世成为关注焦点：《初学记》引《路史·后记》注引《开筮》：“鲧殛死，三岁不腐，副之以吴刀，是用出禹。”《楚辞·天问》：“伯禹鲧腹，夫何以变化？”都说大禹是从鲧的肚子里取出来的。男人生孩子且用剖腹产的方式，虽煞费苦心还是违背常识。
其实典籍中还有另一种说法。《上博楚简·子羔》引用孔子的话：“（禹母）观于伊而得之，娠三年而画于背而生，生而能言，是禹也。”也就是说孔子（《子羔》作者）认为禹并非由鲧化生的，而是由其母所生，且是剖其母背而生。《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禹父鲧者，帝颛顼之后。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壮未孳，嬉于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肋而产高密。家于羌家，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高密就是大禹，此处将禹母定为鲧的妻子，名为女嬉。《帝王世纪》：“颛顼生鲧，……纳有莘氏女，曰志，是为修己。山行，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于石纽。”禹母剖背或者剖肋生禹，与鲧腹生禹的故事相比，虽多了许多人化的成分，但禹母女嬉仍然是吞了薏苡而怀孕这种说法，却是和后来简狄生契（殷商祖先）、姜源生后稷（周朝祖先）相似，可以看作是后人对于“鲧腹生禹”的传说无法确实解释，从而依据弃、稷的出生传说而造作出来的。这无疑是神话被历史化的显例。
应当指出的是，《山海经》“鲧复（腹）生禹”的神话相当原始，之所以从屈原《天问》就开始对男人生孩子并且剖腹产的现象一头雾水，究其主要原因还是古人没有明白：这种混乱是先人无意中把神话形象的鲧和历史人物的鲧混同所致。
闻一多《天问疏证》：“女嬉和修己之名皆出自对于鲧传说的附会。熙即鲧，而修熙并为玄冥二名连称，或混而为一，故鲧又名修熙。己熙声近，修己即修熙也。嬉与修己本皆鲧，是初期传说中但有鲧而无鲧妻，有禹父而无所谓禹母其人者。”以闻先生这样的大智者，在用尽人类学、社会学、神话学乃至音韵学诸多知识详尽考订之后，还是不得不承认早期传说中“但有鲧而无鲧妻，有禹父而无所谓禹母其人者”。没能走出这一万古之谜的误区，还得承认那大禹是男人生的并且是“剖腹产”。这就难怪现代专家们在那里胡乱推测，甚至把“寄生胎”也拿来说事！
别说在人类的蒙昧时期，就是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有哪个“寄生胎”胎儿存活下来并且身体强健可以奔走四方治理洪水？稍微靠谱点的说法，也无非是对黑格尔“猜想”的“临帖”，比如有人经常在自己的论文中把这种现象解说为：作为早期神话故事的“鲧腹生禹”传说，必然与原始的巫教和初民的信仰有着莫大的联系，代表着某种仪式的遗存云云。至于这“某种”“莫大”何以成为“必然”，都避而不谈。
其实要科学认识这一问题，还要从神话（文学）思维和史官思维的滚动扭结过程来梳理思路。
在神话思维中，这鲧本来是一条鱼。上引文献也说鲧“化为玄鱼。……谓之河精”。另外“鲧”字的字形也是明证：鲧是“系”（是）“鱼”的合写；鲧还有一种写法就是“鮌”，这不就是东晋王嘉《拾遗记》（《拾遗录》《王子年拾遗记》）所谓“化为玄鱼”的“河精”吗？古人经常看到枯死的鱼在沙滩上慢慢腐烂，肚子中爬出虫子来（这又与性别无关了），就在幻化鲧这个人物时受到启发，伟人要在各方面超出常人，这种现象也是一种超常。那爬出的虫子，就是禹！
这种观点今人不是没有提出过。1923 年，顾颉刚据《说文》，提出禹本来是一条虫的观点，结果这种观点被鲁迅（1935 年，小说《理水》）等社会贤达骂杀了，大概是迫于贤达效应和几亿“龙的传人”思维定势压力，顾颉刚先生很快就部分放弃了这个观点。其实我们应该支持顾先生。1937 年，童书业先生提出的“禹为句龙”是朝顾氏假说的正确发展。从金文字形来看，“禹”就是蛇的象形，确属“虫”。禹父“鲧”，又作“鮌”，实为“玄鱼”二字的合写，“玄鱼”等于“天鱼”，意谓神圣的鱼族。甲骨文中存在没有释读出的“天鱼”“大鱼”合文，意思等于“玄鱼”。
我们再从字形分析“禹”，引文说禹是蛇形，其实就是昆虫并且是带翅膀的虫，正是枯鱼生出的一种啮噬其肉体的白蚁、红蚁或者什么其他带翅的食肉昆虫之类。后人解说《易经·蛊》卦，用蛊虫（皿中生虫）解说父子关系也是这个思维方式的延伸。
大禹本来姓姬或者姒，有人说他的名字显示他是风姓（氏族）后代，也应是字形的引申思维诱导造成的。从字形上看，禹是“风”字的变形。〔虫鸟互化，出现凤凰图腾，龙凤关系的纽带结点出现〕《说文》：“风动虫生……从虫……”《尔雅·释鸟》：“晨风，
（zhān郭云：鹞属）《疏》晨风，一名
，挚鸟也。（《诗·秦风》诗句：
彼晨风。）”《殷虚文字甲编》：“今日不凤（风）？”黄帝本姓公孙，后居姬水改姬姓，黄帝次子昌意改为风姓，颛顼是昌意后代，乃风姓中的高阳氏族（据《山海经》《国语》《史记》等典籍记载：颛顼，风姓，号高阳氏），鲧是颛顼的孙子，所以鲧的儿子禹自然也是昌意的后代，大禹自己承认风姓并在名字中反映出来，符合思维定势。关于虫属风姓和鸟属太昊、少昊（凤姓）的关系，也是字形幻化的结果，虫鸟互化是华夏上古思维的化石，“风”和“凤”的互化，也就是民间字谜所谓的“虫入凤巢飞去鸟”，这也可以看出传说变型的匪夷所思——我们不能埋头作田野搜集信口雌黄的说法，把某些不靠谱的传说当作文学思维的精品“神话思维”，也不能当作可以“传承”的口头文学，当然更不能当作信史。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鲧生禹生发于神话思维。
2.历史思维渗入神话思维的原因：有意无意地提升集团偶像的心理驱动。
3.鲧、禹神话形象和历史形象均脉络清晰，用不着把水搅浑。大禹的形象演变轨迹是：禹→句龙→蛇→虫；鲧形象的演变轨迹是：鲧→鮌→玄鱼→天鱼〔相当于甲骨文中“天鱼”“大鱼”合文的“现代”（夏代）版，意即神圣的鱼族〕。另外，古语“系”有“是”的意思，“鲧”也可以认为乃“系（是）鱼”的合文。
而鲧禹和黄帝的关系，历史思维是这样勾画的：黄帝〔公孙——姬〕→黄帝次子昌意〔改为风姓〕→昌意后代颛顼〔风姓中的高阳氏〕（典籍记载：颛顼，风姓，号高阳氏）→颛顼的孙子鲧〔高阳风姓〕→鲧的儿子禹〔昌意后代高阳风姓〕。所以：大禹原本是风姓的后代。
4.幻化，是神话思维对史官文化的有意侵夺。比如虫鸟互化引发风和凤的关联；木（相《集韵》助也。《易·泰卦》辅相天地之宜。《尚书·立政》用励相我国家。《尔雅·释诂》导也。柳）虫相克引发大禹和相柳的争斗等，都是幻化思维的结果。
5.但是要防止民间流传过程中的无意歪曲或者有意误导，把神话变成笑话。
术士是多义词，战国时指法术之士。《韩非子·人主》：“且法术之士，与当途之臣，不相容也。”汉代用来指儒生，也特指儒生中讲阴阳灾异的一派人。权威典籍中经常出现这种用法。比如《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昔秦绝圣人之道，杀术士，燔《诗》《书》，弃礼义，尚诈力，任刑罚，转负海之粟致之西河。”王符《潜夫论·贤难》：“故德薄者，恶闻美行；政乱者，恶闻治言。此亡秦之所以诛偶语而坑术士也。”《汉书·夏侯胜传》：“曩者地震北海、琅邪，坏祖宗庙，朕甚惧焉。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术士，有以应变，补朕之阙，毋有所讳。”牟融《理惑论》：“牟子常以五经难之，道家术士，莫敢对焉。”到了三国把谋士冠以术士之名，魏刘劭在《人物志·八观》中说：“术士乐计策之谋”，说明术士是活跃在乱世的社会焦点人物之一。北宋继承了这一用法，如《宋史·太宗纪二》：“术士刘昂，坐谋不轨，弃市。”宋明之后，专用于以占卜、星相等为职业的人。如《资治通鉴·晋武帝泰始八年》：“吴主……使术士尚广筮取天下。”到了清代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二》：“密延术士，镇以符箓，梦语止而病渐作。”《老残游记续集遗稿》第一回：“慧生道：‘……以他们这种高人，何以取名又同江湖术士一样呢？’”作为一类人物形象进入文学作品名著，可见社会认知度之高。
其实术士还有一个意义，是指医药炼丹的方术之士，和现在的医药化学工作者差不多，比如晋代的葛洪，其遗留的著作除了名著道教（文学）作品《抱朴子》《神仙传》之外，还有《肘后方》等药学专著。就是在其道教著作中，药学化学内容也俯拾皆是。后代人们往往点赞其弃官炼丹，而少有强调其所弃之官的金贵，他是封侯（东晋关内侯）之后弃官炼丹的。所以现在医药保健品牌往往消费葛洪，诸如葛洪养生苑、葛洪桂龙药膏、葛洪养生馆等皆是。
我们讨论的术士，其意义范畴是汉代的。
据说淮南王刘安有《枕中鸿宝苑秘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见，而更生父德武帝时治淮南狱得其书。更生幼而读诵，以为奇，献之，言黄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铸作事，费甚多，方不验。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铸伪黄金，系当死。更生兄阳城侯安民上书，入国户半，赎更生罪。”（事见《汉书·楚元王传》）说明淮南王包括刘德刘向父子也是术士票友。
风云雷电是天象的主体，在《淮南万毕术》中被表述为“虎啸则谷风生”“欲致疾风焚鸡羽”“梧桐成（出）云”“铜瓮雷鸣”等。
风和虎的关系好理解，从字形上看，风（風）是“冂”和“虫”的组合，禹也是“冂”和“虫”的组合，所以如前文说的大禹是风姓。而“冂虫風”和“冂鸟鳳”的撞脸则是虫鸟互幻的结果，是龙凤图腾的生发源之一。至于虎插在龙凤之间“虎啸生风”，则是民族融合过程中的一个人类学现象。
问题是鸡毛和风的关系，就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其实这种观念在典籍中也有记载，只不过人们没有重视罢了。《礼记·月令》：“前有尘埃，则载鸣鸢。”注：鸢鸣则风生，这里的鸣鸢近似于现代的风筝。《春秋纬考异邮》“八风杀生以节翱翔”，能够翱翔的肯定是鸟类；晋庾阐《杨都赋》“云虎之门，双竿内启，祥乌司飚，丹墀竟陛”，这祥乌就是“金鸡独立”的金鸡。
这种俗信还保存在边地少数民族中。比如火把节的第三天，彝语举行叫作“朵哈”或“都沙”的活动，意思是送火。这是彝族火把节的尾声。这天夜幕降临时，祭过火神吃毕晚饭，各家各户陆续点燃火把，手持火把走到约定的地方，聚在一起，搭设祭火台，举行送火仪式，念经祈祷火神，祈求祖先和菩萨，赐给子孙安康和幸福，赐给人间丰收和欢乐。这时还要带着第一天宰杀的鸡翅鸡羽等一起焚烧，然后找一块较大的石头，把点燃的火把、鸡毛等一起压在石头下面，喻示压住魔鬼，保全家人丁兴旺，五谷丰登，牛羊肥壮。
在传世典籍记载中还有一种叫作相风的禽类，南北朝《三辅黄图》（撰者不详）记载：“长安宫南有灵台……（张衡所制）又有相风铜乌，遇风乃动。”《观象玩占》（旧本题唐李淳风撰）：“凡候风必于高平远畅之地，立五大竿。于竿首作盘，上作三足鸟，两足连上外立，一足系下内转，风来则转，回首向之，乌口衔花，花施则占之。”这相风也属于金鸡一类。
还有人们耳熟能详的“翰（鶾）林”，《易经·中孚·上九》有：“翰音登于天”的爻辞，《逸周书·王会》说：“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皋鸡。”《礼记·曲礼》：“鸡曰翰音。又与雗同。”《说文》：“鶾，雉肥鶾者也。”《尔雅·释鸟》：“鶾，天鸡。郭注：鶾鸡赤羽。”《逸周书》：“文鶾若彩鸡……《疏》鸟有文彩者也。”《尔雅·释鸟》还说：“雗雉，雉。《疏》雗即鶾也。”《博古辨》：“古玉多刻天鸡纹，其尾翅轮如鸳鸯，即锦鸡。”《玉篇》：“鸡肥貌。今为翰。”都是例证。
至于“梧桐成（出）云”“铜瓮雷鸣”，在《淮南万毕术》中有这样的记载：“取梧木置十硕（石）瓦罂中气尽则出云；取十石瓦罂，满水中，置桐罂中，盖之三四日气如云作。”扬雄《方言》：“赵魏之郊谓之瓮，或谓之罂。”可知“罂”即是“瓮”。所以刘伶《酒德颂》有“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的夸张。
琴，最早是依凤身形而制成，其全身与凤身相应，有头，有颈，有肩，有腰，有尾，有足。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四大名琴中有蔡邕的“焦尾”。据说蔡邕在“亡命江海、远迹吴会”（《后汉书·蔡邕传》）时，曾于烈火中抢救出一段尚未烧完、声音异常的梧桐木。他依据木头的长短、形状，制成一张七弦琴，果然声音不凡。因琴尾尚留有焦痕，就取名为“焦尾”。“焦尾”以它悦耳的音色和特有的制法闻名四海。这是梧桐的神奇。
在《续晋阳秋》中记载了一个故事：桓玄的母亲外出散步，“有铜瓮水在其侧，见一流星堕瓮中，……星正入瓢中，便饮之。既而若有感焉，俄而怀桓玄。”这个故事在《搜神后记》中也有记载而文字稍异。桓玄是东晋名将史称“短命皇帝”桓温的儿子（其实代晋未遂）。这是名人故事中铜瓮的神奇。《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五卷》：“阿洛欧斯之子奥托斯和埃菲阿特斯／用绳索绑住了阿瑞斯，后者不得不忍受苦头／带着长索，在铜瓮里足足呆了十三个月／若非阿洛欧斯的后妻，美貌的埃埃里波亚／向赫尔墨斯捎去口信，后者才把战神偷了出来／那吃尽了苦头，身壮力强的好战的战神／很有可能遭到毁灭。”这是世界名著中铜瓮的神奇。
辽东半岛沓氏县有战国时期的铜瓮棺出土，虽然中原出土的汉代铜瓮用途尚不明，但是同时期或稍前的云南少数民族铜瓮（西汉）、越南铜瓮（公元前 5世纪—公元 1 世纪，春秋战国至西汉），都是作为葬具用于盛放尸骨的。
淮南王把屈原《卜居》中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演绎为“铜瓮雷鸣”应当是一种愤愤于世道（应该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使得淮南王信奉的黄老之学被边缘化之类）的发声，当然其中也蕴含殷殷的热望。
〔1〕息壤
息是生息生长的意思，息壤原指能自己生长、永不减耗的土壤。把息壤解说为沃土，是一种歪批。郭璞说：“息壤者，言土自长息无限，故可以塞洪水也。”
这个说法到唐代都被传承，比如柳宗元《天对》：“盗堙息壤，招帝震怒。”属于攀缘古注的引经据典。而明代朱国祯《涌幢小品·息壤辩》：“《山海经》所云‘鲧窃帝之息壤’，盖指桑土稻田，可以生息，故曰息壤。”只不过是明代草根政治引发之学术浮躁的折射。以至于到了现当代的鲁迅，还在其《故事新编·理水》中说：“借了上帝的息壤，来湮洪水。”和能够生息植物的稻田土壤没有什么瓜葛。
至于后来息壤作为泥土或者栖止之地的美称，则是文学作品中的引申发挥，其内核还是对息壤神奇的倾倒情愫驱动的审美追求。比如刘禹锡《答东阳于令涵碧图》诗序：“斧凡材，畚息壤，而清溪翠岩森立坌来。”龚自珍《桐君仙人招隐歌》：“两家息壤殊不远，江东浙东一棹堪洄沿。”近代林之夏《干宝到杭翌日适余生日同泛西湖》诗：“戎马频年期息壤，风尘随地有迷津。”章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湖南衡山人陈范梦坡，以江西退职州官求息壤于上海，因买收此报，继续营业”等，都是显例。
〔2〕羽郊
即羽山山麓。与“杀鲧于羽郊”有关的记载多见于古籍，比如《尚书·舜典》：“殛鲧于羽山。”晋王嘉《拾遗记·夏禹》：“海民于羽山之中，修立鲧庙。四时以致祭祀，常见玄鱼与蛟龙跳跃而出，观者惊而畏矣。”清李渔《玉搔头·极谏》：“休念我殛羽山鲧罪几希；且看你辅重华禹功多少。”
〔3〕鲧复生禹
这是一个典型的神话思维和历史思维纠结的例子，所以传承过程中疑窦丛生，让后人莫衷一是。《楚辞·天问》：“伯禹愎（腹）鲧，夫何以变化？”《全上古三代文·卷十五》引《归藏·启筮》：“鲧殛死，三岁不腐，副之以吴刀，是用出禹。”可见上古就有以“腹”生禹的版本。
故事原典所在的《山海经》是巫书，该书文本光怪陆离，用现在的眼光看其中的文、图，给人的感觉是大部分不靠谱。但是这一段记载反而很“史传”，其实原来并非如此。因为我们至今还能看到诸如“鲧腹生禹”“伯禹愎鲧（即鲧愎生禹）”之类的白纸黑字。解读这种现象，要从权威典籍的解析入手。
《尚书·尧典》记载：
帝曰：“咨！四岳〔1〕！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2〕？”佥〔3〕曰：“于，鲧哉！”帝曰：“吁！咈〔古同“拂”，违逆，乖戾〕哉！方命圮族〔4〕。”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
〔1〕四岳
上面引文的《孔传》说：“四岳，即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诸侯，故称焉。”杜甫《寄裴施州》诗：“尧有四岳明至理，汉二千石真分忧。”章炳麟《官制索隐》：“《尚书》载唐虞之世，与天子议大事者为四岳。”孔安国明说是四个人，杜甫把四岳和二千石相提并论，也是复数人称，章炳麟说四岳参与议大事也不应当是一个人。从其他文献可知，四岳为尧臣羲与和的四个儿子，分掌四方之诸侯。其实羲和本来是羲氏与和氏的并称，氏族中分四个部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别是驻守四方的部落首领，并且掌管“观天象”“制历法”等工作。（《尚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他们的儿子子承父业，成为后人所称的“四岳”。这是历史思维。
另外，在一些典籍中还有史官思维的扩衍，比如《国语·周语下》：“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韦昭注：“言共工从孙为四岳之官，掌师诸侯，助禹治水也。”《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司马贞索隐引谯周曰：“炎帝之裔，伯夷之后，掌四岳有功，封之于吕，子孙从其封姓，尚有后也。”等，就把羲和传为共工的后裔，因佐禹治水有功，赐姓姜，封于吕，并使为诸侯之长。是为大名人姜太公寻根问祖，不负什么社会责任的。
属于神话思维的，首先是《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载的：“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楚辞·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王逸注：“羲和，日御也。”《初学记》卷一引《淮南子·天文训》：“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谓悬车。”原注：“日乘车，驾以六龙，羲和御之。”是另一个系统即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指太阳的母亲或驾御日车的神。这是历史思维和神话思维龃龉纠结的又一个例证。
因此《后汉书·崔
传》：“氛霓郁以横厉兮，羲和忽以潜晖。”李贤注：“羲和，日也。”晋葛洪《抱朴子·任命》：“昼竞羲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余耀。”都是说到太阳就想到羲和。而《汉书·王莽传中》：“更名大司农曰羲和，后更为纳言。”《后汉书·鲁恭传》：“祖父匡，王莽时为羲和，有权数，号曰智囊。”把财政部长叫作羲和，是王莽无厘头构思官名的结果，如果按照传统思维，应该把管历法的天文台台长叫作羲和更靠谱。
汉代以后，把四岳解说为泰山、华山、衡山、恒山的总称。是对《左传·昭公四年》：“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的误读。杜预就受了这种影响，说：“东岳岱，西岳华，南岳衡，北岳恒。”这种说法来自《诗经·大雅·崧高·“崧高维岳”·毛传》：“岳，四岳也。东岳，岱；南岳，衡；西岳，华；北岳，恒。”其实这种说法和《说文》：“岳，东岱、南霍、西华、北恒、中泰室，王者之所巡狩所至。从山，狱声。古文从山，象高形，今作岳”龃龉。
这种龃龉，是读书不细造成的。《汉书·郊祀志上》：“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对四岳含糊其辞；其实汉武帝曾经把霍山推举为南岳而不是衡山。《史记·封禅书》：“其明年（元封五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潜之天柱山，号曰南岳。浮江，自浔阳出枞阳……”这天柱山是哪座山？《周礼·夏官·职方氏》：“河内曰冀州，其山镇曰霍山。”郑玄注：“霍山在彘阳。”彘阳后汉时改永安县，即今山西省霍县。其实汉武帝封的南岳不是这里。《汉书·武帝纪》记载：“登灊天柱山”，唐颜师古注：“应劭曰：‘灊音若潜，南岳霍山在灊，灊，县名，属庐江。’文颖曰：‘天柱山在灊县南，有祠。’”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禹江山水泽地所在》：“霍山为南岳，在庐江灊县西南，天柱山也。”庐江县是合肥市下辖县，在安徽省。《汉书·武帝纪》：“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潜天柱山。自浔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作《盛唐枞阳之歌》……”也是权威证据。其根据应当是《史记·孝武本纪》的相关记载。
其实从字形上也可以看出端倪：甲骨文的岳字，是山上坐着一个人，有坐镇某山的意思，到了金文，岳字变形，已经象官员的帽子了，四岳就是镇守四方、以当地最高山脉为标志的地方官而已。这是典型的历史思维而不是神话思维。
〔2〕俾乂
俾是使的意思，乂是把参差不齐的草地删削平齐，引申为通过治理使乱象平复，《尔雅·释诂》直接解说为“治也”。《汉书·武五子传》“保国乂民”是明证。《说文》：“芟草也。……刈，乂或从刀。”是说乂即是刈，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引申之，乂训治也。见诸经传。”是说以乂为治理，并非名不见经传，而是经常见于经传等权威典籍使用的。
〔3〕佥
《说文》：“佥，皆也。”并且所举例子也是《尚书》：“《虞書》曰：‘佥曰伯夷。’”《广韵》《集韵》《韵会》《正韵》都说“皆也，咸也”，所举例证就是我们解说的引文。说明该字的本义就是“全都”“都”，其他意义都是后起的。
〔4〕圮族
音pǐzú。本义是整个家族或者氏族都被制裁，限制发展，让被制裁者衰败，和现在封存没收财产、冻结账户差不多。《汉书·傅喜传》：“傅太后自诏丞相御史曰：‘高武侯喜无功而封，内怀不忠，附下罔上，与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圮族。’”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放弃教令，毁其族类。”《梁书·武帝纪上》：“公威同夏日，志清奸宄，放命圮族，刑兹罔赦。”宋周辉《清波别志》卷中：“朝请郎吴处厚向以不逞之心，怀苟得之计，挤陷劳旧，贬死遐陬，圮族误朝，凶慝甚大，身逃显戮，没有余辜。”
圮是塌坏，倒塌（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记载的张良“圮桥拾履”就是用的这个意义）；破裂，分裂；毁灭，断绝等意义。有人说圮族是灭九族的意思，是误读。第一，被灭九族鲧作为九族首脑不可能独活；第二，当时是否有九族这个概念也是问题，从历史常识判断这里应当是指氏族；第三，即使到了封建制度最为完善的宋代，邵雍还在《与人话旧》诗中说：“圮族绮纨故，朱门车马新。”愤愤不平于衰败了的世族大户瘦死骆驼比马大，说明这“圮族”如果是唐尧大帝加给鲧氏族的，也不至严重到什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