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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及东方文学交流史研究发展到今天，在丰富的研究实践中矫正了来自西方的某些方法论的局限与弊病，形成了自己行之有效的方法论的若干范畴，对此，我在《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特别是《比较文学系谱学》中都有过总结与论述。随着研究实践的不断推进，方法也需要不断探索和更新，而方法的自觉更新又必然推动研究上的创新。就中外文学关系史特别是东方文学关系史研究而言，尤其如此。
中外文学关系史及东方文学关系史研究，可以划分为“点”“线”“面”三种类型。“点”就是具体个案问题的研究，如日本学者丸山清子的《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杨仁敬先生的《海明威在中国》之类，重在材料发掘与微观分析，追求的是“深度模式”；“线”就是许多个案在纵向时序链条上的关联性研究，如钱林森教授主持的十七卷本《中外文学交流史》、王晓平先生的《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等书，重在历史性的系统梳理，追求的是“长度模式”；“面”就是空间性的、横向的关系研究，如童庆炳先生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钱念孙先生的《文学横向发展论》等书，重在理论性的概括与总体把握，追求的是“高度模式”。三种类型互为依存，相辅相成。其中，“点”的研究是全部研究的基础与出发点，“点”的研究不足，“线”也无法连成，中外文学关系史就写不出来，相关的理论概括就缺乏材料的支撑，“面”就不成其“面”而流于支离空疏。只有“点”的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才可能有系统的“线”性著作出现，才可能有总体性综合性的“面”的理论著作问世。而随着“点”的研究的不断增多，又会不断补充其“线”、充实其“面”，促进中外文学关系史类著作与相关理论概括类著作的更新与提高。可见，“点”的研究是最为基础、最为重要的。
“点”的研究很重要，“点”的研究方法的更新也很重要。但迄今为止，关于“点”的研究方法的探索与概括最为不足。例如，以两个以上作品文本的审美分析为特征的“影响研究”，固然属于“点”的研究，但这种方法如果缺乏明确的学术动机与问题意识，弄不好就会流于大胆的假设，而最终无法求证，对“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而言，有时不免失之于“虚”。又如，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主要在没有事实关系的两个以上的对象之间进行比较，也属于“点”的研究，但这种“平行比较”的方法流于简单化，而缺乏学术价值，它得出的结论有许多是难以被“文学关系史”所采信的。我国学者在“平行研究”基础上修正而成的“平行贯通研究”法，不满足于X与Y两个“点”的比较，而追求连点成线，所以它不再属于“点”的研究方法的范畴，更不必说法国学派的以文献实证为特色的“传播研究”方法了，它实则属于“文学史”的研究方法的范畴，更适合于系统的文学发展史的研究。可见，在我国乃至世界比较文学学术史上，关于“点”的研究方法的探讨最为薄弱，问题也最大。
最近七八年来，我在申报与研究国家社科基金相关研究项目的过程中，试图在“点”的研究上寻求突破，并谋求在方法论上有所更新。我所思考和探索的方法，就是“范畴关联考论”或“概念关联考论”，亦即“比较语义学”的方法。
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有一门研究古汉语词义解释的一般规律和方法的学科，叫作训诂学，它与文字学、音韵学共同构成传统“小学”的三大内容。训诂学的宗旨是对古代文献的词义做出尽可能正确的解释，以帮助今人理解古字、古词、古文，因此训诂学也可以称作“古汉语词义学”，这与现代的“语义学”相当类似。先秦时代的“名家”及“名学”，还有发展到汉代末期至魏晋时期的“名理之学”，都围绕名实（概念与实在）关系加以考辨，也与现代“语义学”相近。欧洲各国则有源远流长的“阐释学”，但阐释学主要是对文本意义的阐释，而不是对词语意义的解释。19 世纪初叶，发端于德国的“语义学”则是当时的语言学繁荣发达的产物，它将阐释的重点转到词语及其含义上。1838 年，德国学者莱西希较早主张把词义的研究建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他称这门学科为“语义学”。1893 年，法国语言学家布雷阿尔首先使用了“语义学”这个术语，并于 1897 年出版了《语义学探索》一书，从此，语义学逐渐从词汇学中分离出来，成为语言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并逐渐影响到英美世界。同时，语义学逐渐方法论化，向相关学科迁移，并出现了三个主要的分支与流派。一是“语言学语义学”，作为语言学的一部分，主要是运用词汇统计学的方法，研究词义之间的关系及其演变；二是“历史语义学”，不是对普通词语，而是对特定名词概念（关键词）的语义生成及嬗变进行历史的诠释，也称“概念（或观念）史研究”，三是“哲学语义学”或称“语义哲学”，主张只有语言才是哲学分析、逻辑分析的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对象，注重对语词和语句做所谓“话语分析”。
近几年来，已有人注意到了国外的“语义学”“历史语义学”的研究并加以提倡，武汉大学还专门召开过关于“历史文化语义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编辑出版了题为《语义的文化变迁》的会议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其中，历史文化语义学的主要提倡者和实践者、武汉大学的冯天瑜教授在收入该书卷首的《“历史文化语义学”刍议》一文中，认为陈寅恪提出的“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名论，昭示了“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精义，历史文化语义学就是要“从历史的纵深度与文化的广延度考析词语及其包蕴的概念生成与演化的规律”。从我国近年来相关研究的实践上看，在文学研究领域出现的一系列所谓“关键词”的研究，包括《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西方文论关键词》《文化研究关键词》等书的立意布局，显然都是受到了语义学方法，特别是历史语义学方法的影响。这种方法的运用使相关研究在各个“点”上更为凸现和深化，又具有历史意识的贯穿，故能令人耳目一新。但是，我国现有的许多“关键词”研究，仅仅是对“语义学”方法的运用，还不是我所说的“比较语义学”。因为不管是中国的训诂学，亦或是欧洲的语义学，还是当代中国的“关键词”研究，大都是在同一种语言、同一种文化体系内进行的。只有当“语义学”研究扩大到跨语言、跨文化的范围，“语义学”才能成为“比较语义学”。
我认为，可以将“语义学”的方法加以扩展与改造，使之发展为“比较文学语义学”，简称“比较语义学”。将它作为比较文学，特别是东方文学关系史的研究方法，是十分必要和可行的。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比较语义学，更为准确的称谓或许应是“比较词义学”。因为它是对构成语句的最小、最基本单位的“词”的研究，特别是对那些最终形成了概念乃至范畴的“词”的研究，而主要不是那些由一系列词汇构成的语句。不过，鉴于“比较语义学”的称谓已有约定俗成的倾向，所以如此沿用下去也未尝不可。
那么，作为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比较语义学”是什么呢？就是在跨语言、跨文化的范围与视野中，对同一个概念范畴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文学交流中的生成与演变，进行纵向的梳理与横向的比较，以便对它的起源、形成、运用、演变的历史过程做追根溯源的考古学的研究，描述其内涵的确立过程，寻求其外延的延伸疆界，分析某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发展变化的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从丰富的语料归纳、分析与比较中，呈现、构建出相关概念范畴的跨文化生成演变的规律。
在西方学者已有的研究实践中，有对某些名词概念进行跨语言、跨文化的语义研究，自然属于以上我所界定的“比较语义学”的范畴。但对西方的“语义学”来说，跨语言、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虽然也有，却不是必要的条件。换言之，在一种语言内部从事语义学研究也是完全可行的，并且是语义学研究的主流。而且，欧美世界的语义学研究，即使跨出了某种民族语言的范畴，也是在西方语言系统内部进行的。并且，他们似乎并没有形成“比较语义学”的学科方法论的自觉，而作为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比较语义学”，更是无人提及。
对中国学者来说，从事“比较语义学”具有天然的优势和丰富的资源。中国与西方各国特别是与亚洲邻国，都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与文学交流关系，细察之下，就可以发现这些交流常常是以某些名词、术语、概念为契合点的。特别是在东亚汉字文化圈中，在东方比较文学的框架内，对流转于中国、韩国、日本、越南各国的汉字名词、概念、术语、范畴等，进行上下左右的比较研究，于中国学者而言是得天独厚的。当我们的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由通史、断代史的“线”的研究转向更具体深入的“点”的研究时，最闪亮的“点”之一，可能就是在中外文学交流中形成的若干概念或范畴。
中国学者虽然还没有人在理论上明确提出“比较语义学”方法论概念，但实践走在理论前面，在“语义学”及“历史文化语义学”的方法论指导下，近年来我国学者在历史、文化、政治、哲学等领域的研究实践中推出了一些成果，很好地体现了“比较语义学”方法的特点与优势。例如，陈建华先生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一书，从中国古代的“革命”到西方的“革命”，再到日本的“革命”，从文化文学的“革命”到政治的“革命”，从作为翻译语的“革命”到作为本土语言的“革命”，都做了周密的上下左右的关联研究，从而围绕“革命”这个词，生成了一个严密可靠的知识系统。同样，冯天瑜先生的《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华书局，2004）一书，对清末民初在外来影响下一系列汉字术语的生成过程与传播的历史文化背景，做了细致的比较、分析与研究。冯天瑜的另一部著作《“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一书，对中国古代的“封建”概念、日本传统的“封建”概念，以及作为西欧译词的“封建”概念，都做了横跨东西方的比较研究，对“封建”这个概念的来龙去脉、歧义与演变，做了前所未有的梳理与呈现。董炳月的《“同文”的现代转换——日语借词中的思想与文学》（昆仑出版社，2012）对现代汉语中的若干日语借词——“国民”“个人”“革命”——的来龙去脉及其在现代中国文学与文献中的使用，分专章做了梳理分析。方维规先生用德文写作的《近现代中国“文明”“文化”概念的产生与变迁》（亚琛，2003），用中文写的《西方“政党”概念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香港，2007）等论文，也是成功的“历史语义学”的研究。孙江、陈力卫、刘建辉主编的《亚洲概念史研究》第一辑、第二辑（三联书店，2013、2014）中的各篇论文，对东亚汉字圈的相关概念及其关联做了集束性的研究。此外，还有学者的论文对“人民”“政党”“国会”“哲学”“心理”“科学”“艺术”等在中国、日本及西方国家之间辗转迁移的关键词做了“比较语义学”的研究。这样的研究，不懂中文、日文的西方学者做起来很困难，中国学者则显得得心应手。相比而言，不无遗憾的是，目前在我国的比较文学的学科领域内，尚未出现成功运用“比较语义学”方法的代表性成果。不过，以上提到的相关学科已有的成果却很值得比较文学界加以充分注意，并应该从中汲取方法论上的启示。
在比较文学研究及东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比较语义学”的方法涉及两种不同的研究对象。
第一种，某一名词、概念或范畴，以同形（写法相同）、通义（意思大致相同）、近音（读法相近）的形态，在不同国度的辗转流变。例如，在宗教哲学领域，汉译佛教词语、儒家哲学伦理学的基本概念之于中国、印度、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在文学领域，中国的“诗”与“歌”字的概念之于传到朝鲜、日本各国。又如，中国古代的“自然”概念传到日本，近代日本人用“自然”来翻译欧洲的“自然主义”，然后“自然主义”这一译语再由日本传到中国等等。这种情况在东亚汉字文化圈有大量的研究资源。以相同文字（如汉字）书写的某一个概念，在不同国度与不同语言中的移动或转移，我们可以称为“移语”，这方面的研究也可以叫作“移语研究”。
第二种，就是将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所形成的词语概念，叫作“翻译语”，可简称“译语”。例如，“文学”这一概念，在中国，有作为本土概念的“文学”概念，有从日本引进的作为西语之译语的“文学”概念（在这方面，日本学者铃木贞美的《文学的概念》一书，从日本文学发展史的层面上做了深入详实的研究）。再如，中国古代文论有“味”的概念，日本文论中有“味”的概念，印度梵语诗学中也有“味”的概念，而梵语的“味”则是中文的译语。对译语的“比较语义学”研究，与翻译学研究中的译词研究有一定关联，但作为“比较语义学”的研究，所研究的词语，必须是在文学交流史上形成的具有概念与范畴意义的词语，而非一般词语。
当然，在具体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根据研究目的的需要，“移语”研究与“译语”研究可以分头进行，也可以交叉进行。但是，比较文学中的严格的“比较语义学”的方法，主要运用于同一词语、概念或范畴的跨文化的传播、影响与接受、变异等的研究，而不是完全没有传播、没有影响关系的词语、概念之间的平行比较。例如，中国的“道”与西方的“逻各斯”、中国的“风骨”与西方的“崇高”之类的概念范畴，因互相之间没有传播与流动，就不属于“比较语义学”的适用范围。归根结底，“比较语义学”是国际文学交流史中以词语、概念或范畴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的个案研究与专题研究的方法。对相关词语、概念或范畴的平行的对比，也应该在事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若不如此界定，则“比较语义学”作为研究方法就会弥漫化、普泛化，并最终失去它的具体可操作性。另外，“比较语义学”的方法运用到比较文学中，又不同于通常的文学交流史的传播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它要求语言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的交叉，要求对语义做动态的历史分析与静态的逻辑分析，对语义形成流变起重要作用的哲学、宗教、历史等的深度背景，也要予以揭示。因此，“比较语义学”既是一种具体可操作的研究方法，也是一种有着广阔学术视野与深厚思想底蕴的学术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