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七十多年前，郑振铎先生对于中国文学研究有过这样一句话：“许多方面的学问，具有这样任情所欲，驰骋自如的未垦发的荒原者，恐怕是除了中国文学的园地之外，是不会有。” 时至今日，在中国文学研究者队伍空前壮大，“竭泽而渔”的口号日渐响亮的局面下，这句话其实仍然可以说。《文学遗产》编辑部在 20 世纪末组织专家们对 20 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做了详细的回顾，结成《世纪之交的对话——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书，可以大略地了解 20世纪学者们对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和所取得的成果。

《对话》一书并未专门对中国诗学研究领域进行回顾。确实，这个领域尽管成果丰富，但却情况复杂，很难把它归结为某一个话题来做讨论。首先，什么是中国诗学？中国诗学的研究是针对什么的？对于研究对象的认定，各家有不同意见，必然会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出现不同的认识。钱志熙教授专门写了一篇近三万字的文章回顾了古今“诗学”一词的含义和使用情况，尽管不是最终结论，也可以初步地明晰中国古人著述中的“诗学”一词的基本含义和研究范围。陈伯海先生在他主编的《中国诗学史导言》中仔细分析了作为理论的“诗学”的六种含义，正好可以跟钱志熙的分析接榫起来。

萧华荣先生说：就中国古代各体文学理论来说，诗论、文论早出，赋论中道消亡；小说论、戏曲论、词论晚出；而文论多为应用性理论，能贯彻中国文学历史全部，体现中国文学本质变化的，就只有诗学理论。所以，诗学思想实际上是以诗歌研究为中心的中国文学的本质表现，其重要意义由此可见。作为诗国的中国，诗歌所表达、包含的文化内容正是汉民族语言、审美文化的集中体现。（《中国诗学思想史》中序言部分）如果从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作为宋诗学研究之始的话，从欧阳修到刘攽所说的“文以意为主”，到吕本中所说的“活法”，再到严羽所说的“妙悟”“别趣”，最后到黄榦等人的“雅正”，宋人对本朝诗学思想的反思与研究呈现多种思潮，互相推动。

现代的宋代诗学研究，从陈衍的《宋诗精华录》开始，学者们致力于揭示宋诗学的独特性质。缪钺先生的《诗词散论》，钱钟书先生《谈艺录》和齐治平先生《唐宋诗之争》，都不约而同地从唐宋诗比较的角度论述了宋诗学的特质，钱钟书认为：“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认为唐宋诗的内在差异在于不同的审美理想和诗学人格，这就深入到了文化学研究和美学类型研究，从此这一问题为学界所热烈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在已有的中国诗学研究领域中，宋诗学的研究不能令人满意，还处于比较初期的阶段。这种初期阶段的性质主要体现在：尽管大家都意识到宋诗学的独立是一个必须提出来的问题，但却缺乏有力的支撑。因此所谓的宋诗学研究，实际上是广义的诗学研究，即流派和作家的研究，“研究的研究”仍属少数。至今也没有像《唐诗学引论》那样的专著出现。周裕锴教授于 1997 出版的专著《宋代诗学通论》（巴蜀书社版）中，从诗道、诗法、诗格、诗思、诗艺五个方面分门别类研究了宋代诗学现象，是目前研究宋代诗学理论最全面的著作。但是，书中并没有说明这些诗学现象怎样构成了诗学理论的宋诗学体系，他们之间的逻辑架构是怎样的。

胡晓明教授的《中国诗学之精神》认为，宋代诗学的核心在其人文精神，而不仅仅在乎技法。他在该书的《弘道》篇中说，宋人写诗重艺术，但是要比唐人更重理实，诗歌之美是与人文涵养相表里的。黄庭坚的刚健拗峭既是诗学上的风格特征，也是他人文精神的特征；宋诗人是“借诗挺立士人精神主体”。我们看欧阳修《六一诗话》论诗云：“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语病也。”艺术的夸张，欧阳修不是不懂；但是身为“诗人”，必须得为自己的作品负责，不仅不能让人发生误解，还不能在事理上误导读者。诗人的责任感如此重要，以至于连《枫桥夜泊》这样的名篇都受到了欧阳修的批评。《六一诗话》云：

如“袖中谏草朝天去，头上宫花侍宴归”，诚为佳句矣，但进谏必以章疏，无直用稿草之理。唐人有云：“姑苏台下寒山寺，半夜钟声到客船。”说者亦云，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如贾岛《哭僧》云：“写留行道影，焚却坐禅身。”时谓烧杀活和尚，此尤可笑也。

我们知道，文学理论史往往表现为文学理论范畴的历史。在宋代诗学的发展中，出现了与唐诗学相异质的宋诗学，这一点已得到人们的承认。而宋诗学的核心命题，以及核心范畴如何，却是一个可以深入思考的问题。在宋代，人们提出了大量的诗学范畴，如气、格、理、趣、韵、味、意、格力、雅健、理趣等等，以及清新、平淡、以意为主、立意、立格、韵胜、以故为新、夺胎换骨、活法等诗学命题，这都是宋诗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何者是“核心”呢？哪一个，或哪几个能反映宋诗学的中心环节、主导思想、甚至本质特征呢？

对于核心的确定，往往是一个很难被认同的工作，因为站在不同的角度，就会看见不同的中心。但是，如果核心是客观存在的话，一次次的修改、校正必然会越来越接近这个自在的中心点。我们知道，宋诗学并不是建立在全部宋代诗歌的基础上，尽管组成宋诗学的因素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整个宋代诗歌创作实践中，但真正能够使之凸现出整体性状的因素还是出现在宋代中期以后，也就是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各领风骚的几十年中。对这一阶段的考察将是我们揭示宋诗学底蕴的主要着眼点。

在对荆公、苏黄等人的研究中，学者们对苏轼的“自然成文”，对黄庭坚的“夺胎换骨”等命题注意较多，注意其相异之处多于注意其相同之处，而笔者认为，正是在他们共同关注的“格韵”上，反映了宋诗学真正的特质。苏轼说的“格韵”可能出自邵雍，跟黄庭坚说的“韵”是同样的意思。“格韵”这一范畴的出现，为我们概括宋诗学的特征提供了方便。因为在宋代，韵（以及与之联系密切的气）的内涵发生了不同以往的变化，宋人很多时候所说的韵已经跟前代不一回事了，这一点尤其在苏黄时期最为显著。如何概括说明这些变化，是解释宋诗学之所以成立的关键；而没有一个准确的词语和相应的范畴来对应它，则无法做到像我们解说唐诗学那样纲举目张。幸而有苏黄格韵说的提出，为我们解决了这一问题。它不仅在字面上体现出了一种不同以往之“韵”，而且在实际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实践上都形成了新的理论形态，可以比其他范畴更好地体现宋诗学的特质。

也许是对词语的理解不同，以往的学者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范畴的存在。因此我们将从语词意义的发生、发展及诗学范畴的孳乳开始对这一范畴展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