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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戏剧符号理论时常常会碰到一种情况，那就是semiotics和semiology的区分。两个词的中文翻译都是“符号学”，看起来毫无差别，国外的戏剧符号理论也未对这两个“符号学”进行区分，而是根据自己的偏好随意使用这两个词语。格雷马斯将semiology一词指向皮尔斯的符号学派，又把索绪尔学派的符号学称为semiotics。他自己的研究就建立在后者的理论基础之上。他认为：“semiology和semiotics之间存在差异。在semiology中，自然语言用作描述符号物的释义工具；而semiotics的主要任务在于建立元语言。……semiotics 的出发点是，在解读非语言符号系统（如图画、绘画和建筑等）的所指的过程中研究自然语言。” [1] 这种说法至少表明了符号学家们对这两种“符号学”的不同认识和争执。
事实上，两种“符号学”的区别并非仅是名称的差别，也不是美国皮尔斯派semiotics和法国索绪尔派semiology两个派别之间对术语的争论。这两种“符号学”之间的差异是两种符号模式之间不可消除的差异。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在《结构主义诗学》中指出，这两种符号学研究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面。semiology不仅把社会文化现象看作物质物体或事件，而且还看作是“有意义的物体和时间，然后是符号”，而 semiotics认为社会文化现象不是由本质来决定，而是“由内部和外部的关系网络来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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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绪尔将符号定义为能指与所指的联结体，而皮尔斯把符号分为意向性符号和非意向性符号。他将非意向性符号称为“迹象”，把意向性符号称为“信号”。语言的或非语言的符号都可以成为迹象或信号，可以通过言语或其他手段（如动作等）来表示或发出信号。在戏剧演出中，符号原则上都是信号，因为它们在理论上都是意向性的。皮尔斯的词汇学把符号分为“标志”“图像”和“象征”，标志与其指向的物体处于相邻关系，图像与其明指的物体构成相似关系。至于象征，则是两个物体之间某种从属于社会文化语境的先存关系：如黑色象征着死亡。
任何戏剧符号都同时成为标志和图像，有时又成为象征。
对这两种“符号学”的区分和确立，是研究戏剧符号理论的前提，是方法论的确认问题，因此十分重要。本书采用的是semiotics的体系，试图分析戏剧的内部和外部的关系网络，剧场内部的交流系统范畴强调剧场表演内部所有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及产生意义的过程。剧本的可能世界范畴则重点介绍构建在剧本文本和读者想象之上的可能世界，是与剧本文本系统内部相关，但又在文本系统之外的系统网络。
[1] A.J.Greimas and J.Courtes， Semiotics and Language: An Analytical Dictionary ，Lary Crist and Daniel Patte（trans.），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2，p.284.
[2] Jonathan Culler, Structuralist Poetics: Structuralism ,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5,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