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戏剧符号学的界定

从理论源头来看，戏剧符号学理论主要借用了符号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用于戏剧领域的研究。20世纪初瑞士的索绪尔和美国的皮尔斯几乎同时提出符号学理论。这既是一门“古老的”又是一门“现代的”学科。尽管所有的哲学家都会思考符号和意义，但严格意义上的符号学研究始于皮尔斯和索绪尔。索绪尔指出，符号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告诉我们符号是由什么构成的，受什么规律支配”。 而后的符号学研究经历了两大辉煌时期。第一个辉煌时期出现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布拉格学派符号学研究成就了符号学的兴起。第二个辉煌时期出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法国、意大利、德国、苏联和美国的符号学研究为代表。这一阶段中，符号学理论在文学批评领域中的应用十分突出。符号学理论适用于多学科的研究，并在不同学科中呈现不同的面貌。从符号学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可以看出，戏剧符号学理论的发展与这个时间基本一致。由此可见，戏剧符号学理论与符号学理论之间的联系深切。

自20世纪30年代布拉格学派首先将符号学应用到戏剧领域进行研究至今，戏剧符号学研究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发展道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戏剧符号理论发展的巅峰时期，涌现了诸如于贝斯菲尔德（Anne Ubersfeld）、伊拉姆（Keir Elam）、帕维斯（Patrice Pavis）、艾思林（Martin Esslin）等戏剧理论家，不仅让戏剧符号理论臻于完善，而且还将戏剧符号理论应用到剧本和剧场的实际分析之中，兴起了戏剧符号理论研究的热潮。但是好景不长，在戏剧符号理论兴盛后不到10年，戏剧符号理论的影响开始减弱，直到今天，已经极少有戏剧理论家采用这一理论进行研究。

如果说，符号学是符号的科学，那么戏剧符号学则是戏剧理论家和观众用来分析剧本和表演的方法。帕维斯将戏剧符号学定义为：“戏剧符号学是一种研究剧本和/或表演的分析方法，并采用这种方法来解释剧本和剧场的形式结构，以及由剧场演出和观众生成的意义的动态性。” ^[1] 戏剧符号理论重点分析形式结构和意义的动态生产过程。

戏剧符号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是符号学的方法，把剧本和剧场的各个行动和物品进行符号化，“从艺术通讯的角度观察戏剧，研究作为戏剧文本的记号系统如何在它的使用者（戏剧的创作者、观众）之间传递戏剧信息。换言之，戏剧符号学研究戏剧的记号系统和戏剧讯息的特征，戏剧文本的结构以及戏剧创造者和观众使用记号的行为” 。符号学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更透彻地理解我们自身行为意义的领域。戏剧符号理论与一般符号学研究的区别在于，戏剧符号学并非是一种意义的辨识。在戏剧语境中的意义辨识，即戏剧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属于诠释学和文学批评的范畴。从导演看到剧本，到观众解析演出的过程，这种意义产生的方式，才是戏剧符号学的研究范畴。

事实上，戏剧符号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一直是戏剧符号学研究争论的话题。有的戏剧研究者专注于剧本文本或剧作法的研究，有的戏剧研究者重点探讨表演的身势学或姿势，有的则是兼容并包，试图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总的来说，戏剧符号学的研究范围包括剧本和剧场两大部分，剧本研究主要包括剧本对话、剧本人物、戏剧行动、剧本逻辑等内容。剧场研究主要包括剧场交流模式、观众、剧场空间、演员的动作、剧场话语等所有剧场交流中出现的要素和成分。伊拉姆认为，由于戏剧符号学研究的范围并未得到准确的界定，所以他的研究是兼容并包的。他在书中指出，戏剧符号学的研究还处在初始阶段，还不是具有相对固定的研究范围的成熟研究。在伊拉姆的《戏剧符号学》一书中，他探讨了剧场符号、剧场交流系统、剧本逻辑和剧本话语等极大的研究范围，试图“勾勒出一项辩证的、并且目前尚不稳定的研究计划的范围；它所涉及的，是支配我们理解剧场的剧本规则的最广泛的可能范围” ^[2] 。

[1] Patrice Pavis， Dictionary of the Theatre: Terms, Concepts, and Analysis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8，p.326.

[2] Keir Elam, The Semiotics of Theatre and Drama ，London: Routledge, 2002.p.192. G6wM9zODBej+ZRiwC2UsJEBkNKZrama7tmXrbjDQMw9/zqTFo6H/EUx+tOQZGk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