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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根泽先生是我敬爱的老师之一。
解放初期，我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当时罗先生为我们讲授中国文学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时南京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甚多，他们都亲登讲坛为学生讲课。记得给我们开课的老师，除罗先生之外，还有胡小石、陈中凡、汪辟疆、李笠、方光焘、张世禄、陈瘦竹、孙席珍诸先生。诸位先生讲课各具特色。而罗先生的中文文学史课是比较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
罗先生讲的是中国文学史，每周四节课，讲授一年时间。时间短，内容多，因此，他讲得比较简明扼要。由于罗先生对中国文学史做过深入的研究，他出版过《乐府文学史》《中国古典文学论文集》等著作，发表过几十篇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所以，他的教学深入浅出，常能讲出自己的见解。例如，过去认为《战国策》是刘向所撰，而罗先生却认为《战国策》出自秦汉间的蒯通。他详列证据，层层剖析，很有说服力。此说虽不能成为定论，对我们却颇有启发。这是其中的一例。只是由于罗先生对诸子学和中国文学批评的研究名声大，他在中国文学史方面的研究就表现不出来了。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罗先生和胡小石、陈中凡、汪辟疆等先生对我们的学习十分关心。为了使我们能够学好中国古典文学，接触较多的原著和资料，这几位老师将自己的借书证给我们使用。当时每位老师的借书证，可借阅六十本书，借阅时间为半年。我们就用几位老师的借书证向学校图书馆借来两三百本常用的古籍和有关参考书，供我们班上二十多位同学学习参考。这对我们提高古典文学的阅读和分析能力起了良好的作用。这件事情因为是我经手的，所以我至今难忘。
在当学生时，因为请教问题，我曾去过罗先生家里几次。罗先生的书房在楼上，四壁排满了书架，书架上排满了书。书架的高度和墙的高度一样，藏书相当丰富。看起来罗先生的藏书并没有什么珍本秘籍，但都是很适用的参考书，如《四部备要》《丛书集成》等，都是古典文学研究者所常用的。罗先生认为自己最值得珍视的藏书是诗话，从1931年春天起，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罗先生寄居北京，购求诗话竟达四五百种。其中有明刊本《诗学丛书》二种，即宋人蔡传《吟窗杂录》和明人胡文焕《诗法统宗》，比较罕见。另外，罗先生还从《苕溪渔隐丛话》《诗歌总龟》《诗林广记》及诸家笔记中，辑出两宋诗话数十种，题为《两宋诗话辑校》（见《中国文学批评史》（三）附录《两宋诗话辑校叙录》），弥足珍贵。
1953年8月，我离开南大以之后，还和罗先生保持通讯联系。可惜信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焚毁，手头再也没有罗先生的手迹了。在罗先生的来信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教我如何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罗先生说，要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工作，首先必须认真阅读《诗经》和《楚辞》，这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最早的两部总集，十分重要。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就是按照罗先生的教导，先精读《诗经》《楚辞》以打好基础，然后选择魏晋南北朝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我阅读罗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在南大读书的时候。而认真阅读此书是在我离开南大之后。当时我想对刘勰的《文心雕龙》进行一些研究。为此，我阅读了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宋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和罗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三部文学批评史，是三位先生的力作，各有特色。但是，我认为罗先生的文学批评史特色最为显著。郭先生的批评史撰写的时间较早，影响较大，开创之功不可没；宋先生的批评史是讲义，是大纲，不可能那样详备。但它远略近详，可补一般批评史之不足。而罗先生的批评史运用西方文艺理论分析各个时代的文艺思潮和批评家的文学思想，用朱自清先生的话说：“编制便渐渐匀称了，论断也渐渐公平了”，“值得细心研读”，“教人耳目一新”，“兼揽编年、纪事本末、纪传三体之长”（《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诗文评的发展》），优点是比较突出的。使人感到遗憾的是，罗先生的批评史只写到两宋，未能写完。一代学人，只活了61岁，岂能不叫人感到惋惜。
罗先生逝世已42年了。先生虽已去世，而其音容笑貌，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他的著作，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已成为我国学术研究的珍贵遗产。这是历史给予一位老专家的最公正的评价。
（写于2003年3月30日，罗先生逝世42周年）
（穆克宏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