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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惊知可夫先生走了，但不知确切的时间，只知他是在上海病逝的。师母隔了一段时间才转告这一噩耗，并告知，先生在病危时曾提到莆田几位学生的名字，这更使我们心中悲切倍增，不忍详闻。如果他在福州住院，包括在福州举办他的追悼会，我们肯定去探病、去告别，但他的后事却是在上海举办，天各一方呀……
有一位同学对我说：“可夫先生是我们认识大学老师形象的第一人。”这话说得很实在。因为他是我们踏进大学后为我们开讲第一门功课第一节课的老师，这也许是他的一个偶然。谁也不会忘却，他站在讲台上，颀长的身躯、瘦弱的脸庞，一双偏小而且不太对称的眼睛，侧着脸看我们，那很随意的、不可以多些斯文的模样。这些大的三十多岁、小的十五六岁各自经历不同的学生，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生，对上大学有着特殊的情感，对大学老师这久违的形象，同样敏感。但他一开讲，大家注意力便高度集中了，很有兴致很明白地在听他的课；他教得不合学生的想象，上完四节课下来，黑板上只留下一行板书：“文章不为稻粱谋”，还有些斜。我们同学中，尚有不少为中、小学老师出身，有的还是多年高中毕业班的班主任，虽有惊讶，但很快都被他的学问征服了。下课时，全班一百多人齐声鼓掌，且经久不息，这成功的讲课效果，也是我们之前所没有感受到的。
后来，我们才零星地知道，可夫老师当过兵，后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当过一家报社的老总，南下来福师大。他有过较多的生活磨难，又有对生活的较多思考，在课程教学中，又是那么坦然面对、交心谈心式的传授学业，对同学很有启迪。有一次讨论课，他让孙绍振老师来回答同学的疑问，他静静地坐着旁听；孙老师走后，他总结时为我们作了点拨，归纳了孙老师的“辩证思维”写作理论框架，很受大家欢迎，可夫老师的谦逊教风，使同学对他又增加了几分尊敬。可夫老师带着我们到各单位采访，对我们的采访作业认真批改，又到出版社拿出选题，让我们参与编辑，一直到出版，倾注了很多心血，这种开放式的教学方法，同学们受益匪浅……
福建师大的校风，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即对学生的尊重。“师道尊严”古训早在实践中演化为“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可夫老师从来对学生不令言厉色，倒像朋友般地亲密交往。他邀请我们到他家做客，聊至深夜，师母为我们煮汤圆夜宵，（师母还是一个官，为省广播电台台长）。记得他家客厅墙上贴着儿女学生成绩评比的红旗表，上面的栏目“看谁得到红旗多”，给我们留下很深的记忆，推算他的儿女那时还幼小，两路红旗差不多，教育家在家庭中亦在实践着一种鼓励法，甚具风趣。他的那门课下来，全班同学得优的多；教材后来出版了，为30万字的《基础写作教程》。之后全省不少高校和电大系列教育单位都采用这个教材，说明可夫老师不单是我们的老师，真正是“桃李遍布八闽”，这一点也不为夸张。
我不敢自诩为可夫老师的高足，但与可夫老师尚有私交。我留校任教一段后又入伍，他也曾有过这个念头；后来我到野战军工作，他对别人说：“这个学生鬼里鬼气真会溜，幸未相从，不然把我丢在那边怎么办呢？”他还介绍我加入全国写作学会，参加全国性学术研讨会议，不忘提携后学，很是感人。
一别经年，当我得知他有了病情后，心中很是哀痛。我们毕业15年聚会时，看到带病参加会议的他，外表气色似乎健康，面部上为师如父的欣慰之中亦有些忧郁，我察觉到了，心中更增悲寂。他不久要去厦门讲学，答应了在途经莆田时下车转转的邀请。我很悉心地准备了一番，包括下榻的房间，其间的参观景点及用餐安排，以及陪同的同学等，但后来接到一信，说他有急事不来了，信中写道对莆田的怀念，原来他当兵时曾在莆田驻守过，还有与“敌特”周旋战斗过的历史，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的。一个人与一方土地有过这么多的瓜葛，这就是难得的文化现象。这块土地上，有他青年时战斗的足迹，又有那么多通过各条渠道、各种形式接受他授业的学生，又有他那多次往返而没有重游的抱憾。世界之小、心灵之大、时光之快、人事之变，都是难以言尽的。我于1998年主编《莆阳文荟》时，他得知我需要一篇评论，即使当时已重病在身，但还是主动提出，且较快交稿，题为《没有光圈只有原色的军营才俊形象》，评论的是拙作《我的连长》，对拙作之原意及价值，析之透彻，赏之有度，且有我颜，让他人欣羡。这其中肯定是他对学生的挚爱在起作用的。
近年来我老是写些悼文，别人曾非议过我。这有什么办法呢？人生（包括师生）之情，又无法一次性用什么来收购，完了锁入不让人知的地方。写悼文往往是让人泪眼离迷，胸次堵塞，绝无法歇笔时陶陶然而余哀全消了，吐出哀思而忘痛。比如悼可夫先生，亦不能如此哉！写到此，可夫先生第一节课仅有的那句板书“文章不为稻粱谋”一行字，又再次在我的眼前跳跃飞舞，让人眼花缭乱矣……
（陈国英文学院1977级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