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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园师逝世三十多年了，不知怎的，我近年时常想起他。
初见易园师是在他设宴招待新生的筵席上，那时他是协和大学中文系主任，全系学生仅十八人，加上师母，恰好两桌。他环顾一下，得意地称之为十八学士。或许是仿效孔夫子的故事吧，席间易园师要我们各言其志。轮到我，我不好意思地说，要当个新闻记者。其实，我对记者工作所知甚少，在报社也无关系，可能是听到“无冕之王”的说法而感到羡慕。那时才入学，姑妄言之，自然是不算数的。在我印象中，易园师说着一口带北京腔的国语，面露笑容，但有一副师严道尊的庄重神态。
近年，我常想起易园师在教学上的一些创造性活动。我上易国师的最初课程是大一国文，全体新生的必修课，这课照例是由系主任把关。他规定每节课开讲前，由一位同学上台做五分钟演讲，按座位轮流。讲过后，有两位同学各做一分钟的评论，其中一位也是依座次排定，另一位自由发言。对我们这些未经世面的新生来说，这就遇上一个大难题，因为面向全班四五十人演讲，是生平第一遭，紧张的心情就别提了。可奇怪的是硬着头皮渡过这一关，意外地打破了神秘感，觉得上台并无危险，反而是练习口头表达的极好机会，所以后来到了自由评论时，许多人竟跃跃欲试了。万事起头难，易园师很善于抓这个起头。
我们系办了一个学术刊物：《协大艺文》，一年两期，铅印的，发表学生的学术论文和诗词作品。还有一个文学研究会，讨论文学的有关问题、每月开会两次。艺文社设有校对、编辑、正副社长，由易园师指定；研究会设有事务、文书、正副会长，由会员选举。按易园师授意，一年级学生只能任校对、事务，二、三年级学生可任编辑、文书，正副社长、会长非四年级学生不可。那时合系的学生数少，任职的机会多。我当过两年校对、编辑，幸而有这基础，以后我接编全校性刊物《协大周刊》，包办编、校和发行工作，就不觉得棘手。我也当过会长，组织能力得到了一番切实的锻炼。
易园师讲授的《中国文学史》是二年级的专业必修课，这门课规定要交学期论文，好的文章推荐给《艺文》发表，老师很注意极早地让表们进入科学研究阵地。我在学时有两篇文章刊在《艺文》上，用文言文写的，经易园师修改润色而成。这文章谈不上研究，只可以说是科研的模拟训练，它确实大大地增加了我们探索学术的兴趣和勇气。
上述平平常常的三件事，今天看来自然不算什么，可五十年前则是一种革新。我当时对此并无认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阅历的加深，我才体会到这些并不起眼的措施，抓住了培养能力这一重要环节，很符合于教学原则，就是五十年后的今天也不失其意义。我应该向我的老师致谢，可是他早已长眠，现在无从向他表达我的感激了。
易园师应过科举，曾留学日本，到了老年没有蓄须，算是一位维新派人物。可我们与他之间确实存在着代沟，那时他六十多岁了，一身夏布或蓝布长袍，足下是圆口布鞋；我们二十岁上下，有的穿着小花衬衫，吊带挂着高腰身三排扣西裤，有的西装革履或中山装。他讲的是诗词辞赋，前清民元。我们谈的是新诗话剧，拜伦易卜生。我们难得和他亲近。可是他确实是我们的恩师，我们在他很有创造性的措施中得到了锻炼，可说是终身受益。事情就是这样充满矛盾，既不亲切而又深受教益，存在代沟而其中又有相通。
我以后也走着老师的路，四十多年了，这道路迂回曲折，夹杂悲欢。现在路上照着阳光，但我已入老境。我与学生之间也存在一条代沟，还曾经有过一堵人造的高墙。也许由于这缘故，我近年会想起老师，想起他的教泽、想从自己对老师的情感变迁中获得一点慰藉。
易园师晚年还勤于著述，40年代末期我曾拜望过他一次，他十分高兴，告诉我正在继续撰写福建编年史。新中国成立前他在我省教育界负有盛名，如果今天还健在，一定会得到很高的礼遇，可是他无缘领受了。历史将是公正的。我想，易园师和其他在教育工作上做过贡献的老师，历史应该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
（俞元桂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