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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年逾八旬以后，由于目力不济，书读得少了，文章写得少了。闲暇无事时常常怀着感恩的心情，回忆青少年时代的老师们对我的教导。他们教我读书，教我做人，影响了我的一生。
抗战时期，我在南京读小学。小学六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教音乐的黄老师，教我们唱一首《临江仙》的歌曲。其歌词是：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首歌词，原是明代杨慎的《廿一史弹词》第三段说秦汉的开场词，上片写“是非成败转头空”，下片写渔樵闲话。“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我国古代小说的名著《三国演义》开头就引用了这首词，所以流传很广。做小学生时，老师教，我们就跟着唱，什么也不懂。后来，了解了这首词的内容，每次唱毕，总感到有几分感伤。在人进入老年之后，每唱一次，不免感慨系之。
中学六年，我是在南京一中度过的。记得在初二时，遇到国文老师王嘉存先生。他对中国现代文学有研究，指导我阅读曹禺的剧本。正是由于他的指导，我在初三时，写了一篇小型论文，题为《论曹禺及其作品》，约一千五百字，发表在当地的杂志《芸芸》上。我还记得，初二时，没有国文课本，他把《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当作课本。在课堂上，我学习了许多中国古代诗文名篇。这对我以后学习中国古典文学起了良好的作用。
高一时，著名词学专家唐圭璋先生在南京一中兼课，他在课余时间为学生开唐诗讲座。他讲解唐诗通俗生动，我们学生听得懂，记得住，激起了我学习古典文学的兴趣。从这时候起，我开始阅读《唐诗三百首》《唐诗别裁》和《杜诗评注》《楚辞补注》等书。我的阅读方法是，读得懂就读下去，读不懂的就跳过去。
高二时，教我们国文课的是贺凯先生。贺先生是山西人，是一位文学史专家。他写过一部《中国文学史》。新中国成立后，据说他回到山西大学去工作了。贺先生上课讲的是山西话，同学们听不太懂，不感兴趣。不过，他的一次作文课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让学生写一首古体诗，我写的是《雨中游莫愁湖》，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华严古刹雾中楼，春雨连绵似无休。
登高眺望眼前景，湖天一色是莫愁。
当时，我不能分辨平仄，也不了解平水韵，可是这首不合格律的小诗，却受到贺老师的赞赏。
高中毕业以后，我考上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按照当时的规定，学生入学前必须经过口试。对我进行口试的是著名学者胡小石先生。胡先生是两江师范学堂毕业的，对古文字、《楚辞》、杜诗、书法皆深有研究，著名书法家李瑞清（梅庵）是他的老师。口试时，胡先生问我读过什么书？我说，我爱读《楚辞》。他接着问，你读了《离骚》以后有何感受？我说，《离骚》是一首伟大的爱国主义诗篇，写出了诗人内心的愤怒与不平，表现得雄伟而悲壮。他微笑地点了点头，口试就算通过了。
入学后，胡先生给我们上《中国古代韵文选读》（先秦至六朝部分）。胡先生讲课不用讲稿，他的手头只有一张卡片，讲得有条不紊。他的记忆力极好。胡先生讲课，语言生动，富于感情。有一次讲蔡琰的《悲愤诗》，讲到曹操派人到南匈奴接蔡琰回归乡里，她与年幼儿子分别的情景云：
“……邂逅缴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贝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
有的同学深受感动，竟然流下了眼泪。汉献帝兴平（194－195）年间，蔡琰被胡兵掳去。在南匈奴生活了12年，生了两个儿子。曹操派人将她接回时，她与幼子难舍难分，场面极为凄惨。这一段诗，经胡先生讲解，感人至深。于此可见胡先生讲课艺术之高超。
胡先生还是著名的书法家。他的字古朴瘦硬，享誉书法学界。胡先生是书法家，也是教育家，他对学生充满了关心和爱护。我们毕业前，有些同学希望能得到他的墨宝。凡是提出要求的，他都一一赠予。胡先生桃李满天下。他是一位德才兼备的真正的名师。
进入南京大学中文系以后，我又认识了陈中凡、汪辟疆和罗根泽先生。他们都是学术上有很高造诣的著名学者。
陈中凡先生是刘师培的得意门生，他是我国第一个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者。著名学者郭绍虞说：
“那时看到中华书局出版的陈中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我就根据此书在大学中开设此课。陈先生此时在东南大学任教，本是我久所敬仰的前辈，所以我的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完全是受陈先生的启发。陈先生的学问很博，他在这方面开辟了门径之后，又在其他方面建立了许多新的园地，似乎在这方面反而变得不大注意了。可是在我，饮水思源，始终难忘陈先生的启迪。”（《治学集·我是怎样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
由此可见陈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领域开拓之功绩。陈先生给我们开的课是《中国古代散文选读》，后来他研究的学问是戏曲。他是当时德高望重的教授。
汪辟疆先生是江西彭泽人，1912年京师大学堂毕业。长期在中央大学、南京大学任教。著名学者程千帆、徐中玉、霍松林等都是他的学生。汪先生给我们开的课是《中国古代韵文选读》（唐宋部分）。汪先生上课乡音很重，不容易听懂。我是他所开课程的课代表，与他接触很多。他对学生很好。有一次，我到他家联系课程安排事宜，他取出珍贵的宋版书《王建诗集》给我看，并且讲了宋版书的特点，我受益良多。他还跟我说，他的住房，南京晒布厂五号，是用《唐人小说》的稿酬买的。我大吃一惊，当时的稿酬竟那样高。汪先生的诗词造诣很高，他常与黄侃先生一起饮酒赋诗。他也常和我讲黄侃先生的轶事，很有趣。汪先生还是著名的目录学家，他教导我治学应从目录学入手，对我一生影响极大。
罗根泽先生，字雨亭，河北深州市人。1900年出生在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1927年，他考取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诸子学，指导导师先是梁启超先生，梁先生去世以后，由陈寅恪先生指导。后来，他还考取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指导导师是冯友兰先生和黄子通先生，研究的是哲学。我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时，他给我们开的课是《中国文学史》。罗先生的文学史课颇有自己的见解。但是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此书激起我对《文心雕龙》的兴趣。我后来研究《文心雕龙》自然是受了罗先生的影响。罗先生为人极好。我大学毕业时，成绩是全班第一名，却被分配到一所中等专业学校去教书。临行时，他跟我说：“先去工作，过几年，我设法把你调回来。”后来政治运动不断，作为老先生，他自顾不暇，加上身体不好，大概他已力不从心了。此事就不了了之了。毕业以后，我与罗先生还有书信来往。他知道我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在来信中教我精读《诗经》《楚辞》，练好基本功。今天，我在六朝文学研究上取得一些成就，和罗先生的亲切关怀和热心指导是分不开的。
当时，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名教授很多。张世禄先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他给我讲《语音学》。我因对此不感兴趣，印象已不深了。张先生治学勤奋，著作等身，在语言学界享有盛誉。张先生在“思想改造”运动之后，调到复旦大学去工作了。
方光焘先生是中文系主任，他是研究语言学的一级教授。方先生给我讲《中国现代语法》，他上课很少讲正题，大都评论语言学界的一家专家与著作。他说，中国现代语法，你们看看王力的《中国语法纲要》就可以了。按照方先生的教导，我把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国语法纲要》，认真地读了一遍，颇有收获。
孙席珍先生是我国著名作家。他研究外国文学，同时也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他给我们开的是《中国现代文学》课。他上课似乎不用讲稿，常常讲的是他与这位作家认识、与那位作家熟悉，讲讲他们的一些轶事。课程结束以后，觉得给我的印象不深。这可能与我对现代文学不感兴趣有关，当时我的精力几乎全部集中到古代文学那里去了。
陈瘦竹先生是研究戏剧的著名专家，他给我们讲戏剧课，内容大半是外国戏剧。也是因为我志不在此，除了大戏剧家莎士比亚等人外，其他也逐渐淡忘了。
老师们的辛勤劳动，使学生一天天地在成长。我后来能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一些成就，应该说都是老师们谆谆教导的结果。尊敬的老师们，我衷心地感谢你们。你们的高尚形象与光辉业绩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穆克宏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