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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时，崇拜过不少老师：教外国文学的李万钧，大胆泼辣；教文艺理论的李联明，字斟句酌；但我接触最多的还是孙绍振老师。大家都叫他孙老头或老孙头，尽管当时他年纪并不大，相貌也不显老。
他的厚厚的眼镜片后面闪烁的是狡黠和智慧的目光，两片薄薄的嘴唇像一个机关枪，不断地吐出一串串妙语。他的嘴巴一张开，你就别想叫他合上，侃上几个小时也用不着喝一口水。
孙老师的课汪洋恣肆、一泻千里，幽默而又生动，让你觉得气象万千。而最让我佩服的是他思想的敏锐性和先锋性。当朦胧诗出现时，中国诗坛一片惶乱，有人反对，有人赞扬，有人不知所措，《诗刊》由此展开一场争论。孙老师的一篇《“朦胧诗”的崛起》，给予朦胧诗相当的肯定。他和他的“崛起论”为舒婷们摇旗呐喊。谁也没想到，朦胧诗一下风靡全国。中国诗歌这个苦命的孩子，一下子激活了，新生了。
孙老师的眼光并没有局限在诗歌，他关心着诗歌以外的世界。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一上台就实行分田到户，那时，我已经大学毕业。有一次我到福州，找到孙老师，闲聊时，我表示对邓小平改革政策的不理解。我当时“左”得很。我以为中国好不容易建立社会主义，田地连成一片，现在分田到户，每家每户一小块田，以后拖拉机、收割机怎能用得上？我脸红脖子粗地大发牢骚。孙老师狠狠地教训我，他的意思是，中国不走改革道路就没有出路，邓小平是要救活中国。我带着满腹狐疑回了家，稀里糊涂地教着书，中国的事咱管不了。
后来事实当然证明了我很傻。孙老师的目光是锐利的，他早就预测到中国的前途。以前，听说他读马列读得很用功，许多段落都会背，没想到他读马列却不把马列当幌子欺骗人，不把马列教条化。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难能可贵的。
我不能不服了他。
现在，有机会大家一起聊天，他还会取笑我：“蔡芳本反对改革开放，被我狠狠批了一顿！”
我笑了笑。要不是老孙头这样一批，我可能还不觉悟，还不懂什么叫“市场经济”。
孙老师关注中国的命运，还包括对中国教育出路的关注。曾有一段时间，他连续写了几篇长文章，对中国教育的弊端发出炮轰。其中《炮轰中国高考体制》一文，我拿来我办的杂志上发表了，让一些人害怕担心了一阵子，因为观点似乎太激烈了。现在读起来，才明白，孙老师他不是不要高考，而是要改革高考，改革那种压抑学生个性，牺牲几代人童年、少年的欢乐和青春的考试办法。后来的基础教育改革的实践又再次证明，孙老师当时敲响的警钟是对的。孙老师敢于发人之不敢言，说人之不曾说，这在于他对于国家、对于民族的责任感太强烈了。
老孙头对泉州的感情很深。因为各种缘故，他曾在华侨大学和德化的一所中学任过教。所以他很留意写泉州的文章，不论我编什么样的报刊杂志，他都乐意为我写稿。一个电话过去，他的稿就来了。不过近来有点“糊涂”，常常将投给别人的稿再拿给找。他说约稿很多，忘了给过谁了。
忘得好，生活其实也不需要太多的记忆。
但是孙老师的人品、精神、思想却一直在我的血液中流淌，而且受益，一辈子不用换血。
（蔡芳本文学院1976级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