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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我在填写高考志愿时，毫不犹豫地将几个主要志愿全都写上了福建师大（那时叫福建师院）中文系。九月，阳光明媚的一天，像是到一个离家不远的亲近的地方去，我搭乘一辆熟人的货车奔赴我的梦想……
我报考意愿如此坚定，最重要的原因是福建师院中文系具有强大的师资队伍，这是闻名遐迩的、有公论的，对于正在做着文学梦的我来说，吸引力实在太大了。而等到我学习生活开始后，我才知道，师院中文系的教学风范，老师们的卓越才智，系里浓厚的文学氛围，远远超出我的预期。我的选择岂止没错，简直可以说是非常高明。
一年级，给我们上《文选与习作》课的是俞元桂老师，那时他是副教授、副系主任，在我们的心目中已有很高威望，上过课后，他的威望变得更高。有一次他讲解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他把人物形象分析得透彻又生动，平时他的脸上就总是挂着亲切、和蔼的笑，这时，他的笑透露出丰富的潜台词，更具有微妙的韵味，同学们的情绪都被感染了，也一次次回应他会心的笑声。俞老师善于精辟地将自己几十年积累的渊博知识传授给学生，无形中也给我们树立了教书育人的楷模。他在给我们做入学训导时指出：“心中的书要多，案头的书要少。”这一句概括了深刻读书道理的话，从此像一盏明灯闪亮着，指引我在书海里航行。我与俞老师的师生情谊一直保持到离开母校后的几十年。1992年底我准备出版一本文艺鉴赏文集，想请俞老师作序，但那时他已身患重病，虽是经过治疗恢复得很好，我还是担心他的身体，便先写信询问。没料到，信才寄出几天，立即收到老师的回信。信上说：“为自己学生的作品作序，我以为是一种很好的享受，比欣赏阳台上盛开的花朵还够味。”要我立即将书稿寄去。可是不久，老师的病情又有了变化，再度住院前，他将序的草稿寄来，以不能抄正为歉，要我“代劳”。读这一篇留下他认真修改笔迹的序叫我感动不已！这一字一句，是他在生命遭受到极大威胁的时刻，一笔一划写出来的啊！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在临终前，还给我来一次信，说到他要送给我将要出版的散文集《晓月摇情》。信中一句“无论如何，将来按我的名单奉送……”紧紧揪住我的心。他的这封信，字迹已不可能像从前那样清秀，甚至许多字写得不太清楚，有的轻如游丝，有的叠到一起，但他的睿智、机敏、泰然自若还是让我惊叹。信没有结尾，没有署名——他的生命已经耗尽……
二年级，为我们上《文选与习作》课的是郑锹老师。他是作家，以“燕青”为笔名发表许多作品。碰上这样一位作家老师是我们的福气！我们院艺术团合唱队还请他为大合唱的歌曲作词。他很注意仪表，年轻、潇洒，穿一件浅蓝色开襟羊毛衣，别具风采。他的作家、艺术家气质决定他的课堂堂精彩。他是最早发现我有一定文学才能的大学老师。一次上课，他将我的诗歌作文抄写在黑板上讲评。诗的优缺点在他的“显微镜”与“放大镜”下被凸显出来，让我深受教益。那是一次手把手地细致引导，令我至今难忘。走上工作岗位后，我仍像当年缴交作业那样，时常将我的习作寄给他矫正。1983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散文诗集《相思树》，他接到书后，立即满腔热情写了评论《浓烈而明丽的诗情》发表于《福建师大学报》1984年第一期上，给了我巨大的鞭策与鼓舞。
配合俞老师、郑老师上《文选与习作》课、批改我们作文的是高素霞、练向高和王耀辉老师。他们都是十分优秀的青年教师，给予我们深入、细致的指导与具体帮助。那时我任系里《闽江论坛》主编，王耀辉老师负责指导我，又多了一些接触。他的亲切、诚恳让我感受到慈父般的爱护与关怀。数十年后，我有一本《论评与歌吟》请他写序，他没有二话，带病撰写，给我很大鼓舞。文艺理论课对于我们是陌生的，可能还是枯燥的，没想到郑松生老师把这门课上得那么新鲜、有味，让我们产生了浓厚兴趣。郑老师上课时常有瞬间的停顿，目光先是注视着我们，随即左右扫视，似乎在期待着我们的思考和回答。为了某种表达，他有时还会把声调突然提高……陈祥耀老师的古典文学课大大提升了我们在中学时对古文的理解。他很有针对性地采用深入浅出的教学方法，他干净利落而又淋漓尽致的讲解，让我们很快明了并吸收了课文的精髓。离开学校后，他多次赠送我《五大诗人评述》等多部学术专著与书法作品集，对我的关爱一如当年。李少园老师讲课字正腔圆、一丝不苟，他注意师生的互动，课堂上气氛活跃。课余，他竟然时常与我结伴在“教工之家”乒乓球室挥拍对垒。
师院中文系的老师自然不可能都为我们授课，有的老师只是见过面，但也留下深刻印象。例如李联明老师。传闻他是口才极好的名嘴，我听了他的一次讲座，便领略了他高超的讲课艺术。
当时我们班级创办了刊物《飞舟》，系主任黄寿棋教授竟欣然应邀为《飞舟》题写了刊名，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与支持。那时系里文学创作氛围比较浓厚，学生写作、投稿，黄先生既给予肯定与鼓励，又时常告诫学生，一定要首先学好功课，切勿本末倒置。
老师们的教导、培养让我终生受用，我永远从心里感恩师院中文系！
（陈志泽文学院1962级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