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政治运动与爱尔兰独立

“呼吁政治自治”的想法早在英国实行宗教改革，爱尔兰经历政治、宗教等打压之后就有了苗头，因而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政治运动。从 19 世纪 50 年代到 20 世纪初，政治运动涵盖暴力和非暴力的双重形式。一些组织机构和团体，如租户联盟和芬尼亚运动就被归为“宪法民族主义”性质的政治运动。“芬尼亚”被认为是在大饥荒之后主动寻求社会和经济状况革新的政治机构。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芬尼亚是一个对爱尔兰共和国负有军事责任的秘密革命性团体（Paseta， 2003）。另一组织是 1858 年詹姆斯·史蒂芬斯创立的爱尔兰兄弟会（ Ireland Republic Brotherhood， IRB），具有典型的芬尼共和主义性质。与租户联盟相比，芬尼亚运动的影响更多地深入到广大人民的心中，并成功汇集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加入帕内尔领导的土地联盟运动中，其结果就是芬尼亚成员可以参加爱尔兰议会的选举。关于芬尼亚共和主义的影响，威廉·奥布伦给出了完美的评价：“芬尼亚运动做出的举动也许不足为奇，但精神却值得永留存。”（Paseta， 2003）1886 年之后，爱尔兰问题确实击中了英国国会大厦——威斯敏斯特宫。1979 年 3 月 30 日，爱尔兰共和军在反对党（保守党）北爱尔兰事务发言人艾雷·尼夫的汽车底下放置炸弹将其炸死。而影响最大的炸弹爆炸事件也许是 1867 年发生在伦敦克勒肯维尔区的事件，爆炸地点就在今天的一所成人教育学院。当时的爆炸案以及爱尔兰共和军的其他行动，“第一次让英国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认识到爱尔兰纷争的重要性”，这是出自格莱斯顿首相的肺腑之言。此举是爱尔兰共和军为了国家的主权与独立做出的英勇之举，也使得格莱斯顿本人开始改革爱尔兰的土地制度，毕竟土地制度是当时爱尔兰人主要的苦难之源。最终，他促使他的政党——自由党，开始致力于促成爱尔兰在英国君主治下实行自治，即“爱尔兰自治”。尽管格莱斯顿短期内无法让英国议会首肯“爱尔兰自治”，但这样的苗头最终使得爱尔兰在世纪之交之时出现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平静的政治局势。

与芬尼亚运动不同，爱尔兰青年和家庭规则联盟（1873—1882）试图参与到宪政活动中，作为实现其政治抱负的手段。爱尔兰青年追求政治自治，通过尊重全岛的文化差异提升整个民族的凝聚力和民族感。为了进一步达成这个目的，盖尔语的复兴成了爱尔兰复兴的重要助推器。

塞科卡·巴特领导的家庭政府协会是“宪法民族主义”的集中体现（Paseta，2003）。作为一名工会会员，他主张进行工会改革。因此，他也肩负着双重任务：一方面要说服英国同意进行工会改革，另一方面让爱尔兰工会相信他们自己有能力，是值得建立的重要联盟（Paseta，2003）。但由于联盟的松散联系，工会很难去平衡内部的权力分配问题。

塞科卡更倾向于对爱尔兰土地重新分配问题的考量，麦克·达维克领导的土地战争运动，目标是削减过高的租金，获得了多数民众支持的呼声。另一位政治领袖——查尔斯·帕内尔则发动了自下而上的政治运动，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冲击让英国新教徒们感到担忧。政治上，查尔斯·帕内尔成功地让爱尔兰政党加强了纪律严明性（Foster，1989）。他在土地问题上的主张赢得了人民大众的普遍支持，并得到了来自爱尔兰兄弟会的财政支持。他最终成为众议院地方自治党的领袖，并发表了一份支持自治、解决土地问题的宣言。帕内尔成功地平衡了自治与分离的矛盾关系，也解决了爱尔兰的土地问题，推动了民族主义的进一步成型（Foster，1989）。“他的政党纪律严明，重用的也都是才华横溢的人”（Macardle， 1951）。他与爱尔兰各政党形成联盟，旨在保持保守党与自由党之间的权力平衡，并且让每个政党都意识到爱尔兰的自治应成为共同努力的目标（Macardle，1951）。自治目标的共同信念使得保守党和自由党进行充分合作。在帕内尔的领导下，爱尔兰各政党之间密切合作，政治机器井然有序地运作着。但在 1889 年，帕内尔卷入了一桩丑闻，公众的怀疑最终导致帕内尔被迫辞去职务。因此，在帕内尔下台之后，各政党失去了为自治运动的团结之心，再次成了一盘散沙。此时，英国当局也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处理久久不能平息的自治运动，他们不得不缓和紧张局势，解决爱尔兰的归属问题。土地问题一直都是一个敏感问题，当时的英国总理格莱斯顿在 1870 年推动了土地法案，在 1881 年颁布的法令中授予佃户自由出售权且引入了适用于租金上涨的复杂仲裁机制（Foster，1989）。格莱斯顿 1881 年颁布的土地法案提倡通过特别法庭的仲裁维护大农场主的土地双重所有权和租金管制的权利（Paseta，2003）。当时的农业市场前景并不乐观：“通过 19 世纪 80 年代的农产品价格及利润继续下跌；土地租金随之下跌，土地的价格跌破底价的现象屡见不鲜。”随后，1903 年的第三次土地购买法案解决了土地自由购买问题，规定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土地购买是强制性的（Foster， 1989）。1903 年的土地购买法案最终确立了将“土地购买”作为土地问题解决的最终方案，通过创造一个新的所有者阶层来重新确立产权的首要地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四分之三的租户都在进行土地买断（ Paseta，2003）。自由出售土地政策让劳动者将目标转向经济发展层面，即通过买卖土地让利润更丰厚，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认为自己的命运与土地相连。另一方面，地主和工厂主可以购买更多的土地，转以进行畜牧业和工业生产。

完成自治的道路充满了曲折和荆棘。这一问题也直接导致爱尔兰南部和北部的政治权力正式分离（ Paseta，2003）。起初，格莱斯顿宣布的爱尔兰自治法案在第一、二轮投票中都被英国的众议院否决。在 1912 年第三次投票后才获得多数同意，也因此导致了各方政治矛盾的激化。北爱尔兰为首的一方不赞成自治，反对原因诸如维持与英帝国的联系、忠诚于英国统治和宪法规约等，但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他们认为“自治等同于恢复罗马统治”。换言之，北方信仰英国新教的各郡害怕在经济和政治上失去优势，也害怕会失去社会地位的优先权。然而在这种时候，任何因素都不可能再阻止爱尔兰自治。那最好的选择就是南北方立场不一，各随各主。

战争加速了军国主义，也为爱尔兰兄弟联合会的争取爱尔兰独立运动加足马力。他们以“英国的困难局面就是爱尔兰独立的转机”为口号，继续争取爱尔兰独立（Paseta， 2003）。1916 年爆发的复活节起义失败了，15 人被处以绞刑，3500 人被迫进了监狱。在复活节起义之后，英国对爱尔兰采取了一系列高压措施，如戒严法律、对独立分子进行处决、对政治异见者采取流放等措施，冷却了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所有这些措施使得爱尔兰公众集体纳入“被惩罚”的范围，给公民的社会生活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这场失败了的复活节起义加强了爱尔兰人民对英国政府的仇恨，并在公众层面点燃了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Paseta， 2003）。

1905 年，新芬党上台。该党领袖亚瑟·格里菲思主张政治自治和经济自助模式，他认为爱尔兰应该利用现有的民族传统和资源，团结人民以完成独立自治。这些思想背后蕴藏的爱尔兰文化复兴以及经济自给自足的意识形态深深影响了 20 世纪 20 年代至 50 年代爱尔兰的经济发展。这种思想也让新芬党在众党间脱颖而出，并赢得了普通民众和其他党员的欢迎和拥护。新芬党通过宪法而非暴力的手段获得了民心，成为多数党领导执政（在 105 个席位中赢得 73 个席位），并在 1918 年大选中超过了爱尔兰共和党。新芬党领袖随后组织了爱尔兰议会，并选举了埃蒙·德·瓦勒拉为总统。有关爱尔兰的政治前途，瓦拉勒曾在 1917 年的新芬党会议上宣布了他的愿景：“我们想要建立的是一个共和国，但独立之后也可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到底要哪一种政治体制，爱尔兰人民可以通过公投自由选择他们自己的分政府。”（Foster，1989）这是试图达成协商一致的尝试。

与新芬党类似，激进派的爱尔兰共和军成立于 1919 年，并带动了民众的反英情绪。尽管暴乱被英国政府镇压了，但英国政府还是被迫通过了 1921 年爱尔兰法案：将爱尔兰境内分为两个自治地区——北部和南部，两者都拥有各自的议会。该法案在北方和南方得到了不同的反应：北爱尔兰接受了这一自治法案，并选出了自己的议会成员，但南爱尔兰拒绝并仍试图寻求全岛作为一个中心完成独立自治。民族主义者内部也有关于自治权的不同意见。支持该法案的人认为爱尔兰无法一直处于与英国战争的境地，因此应寻求妥协。他们主张接受英国的法案、提议以避免更多的暴力出现。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格里菲斯和柯林斯，他们认为法案“给了我们自由，虽然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渴望的那种终极自由，但自由的确实现了”（Paseta，2003）。另一派，反对法案的民族主义者拒绝了英国人的政治干涉并相信国家独立是最终目标。1922 年 1 月，投票以 64 票同意，57 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项法案。在独立问题以及怎样建立新国家的问题上，这种势均力敌的分歧也表明了议会内部分歧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加剧，它也塑造了爱尔兰政治文化的特征之一——民主性与多元性（Paseta，2003）。总统瓦拉勒和他的政治追随者在条约签订后离开了达尔，标志着新芬党内部的分裂。爱尔兰再次陷入危机，这一次的危机反映在支持条约和反条约之间的冲突。最终，这场争论以 1922 年建立爱尔兰自由州为结点宣告结束。爱尔兰岛南部的 26 郡通过协议，建立自由州；而北爱尔兰 6 郡则留在英国继续接受英国统治。独立分区留下的问题是爱尔兰至今遗留的历史问题，这使得爱尔兰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两个地区不能够完全融合，也证实了爱尔兰的发展不可能与英国完全撇清关系。 mNGKgezAqxukDnp6PY1tSA2kbfHvSmNB91Ef2wWJhmhFjH4WgU2czXl23ZwiB3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