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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社会在形成之初，宗教信仰复杂且多元。基督教将盖尔社会的传统异教典仪赶出爱尔兰全境，这期间圣·帕特里克传教士是不可忽视的中坚力量。今天，在塔拉山上仍旧竖立着圣·帕特里克的雕像，不仅标志着基督教战胜异教的历史性转变，更为重要的是展现出基督教与当时爱尔兰盖尔社会的成功融合。当时的爱尔兰盖尔社会具有明显的适应包容特征，在基督教的教义体系下，盖尔民族的政治文化也真正地兴盛起来。基督教就像是欧洲的神灯，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黑暗时期点亮了盖尔人的爱尔兰。自此，基督教与爱尔兰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系，这其中必然也包括促使其政治文化的形成。
早在宗教改革前的几个世纪里，另一股移民力量——苏格兰人正在悄无声息地给这片土地注入他们的宗教思想。苏格兰人度过北方海峡，来到这个与苏格兰隔海相望的爱尔兰一角定居，与当地的盖尔爱尔兰人打成一片。1606 年，两位苏格兰新教冒险家蒙哥马利（Montgomery）和汉密尔顿（Hamilton）与当地盖尔人首领达成一笔交易，创建了厄尔斯特东部移民点。而这个移民点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他们是长老会教徒，而不是英国国教教徒。他们最初来到这里时，因英国国教教会把他们定为非国教而受到了打压和折磨。据史料记载，唐郡当时有超过五百人在星期日的下午渡海到苏格兰的斯特兰拉尔参加圣餐仪式，这在当时实施英国法律的爱尔兰是明令禁止的。尽管长老会教徒如今不会再被当作非国教徒而受到打压，这种独立精神的心理传统顽强地延续下来，成为一种政治文化力量。长老会教徒在物质和精神方面按照自己喜好而行事的信念，在此后三百多年的爱尔兰历史上得到保留，成为影响当今政治局势的重要因素之一。
英国的宗教改革使英国教会脱离了教皇和罗马教廷的控制，刮起了一场资本主义盛行的旋风，使英国成了新教之国。英国实行宗教改革之后，也将新教强加给爱尔兰民族，强迫他们信仰新教。尽管如此，新教最初未能在爱尔兰生效。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有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爱尔兰有一半的土地是沼泽和灌木丛，几乎没有任何道路相通，通讯也就变得十分困难；而更主要的则是爱尔兰教会拥有爱尔兰语言的屏障，语言的统一性让路德教义对这个弹丸小国毫无办法。诚然，爱尔兰在统治和政府层面上接纳了历经宗教改革的新教，但事实上除了政府所在地都柏林及周围地区之外，新教并未起到引领作用。其结果就是：盖尔爱尔兰人通过保持天主教信仰，与新来的信奉新教的英国官员和移民进一步划清了界限。盖尔爱尔兰人通过信仰团结的方法在意识形态层面对英国的政治统治者进行无声抗议：政治不自由并不会限制宗教信仰的自由，而信仰的皈依一定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冲击英国的政治统治。正如第一章所述，一系列来自英国势力的宗教欺压最终还是让爱尔兰天主教遭受无情摧残。不管其原先的种族归属，一系列可怕的事件缓慢地将爱尔兰人打造成两个民族：天主教民族和新教民族。而有一个人极大地推动了这一分化进程，他就是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那时，克伦威尔已经在英格兰取得了反对国王查理一世的内战胜利，但由于爱尔兰仍存在着与其势力抗争的英国王党军队，在 1649 年的8 月，克伦威尔也踏上了爱尔兰的土地，并在这片土地上发动了内战中最后一场残酷无情的战役，这对爱尔兰未来的历史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克伦威尔将爱尔兰天主教徒赶出原本属于他们的土地：香农河以东的土地分配给了议会军的官兵以及助其作战的投机商。而那些被剥夺土地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则被迫迁移至香农河以西更为贫瘠的康诺特省。此举是对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最后羞辱，他们被放逐到自己国家的蛮荒地带，后来也被称为“克伦威尔诅咒”。无论是迁往西部的地主，还是留在东部却处境更为可怜不得不转而效劳新教移民的佃农、劳工，这场“康诺特迁移”都是对爱尔兰民族的极大羞辱，并在其身上打下了永久烙印。天主教徒拥有土地的比例，在一次次暴动下已经减少到了 59％，而如今的这次“克伦威尔诅咒”让它下降到仅 22％，后来的许多大事件的发生也让爱尔兰天主教徒所拥有土地的百分比一度降至 1714 年的 7％，这意味着彼时的家乡故土只有 7％是属于爱尔兰本土天主教徒的。
爱尔兰的宗教改革最终完成后，所有的教会建筑都落到了获得胜利的新教教会手中，这就导致天主教不得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教堂废墟的简陋圣坛前或是偏僻之所举行弥撒。而 18 世纪初，英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严苛的针对天主教的法律刑惩。这些“刑惩法”规定：天主教徒不得进入议会、担任公职，没有选举权，也无权购买土地……在刑惩法下，爱尔兰天主教会并没有消亡。与此同时，天主教会在克服了刑惩法造成的困难之外，还加强了教会与爱尔兰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团结与联合。广大民众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和许多人身自由权利，而此时的教会就是自己的组织。教会汇聚了民众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则更好地反映在了政治文化的凝聚方面，为今后爱尔兰共和国成立之初的政治文化形成打好了基础。而 18 世纪的这种政治文化的雏形又助推了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形成，人们开始谈论民族要求。
虔诚信仰被无情打压的被动局面直到詹姆斯二世继位时才得以缓解，此时爱尔兰天主教徒才真正感到他们时来运转的时刻到了。詹姆斯国王在爱尔兰的政府机关中任命天主教徒担任高级官员，因此天主教徒占多数的爱尔兰议会通过法案废除了克伦威尔制定的土地分配法案。在成为独立主权国家之前，处在被英国统治下的爱尔兰甚至失去了政治生活，更不要说形成自己的政治文化了。但宗教信仰却是一股神秘而强大的力量支撑着爱尔兰人的方方面面，让他们有决心去反抗、去完成自己的政治独立。从这一点来说，宗教因素似乎在爱尔兰政治文化发展的进程中起到了“灵魂首领”的作用。
反抗英国统治的起义并没有随着英国统治进程加速而熄灭，相反，激烈的反抗愈演愈烈。起初，在寻求独立、免除压迫的斗争中，“暴力”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因为除了暴力动武以外，其他方式不会得到英国的理睬。具有代表性的当属 1641 年罗里·奥莫尔等率众攻占都柏林堡、1803 年罗伯特·埃默特领导的起义。暴力运动往往激起了爱尔兰社会的普遍呼应。爱尔兰民众揭竿而起，他们对殖民者予以狠狠痛击，总共消灭了近万名殖民者。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与演变，爱尔兰的政治领袖意识到只通过暴力手段进行武装反抗依旧是无政府、无组织的间歇性“爆发”，达不到持久反抗宗教压迫、完成民族崛起的目的。
此时，在众多反抗中，真正让天主教加入爱尔兰政治活动的，是奥康奈尔和他领导的天主教解放运动。奥康奈尔是爱尔兰政治文化形成的一个重要政治人物。他成立并不断改革天主教协会，实现了天主教的壮大。他的天主教解放运动，也让天主教教徒参与议会成为可能。不同于使用武力的民族主义者，奥康奈尔崇尚用非暴力手段解决问题，推动了两国立法机构的政治联合。
奥康奈尔的方法简单且行之有效，他设法减少协会会员的会费，每月只收取一便士，让每位教徒都能负担得起（Paseta，2003）。通过天主教协会的改革，天主教会为其参与政治竞选筹集到了资金支持，更主要的是得到了更为广泛、多数的民众支持。经过奥康奈尔的改革，天主教会成了一个有纪律的政治组织。他主张领导天主教通过非暴力但隐含暴力威胁的手段参与到宪政中去，这也是爱尔兰民族主义在接下来的 80 年里奋力争取的最基本诉求（Paseta，2003）。根据福斯特发布的《现代爱尔兰 1600—1972》中的叙述，这种运用隐含暴力构成无形威胁的方式成为后来爱尔兰政治运动的主旋律。天主教徒对于政治运动的积极参与、坚定不移地拥护宗教组织也是爱尔兰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即团结的民族性。奥康奈尔的非暴力宗教解放也意味着民主和非革命性政治组织在政治层面的胜利。据“帕瑟塔”叙述，“这次宗教解放让天主教徒认识到‘改变’是完全可能的，民众的集体力量是一个强大的武器”（Paseta，2003）。
天主教解放运动是由奥康奈尔发起的带有民族主义性质的民主运动。通过这一运动，爱尔兰天主教徒要求参与到议会的政治生活，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依据宪法，奥康奈尔采用的非暴力手段是完全合法的，这一举措也反映了其受到英国议会的影响。通过这样一种凝聚爱尔兰民族集体力量的行动，爱尔兰的民主运动也取得了进一步的胜利。爱尔兰身份强调的团结、忠诚也成为政治文化的某种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