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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爱尔兰人和英国人之间的纽带不仅体现在民族方面，更体现于政治方面。尽管二者在特性方面存有许多差异，但它们也很难被认为是属于“完全不同”的国家。
从历史上看，爱尔兰的祖先文化丰富。爱尔兰的语言是盖尔语的变体，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语言之一。在宗教信仰方面，天主教在 5 世纪时传播到爱尔兰，并将其归功于圣·帕特里克的功劳，这股信仰在整个岛上都发挥了它的影响力。自那时起，外族人侵占并企图控制这个岛屿。最终，英国征服了爱尔兰，并成功地将爱尔兰纳入了自己的控制范围，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自英国国王亨利二世于 1171 年宣布自己是爱尔兰的君主之日起，英国移民在爱尔兰北部地区定居下来，后进一步将势力范围扩展到整个爱尔兰岛。
爱尔兰的现代国家机构最初是在英国君主的控制下发展起来的。在此之前，爱尔兰社会虽然在中世纪早期取得了文化、艺术和文学的高度发展，但当时没有明确迹象表明它会走上当代欧洲政治发展的道路。1169 年，诺曼人入侵以及爱尔兰领主制度的建立（当时英格兰诺曼国王行使爱尔兰领主的职能）标志着爱尔兰建国初期的开始。16 世纪，充满活力的都铎王朝征服了爱尔兰岛屿，1541 年爱尔兰君主被提升为国王的头衔。此后，爱尔兰王国继续拥有自己的政治机构，但 1800 年英国通过《联合法案》，该法案促使新国家即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建立，英国的政治影响力也随之增强。
第一，在宪法层面上，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某些作用和职务为新国家的建立者提供了重要的基石。第二，在行政层面上，发展一个庞大的公务员制度给新的国家留下了一个充满训练有素的专业工作人员的机构。第三，在政治层面上，1922 年之前的几十年里，爱尔兰选民和政客们已经习惯了日益民主的政治实践，他们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其政治主张与今天的政治文化有些相似。
1170 年，诺曼人对爱尔兰进行入侵，爱尔兰所处的盖尔社会呈现一片灾难景象。起初，诺曼人想要从这片土地中得到的仅仅是土地和财富，但后来因为诺曼人与所效忠的英国国王相隔甚远，他们竟演变为盖尔传统政治体系的一部分，周旋于各部落相互交战的无政府状态之中。这些诺曼人与爱尔兰人通婚，且放弃了自己的诺曼式法语，转而说爱尔兰语，更是遵守爱尔兰的政治、法律以及生活方式，其中许多人变得“比爱尔兰人更像爱尔兰人”。英国国王曾试图采取措施阻止这种同化行为，禁止在爱尔兰出生的英国人穿着爱尔兰服饰、说爱尔兰语以及运用爱尔兰的政治与法律制度。通过的立法并未使这些退化了的英国人回到自己祖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他们继续奉行着爱尔兰民族的社会传统。直到抱持着现代中央集权制政府理念的都铎王朝，才彻底下定决心终止这种在爱尔兰盛行的无政府状态。
1534 年，亨利八世以书面形式对爱尔兰的土地进行绝对权控制。爱尔兰人逐渐意识到，这一次的土地所有权变更与以往不同，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不再根据古老的盖尔法律及传统进行分配，而是按照英国国王的意愿及其制定的法律来划分。另一方面，英国政府向爱尔兰派出的驻爱大臣也由原来的诺曼—英国背景的爱尔兰领主变为英国任命的英国人。尽管盖尔爱尔兰人与盖尔化英国人曾结成联盟意图反抗这种征服，坚决反抗英国在爱尔兰境内制定的新秩序，但结果是爱尔兰及其本土居民终被视作需要征服和教化的对象。一位驻爱大臣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根据同时代人的描述说道：
他的做法是将所有死者（爱尔兰人）的头颅砍下来，带到他夜里宿营的地方，摆放在通往他入住帐篷的路上。这样，每一个无论何时到他帐篷来的人都会经过用头颅排成的巷道，他的目的是加以恐吓——制造最痛苦的死亡感觉。确实，当人们看到被杀的父亲、兄弟、孩子、亲戚和朋友的头颅就摆在他们面前地上的时候，他们会感到非常恐惧……
就这样，在伊丽莎白时代，爱尔兰人对占统治地位的英国人的仇恨已经铸成，并深深地植根于爱尔兰人的意识之中。
尽管反对英国的起义不时发生，但到了 1603 年，爱尔兰已经彻底被纳入英国的统治之下。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英格兰和苏格兰移民居住在北爱尔兰的阿尔斯特以及其他北部地区，这也促成了该地区政治和宗教复杂性、多样性的特点。（爱尔兰外交贸易部，2013）。经过几代人的居住，他们很好地融入其中，也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看作是爱尔兰岛上的居民了。这种和平共处的模式一直持续到英国实行宗教改革。除了改革之外，亨利八世还增强了君主的权力，加强了英国对新南威尔士和爱尔兰地区的控制。如果爱尔兰地方政府权力落到当地贵族手中，爱尔兰天主教徒也许不会受到如此严重的影响和歧视，宗教冲突也不会如此激烈。但残酷的事实就这样发生了。
长期以来，天主教已经完全融入爱尔兰人民的生活与文化中，但自宗教改革以来，它却被视为“不洁不净”的象征。这对于爱尔兰虔诚的天主教徒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侮辱。另一方面，英国极力推崇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努力在教会实行新教传播。英王亨利八世脱离罗马天主教会，并自封为英国国教的最高统治者，没收了天主教会的所有土地及财产。此外，他还颁布法令驱逐、迫害天主教牧师和信徒。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那些想要恢复天主教信仰地位的人与那些意图确认英国国教权威的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英国不得不去解决的核心问题。英国国教的权威终于在一系列激烈的斗争中获得了成功。这个持续了几代人之间的争端以 1688 年光荣革命的胜利为标志获得了成功。英国的宗教改革被认为是 17 世纪整个欧洲宗教改革浪潮的先锋。
因此，在这种背景下爱尔兰似乎不可避免地受到宗教威胁与打压。英国派出新教教徒负责爱尔兰的各项政府事务，他们享受着爱尔兰的政治、土地所有权和社会地位带给他们的优势和优越感；他们希望通过维护他们的特权，压制天主教徒参与公共生活。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敌对关系和暴力斗争持续存在。天主教徒被认为是不符合宗教规范的人，所以他们的政治行为也是被歧视的。在爱尔兰，他们虔诚的信仰让他们遭受迫害，并一直被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宗教的分歧也加剧了爱尔兰社会的复杂性。据 1834 年的宗教普查数据，约有 81％的爱尔兰人是天主教信徒，10.7％是英国新教徒，9％是长老会教徒（爱尔兰北部例外）。英国的新教在都柏林及其周边地区有很强的影响，在爱尔兰北部也有着不小的势力，如在阿尔斯特省。人口普查显示该国的长老会教徒和 45％的圣公会教徒都生活在阿尔斯特郡（Paseta，2003）。宗教的分歧不仅破坏了当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关系，也是北方和南方冲突、分化的根源，这也是后来爱尔兰南部成立了爱尔兰共和国而北方只能叫作北爱尔兰的直接原因。
自 1800 年《联合法案》实施以来，英爱两国间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议会联盟。爱尔兰地方当局除名义上会有自己当地的长官外，完全由威斯敏斯特议会管辖；爱尔兰自治政府的实质性权力也被剥夺。根据该法案，爱尔兰在立法机构及官员任命方面没有决定性权力（Paseta，2003）。其导致的结果就是，新教徒虽然人口少，但拥有绝对的政治权力。据统计，当时 5000 个新教家庭拥有 95％的爱尔兰农业用地和政治权力（Paseta，2003）。相反，占爱尔兰总人口大多数的天主教徒，在经济和政治中时刻处于从属地位。即使是这样，新教徒仍然认为天主教徒的存在是对新教宪法的威胁。
有了“殖民者”的特权，英国的官方语言英语也成为爱尔兰地区规定使用的官方语言。1831 年实施的国家教育制度，将英语作为教学语言合法化，英语也逐渐成为爱尔兰许多重要城市的交流语言。1850 年左右，只有在爱尔兰某些偏远山区才保留了使用盖尔语的传统。直到 19 世纪 90 年代，爱尔兰的民族身份觉醒让这个国家重新开启了保卫传统爱尔兰语、支持爱尔兰语的重建之举。
然而，不得不说，英国的政治文化对于爱尔兰的影响也不都是打压与折磨性质的。爱尔兰的议会制度最早是由英国政府引入爱尔兰的。无论是爱尔兰的“当地”人（大部分是天主教徒），还是来自英国的“新”移民，都接受了这个议会传统。同时，英国的郡制、巡回陪审团制度，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英国法律、地方行政机构和土地租佃制等都是此后在爱尔兰政治文化中延续下来的制度体系。因此，即使爱尔兰从英国的统治中脱离出来，建立了自己的共和国，议会制度等政治体系也还是继承下来了，议会民主制度则更是完好地应用到了本国的政治体系与政治实践中。英国对于爱尔兰的殖民统治与宗教打压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但也正是因为内忧外患的交迫，爱尔兰人民身上具有的独立意识、政治自治意识以及民族意识才能够被激发出来，成为后来建立共和国，形成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的一把利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