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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0至前354年），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作家。他是雅典人，是苏格拉底的弟子。公元前401年，色诺芬参加了希腊雇佣军，帮助小居鲁士（Kurush，约公元前424至前401年）争夺波斯王位，但是没有成功。次年，他率领军队克服艰难险阻重返希腊。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在雅典被判饮毒芹汁身亡后，色诺芬随后被雅典判处终身放逐。公元前396年，色诺芬投靠斯巴达，并得到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Agesilaus）的庇护。他在斯巴达获得了定居的权力，被斯巴达政府安排居住在奥林匹亚附近的斯奇卢斯（Scillus）。在那里，他与妻儿团聚，平静地生活了约20年。在这20年里，他撰写了很多著作，除了回忆他所经历的历史事件，他的很多作品还体现了他对政治、军事、政党、农业经济以及家庭伦理的看法。他的主要著作有《远征记》《希腊志》《居鲁士的教育》《斯巴达政制》《经济论》《阿格西劳斯》《回忆苏格拉底》等。《远征记》从希腊文直译应为“居鲁士上行记”，讲的是波斯王子小居鲁士上行称王战死后，希腊雇佣军在色诺芬的率领下，翻过雪山，回到希腊的经历。
《希腊志》的前两卷可以看作色诺芬为修昔底德（ Thucydides）尚未完成的历史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写的续篇。其全篇叙事始于公元前411年，止于公元前362年，而修昔底德的叙事始于公元前431年，止于公元前41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始于公元前431年，止于公元前404年。这场战争是发生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经年恶仗，双方为了争夺希腊世界的霸权，断断续续打斗了27载。修昔底德在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决定真实地再现这一历史事件，然而天不假年，他还未完成《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最后7年（公元前411至公元前404年）的书写，就突然去世了，最终只完成了这部战争史的五分之四。在这部鸿篇巨制中，他所写的最后一个句子是不完整的，这表明他尚未完成自己的写作计划。而色诺芬正是从这个断裂点续写公元前411年后希腊的历史。色诺芬《希腊志》中的前两卷，补充了修昔底德的叙事，记录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后7年，有了《希腊志》，后世才得以看到一幅完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画面。《希腊志》的后五卷，仍以雅典和斯巴达为叙事的中心，讲述了希腊诸城邦与其接壤的小亚细亚地区波斯王国之间的纠葛，叙事直到色诺芬去世前8年。可以说，《希腊志》的记载跨越的是整个希腊血雨腥风、战争连绵的时代。其间，雅典和斯巴达以及后来的底比斯城邦为了争夺霸权，各自元气尽伤。
有学者指出：色诺芬在《希腊志》中所写伯罗奔尼撒战争续篇部分，明显早于该书记述其他内容的篇章，其他篇章的写作一直延续到公元前4世纪50年代，其间大概历经多次修改。因此，《希腊志》“应该是色诺芬思想最成熟时期的著作”
。色诺芬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续篇，竭力遵循修昔底德的风格，其余篇章则构成了公元前404年至前362年期间希腊史的主要史料。色诺芬在讲述这段历史时，没有隐藏自己的态度、立场，而且涉及农业、军事、民主、政体各方面，成了古希腊经济史、政治史、战争史、社会生活史等专门史研究极为重要的资源。
色诺芬一生经历丰富，著述可观。史学界认为虽然他在研究和理解历史的深度上不及同时代的“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但是他在观察和表现历史的广度上有着角度新、视野宽的特点。因而，色诺芬在西方史学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也有学者认为修昔底德虽然严谨深刻，但也有局限与不足，主要表现为：第一，他总是强调古往今来“人性”是不变的，因此历史也总是重演的，这就导致历史循环论。第二，记时的方法不准确。经常只用“冬季”和“夏季”来记时，不写具体日期。第三，取材过于狭隘，没有片言只字提到雅典的文化发展状况。
或许，修昔底德的局限正是色诺芬的长处。
关于色诺芬的史学成就，史学界一致认可的，有如下三方面：
第一，他扩大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笔触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等许多领域，他的著作是后人研究希腊社会历史各方面状况的必读资料。第二，西方史学至色诺芬的时代，开始形成以人叙事的新体裁。色诺芬在《希腊志》中就非常注重刻画人物。第三，他比其他古代历史学家更重视历史中的经济因素。
色诺芬在其著作中，最早使用了“经济”一词。在古希腊语中，经济一词由两个词组成，即家庭和法律，其本质含义是“家庭管理”或“家政”。色诺芬较为系统地阐释了古代经济理论，详细记载和论述了古希腊的经济事务。色诺芬对经济的关注，在《希腊志》中则具体体现为不只是单单书写某次战斗，而是对军事部队如何募集军饷支付部队的开销、如何选择恰当的季节囤积军粮、如何借助农业的发展来提高部队战斗力等都有具体描述。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史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变化的趋势是史学的统一体消失在学科的多样化之中。“历史学将要从较大的时空范围内，即以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的形式考察研究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历史的整体。”
那么，从现代史学研究的角度看，色诺芬涉猎广泛的史学记载对后世的研究更能提供多元的信息和帮助。
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产生了另一位史学家提奥庞普士（Theopompus）。他是雄辩家伊索克拉底的学生，著有《希腊史》（ Hellenica ）和《腓力本纪》（ Philippica ），前者续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载公元前411年至394年希腊的历史，后者叙述马其顿王腓力的事迹。但他的著作大部分均已遗失，仅存片段。因此，研究古希腊公元前411年至前362年社会、军事、经济、历史的状况，无论是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还是军事家都要参考色诺芬这一时期的著述。
由于著述颇丰，后人将色诺芬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并称为“古希腊三大史学家”。
色诺芬的作品在19世纪前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19世纪后，由于科学史观的出现，色诺芬著述的史学价值成了史学界争论的话题，史学家们对其成果褒贬不一。西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徐松岩在其《色诺芬史学二题》中，针对过往史学家对色诺芬的评价作了一番梳理：早在19世纪就有德国学者内普尔（ Barthold G.Niebuhr，1776—1831 ）和英国史学家及辉格党政治家麦考莱（ Thomas B.Macaulay，1800—1859）等对色诺芬的叙事方式和史学观点提出了严厉批评。J. W.汤普森在其《历史著作史》中指出，色诺芬虽多才多艺，但思想之深刻不及修昔底德，撰述之风格不及希罗多德引人入胜，《希腊志》虽为其重要著作，但是在准确和公允方面有缺陷。伊迪丝·汉密尔顿认为色诺芬之作切合实际，符合情理，除了几篇及个别句子有闪光之处，其余一般。而W. P.亨利则言辞激烈，认为《希腊志》的前两卷粗制滥造，苍白贫乏，后五卷连贯性不强。尽管遭受诸多苛责，徐教授仍在文中力举了色诺芬诸多的史学贡献，更借用C. L.布朗森总结道，色诺芬的《希腊志》乃是所有涉及公元前411至前362年那半个世纪希腊历史最权威的著作。
色诺芬的《远征记》和《希腊志》这两部作品没有引言，而他的其余作品均有。《希腊志》引言的缺失这一现象也引起了学者和读者的广泛兴趣。引言通常是作者用来阐明写作目的、动机以及写作计划的。而色诺芬不附引言，使得他的写作目的和动机扑朔迷离。为究其里，有学者通过梳理《希腊志》发现，色诺芬在作品中评论的时候，强调了如下几个方面：虔敬、自律、公正、勇气、智慧、忠诚等。
而这几个方面是一个完美统帅的基本要素。基于这样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色诺芬在《希腊志》中强调了一个好的统帅的伟大作用，并据此认为这一落脚点构成了他写作的主要动机。
从色诺芬早年战斗经历来看，这或许能成为他的写作动机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不由自主的一种选择。色诺芬自身就是一个统帅，曾追随小居鲁士远征波斯腹地，后又带领几千希腊雇佣军返回希腊；投靠斯巴达后，他又跟随阿格西劳斯作战；因此，他从好的统帅的角度书写他经历的希腊历史事件，或许是一种自然选择。而在《希腊志》中，阿格西劳斯可以说是被作为一位完美的统帅展现的。他每战必占卜，对神灵虔诚祭拜；并且生活简朴，懂得战略；战场上鞍前马后，不顾安危；与盟国和波斯国之间信守诺言。这些品质在他与波斯总督帕纳博苏的交往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国内《希腊志》研究者张凯认为，《希腊志》是色诺芬对希腊人的困境与出路的深刻思考。他指出：色诺芬在论述军事技艺，指出军事力量的建立对权力的维护至关重要的同时，还表达了对正义伦理的渴求；并坚信只有在正义伦理观的引领下，建立人与人之间、城邦与城邦之间平等的伙伴关系，希腊才能走出困境。事实也证明，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盟邦之间的背信弃义，导致邦交恶化，促使斯巴达、雅典、底比斯等城邦陷入霸权争斗的轮回之中。这样争斗的结果是加速了各邦由盛转衰的过程。而曼提尼亚战役之后，希腊陷入更为混乱的局面。
色诺芬的伦理观与苏格拉底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他们都是伦理实践的典范，有史学家认为色诺芬可以被称作“苏格拉底式的历史学家”
[1]
为色诺芬的多部作品做过注疏的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也曾说过，色诺芬应该被看作“我们关于苏格拉底思想确切理解”的卓越源泉。
苏格拉底不同于同时代的智者之处在于，他认定兄弟之间、人神之间、个人与城邦之间等各种伦理关系之中都有确定的正义。而色诺芬在他的《家政论》中所倡导的也是人与人之间有伙伴般的平等关系。他不但不贬低女性，反而指出男女平等；提倡善待奴隶。色诺芬在《希腊志》中试图揭示神意与正义是一致的，只有行正义，权力的使用才有善果。这表明了他渴望用正义的伦理思想引导邦交关系，并希望以此拯救混乱之中的希腊。
色诺芬的写作风格也引起了论者的注意。列奥·施特劳斯认为，色诺芬平淡的著述风格与那种久已失传的哲人的隐微式写作有关。所谓“隐微写作”，施氏认为是“同一个文本里传递两种不同的教导：‘俗白教导’和‘隐讳教导’。‘俗白教导’是人们能够轻易读懂并对政治社会有益的，而‘隐讳教导’则是只有少数受过专门训练的人仔细阅读、反复琢磨才能领会的”。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施氏在色诺芬的字里行间读出了太多的含义。理由如下：色诺芬写作之时，距离希腊文字（基于腓尼基字母的希腊字母）产生并不久，作品传播的条件远不如现在容易，在辗转传抄流布的过程中历经散佚、损耗在所难免，我们今天能够读到流传下来的色诺芬作品实属不易，故而其行文中显现的不连贯或是疏漏可能是由传播的艰难所致，也可能是因为在古代技术条件下，人们对于写作并不像今人这么讲求逻辑性、连贯性、清晰性和流畅性。另外，及至19世纪，随着史学的科学化与专门化，理性史学家们将修昔底德的作品经典化，并将之奉为历史书写的标杆；在这样的史学研究语境下，品评色诺芬的作品，比较孰优孰劣，所得出的结论可想而知，却难逃以后人之标准衡量先人之嫌。最后，色诺芬作为当时的政治军事的风云人物，拥有自己的立场与观点，恐怕是任何写作者都无法避免的。即便是中国古代大史学家司马迁通过实地考证，撰写《史记》，也难掩个人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好恶。譬如，他对谋害董仲舒而当上宰相的公孙弘的描述就四个字“外宽内深”。因为对其人没有好感，所以不愿多着笔墨。
总之，读色诺芬的作品，要选取合适的角度，或许结合其时代大局，以及色诺芬自身的身份特征去阅读会有更大的收益。《希腊志》写作的年代是公元前5世纪初和4世纪末，雅典和斯巴达作为有号召力的大邦日渐失去势力；那时的希腊世界，正是一个群雄逐鹿、逐步形成多中心格局的变革时期。色诺芬虽无法预见未来，但他从自身的政治军事经历，看到一个好的统帅所应具备的卓越才能和优秀品质，看到强大的军事力量所起到的安邦定国的作用，看到伦理和正义才是希腊摆脱困境的出路。从这一角度，我们或许也能管窥古人之心，略知千年之前哲人的写作目的和动机。
幸存下来的《希腊志》是色诺芬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的标题沿用的是拉丁文中的Hellenica一词，意即关于希腊的书写。色诺芬的《希腊志》，西方学者认为更多的是一部私人的著作，用于亲朋之间内部的交流，而这些亲戚朋友多数都了解所写的人物，甚至亲历过这些记载下来的事件。色诺芬曾受到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的赏识与帮助，这使他能在斯巴达安享天伦。这些事实，常常成为后人用来指点该作品中对斯巴达的偏袒的缘由。尽管有评论认为色诺芬开辟了“御用史学”的先河，但是这些严词仍然无法抹杀该作品在希腊史学上的重要地位。因为，色诺芬所述从公元前411年，即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断裂之处开始，一直叙述到公元前362年的曼提尼亚（Mantineia）战争为止。作为当时希腊的政治、军事风云人物，色诺芬亲历了其中很多的历史事件，他的叙述生动细致，对历史人物之间雄辩的言辞都有详细记载。此外，他对那个时期希腊的地理环境以及农业经济的发展也多有描述。这些记载，使《希腊志》成为这段断裂史的史源性著作。《希腊志》同时还展现了古希腊的军事思想以及军队编制、供养等管理体制。
《希腊志》全书分为七卷，各卷都按年份记载了希腊及其接壤的小亚细亚地区发生的政治军事以及奥林匹克的竞技事件等。
其中，颇值一提的是笔触细腻地描写了雅典政权的更迭、民主自治的艰难历程。从雅典公民大会的全民公决，到“十人”党，再到“三十僭主”的立法委，读者可以看到政客演说对民意的煽动，强权政客如何通过匕首党操控民主决议。另外，色诺芬还重点刻画了阿格西劳斯这位斯巴达历史上的跛足国王，描写了他身先士卒，对神灵的虔诚礼拜，对战士的体贴关心，对将士的知人善任，以及在他的带领下，斯巴达对盟邦的有求必应以及宽宏大度。色诺芬尤其着重描述了阿格西劳斯每次出征或征战必定祭祀问吉凶，对于阿格西劳斯行军途中造土炉给山顶的战士照明取暖也有详细描述。进入第五卷之后，阿格西劳斯因病回国，他的儿子替代他远征；同他一起治理斯巴达的还有另外两个国王：一个是阿格西波利斯；另一个是克莱姆波洛图斯。前者因征战染病而亡，后者在对抗底比斯时战败，这一事件成了历史上斯巴达衰败的标志。
此外，贯穿全书始终的是，凡有战争，色诺芬定会描述出征的将领祭祀问吉凶，对于祭师亲临战场最后沦为炮灰也都有生动描绘。色诺芬的祭祀描述，常遭到现代人嘲弄或不以为然，认为他的迷信思想严重。其实，当时希腊、小亚细亚、两河流域、波斯和埃及的人们对神灵都是非常虔敬的，各处巍峨的神庙和极强势的祭司阶层的存在便是证明。尽管这一时期中国人比西方诸文明有更明显的无神论倾向，但是神灵崇拜仍非常普遍，《左传》《国语》以及其他先秦典籍中都有大量求神问卜的事例。《希腊志》中提及雅典的将军阿吉比尔斯因为对神灵不虔敬而遭到城邦的放逐。色诺芬的老师苏格拉底在雅典被公投入狱，其中一项罪名便是不敬神。祭祀是古代希腊人问卜求吉凶的重要手段，凡是有战争或重大决策，都必然向天神行祭祀之礼。那时的祭祀，有一种脏卜术，即通过动物内脏各个器官征象差异来预示吉凶。这种祭祀方法在《希腊志》中也有记载。
概之，《希腊志》记载了特定的历史时期希腊各城邦之间在海上和陆地势力强弱的变迁、敌邦和友邦之间征战结盟的过程。色诺芬的记叙生动翔实，它的史学价值可谓见仁见智。
叶拉美 梁鸣雁
[1] John Dillery， Xenophon and The History of His Time ，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2，p.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