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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字传播特别是印刷媒介传播相比，口述传播无疑是脆弱的，即便如此，口述传播仍然是当前信息交流以及文化传承发展最基本的方式。任何一个生活在现实环境中的人，从其出生开始，就面临一个口语表达的生活环境，从咿呀学语到坐进课堂教室，口语传播的教育无时不在。可以说，口述传播者也许在现实生活中是教育孩子的父母、回忆曾经往事的族群首领、布道传教的教徒、传授某种技艺的师傅、讲述故事的长者、吟诵的诗人、走南闯北讲解传闻的行者，不管他们身份如何，资历怎样，他们所讲述的神话、故事、传说、规约、家训、科学、逸事，或者吟唱的情歌、史诗、长调，都是关于一个特定族群或集体的记忆或意识。
它有助于帮助这个集体寻求对于过往故事的追思，对于现实的感受，以及对于未来的期许，由此凝聚共识，增进认同，形成这一族群特有的文化标记。
可以说，口述传播是和人类社会相伴而生的信息交流活动，承担着建构人类社会文化大厦中重要的搬运和修葺等工作责任，与这种建构过程相比，民俗文化则是构成人类社会文化大厦的砖瓦基石。虽然说口述传播现象早在人类产生语言时就已经相伴而生，但是对于口述传播的学理性研究则相对滞后。近代工业革命产生后，当人们开始在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之间进行反思，并以理性思维进行研究和思考的时候，口述传播的研究才真正开始。其中，以马克斯·缪勒为代表的神话学派，和以泰勒、弗雷泽、摩尔根为代表的人类学派不约而同地对口述传播加以关注，并进行了相关探索。特别是20世纪以来，随着传播学的兴起，人们开始对口述者、听讲者、口述媒介和口述内容、口述形式和口述环境等诸多要素进行了深入探索和分析，由此拉开了口述传播研究的大幕。
在相关研究中，离不开口述传播与民俗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要弄清二者之间的关系，还要先从口述传播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说起。口述传播作为语言实践的一部分，是一种习俗，更是一种文化现象。
香港中文大学吉兆申与雷竞璇合译的《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口传非实物人类遗产杰作”国际荣衔公告》中有一个专门的概念“口传人文遗产”（ oral heritage of humanity），内容包括：（1）民俗及传统表现形式——诸如语言、口传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仪式、风俗及工艺技能。（2）文化空间——集中展演民俗及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或定期举办活动的地方。
从口传人文遗产的范围可以看出，口述部分作为口传人文遗产的核心文化组成要件，有着特定的文化价值，作为口述外在表象的口述传播理所当然地成为口传人文遗产的组成部分。
2003年，在巴黎第32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清楚地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如下内容：（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从上述的表述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包含的均是民俗文化的组成内容，也就是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俗文化两个概念的指向性是相同的，只不过非物质文化遗产强调作为遗产所面临的需要保护的迫切性，而民俗则不仅强调了民间的传统习俗，也表示这些文化过去发挥且现在正在发挥着文化功用，是存续状态下的文化形态。这在前文中已经有所说明。从口述传播的角度来看，上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论是表现还是传承，都离不开口述传播。可以这样说，口述传播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存续的重要手段和媒介。
既然口述传播是民俗文化得以存续的重要媒介，那么口述传播有哪些文化特征呢？
1.口述传播的信息中含存着大量的文化符号
口述传播作为特定的媒介语言，所负载的文化是多元多义的。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口述传播的信息可以说是碎片化的，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包罗万象，涉及各民族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这种碎片化的传播过程可能是无序的，但是无序的口述传播一旦担负起文化传播的使命，那么碎片化的符号就逐渐具备了鲜明的所指，如同个体的DNA遗传密码一样，看似碎片化的口述传播符号在文化的作用下能够迅速编码，建构起有独特民族特色的民俗文化。胶东民俗的仙道文化中，由于地域差异呈现出多元的信仰结构，既包括妈祖信仰、龙王信仰等，也包括八仙故事以及道教传说。胶东仙道文化在全国来讲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这既与地域特色有关，也与仙道传说中板块式的建构过程有关。以八仙传说为例，“八仙”一词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有不同的含义，即便是哪八个人也有不同的说法，概缘于口述传说中以讹传讹所形成的误差所致。正是因为民间语态的不断转述和传播，使得“八仙”故事流传广泛，远远超出了胶东的地域范围。也正是因为地域上的突破和时间上的存续，“八仙”故事日趋多元化和碎片化。从人物传说的不同演绎到故事讲述的五花八门，可以看出口述传播对于民间传说的补充与影响。口述传播的碎片化特征往往终结于文学作品的定型与再造，直到明朝吴元泰的《东游记上洞八仙传》（一般称为《东游记》），框定为汉钟离（或钟离权）、张果老、韩湘子、铁拐李、吕洞宾、何仙姑、蓝采和及曹国舅。至此，八仙人物才正式定型，但八仙的故事仍在不断地丰富和建构。有关八仙的传说出自民间，成于文人，再散回民间，继续丰富与建构。除了八仙故事，胶东的道教文化也比较兴盛，归根结底，是因为胶东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半岛之地遥入渤海与黄海，加之远古传说，秦皇东巡，这些亦史亦实的印记为胶东仙道传说提供了丰富的佐料。而碎片化的传说经由口述表达传播范围也不断扩大，在文人加工后影响力进一步提升，所以民俗文化是经由口述传播生产符号并为这些符号编码，最终形成特有的文化过程。
2.口述传播中包含着立体而多元的文化信息
口述传播的内容主要体现为集体意识、社会行为、公共记忆。从宗教仪式，到日常的生活生产，口述传播内容亦庄亦谐，有民间传说故事，有三言两语的笑话，有祖传的工艺和秘方，也有各种祖训与家规。这些口述传播内容看似由单调枯燥的语言符号组成，实则构成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情景。同一地域同一族群的人们能够和谐相处，离不开口述传播作为文化纽带的连接作用，通过文化渗透、调适和涵化，最终形成一种具有广泛认同文化基础的民俗形态。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每一种民俗文化都起源于微小的族群社区，其发展过程如同珊瑚生长，由一个极小内核的认同开始，逐渐包裹增生，形成多姿多彩的民俗生态群落。可以说，一个族群的口述传播历史，可以概括为一个完整的文化系统。
3.口述传播为族群社会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文化生命
翻开人类的世界历史，实质上就是民族间文化冲突、征服和融合的历史。文化冲突与征服带来的是文化替代，一种文化兴起，总是伴随着其他文化的衰落。文化融合的过程是一种渐进式的文化兴盛，是共存式的文化发展过程。口述传播不论是从共时性的横向考察，还是从历时性的纵向考察，都有着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民俗文化一如人的胎记，一旦形成就再难剔除，即使受到外来文化的侵扰、社会的动荡和变迁，依然可以探看到民俗文化的影响。例如，因三峡工程的展开，重庆、湖北等相关地区的一百多万原住民被迫离开故土，分散到多个省市，开始新的生活。烟台市龙口市诸由观镇有四个村子接纳了共16户三峡移民。这些三峡移民到了新的环境，原有的一些生活习惯、风俗信仰依然存在着，虽然他们也在新环境下学习、吸收当地的民俗文化，但对自己原有的文化仍持有热爱、传承的态度。因生活环境的不同，移民的后代对原有的风俗习惯不甚了解，但通过移民们的口述传播，将对故乡的记忆、对新文化的适应、对新旧文化的态度通过口述传递下来，成为移民家族的特有记忆与文化。
4.口述传播具有公共文化属性
口述传播的生产过程不仅仅在于信息交流，还包含着文化的立体建构过程，这种建构过程使得不论是个体还是集体，所进行的口述传播活动只能作为族群集体记忆的一小部分，口述传播内容尽管包罗万象，但所反映的不只是个体的意识，还包含着整个族群的“公共”情感和意识。也就是说不论是道德教化还是民间习俗，都是以建构族群所需的内在认同为最终目标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口述传播具有一定的组织特点，口述传播过程往往受到集体族群意志的影响。进一步来看，口述传播不同于人际传播，往往需要一个“把关人”，这个“把关人”不同于大众传播中的“把关人”，却又承担着对口述内容的审核和导向的责任。“把关人”往往也不是具体的人，既可能是家法族规，也可能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
有学者在对口头传说与民俗学相关性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口头传说（亦即民间传说）可以说是历史学最古老的形式，它既是口述历史的历史渊源，同时也是民俗学永恒的研究课题”，“历史与文化的交叉点是口述史学和民俗学最为明显的相异之处，那么反过来讲，叙述性则是二者最为显著的相同之点。几乎都是通过口述的形式才得以保留或传承下来”。
从历史文本构成的角度加以审视，如果除掉古代文学和古代历史典籍中采风所获取的文本内容，那么历史和文学史都将残缺不全，甚至于支离破碎。事实证明，通过历史文献资料、考古所得的文物以及古代口碑史的共同作用，才能构建起立体的贴近于历史现实的权威史料，其中古代口碑史的研究，其实就是源自口述传播所形成的可以考证的资料。
从具体的研究手段来看，各国的民俗学研究大都本着收集、考察民间口头文学的方法，再经过史料对比和勘校，最终升华而来。民间口头文学作为民俗学研究的重要文本，从历史学的视角看，其实就是民间口碑文献；而从文学实践的角度来看，民间口头文学则是吸取传统文化精华、贴近民生、接地气的文学创作材料。由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和大连电视台共同投资拍摄的电视剧《闯关东》剧本创作阶段，编剧高满堂多次到烟台龙口等地采风，在当地通过对民间口头传说的采访整理，形成了最贴近胶东旧社会习俗的一些故事和生活细节。电视剧播出后，因为人物的贴近性获得较高评价，该剧也因此获得“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长篇电视剧奖、“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长篇电视剧奖以及韩国首尔国际电视节最佳编剧奖等奖项。除了历史学和文学，采风仍然是民俗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即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学所谓的“田野调查”。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这部被许多学科视为经典的论著，正是以长期深入北美易洛魁人部落进行“田野调查”所得资料与切身感悟作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加之严谨的科学思考的结晶。
那么民俗文化与口述传播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相关性，我们如何透过民俗文化来考察口述传播在民俗文化传承中特有的属性和价值呢？
1.民俗文化与口述传播之间相互依存
如果说民俗文化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摩天大楼，那么口述传播就是把一个个民俗符号垒砌起来的具体方式。民俗文化的属性和特征决定了口述传播是其重要、有效的传播方式，通过口述传播，更能加深民众对民俗文化的认同感。
从文化质料的构成来看，民俗文化最能反映社会生活本来面目。民俗文化因为被赋予更多的族群精神意识，反映独特的民族心态，所以民俗文化中的相当大一部分，无法通过史学的文本加以转换和留存。即便是口述历史研究，也往往剔除掉与史实并不相关的一些传说、神话故事等。对此，口述传播有着更大的优势，它的关注范围也更为广泛。民俗文化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构成都需要口述传播完成传承，即使是对民俗文化的研究，很大一部分内容也需要通过口述传播的采风方式来实现。
民俗文化是如何从社会生活生产中形成并传播的？从图1-3的模式图中可以看出，民俗文化的形成过程与扩散，离不开传播，而口述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图1-3 民俗文化的形成过程图示
2.口述传播作为民俗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渠道始终发挥着积极作用
从文化的表达形态来看，人类有两种文化：一种是文字的文化；一种是说话的文化。民俗文化多通过说与听来表达，是与口述传播有着紧密联系的文化。
口述传播的要义，在于通过口述传播信息以引起当面或当场的注意。在一个民族的社会历史中，只有通过群众性公共生活空间，以口述传播的方式，才能把民俗表现出来并不断地传承下去。
口述传播作为人类的文化现象，在个体的生活中保持着重要的生命力，是一个既可以通史也可以观今的活动。民俗文化的产生离不开口述传播，民俗文化的发展也离不开口述传播。在胶东民俗文化中，因为地域特征所形成的渔业文化中口述传播的作用至关重要。以渔家号子为例，“渔家号子是与涉海渔民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共生的民间音乐。它具有实用和娱乐双重功能。”
胶东渔家号子的种类繁多，内容也极为丰富。如摇橹号子、划船号子、打撅号子、拉船号子、拉网号子、拉包号子、起锚号子、讨口彩号子、蹬船号子和抬船号子等等。劳动号子不是谁的嗓子好就可以领唱的，而是由经验丰富、富有权威的船老大，或者负责作业的人领唱。这些号子的传承就是通过口述表达的方式，可以是个体对个体，也可以是个体对群体教诵后完成的。从渔家号子产生之日起，不论是传承发展还是出海实践，都离不开说话文化，劳动号子这类口述传播作为实践过程推动了胶东渔家文化的发展。
3.民俗文化在口述传播过程中更加强调现实的“话语情境”
应该说口述传播是相对主观的口头表达过程，与之相比，民俗文化则还要强调现实的“话语语境”。美国学者巴瑞·托尔肯（Barre Toelken）在研究美洲北方印第安人的传统习俗时发现，“在美洲本土，一个独立于语境之外的笑话文本，几乎不能再具有完整的意义，因为正是在其语境之中，某些共享着文化价值的重要符号，通过口头讲述而得以戏剧化呈现”
。在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个除了讲述者自身讲述内容之外的环境因素：话语环境。在适当的场所，具有现场性、及时性的话语环境，才能够引起听讲者的共鸣。也就是说，仅仅依靠单纯模仿所获得的语言文本往往缺乏具体意义，只有赋予话语环境，口述传播才更加完整真实，这是民俗文化所具备的独一无二的传播特征。如果没有现场所需要的话语传播情境，缺少演示者与听讲者之间的情绪交流和共鸣，那么就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口述传播氛围，也就无法实现民俗文化真正意义上的“全息”记录。事实上，这种话语环境，只能发生在特定的族群内部，其实质是一种文化上的认同，我们叫它“语境认同”。在缺少语境认同的环境里，哪怕再科学再完整的复制也无法产生原定民俗文化的现场。以科学态度去尽量还原最理想状态下的民俗文化，通过现场的、实时性的记录，以图获得所需要的民俗文化科学文本，这种外来访谈式的口述传播与记录恐怕无法获得所需要的全部信息。由于一些部落群体受到风俗习惯的制约和影响，比如“人们认为在陌生人的面前开玩笑是有失礼节之举”（如美洲本土的印第安人）
，因而会使得期待在现场实时性“全息”记录民俗文化的实践变得尤其困难。
不论是历史还是当下，民俗文化现象的主要传播方式还是口述。在这种方式传承下，民间故事讲述家和民俗习惯传播者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故事讲述家和传播者从某种意义而言，既是民间故事、民歌信息的储存接受者，又是传播者，他们就像一个中转站，起到传和承的作用，是传播过程中的关键节点。这种口述传播方式尊崇传统的传承路线：一是以长幼关系为序，通过母系或父系系统，世代相沿的家庭传承路线；二是以师徒关系为主导，通过师承关系达到传承目的的社会传承路线；三是以业缘或地缘关系完成传承的过程。业缘、地缘关系是除了家庭关系外，最为重要的关系，人的一生都处在社会关系网中，民俗文化的口述传承自然也离不开这种紧密的关系网络，网络的复杂多样，更是丰富了口述的内容。诚然，无论家庭还是社会传承，在正常状态下，彼此之间是可以互相交叉影响的，家庭传承可以深入到社会传承之中，社会传承也可以影响到家庭传承。多种传承方式的相互作用，是民俗文化源源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我们今天研究胶东民俗采取的主要方式方法。
近几年来，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关于讨论民俗文化和传播学关系的浪潮，继而出现了“民俗传播学”“影视民俗学”等一些新兴概念。这些理论的产生，推动了中国民俗文化的发展，对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起着积极推动的作用。
1.以口述传播的方式研究胶东民俗的多种形式
口述传播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当它与民俗文化结合之后，呈现出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我们在研究过程中，除了要顾及它的传播学特色，更重要的是要注意突出它在民俗研究过程中的地方特色，也就是要突出胶东民俗的发展和口述传播的特色。
（1）口头讲述：以声音的方式
将收集、考察民间大众的口头讲述升华是中外各国民俗学历史发展的共同轨迹。民间口头文学是民俗学研究最主要的文本之一。即使是处在科技发展沿日新月异的21世纪，民俗研究的基本方法，首先仍然是“田野调查”。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诗经》《汉乐府》以及《方言》等，都是由此而来。周秦之际，朝廷每于秋季派出一些使者乘坐一种轻便小车至各地采辑民歌、童谣与方言，作为考察风俗民情的材料。关于这一背景，汉末应劭《风俗通义·序》里交代得尤为清楚：“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采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密室。及嬴氏之亡，遗脱漏弃，无见之者。蜀人严君平，有千余言，林闾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扬雄好之，天下孝廉卫卒交会，周章质问，以次注续。二十七年，尔乃治正，凡九千字。”这是关于《方言》成书背景始末记载最早也最全面的一份史料。稍后，晋常璩在《华阳国志》卷十《先贤士女总赞》中提供了一节重要佐证：“考八方之风雅，通九洲之异同，主海内之音韵，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风俗也。扬雄闻而师之，因此作《方言》。”
显然，《华阳国志》的这一记载，比《风俗通义·序》更为明确地阐明《方言》之作，在于“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风俗”。
口头讲述作为胶东民俗与口述传播相结合的研究方式之一，运用叙述性语言，形成民间神话、传说、故事、民谣等研究题材。《礼记·乐记》中记载：“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胶东地区有不少民俗故事是以与之相关的习俗为基础而形成的，这些生动的故事又形象化地注解了胶东地区的某种风俗习惯。下面《穷人的椅子和富人的椅子》的民间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从前，有个穷人家的儿子与母亲相依为命过着贫苦生活。这年快到年根儿时，儿子里里外外忙着帮助母亲拾掇家务，准备过年。一天，儿子找来斧子、锯子、钉子和木板，把家里一把缺胳膊掉腿儿的旧椅子拾掇好了。干完之后，儿子对母亲说：“妈，我把咱家那把破椅子重新钉好，能用了。”母亲见了自然十分高兴。老母亲的高兴是有道理的。胶东地区的方言“椅子”与“日子”同音，当地百姓们认为，“椅子好了”就是影射“日子好了”。这事还真灵验。自打儿子把椅子钉好后，这户穷人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这事恰巧被邻近的一个富人听到了。他寻思着，他家能把旧椅子修好过上了好日子，自己应该过得更好。于是，他便想出一个主意。他把家中一把不破的椅子拆烂了，然后找来修理工具，吩咐儿子把烂椅子重新修好，不知是由于笨还是什么原因，富人的儿子鼓捣了半天也没能将椅子修好。最后泄气地对父亲说：“爹，这把椅子咱算扶不起来了，干脆把它折断烧了吧。”结果，这个富人弄巧成拙，从此，日子过得越发不景气。
这个故事除了体现胶东特有的方言和用语，还有新年修破椅子的习俗，传达出民众对勤劳朴实的赞美，对投机取巧反而不得好的讽刺，饱含胶东人民的价值观、情感态度。像这些民间故事之类的民俗文化通过口头的传播，成为胶东地区特有的文化资源，在传播故事内容的同时，也将当地的习俗传播开来。
（2）电视节目制作：以影像的方式
电影和电视的先后出现，使人类由传统的口耳相传时代走进影像视听时代。电视在新媒体时代仍然能够轻松自如地渗透到大众生活之中，为大众提供话语交流空间，营造足够完善的娱乐与消遣，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而民俗文化延续所需要的传承，在当下媒介环境下具备了留存与发展的物质条件。当传统民俗文化以具体节目形态展现在影视荧屏上，观众便获得了通过影像声音直接感知民俗文化的自由与权利。这种传播较之印刷媒介更为生动、形象、逼真，对于作为受众的普通民众而言，由于电视的广泛覆盖率和数字电视的普及，通过直接、间接的电视节目来接受或回忆传统民俗成为一种新的时尚。
人类学是研究民俗文化的重要学科，其中影视人类学利用影像视频作为方法加以记录，成为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手段。1988年，于晓刚等在《云南社会科学》发表《影视人类学的历史、现状及其理论框架》一文，从此，“影视人类学”这一术语正式出现在中国的学术界。庄孔韶曾对影视人类学做了定义：“影视人类学是以影像与影视手段表现人类学原理，记录、展示和诠释一个族群的文化或尝试建立比较文化的学问。”
可以看出影视镜头在记录保存文化方面的作用。近些年来，除了人类学学科，其他学科也开始运用镜头语言讲述民俗文化。一些抢救性的民俗活动以视频资料保存下来，即便随着时代变迁，这些活动不复存在或被调整改变，这些视频资料仍可以为当世的研究、分析提供珍贵的借鉴，也成为民众情感的寄托。
用影视镜头来记录传统的民俗文化，影视工作者借助富有表现力的视听影像，再现民俗久经历史长河的洗涤后，在社会生活中呈现出来的原始形态。在民俗文化、民俗认同支持下的民俗活动被赋予新的历史文化意义，而不是简单机械的采访复制。黄凤兰在《从民俗影视片的特点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着重强调了民俗影视对于民俗文化的表现力——真实地记录与再现客观自然的影像纪实
，能真实地体现民众作为文化主体，对自身民俗文化的阐释和解读。
鲁东大学自2011年起推出大型教学实践活动《纪录·烟台视线》纪录片拍摄，是服务烟台、为地方社会发展提供影视支撑的一项公益活动。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和主要理念是以贴近性视角关注烟台、纪录烟台，为烟台社会发展留下一部独一无二的视频史料。活动的选题包括了烟台的人文、社会、工业、旅游、民俗、宗教等诸多领域，是一次系统地对烟台乃至胶东文化进行认真观察并形成大量视频资料的主题拍摄活动。
为更好地弘扬胶东地区文化，扩大胶东民俗在社会上的影响力，2012年9月，应福山电视台邀约，《纪录·烟台视线》纪录片拍摄活动增加了纪录专题，和福山电视二台合作，推出了反映福山风土人情的纪录片系列栏目《纪录·烟台视线》之《一起看福山》，从栏目策划、栏目CI设计包装到摄制组组建，均由编导专业师生完成，先后制作完成了纪录片《美食福山》《剪纸》等五集共计100分钟，从2013年元旦开始，《一起看福山》在福山电视台连续五周播放，将以福山为代表的胶东地区的风土人情加以广泛传播，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2.以口述传播的方式研究胶东民俗的创新点
依托电视媒介将口述传播与胶东民俗研究相结合，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和优势：广泛的电视覆盖率和充分的收视时间。当电视以铺天盖地的信息介入模式进入人们生活时，电视节目所提供的故事与场景、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便顺理成章地成为观众把握自身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重要尺度之一。实际上，因为民俗题材的电视节目本身形态的多样化，凡是电视媒介可以波及的范畴，基本均能完成这一题材电视节目的有效传播。民俗题材的电视节目在电视剧、纪录片、专题栏目中均有丰富体现，这就避免了因为形式单一而引发的受众群体构成过于窄化的现象。真实、形象、生动地体现了民俗文化的全部内容。口述者或事件的亲历者面对面地进行传播，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民俗情境。近年来，许多电视台通过“口述民俗”这类节目，让观众随着口述者的声音、表情、姿态等语言与非语言符号一起更好地了解事件全貌、人物性格特征等。如果说观众通过民俗书籍对民俗事件、人物的了解是肤浅的、平面化的，那么在四五十分钟的节目中，观众能够将事件的来龙去脉、关键细节了解深刻透彻，因为它是把民俗的一个局部抽出，透视、放大了。
3.口述传播与胶东民俗研究交互的价值
将口述传播与胶东民俗研究相结合，依托手机、网络等新媒体，既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传播优势，又在客观上回避了新媒体对娱乐性、收视率、经济效益等方面的现实问题。下面从三个角度来分析探讨口述传播与胶东民俗研究交互的价值意义。
高尚的文化意义。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民俗悠久，传统民俗文化更显博大精深。其中既有物质文化的具体表现，又有诸如民族性格、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精神文化的内涵，在自觉和半自觉中展现久远悠长与浑厚博大的民俗文化，有助于体现在民族传承和岁月变迁中积淀下来并成为民族共同体的大众心理状态的某些特质，这些传统思想的精华与财富直到今天仍有大力提倡与弘扬的价值。另外，口述传播与胶东民俗研究相结合能够增强地方文化的荣誉感，对凝聚和塑造地方文化大有裨益。将口述传播与胶东民俗研究相结合，既有民俗意义，又富含艺术内涵；既有传承地域文化精神、文化传统、陶冶情操的教育价值，又有追忆往昔、获得精神享受的艺术价值；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既能展示民族风采，又能塑造地方形象与地方风土人情。
鲜明的传播优势。口述传播与胶东民俗研究的结合，弥补了民俗本体在传播过程中的不足。由于口述传播的形式灵活丰富，扩大了受众范围，从受教育程度、年龄段、经济水平、地域差异各个层面产生的传播交流障碍得以削弱或消除。同时，互动式交流使受众介入到传播过程中，从而在精神愉悦的状态下对胶东民俗进行深入了解，增加民众的文化涵养。
丰厚的经济价值。口述传播与民俗研究相结合是今后民俗研究的主导趋势，也是符合价值规律的经济行为，它在直接创造经济利益的同时，对整个民俗文化市场和民俗文化产业起到了促进和完善作用。在发展趋势上，以电视节目形态研究发扬民俗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商业发展空间和潜力，必将成为今后电视节目制作的重要方向之一。如胶东菜系的推广、胶东仙道文化的传播和旅游推介、胶东新民俗的研究与探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