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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类考古学的研究，大约3000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了最早的猿类，大约200万—150万年前，“直立人”出现了，是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大约10万年前，“直立人”进化为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大约在3万年前，完全的现代人开始在世界上遍布开来。
在“直立人”出现到进化为完全的现代人的上百万年时间里，逐步形成了原始的文明意识。在这个阶段，人类从感性上认为“天人关系”是合一的，但是由于人类力量在自然界面前相对弱小，还不能完全摆脱自然环境的控制和威胁。这一时期，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来自于自身的感性认识和长期自然进化的被动适应，人类对生态系统的依赖是直接的，生态系统的价值体现在为人类的繁衍提供能量、食物和居住环境等方面。由于人类只能直觉地感知自然界而不能理性地认识自然界，无法解释自然界的诸多现象，因此就形成了敬畏自然的意识，以及自然感性的生态价值观。人类在畏惧自然情绪的笼罩下曾闪烁出或是萌发过人与自然和谐的愿望。
采集—狩猎文明是人类初期的生存方式。以直接利用自然物为特征的采集和渔猎活动，是原始文明时期人类主要的物质生产方式。人类的食物完全来自于生态系统中的自然植物和动物，其获取的方式、数量、种类、质量和时间，完全决定于其所在的生态系统的特性、发展规律、能力和时间，形成了依附自然的生存方式。如，人类获取果实的时间和数量、类型，完全决定于植物的周期性生长规律和特性。
在依附自然的生存方式下，人类对生态价值的认识是比较低级的和初步的，集中在提供食物的价值方面，认为自然生态系统是维持人类生存的资源库和食物库。人类只对原始生态进行利用，而不存在对生态系统进行维护和管理等问题，体现的是顺应自然的本能意识和行为。
从生产工具发明看，人类开始利用并制造工具。但是，人类所使用的工具，多是以自然器物为基础，如石器的制造是以天然的石料为基础的。所以，从工具能力方面看，人类还没有摆脱自然的控制，但已经从本能向自觉转变，由自然性的动物转变为社会性的人类。
大约一万年前，人类告别了原始社会，跨入农业文明阶段。当人类把第一颗种子种入地下，辛勤耕耘，期盼丰收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便由本能变为自觉，人类开始由顺应自然到积极干预自然。但是，这种积极干预自然的行为，基本上是以适应自然和强化自然过程为主要特征的，体现的仍然是人与自然保持和谐统一的基本模式。
与原始文明相比，人类在农业文明时期利用自然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其在生产过程中对生态价值的认识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文明形成的生态价值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敬畏自然的基本规律。如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这里所说的天，就是自然界，四时运行、万物生长，是天的基本规律。古代先人对自然界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与热爱。但是，人类在这一时期对自然生态规律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在植物的生长规律、气候的变化规律等方面认识的深化使得人类能够利用这些规律为自己的生存、生产和生活服务，如栽培植物，饲养动物等。
（2）认为自然界是人类生命和一切生命之源。人类此时期还不能摆脱自然界的控制，其维持生命和生存的主要物质，仍然以自然系统中的自然生长的植物果实为主，只是人类强化自然过程的能力大大加强。所以，由于人类对自然的绝对依赖性，认为自然界是人类生命和一切生命源泉的认识是来自于长期的客观实践。
（3）“人”的行为必须符合自然规律。如荀子强调对自然界的开发利用要“适时”而“有节”，不能违背自然界的生命规律，乱砍滥伐、乱捕杀。在我国古代，非常强调“以时禁发”，对自然界的开发利用时强调以爱护和尊重自然界为基本前提。
（4）开始形成“人”为主体的人—地关系意识。我国古代哲学认为“天”是无心的，只有人才有心，但人心却来源于天心，即人心即是天心。反映了人高于自然的思想，开始形成以人为主的基本认识。但同时也认为，人虽然有心，但以天地之心为其心，也体现了人与自然一体和谐的思想。
但是，从总体上看，人类这一时期对自然的认识仍是以畏惧自然为主导的。
以利用和强化自然过程为特征的农耕和畜牧活动，是农业文明主要的物质生产方式。由于铁器的发明，改变了人类利用天然器物为主制造工具的历史，提高了人类自身的能力。根据历史学的研究，冶铁技术大约出现在公元前1500—前1000年的小亚细亚地区，到公元前10世纪已经非常普遍，使人类从深度和广度两方面改造自然成为可能，成为能影响自然的最大因素，导致了人类生态价值观的转变。铁器的发明与使用，带来了耕地面积和灌溉面积的扩大，以及农耕技术的提高，促进了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和对自然过程的干预。
这一时期，从总体上看，相对于自然的力量，人类的能力是有限的，还不能对生态环境造成大范围的破坏。主要原因是：第一，人类所掌握的各种能力非常有限，虽然铁器的使用比青铜器的使用普遍，但对人类干预自然能力的提升是有限的。第二，人类人口的数量还没有超过地球的承载极限。据历史学家估计，公元前500年时地球人口1亿，公元1300年达到3亿，1700年达到4亿。从生态学角度看，远没有达到生态承载的上线。第三，没有形成明确的征服和统治自然的观念，虽然铁器等工具的发明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但干预自然的整体实力是有限的。第四，以利用可再生的资源为主。对铜、铁、煤等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是非常有限的，仍然以利用森林、草原、动物等资源以及利用土地资源发展种植业为主。这些资源，一定程度上是可再生的和可持续利用的。
农业文明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两个最重大的变化就是定居和人口增长，开始形成固定的人类群体与特定的局部区域的生态系统的紧密而长期的关系，形成了以人类活动为主导的自然—人复合生态系统。由于定居，人类的生态价值观形成了空间差异性，对生态系统价值的理解也产生了较大差异。
但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和燃料，人们开始大面积砍伐他们周围的森林。人类初期定居于某一区域，通过某一固定的利用自然的方式从自然界中获取食物，导致了局部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长期的累积作用，改变了局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如巴比伦文明的发源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曾经是茂盛的森林和草原，然而，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汉谟拉比王朝开始大肆砍伐两河流域上游的森林，失去了森林的保护，上游开始大规模水土流失，导致了原始生态环境的恶化。
工业时代和近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大增强了人类干预生态环境的能力，人类不再像我们祖先那样匍匐在大自然目前颤栗着，人类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世界的唯一主宰，可以“征服自然”，为所欲为。
开始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揭开了世界发展的新景象。工业化国家踏上了经济快速增长的轨道，创造了人类前所未有的经济辉煌，但与此相伴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人们起初总是以为这是人类的技术缺陷、经济弊端和法律空白所酿就的苦果。于是，改进技术的功能、强化经济效益、完善法律制度一直被当作治理环境污染、保护环境的重要、唯一的手段。然而，资源匮乏、粮食短缺、污染加剧、生态恶化的局面越来越严峻。因此，人们逐渐意识到，生态危机不仅仅是自然失衡的现象，它的背后是社会危机、文化危机和价值观危机。
工业文明的兴起，开始了大规模人作用于自然的时代，征服自然的逐步胜利和对自然认识的深化，在加快人类对自然索取的同时，使人类产生了主宰自然、奴役自然、支配自然的行为哲学，人类逐渐将自己视为自然的主人，形成了以改造自然为主的认识观。
（1）主客二元论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自然观。随着这种意识的形成和不断强化，产生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体现的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控制自然的强烈观念。一切从人类的利益出发、维护人类的价值和权利成为人类活动的根本出发点或最终的价值依据。人类只强调人是自然的主人和主宰，在实践活动中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自身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并以此来决定对自然的态度和自身的行为方式。这便成了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粗暴地干涉自然、随意破坏生态环境的理论依据，形成了人类沙文主义。
（2）机械的自然认识观。工业革命以来逐渐形成与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对自然的认识方面逐渐形成了机械论的认识论，认为自然界即自然生态系统是一架机器，可以由人按照自己的需求和设想自由拆解和组合，强调自然要素的个体性、局部性、功能性、工具性和结构性，忽视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内在性、关联性和系统性。
（3）资源利用的唯经济价值和利己主义。认为自然界只具有工具价值而不具备内在价值，自然界只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需求的资源库。在行为上，人类只强调如何利用资源，而不注重善待资源，在某些资源的利用方式、利用规律等方面脱离了可持续的原则。资源利用的经济主义和功利主义占据了人类行为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人类对资源的利用，形成了利己主义的固定观念，生态系统中的一切要素都是人类利用的资源，在利用这些资源时可以忽略对其他物种的关注。这种价值观念导致了大量物种栖息地的破坏和种群的灭绝。
（4）区域性利己主义。此时期人类建立的生态价值观，进一步强化了区域性这一特点。由于工业文明导致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迅速发展，人类的定居性不断强化，以国家、城市为活动空间的模式被进一步固定下来，由此形成了固定的区域意识观念。这些观念体现在生态系统的认识方面，往往带有明显的区域性，以感知其所在其中的自然系统为出发点。社会经济行为强调群体主义，强调空间占有和控制。
改变自然的生产方式是工业革命以来的主要物质生产活动。主要体现在：第一，与农业文明时期相比，由于生产工具的巨大进步，进一步强化了人对自然的利用过程，农业生产从小农经济向工厂化、规模化发展，农业的生产环境和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大面积土地开辟为耕地，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被改变。第二，创造经济与文化价值和财富是工业文明时期人类进行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一切物质生产只不过是实现上述目的的过程。因此，自然界提供的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改变资源的性质、提升其品质是生产的主要目的。至于资源在生态系统中的其他作用和价值，往往被忽略或抛弃。第三，大规模利用资源生产。人类进入了大规模利用森林、土地、矿产资源的时代。第四，大规模的工业化、城市化彻底改变了局部区域的自然生态系统，将自然生态系统彻底改变为人工的人—自然复合系统，人的行为成为这一系统的主导控制因素。第五，一系列交通、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支撑经济发展的同时，改变了流域、大气等生态环境系统的规律。第六，人类创造的工具，均以改造和征服自然为目的。总之，工业文明时期，形成了与自然对立的经济增长观、认识观和行为范式。追求增长为唯一目标，即“增长第一战略”。例如，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1960—1970）提出的基本目标就是发展中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5％。导致了以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增长模式的形成。在1950年全球经济总体的产品和服务为6万亿美元，到2015年已经增加到74.5万亿多美元。不过这样的产出给环境造成的破坏之大是人们在60年之前不大容易想象出来的。
工业文明存在着人脑负重、人手闲置（失业）、经济高效率（单位时间产出）和资源利用低效率（单位资源产出）的片面性，破坏了人类的生存基础（资源枯竭）和生态系统的生态失衡。
工业文明时期形成的社会价值观是：“消费更多的物资是好事”的美学意识和“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物质欲望”的总和。
享乐主义是工业文明创造的特色文化，形成了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虽然农业文明时期人类也存在享乐主义，但与工业文明时期相比，无论是内容、方式和数量都是有限的，而且这些享乐还受自然条件的限制。然而，进入工业文明以来，人类的享乐主义意识大大增强了，并且脱离了自然条件的制约。人类越来越在与自然背离的轨道上追求享乐。由此导致了过度消费、极端消费以及盲目消费，忽视了自然的约束性规律，以至于认为人们的消费与自然无关，只与人类社会构建的经济系统有关，导致了一系列的生态危机。从哲学角度看，人类追求享乐的本能意识的释放，对自然界而言，是“恶”的彰显。
现代科技是工业文明的助推器。技术进步能够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延缓资源的枯竭速度。但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科技进步给环境保护带来的潜在好处已经被人口暴增和不合理的经济增长方式给环境带来的压力完全抵消了。
工业革命以来，在对待环境保护等问题上，人类迷信自己掌握的技术。认为工业化带来的一系列环境问题均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得到解决，遇到环境问题时往往在技术上找原因，寻求突破，而不在行为方式上寻找原因，探索解决的途径。体现的是“治标不治本的”行为理念。
此时期人类对生态系统的管理与保护，主要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缺乏主观能动意识。由于人类在价值观层面主要将生态系统看成是可以利用的资源库，而不是人类居住其中的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因此，人类对生态系统的管理主要体现在高效利用等方面，即体现在开发方面，而保护方面往往是被动的。只有在生态系统危机到人类的生存时，才不得不对其进行保护。
从上述的简要分析中可以看出，工业文明时期的生态危机源于价值观。要减缓生态危机的压力，人类必须转变其生态价值观，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