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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物学的角度看，“物竞天择”是生物群落或生态系统内部要素演化的自然法则，某一生物的竞争力增强符合个体最优的发展原则，但这种规律受到大的自然规律的控制。所以某一物种的增长规模受到自然容量的约束，从群体到群落有增长的上线。
人类既将自己作为自然界中的生物，又把自己作为社会发展的产物，在发展中存在一定的矛盾性，即前者须遵循自然规律，而后者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人类自身“存在”与“实现”的内在独特价值。从发展的历史过程和态势看，人类强调实现自我的内在价值越来越强烈，并越来越背离自然的发展规律。“克隆”自我与“基因”控制就是体现。由此导致了人类发展与生态关系的变革和冲突。
如果将人类视为整体，自然界是人类的家园，自然界中各种物种是与人类竞择的物种，由于人类的能力过于强大而导致其他物种无法与人类抗衡，自然界的自然约束规律也被人类的科学发展和技术发明所掌握，自然障碍被突破。所以，才有“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事物不存在的尺度”的意识。工业革命以来，自然界约束人类行为的能力已经变得越来越弱。虽然人类自身的自律行为的约束能力在增强，但这种增强又是建立在利己基础之上的。所以，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违背自然规律往往是普遍的现象。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建立的经济系统越来越完善，无论从生产流程构建、从价值体系评价，还是从理论模式凝练，都表现出独特的“社会经济”特色，而与“自然经济”的本质渐行渐远，农业文明时期的生产规律依附于生态规律的状态被打破，形成了独立的“经济系统”和“经济规律”。一系列的“经济规律”已经远远脱离了自然的约束，或脱离了自然的直接约束，如资本规律、价值规律、结构规律、效益规模、需求规律，等等，在其中很难发现生态规律的影子。此外，由于技术的进步，人类已经具备了绝对的能力与生态规律抗争，并在一次次抗争中获得胜利，更进一步加剧了生产与生态约束的背离倾向。
总结起来，生产规律与生态规律背离的倾向体现在下列几方面：一是经济系统的物质生产受生态规律的约束越来越小，表现在规模、流程、空间和时间等方面，均是如此。二是物质产品的属性越来越脱离自然界天然物质的控制，创造出自然界无法创造也无法吸纳的产品，这些产品已经找不到生态系统直接约束的影子。三是即使是对自然依赖比较强的农业经济，反生态约束的倾向也越来越明显，如反季节农业的发展就是明显的例证。四是经济系统的局域性与生态系统开放性的背离，如局部地区经济发展对相关地区生态环境的忽视等。五是经济系统的开放性与生态系统的局域性的背离，如全球污染产业的转移仅关注了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却刻意规避迁入地区生态系统的适应性。
生态系统中各个要素及其所产生的各类关系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每一个要素和行为的变化，都不可避免地对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和演化产生影响。而人类在传统的生态价值观的指导下，恰恰没有对这一整体观给予充分的重视。第一，从人与自然关系层面看，人这一物种是自然界中各种生态系统构成的主要部分，也是影响生态系统的最大要素。但是，人类将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与自然的分离倾向越来越明显，由此导致了关注人类自身系统发展至上而忽略人类发展与自然关联和协调的客观规律，即强调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局部性，而没有充分重视人与自然复合系统的整体性。第二，以经济活动为标志的人类活动，以个体的活动为基本准则，忽略了各个活动间的关联性以及与生态系统的联系性，“内部性”与“外部性”的固化认识和观念割裂了经济活动与生态约束间的联系。第三，资源利用的唯经济价值化忽略了要素的其他功能，导致了生态系统中生物链的断裂和生态系统功能的弱化。创生万物的生态系统是宇宙中最有价值的现象，但人类恰恰忽略了这一点。第四，生态系统空间认识的局部化。人类对生态系统的认识往往是从居住地、辖区等认识与感知的，并据此采取行动。这种认识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割裂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
从消费行为的演变历史看，由于人类忽略了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和适应性，使得我们的消费欲望无限膨胀，忽视了生态系统的要求，远远脱离了作为“自然人”的基本消费需求的范畴。
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一个物种的目的就是求生和繁衍，由此延伸的含义是物种对自然界的索取以延续生命和种群为目的。因此，就其维持生命延续所需要的自然物质是有限的，因而对自然的依赖程度虽高但单位个体的索取相对较少。然而，自人类社会独立于自然界以来，其除了继承了延续生命和物种的需要外，还产生了有别于其他物种的社会和文化需求，并且在生活“质量”方面提出了无穷尽的欲望需求。这导致了其消费行为远远超出了基本生命需要的范畴。西方国家在“人类征服自然”意识下创造的高增长、高消费的模式对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影响，其秉承的生产方式也有负面影响。高消费的意识在我们国家也正在成为现实。例如，科学研究发现，从生物学角度看，个体的人为维持生命每天大约需要1600千卡的能量（“生存卡路里”），虽然不能以此来衡量人与自然的关系，但远远脱离这一标准的消费行为毋庸置疑是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工业文明以来，人类个体消耗的能源远远大于上述标准。
工业革命急速地加剧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但人类却对这一切熟视无睹，答案在于我们的认识受我们的世界观或价值观驱使，即在二元论的氛围中，人类将自然当作人类活动的舞台，人类并不在意舞台上的变化，而在于自身的自我表现，尤其是“征服自然”的表现，即自我价值的实现。而且在机械论的氛围中，自然似乎是非历史的，即自然不是独立存在的，离开人类的认知，它便不存在。因此，在上述认识论基础上，将目前存在的生态危机主要当作人的危机，认为只需更加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公正便可以解决。事实证明，这种以人为中心的认识观将人与自然割裂开来，强调人的利益，而忽视了自然的内在价值。
因此，要彻底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必须从认识论上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深层生态学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它强调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人是其中的一部分，系统内部具有相互依赖和统一的特性，价值存在于这个完整的体系之中，而不是存在于每一个单个的造物中。个体是作为这个整体的一员存在的，只有投身于整体的复杂的关系网中才是有价值的。所以，在认识论上，我们必须坚持“事物不能从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中分离出去”的观点，坚持“人—社会—自然”有机整体的观点，将人类作为自然生态的一部分从整体性方面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规范自身的行为。人类的行为只有有助于整个自然生态系统时，才是其自身价值的真正体现。
在笛卡尔主客二分的哲学中，只有人是主体，自然界作为客体只是人的对象，只有人有价值，自然界没有（内在）价值。在这一认识论的指导下，居于统治地位的人类所起的作用一直是为了目光短浅的既得利益，而进行不经意的屠杀和对动物栖息地的破坏。人类在实践活动中表现为占有性功利主义、利己主义，并发展出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在经济发展中，经济增长是唯一目标，并常常以损害环境和资源为代价发展经济，从而导致了环境污染和资源匮乏等全球性问题。
为了维持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系统的稳定，我们必须以系统、俭约和协调的观点在理念上变革我们对自然尤其是自然资源的利用行为，在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指导下，既充分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同时又善待资源。第一，对于自然资源的利用，应充分认识其在整个系统中的作用，不能仅仅将其作为生产要素来处理。第二，在利用自然时，必须采取俭约的态度和观点，以便将对自然的破坏降低到最低程度。为了维持我们自身的发展，利用自然界的各种条件是不可避免的，但应将利用的规模降低到最小，无论是个体的利用还是整体的利用规模。第三，在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必须以维护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为前提，彻底改变人类主宰自然的观念。
坚持经济上的循环论和资源利用的俭约性应是我们对自然利用的基本原则。经济活动是受人类需求驱使的复杂组织系统，它包括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生产过程是利用知识和技术，通过劳动开采和加工自然资源，为人们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过程。它受那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的约束，如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任何生产过程都存在两种产品，一是对人类有用的商品和服务，可称为“正品”；一种是对人类没有价值或有负价值（有害）的物质和能量即废物，可称为“负品”。高效合理的生产能把物质和能量转化为对人类更有价值的东西，同时产生较少的废物，减少对自然界的危害。相反，低效不合理的生产则会产生大量有害废物，造成对资源的破坏和浪费，也污染了环境。
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首先应发展循环经济的模式，其次是高效利用自然的技术，再次是实施降低污染的有效措施，实施清洁生产。
人类是自然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人际关系和人类的创造力所特有的享乐的特性具有独一无二的内在价值。但是，能体现我们人类自身独一无二的内在价值，不能建立在危害自然系统的稳定性之上，因为我们也是这一系统的一部分。如果过度强调我们的内在价值而导致生态系统的崩溃，毋庸置疑会产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后果。因此，我们必须在消费上变革我们的行为。
消费是人们把生产的产品（或自然资源）通过消费过程和技能来维持生命并获得满足。消费也要受自然规律的约束。消费了的商品并不消失，而只是转化成了其他形式的物质和能量，其中除满足人类需要外，还有对人类没有价值的废物。因此，生产和消费只是物质的转换过程，而非物质的创造和消灭过程。由于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规律的作用，任何形式的生产和消费都是有限度的，任何经济活动也都必然要产生废物，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所以，引导俭约消费应成为社会的基本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