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上海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的一个年轻城市，作为边界分明、地名概念的独立建置，直到近代才逐渐具备大城市的完整功能。如果从 1928 年设特别市、1930 年设院辖市算起，迄今不过约 90 年的历史；从 1843 年开埠、1853 年我国对外贸易中心由广州向上海转移算起，迄今仅有 170 年左右的历史；即使从 1267 年设镇、1291年设县算起，迄今也只有 700 多年的历史。不过，崧泽、福泉山等史前文化遗址说明，新时器时代人类祖先就在上海西部青浦、松江、金山海岸边缘植稻养蚕、驯猪狩鹿、捕鱼捉鸟；点燃生活、劳动的智慧火种，留下了值得永远缅怀的拓荒业绩。
尽管考古挖掘和文字记载证明，上海浦西大部分地区和浦东小部分地区以沙洲、滩涂形态成陆于唐宋开元“捍海塘”、乾道“里护塘”修筑之际，迄今亦不过 1000 年左右的历史；浦东大部分地区以沙洲、滩涂形态成陆于明朝成化“钦公塘”修筑之际，迄今不过 600 年左右的历史。但是，区域历史的解说既要坚持以现实的行政本位作为撰写的中心，围绕一个确定的空间来展现区域历史的鲜明地方特色，又要以自然的地理单元作为叙事的基础，敢于尝试，突破把今日之行政本位的空间范围当成历史撰叙绝对边界的局限性，努力反映区域历史的全貌与建置沿革、变化的始末源流。
行政区是国家为行政需要而划分由国家授权相应的地方行政机关所管理的疆域。在没有独立建置的岁月里，“上海”作为太湖流域的一隅，曾长期归属以吴（苏州）为中心的行政区划；五代至元朝，“上海”吴淞江以北地区属于以苏州为中心的平江府和平江路，吴淞江以南地区属于以秀州（嘉兴）为中心的嘉兴府和嘉兴路。在元末、明、清有独立建置的大部分时间内，上海吴淞江以北的嘉定、宝山、崇明归苏州府、太仓州统领；吴淞江以南的华亭、上海、青浦等归松江府管辖。
行政区的形成、演变、发展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自然地理条件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户口、财赋多寡等经济因素是行政区划析置的重要依据。行政区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同质地理单元的大行政区愈划愈小，大行政区内新行政区愈划愈多是行政区演变的基本规律和客观趋势。
因此，上海的历史首先是长江下游江南地区自然史与社会史水乳交融的有机构成，回眸上海的历史首先必须描述长江下游江南地区与上海并蒂连枝的太湖流域政治、经济、文化与人口繁衍的历史。
上海的不断发展是生于上海、从四面八方来到上海的各族人民、归国华侨、全国人民、全世界华侨及为上海发展提供支持帮助的外国友朋共同奋斗的非凡创造，因此追溯上海的历史，亦必须言及中国的历史乃至中外交往的历史。
中国的原始农业生产现可追溯到 1.2 万年前，在整个史前时期，大体以秦岭、淮河为界，中国一直存在着南方稻作农业区和北方旱地两大农业区，南方稻作农业区起源的中心很可能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太湖流域和洞庭湖江汉平原。一些考古学者指出，整个先秦时期，中国大体存在着中原、长江、泰沂和东北四个主要历史文化区，它们分别构成了华夏、吴越楚、东夷和燕辽文明的主要生长点。新石器时代遗址集中的太湖流域是吴越文明的揺篮。
公元前 8000 年至公元前 3500 年的新石器时代是中国历史的部落和部落联盟时期。在公元前 8000 年至公元前 5000 年的部落时期，四大文化体系的交往相对稀少；公元前 5000 年至公元前 3500年的部落联盟时期，中原历史文化的扩张构成了这一时期四大文化体系交往的主要特征。
公元前 3500 年至公元前 2000 年的铜石并用时代，是中国历史的邦国时期，公元前 3500 年至公元前 2800 年泰沂历史文化和长江历史文化曾迅速地向西北推进。
长江流域晚期的大溪文化向北扩展，曾抵达黄河中游地区，向东到达皖西的江淮地区；屈家岭文化向北扩展到达黄河中游的豫中地区，向西北抵达陕东南地区。良渚文化向四周传播的范围也相当广泛，曾向北传播到黄河下游的鲁南地区，向南传播到广东的北部，向西南扩展到赣西北。
公元前 2000 年至公元前 221 年的青铜时代是中国历史的王国时期，中原文化借助政治优势迅速向四周辐射；四川盆地、江汉平原、江淮地区、太湖流域、陇东、关中、山西中北部、内蒙古东部都受到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形成了一个青铜文化共同体。
约公元前 4750 年—公元前 3700 年继承河姆渡文化因素发展起来的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是中国部落时期的文化。太湖流域约公元前 3360 年的崧泽文化是中国部落联盟时期的文化。太湖流域约公元前 3300 年—公元前 2200 年的良渚文化是相当于中原夏文化时期的文化。太湖流域距今约 3800 年的马桥文化是相当于中原商周文化时期的文化。
据一些专家估计，距今 1 万年前，我国祖先的人口约 300 万—500 万；5000 年前约 800 万—1000 万；夏商周时期，我国人口约1370 万。
人口繁衍，文明更新，上海的历史便从“冈身”内侧的西部开始了。
《禹贡》分天下为九州，“上海”属于古扬州，太湖流域包括上海的吴越是古扬州最早与中原沟通，建立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联系的地区之一。传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夏后帝少康之庶子无余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辟草莱而邑焉，是越国的祖先；殷商末年，周文王姫昌父亲季历的兄长太伯、仲雍为避位让贤，从陕西岐山带着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南奔蕃离（旧址约在今无锡市东南），文身断发，示不可用，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是吴君的先祖。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春秋晋楚争霸之际，“上海”南部属越，越都会稽（今绍兴附近），北部属吴，吴都姑苏（今苏州附近）。公元前 584 年，楚国贵族申公巫臣逃亡晋国，献计助吴扰楚，损楚益晋，出使吴国，教吴射御、乘车、战阵之法，使中原长技与吴共之；进一步加强了太湖流域与中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联系。公元前 544 年，吴公子季札出使鲁、齐、郑、卫、晋诸国，以完美的人格和丰富的学识倍受晏婴、子产、叔向等中原贤士大夫激赏，反映了太湖流域统治阶层文化修养与中原文明的日趋接近。太史公赞曰：“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
太湖流域从此逐步崛起为一个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区域。
公元前 514 年至公元前 482 年，吴王阖闾、夫差父子得楚国伍员和齐国孙武辅佐，挖胥溪运河，由太湖至芜湖出长江，西破强楚，入郢（今江陵）；南报越怨；开邗沟，贯通江淮，北威齐晋，称霸诸侯；“上海”属吴。
公元前 473 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积20 年准备而灭吴；当是时，越兵横行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上海”属越。
公元前 334 年，楚威王伐越，杀越王无疆，尽取吴故地，拓地东至浙江，越分散为无数小国，滨于海上，朝服于楚；“上海”属楚。
吴、越盛衰荣辱，既显示了太湖流域开发初期即已存在着藏龙卧虎的巨大经济、军事潜力，也留下了英才云集、“其兴也勃焉”，穷兵黩武、“其亡也忽焉”的深刻启迪。
公元前 249 年，楚考烈王令尹春申君黄歇献淮北十二县，请封于江东，以吴故城为首邑，“上海”为春申君领地。据说，上海别称“申”即由此而来。
秦灭六国，分天下为 36 郡，中国历史进入了帝国时期，第一次出现全国统一的政治中心，人口达到 2000 万左右。
秦时，“上海”属会稽郡。现今上海的嘉定、宝山全境，闵行、青浦、松江北境属古疁县；青浦、松江西境，属古长水县后改由拳县，金山、奉贤及松江南境属古海盐县。
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出游，过丹阳，至钱塘，临浙江；曾上会稽，祭大禹，又望于南海，而立石刻；还过吴，相传曾登临上海金山区张堰境内的秦山眺望海日东升。
公元前 209 年，陈胜、吴广揭竿抗秦暴政，奋臂于大泽乡，楚国名将项燕之后、客居吴中的项梁、项羽叔侄杀郡守响应，使人收下县，得劲卒八千，项羽率会稽子弟引兵渡江。“一战而斩李由，再战而降章邯……钜鹿之围，诸侯救赵者，且十余壁，卒莫敢纵兵。及羽渡河，战士无不一当十，遂大破秦兵。当是时，微楚兵，秦且复振。然则谓亡秦者，非江东子弟之力不可也”。
江东子弟，72 战，战无不利，是余威犹存的吴越太湖流域惊天动地之巨大能量的又一次喷发、释放。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分封诸侯王，“上海”为荆国属地，后又为吴国属地。刘邦因诸子少，患会稽轻悍，无壮王填之，乃立其兄刘仲之子刘濞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吴王刘濞即山铸钱，煮海为盐，国用饶足，蓄谋自立。公元前 154 年，汉景帝三年削平吴楚“七国之乱”，吴国废。
公元前 106 年，汉武帝分天下为十三刺史部，“上海”属扬州刺史部会稽郡。西汉一代，太湖流域会稽郡吴人严助、朱买臣等受朝廷重用，文辞并发，名扬天下。不过，与中原经济、文化核心区域关中、河洛相比，当时太湖流域依旧保持着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区域的边缘化色彩，全国户口约 5959 万，80％在北方郡县，南方户口只占全国的 20％。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云：“总之，吴越之地，地广人稀，食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班固《汉书·地理志》亦云：“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吴东有海盐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然仅仅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江东卑湿，丈夫多夭”。
公元 9 年，王莽建“新”。公元 17 年后，绿林、赤眉农民起义烈焰燎原，割据势力跨州连郡；公元 36 年，光武帝统一全国，20年战争造成北方经济严重破坏，历百余年不能恢复，到公元 140年，全国人口数量仍仅为公元 2 年的 3/4。与此同时，由于北方人口迁入和较少受到战争摧残，南方人口非但没有减少，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反而从西汉时的 20％上升到 40％，达到了 1800 万左右，扬州人口也从西汉时期的 321 万增加到 434 万。
东汉顺帝永建四年（公元 129 年），析会稽郡浙西地置吴郡，辖十三县，“上海”属吴郡，娄县、由拳县、海盐县列其间。《后汉书·郡国志》记吴郡户 16.41 万，口 70.78 万，浙东会稽郡地面积数倍于吴郡，户 12.39 万，口 48.12 万。东汉后期，南方经济发展水平有了普遍提高，能够屡次调运租米供朝廷赈济北方饥荒。
公元 184 年，黄巾农民起义席卷七州二十八郡，东汉王朝随之瓦解。军阀混战，天下震荡，北方经济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一度出现“千里无鸡鸣，白骨蔽平原”的凄惨景象，全国人口下降为1000 万左右。然而，孙氏伯仲，割据江东，依托天堑长江，避免了大范围、长时期的兵戈祸乱。随着长江中游人口迁往下游和长江下游江北人口移徙江南，太湖流域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起来。“上海”属孙吴之扬州吴郡；孙吴又改秦汉由拳县为嘉兴县。
东汉末年，吴郡顾、陆诸族已是“世有高位”。孙吴立国，吴郡朱、张、顾、陆四姓长期主导吴国政务。顾雍担任东吴丞相 19年，初封阳遂乡侯，后进封醴陵侯。陆逊协助吕蒙袭取荆州，初封华亭侯、娄侯，后又因指挥夷陵之战，火焚蜀汉连营功第一，领荆州牧，进封江陵侯。顾雍去世后，陆逊接任东吴丞相。“上海”初为陆逊封邑，其孙陆机、陆云即生于华亭小昆山，后为张昭封邑。
东吴宝鼎元年（公元 266 年），析吴郡乌程、阳羡及丹杨郡一部置吴兴郡（治今湖州市附近）。之前，孙权分吴郡置毗陵（治今常州市附近）典农校尉，孙亮分会稽立临海郡（治今台州市椒江区附近），孙休又分会稽立建安郡（治今福建建瓯市附近）、孙皓分会稽立东阳郡（治今金华市附近）。自此，吴郡、吴兴郡与会稽郡并称“三吴”。
公元 208 年，西晋灭吴，分天下为 19 州，“上海”属西晋之扬州吴郡，松江佘山南始设华亭镇。西晋初年，全国人口约 1616 万，长江下游人口约 33 万户，位河南、河北、古荆州、古扬州、古梁州、关内、岭南七区之第四。
陆机、陆云兄弟在孙吴政权灭亡后入洛，与顾雍之孙顾荣并号“三俊”，被司空张华誉为“龙跃云津、凤鸣朝阳”的东南之宝。陆机是西晋武帝太康年间最负盛名的文学家之一，中国文学史上骈文的开创者，对当世文风曾产生深刻影响。陆机的《文赋》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异帜独树，首次对创作过程、方法、形式、技巧及诗歌音韵必须协调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研究，开创了后来以谢朓、沈约为代表的永明文学先河，促进了中国古诗格律化。陆机的成就标志着当时太湖流域统治阶层的文化水平与中原统治阶级文化水平的差距已渐趋消失。
公元 291 年，八王之乱起。311 年，晋怀帝被掳。316 年，晋愍帝出降。中国北方进入五胡十六国与元魏、高齐、宇文周的北朝年代，南方则进入了东晋与宋、齐、梁、陈的南朝时期。中国北方经济、文化再度沦落，烽烟弥漫，兵火连天，循环不已，乱且未有尽期的百年浩劫，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直到公元 436 年，方才实现统一，恢复稳定。
世人所谓“京洛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中国南方则因八九十万中原遗黎几乎包括北方全部衣冠士族在内的政治、文化精英徙入孙吴旧壤，完整地接受和续延了河洛精耕细作农业生产技术与诗书礼乐的主流传统。因此，长江中下游地区与太湖流域在南北生产技术和人口、文化交流融合的条件下，缓解了地旷人稀、劳动力紧缺和知识分子占人口比例过低的矛盾，不仅经济获得迅速发展，而且在文化水平方面终于超过了北方。
公元 345 年至 356 年，东晋永和年间，内史虞潭在吴淞江下游（今青浦境内）修筑沪渎垒，以防海潮；公元 400 年，内史袁山松重修沪渎垒以备孙恩；上海别称“沪”，传说即由此而来。宋、齐、梁三朝，“上海”属扬州吴郡；陈朝“上海”属南豫州吴州。梁分娄县地置信义县；梁大同元年（公元 535 年），析信义县地于“上海”境内置昆山县，治松江小昆山北，陈因之。
南迁政权必然携带中原王朝拥有的四方英才、名士和核心区域的发达文化而来，才能服众，割据政权也需要网罗半壁江山境内外豪杰俊彦，始可开基。公元 211 年至 580 年，长江下游江南的建康（今南京）一直是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繁华富丽古今无比。“盖建康立国实以东南供亿为之咽喉”，太湖流域的晋陵郡、吴郡、吴兴郡和会稽郡也因之成为京畿重地垂 300 余年，农业生产水平达到了“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其间，虽有历时 13 年的孙恩起义，历时数年“中兴之盛，尽于是矣”的侯景之乱，以及一些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战争，但遭受的破坏仍远轻于北方。
公元 589 年，隋灭陈，废吴州曰苏州；公元 605 年至 616 年，大业年间（605—616）复曰吴，寻改为吴郡；废昆山县，公元 599年，开皇十八年复置昆山县。此时，“上海”属吴郡昆山县。
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政治、经济、文化、人才资源在建康一隅的世代累积、长期集聚，不仅推动了长江下游江南地区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太湖流域的产出占全国财赋比重的不断提高，而且奠定了长江下游江南地区尤其是太湖流域作为中国南方最主要基本经济区的势位。
史家著作分析，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基本经济区”。所谓“基本经济区”，系指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贡纳谷物、财赋来说，要比其他地区优越得多，以至不管哪个政治、军事集团，只要真正控制了这类地区，就有了称雄图霸和可能统一中国的物质保障。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主要是通过有效控制经济发达的基本经济区，并以此作为对其他附属地区进行军事和官僚统治的强大支撑，来维持其中央集权“居重驭轻”的优势，实现“本固邦宁”的目标。
公元 584 年至 610 年，杨坚、杨广父子采取了两项影响长江下游江南地区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措施：一是隋文帝违反经济规律，下诏将建康城邑宫室平荡耕垦、彻底毁弃，目的是为了消除长江下游江南地区作为“基本经济区”一旦失控，对北方中央王朝可能产生的潜在威胁，从而延滞了长江下游江南地区的发展。此后三个半世纪，长江下游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遂东移扬州、润州（今镇江）。建康旧址有时是一个次要的州治，有时甚至只是一个县治。
二是隋炀帝为了便利漕挽和军事运输、拨调江南粮食及其他财富供养京师，利用天然河流和旧有渠道，征发数百万劳动人民开凿了以洛阳作为中心，北达涿郡（今北京）、南抵余杭（今杭州）、沟通江淮河海四水的南北大运河，适应了南北经济交流的需要，加强了南北之间的文化联系，起到了促进江南发展和南北政治经济一体化的积极作用。
公元 611 年，隋末农民起义爆发，公元 617 年隋亡；公元 623年，唐王朝统一中国，唐初全国户不满 300 万，未及隋繁荣时期900 万户的 1/3。战乱使北方经济又一次遭受比南方更为严重的破坏，黄河下游“萑莽巨泽，千里茫茫，人烟断绝，鸡犬不闻”，直到贞观中年，此处登记的户数仍不足 70 万，约为隋大业初年 470万户的 1/7。
而此时长江下游江南地区与中原经济、文化核心区域的差距已不甚明显。
《隋书·地理志》云：“丹阳旧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人杂五方，故俗颇相类。京口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亦一都会也。其人本并习战，号为天下精兵……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其俗亦同。然数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厐，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新唐书·食货志》亦云：“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自高宗以后，岁蠲增多。”
唐武德四年（公元 621 年）改吴郡曰苏州；开元二十一年（公元 773 年），唐分天下为 15 道，江南东道治于苏州，天宝年间（742—755）复改苏州曰吴郡，乾元年间（758—760）复曰苏州。“上海”属江南东道吴郡、苏州。经过东晋以来的开发，到隋唐时，“上海”地区的生产已得到较快发展，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凡六千户为上县。天宝年间，“上海”地区人口已突破万户，超过了上县标准。
天宝五年（公元 746 年），于吴淞江南岸设青龙镇（今青浦区东北）。天宝十年（公元 751 年），吴郡太守奏请朝廷移昆山县治于马鞍山（今江苏昆山），析昆山县南境、嘉兴县东境、海盐县北境置华亭县。秦初海盐县治旧址在今上海金山区张堰东南，后陷为柘湖；秦二世元年（公元前 209 年），迁县治于武原乡，旧址在今平湖市东北，后陷为当湖；东汉永建二年（公元 127 年），迁县治于故邑城，后陷入乍浦东南海中。东晋成康七年（公元 341 年），设海盐县于马嗥城，旧址在今海盐市城南；南朝梁大同初年，析海盐县地置胥浦县和前京县；南朝陈时，并海盐县入盐官县；隋罢废，唐景云二年（公元 711 年），分嘉兴县复置；先天元年复废（712年）；开元五年（717 年），复置，治于吴御城。
中唐时期，华亭县吴淞江南岸的青龙镇逐渐成为浙西沿海日本遣唐使节和新罗（朝鲜）商人经常在此登岸的重要港口。唐天宝年间（公元 755 年），官方登记著籍人口恢复到 5291.9 万，加上大量隐漏人口 2000 多万，人口总量达到 7000—8000 万，超过了西汉元始二年（公元 2 年）5959 万左右的水平，长江下游已有户 149 万，位次由西晋时的第四上升为河北、河南、古扬州、古梁州、关内、古荆州、岭南七区的第三。
天宝十三年（公元 754 年），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安史之乱彻底粉碎了从太宗贞观初到玄宗天宝末前后 120 余年的承平兴旺，引致了盛唐莺歌燕舞、国泰民安表象下长期潜伏、积重难返、病入膏肓的社会危机全面爆发。兵火映照黄河流域，戎马蹂躏中原大地，河北、河南、都畿、京畿、河东、关内六道化作征战沙场；生灵涂炭，城郭邱墟，“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至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虎口余生的黎民百姓离乡背井，大量逃亡荆、扬二州，中国北方焦土糜烂，经济、文化又一次惨遭比南方更为酷烈的摧残。山东虽未尽失，而隔绝不通，蜀赋既寡，又限以剑门栈道之险，疆宇骤蹙的唐王朝，督东南租庸之汉水达洋州，输于扶风，全赖江淮财赋赡养，以济中兴。
公元 763 年，安史之乱被敉平，然余烬犹炽，河南北藩镇跋扈，自除官吏，唐王朝随之陷入军阀割据，供赋不贡的四分五裂状态。从殷周至隋唐 2400 多年来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黄河中下游两岸失去了昔日的优势，中国经济重心开始移向南方。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评论道：“由于失去对华北平原的控制，受害较轻的长江和淮河流域的几个道，随着北方人口的大量迁入和生产力的稳定增长，成为朝廷收入的主要来源，取得了新的关键性地位，输送粮帑金缯的运河体系成为朝廷绝对的生命线。”又言：“隋唐之世变迁最大者，为江域之财力及其文物超出于河域之上，观天宝乱后，唐室恃江淮之财赋为命脉，五代之世，金陵之文物，运非汴、洛所及”。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亦云：“自安史之乱后，长安政权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持东南八道财赋之供给，至黄巢起义，军阀混战即将此东南区域之经济全面破坏，复断绝汴路、运河之交通，而奉长安文化为中心，仰东南财税以存立之政治集团，遂不得不土崩瓦解。”
唐乾元元年（公元 758 年），于江南东道置——浙江西道和浙江东道方镇；公元 785 年，贞元后，浙江西道领润、苏、常、杭、湖、睦六州，浙江东道领越、衢、婺、温、台、明、处七州。此时，“上海”属浙江西道苏州、华亭县、昆山县。
公元 907 年，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占有两浙及福建部分地区的吴越国王钱镠（唐末为浙江西道镇海军、浙江东道镇东军节度使）表建中吴军治苏州；石晋天福五年（公元 938 年），吴越国王钱元瓘奏析杭州嘉兴县置秀州，割华亭县隶秀州。钱氏立国八十余载，吴越五王继世，整治河网，保境安民，致力水利建设；编竹为笼，笼内装石，积叠垒堤，再于其外打大木桩，创“石囤木桩法”，修筑“捍海塘”。两浙由此“岁交丰稔，库存充盈”，太湖流域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公元 979 年，北宋统一。淳化五年（公元 994 年），废道，分天下为 15 路，辖 9 府、250 州，49 军、11 监，统 1162 县；后增至26 路，辖 38 府、254 州、54 军、4 监。
此时，“上海”吴淞江南之华亭县地属两浙路秀州，吴淞江北属两浙路苏州昆山县。政和三年（公元 1113 年）升苏州为平江府。
这时的长江下游人口已跃居全国古扬州、河南、古梁州、河北、古荆州、关内、岭南七区之首位。华亭县户数达 5.49 万，4 倍于建县之初；青龙镇烟火万家，有 36 坊和 22 桥，航运贸易相当繁盛。熙宁十年（公元 1077 年），华亭县城税收 10618 贯，青龙镇税收达 15897 贯，被称作“小杭州”。
华亭县以东海滩成了重要盐场，农、渔、盐民聚居的村落日益增多。公元 1032 年（天圣十年），在这里设立了征收酒税的“上海务”。政和三年（公元 1113 年），在华亭县设市舶司；政和四年改青龙镇为通惠镇，以示通商互惠之意。
上海地区的成陆过程，经考古工作者的辛勤调查和发掘，其大致脉络已基本理清：5000—6000 年前，上海的海岸线遗址北起娄塘，中经嘉定城中、南翔，闵行的诸翟、俞塘，南抵奉贤的南桥西至柘林。1300 年前，上海的海岸线遗址北起宝山区的盛桥、月浦，中经浦东新区的北蔡，南抵南汇的周浦、下沙、航头。1000 年前，上海的海岸线遗址则北起浦东新区的高桥以东，中经顾路、龚路、川沙镇，南抵南汇的惠南镇、大团，向西延伸到奉贤的奉城、柘林。因此可以推定，今上海市全境在宋初已基本成陆。
南宋分两浙路为西、东两路，庆元（1195—1201 年）初，升秀州为嘉兴府；宁宗嘉定十年（公元 1217 年），析昆山县东境五乡置嘉定县；“上海”吴淞江以南属两浙西路嘉兴府华亭县，吴淞江以北则属两浙西路平江府嘉定县。
南宋两浙西路时期，苏、湖一带“其壤沃、其田腴”，改种从越南传入的“不择地而生”、成熟期短的占城稻之后，部分地区一岁可以收获两季，丰年亩产达 5—6 石，因而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
由于吴淞江上游淤浅，下游缩狭，海舶无法溯沪渎直抵青龙镇，逐渐碇泊于华亭县以东的上海浦右侧，即今黄浦区小东门十六浦岸畔。南宋咸淳三年（公元 1267 年），于上海浦设上海镇，青龙镇作为长江口主要港口的地位逐渐为上海镇所取代。
有史家考证：两宋 300 余年，中国北方经济不仅始终未能获得汉晋隋唐那样休养生息与恢复振兴的良好机遇，而且由于战争创伤因素，河淮水患因素、制度倒退因素等诸多不利条件综合作用雪上加霜的致命打击、自然与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人口增长相当缓慢。根据《宋史·地理志》所记：北宋崇宁年间（公元 1102—1106）之户数，长江下游为 707.7 万，占全国总数 1/3 以上；河南约 215万、长江中游 200.5 万、上游 199 万、河北 181 万、关内 145 万、岭南 81 万。河南、河北、关内北方三区户数 541 万，仅为长江下游户数的 76.44％。
公元 1297 年，元灭南宋统一全国，设中书省和 11 行中书省；后增加至 16 行中书省，辖 185 路、23 直隶府、62 直隶州，统 10 散府、297 散州、4 军、15 安抚司；又设宣政院、宣政司等管理境内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
中国现行省制创立于元朝，历经世祖、成宗、武宗三朝实践、完善和推广，逐步成为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建制。
元初置江淮行省于扬州，又称扬州行省或淮东行省，统领淮东、淮西和浙东、浙西地区；至元二十一年（公元 1284 年）迁治所于杭州，改称江浙行省；至元二十三年（公元 1286 年），迁治所回扬州；至元二十四年（公元 1287 年）改称江淮行省；至元二十六年（公元 1289 年）又迁治所至杭州；至元二十八年（公元 1291年），以长江以北诸路隶河南江北行省，改江淮行省为江浙行省。
公元 1277 年，至元十四年，置华亭府，置崇明州（属扬州府）；至元十五年（公元 1278 年）改华亭府为松江府，属嘉兴路，至元二十九年（公元 1292 年）直隶江浙行省。
上海镇在元代得到进一步发展。除渔盐、蚕丝、稻米外，又从闽粤引进棉种，迅速发展植棉业和棉纺织手工业。上海乌泥泾人黄道婆从海南岛带回黎族人民传授的棉花加工新法，改单锭手揺纺车为三锭脚踏纺车，提高了轧棉、弹花、纺纱的产量和质量，棉纺织手工业的技术革命又进一步带动植棉业的发展；同时，海运漕粮的沙船业也获得了积极发展。
至元十四年（公元 1277 年），在上海镇设立具有海关、港口管理、对外贸易职能的市舶司。上海市舶司遂与广州、泉州、温州、杭州、庆元（今宁波）、澉浦并列为全国七大市舶司，号称有“海船数千、梢水数万”；上海镇也因此一跃而成“蕃商云集”的滨海大港。上海镇内商局、漕运万户府、贮粮太平仓、酒务、商务、巡检司、水驿、急递铺等官方机构一应倶全，街市榷场、酒肆、军隘、儒塾、官署、佛官、仙馆、甿廛、贾肆鳞次栉比。
按元制，江淮以南逾 3 万户为上县，而此时的上海镇已领户6.4 万，人口达数十万。至元二十八年（公元 1291 年），由上海镇海运漕粮 152.7 万石到大都，本地以航海为业的居民达 5675 人，占总人口的 1.5％。
至元二十九年（公元 1292 年），朝廷准松江知府仆散文奏请，析华亭县东北高昌、长人、北亭、海隅、新江五乡置上海县，治上海镇。元贞三年（公元 1296 年），升平江路嘉定县为嘉定州；“上海”地区除崇明县外，分属江浙行省松江府华亭县、上海县和江浙行省平江路嘉定州。至正十年（公元 1350 年），元末红巾农民起义爆发，接着又有河南、山西、关中军阀连年交兵，北方又一次陷入大规模战乱。
公元 1368 年，明太祖朱元璋统一中国，定都南京。公元 1382年，设 1 京师和 13 布政使司，辖 120 府、41 直隶州、11 军民府，2宣慰司、2 宣抚司、1 安抚司、3 长官司、2 羁縻府、4 羁縻州。
洪武二十六年（公元 1393 年）北五省（北平、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和京师直隶的淮北部分，有户 245 万，约占总户数的 23％；而南八省（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和京师直隶的淮北部分，有户 820 万，约占总户数的 77％。
永乐元年（公元 1403 年），全国在籍人口约 6659.8 万。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永乐十八年（公元 1421 年），设两京（南、北直隶）和 13 布政使司（不包括交趾布政使司），合称 15 省（并于东北和青藏设 2 个相当于布政使司的都司）；其时，秦岭、淮河以南的布政使司有 10 个，占 66.6％。这反映了明代政治、军事中心虽在北方，但经济和生产中心已进一步移向南方。
此时，“上海”地区的华亭县、上海县属南直隶松江府，嘉定县属南直隶苏州府，崇明县属苏州府太仓州。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 年），析华亭县二乡和上海县西北的北亭、海隅、新江三乡置青浦县，治青龙镇，嘉靖三十二年罢废。万历元年（公元 1575年），复置，移治所于唐行镇（今青浦区城厢）。
值得注意的是，“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为了防御游牧民族入侵，京畿驻军，号称百万，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一线，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九镇屯兵亦达 80 余万。唐末以来，北方经济令人痛心疾首的衰落，使得明代京都 200 多万军民和九镇近百万将士衣食不得不仰给东南。几百万朝廷供养人口生活消费和物资消耗形成的巨大需求，产生了增加东南税饷负担和促进东南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明代太湖流域和上海地区人民遭遇的封建剥削达到了几乎难以承受的极限。
王士性《广志绎》云：“苏、松赋重，其壤不与嘉、湖殊也，而赋乃加其什之六。今总吴中额赋：苏州府县八，至二百二十六万四千石；松江府县三，至九十五万九十石。嘉光府县七，止六十一万八千石；湖州府县六，止四十七万石。常、镇比嘉、湖虽过十之三，比苏、松尚少十之六……毕竟吴中百货所聚，其工商贾人之利又居农之什七，故虽赋重，不见民贫。然吴人所受粮役之累，竟亦不少，每每佥解粮头，富室破家，贵介为役……东南民力良可悯也。”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云：“承元末大乱之后，山东、河南多是无人之地。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西浙十九也。考洪武中，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
顾炎武又提道：“今国家都燕，岁漕江南米四百余万石，以实京师，而此五府者，几居江西、湖广、南直隶之半。苏州府见额二百五十万石，松江府见额一百二十万石。然在宋时，苏州不过三十余万也，松江不过二十余万也。即有元增赋，苏州亦八十余万而止，松江亦七十余万而止，是今之赋额较宋浮至七倍，比元亦浮至三倍……不特此也，即如湖广（湖北、湖南）省额征二百三万，而苏州一府之数浮之；福建省额征一百万有奇，而松江一府之数浮之。”
徐光启《农政全书》亦云：“松江府所繇共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尚存视息者，全赖以一机一杼而已。非独松也，苏松常镇之布帛枲纻、嘉湖之丝纩，皆恃此女红末业，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若求诸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
在自身人口繁衍和朝廷重赋压力驱动下，由于种棉一亩销售收入约为种稻一亩的 2—3 倍，唯有以花成布，以布贸银，以银市米，才能足额缴纳漕粮和免于饥寒。太湖流域农业生产结构遂逐渐从单一粮食种植向经济作物种植转变，苏松地区棉花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松江府各县“农民种稻者不过十之二三，图利种棉者则十有七八”；棉纺织手工业也因此飞速增长。
尽管棉纺织品仍主要依靠一家一户农民生产，但滴涓成泉，松江一地，每人每天可织一匹，品种、规格繁多的标布、中机布、扣布、稀布亦达到了“日出万匹”的水平，“而纺织不止村落，虽城中亦然”。有资料记载：松江府诸县“木棉文绫，衣被天下”，日售棉布 5—10 万匹，年上市棉布 2000 余万匹。标布主销黄河流域，以出于三林塘者为最精，周浦次之；中机布主销长江中游；除此另有部分棉布运销海外，“大抵日本所需皆产自中国”。
随着经济结构转变继续深入和区域专业生产分工不断发展，太湖流域在丝织、棉纺主导产业确立之后，“苏湖熟、天下足”的粮食生产中心地位日益西移至“湖广熟、天下足”的鄱阳、洞庭、江汉平原，太湖流城也成为国内最大的粮食、布匹、丝绸与棉花交易市场。
上海本地自产稻米，不足所食，未敷消粮之数，大部分购自江西、湖广，“吴所产出米源不足供本地食用。若江（江西）广（湖广）之米不特浙属借以济远，即苏属亦望为续命之膏”。上海本地自植原棉也不足所用，大部分市于山东、河南，“北土广树艺而昧于织，南土精织而寡于艺，故棉则方舟而鬻于南，布则方舟而鬻于北”。
除了棉纺织业，航运业也是上海地区的重要经济支柱，只不过因吴淞江下游淤塞严重，船舶进出困难，上海港航运业务曾一度衰落，而以郑和下西洋船队锚地——长江下游南岸浏河港（当时属嘉定县）为上海地区主要海港。
同时，明代太湖流域和上海地区经济、文化也跃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莫照咏《苏州赋》曰：“拱京师以直隶，据浙江之上游，擅田土之膏腴，饶户口之富稠……城连万雉，列巷通衢，华区锦肆，坊市棋列，桥梁栉比，梵宫连宇，高门甲第。货物所居，珍奇所聚，歌台舞榭，春船夜市；远士巨商，它方流妓，千金一笑，万钱一箸。所谓海内繁华，江南佳丽者。”
当时中国工商业繁荣城市，除去南、北两京，大致分布在长江中下游江南地区、东南沿海和运河两岸，而以长江中下游江南地区最为繁华，江南繁华又主要集中在太湖流域的苏、松、杭、嘉、湖五府。五府地区相继出现了一批商业和手工棉纺织业、丝织业发达、人口显著增加的市镇，如松江府的枫泾、朱泾、朱家角镇，苏州府的盛泽、震泽镇，嘉兴府的濮院、王江泾镇等。市镇人口已不仅是本地居民，更多的是外来商贾、小手工艺者和流民，有些流民已受雇佣成为手工业工人。此外，松江府还零星出现了“银租”，随着田税、税役、商税、手工业税、海关税大部分都用银折纳，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开始了从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转化。
“里姐晨抱纱入市，易木棉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闲；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
上海地区人民在千辛万苦拼命发展经济，同时也创造了灿烂文化，其代表人物有：
——农家子弟徐光启（1562—1633），官至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并参机要；既是勤劳国事的政治活动家，又是农学、天文学、数学造诣极深，最早主张并亲自实践介绍和吸引西方科学技术的大科学家。他曾被竺可桢先生视为无论在知识和实践经验方面，还是在事业和品格方面都超过了同时代“实验科学之父”、英国著名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的典范。
——历史学家王圻，嘉靖四十四年（公元 1565 年）进士，著《续文献通考》254 卷。
——书画大家陆深、华亭画派巨擘董其昌。
——几社领袖陈子龙（1608—1647），文学家，编《皇明经世文编》。
——文学家夏允彝和其子少年英雄夏完淳。
——专治奇异病症的一代名医李中祥。
——大藏书家陶宗仪，等等。
后人检索，自永乐初至崇祯末，历任朝廷宰辅的内阁大学士共168 人，得籍贯上海地区者 3 人。
康熙二十三年（公元 1684 年），清王朝统一中国。此后，清承明制，初设 1 直隶，14 布政使司；康熙初增至 18 布政使司，旋改布政使司为省，合称内地 18 省，在边疆设 5 将军辖区、2 办事大臣辖区和 1 内蒙古地区，共 26 个省级地区；至清末，共设 23 省（不包括被日本侵占的台湾地区）和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内蒙古地区以及西藏、西宁两个办事大臣辖区。
顺治三年（公元 1640 年），谕户部稽核钱粮原额，汇为《赋役全书》，悉复万历之旧。顺治十三年（公元 1656 年）析华亭县地置娄县，与华亭县同治一城。康熙六年（公元 1667 年）分江南省为江苏、安徽两省。雍正三年（公元 1725 年）升太仓州为江苏省直隶州，割苏州府嘉定县属太仓州，析吴淞江以北嘉定县东境置宝山县，析华亭县云间、白沙二乡之半置奉贤县，析娄县南境置金山县，析上海县长人乡置南汇县。
清王朝在省一级以下设道，为省之派遣机构；道分两类：一为分守道，负责辖区若干府县行政事务；一为分巡道，负责某一部门具体事务，如提学管教育、河工管水利，不过有时也可受省委托自主处理地方事务，发挥重要监察作用。雍正八年（公元 1730 年），朝廷就允准江苏奏请，移分巡苏松兵备道驻上海，兼理海关事务。乾隆六年（公元 1741 年）裁太通道，将太仓直隶州并入统辖，称分巡苏松太兵备道。乾隆三十一年（公元 1766 年）将苏州府改归苏松粮储道（驻常熟），称分巡松太兵备道。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 年），仍将苏州府还属于道，复称分巡苏松太兵备道。嘉庆十五年（公元 1810 年）析上海县高昌乡及南汇县长人乡部分地区置川沙厅。
上海地区属江苏省，吴淞江以南之华亭、上海、青浦、娄县、金山、南汇、奉贤、川沙厅属江苏省松江府；吴淞江以北之嘉定、崇明、宝山县属江苏省太仓州。由于南汇县和川沙厅的划出，上海县面积从元代设县时的 2000 多平方公里，减少到约 600 平方公里左右。
有史家统计：顺治八年（公元 1651 年），中国人口实际数字约6000 万；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中国人口猛增到 3 亿以上。
长江下游人口占全国比重从汉隋第五位、唐朝第三位，到宋之后一直占全国首位，经济发展水平亦居全国第一。清《江南通志》云：“国家鼎建两京（北京、盛京）之外，分省一十有四，而江南（江苏、安徽）最为重地……国之大计，以财用为根本，而江南田赋之供，当天下十之三；漕糈，当天下十之五；又益以江淮之盐荚，关河之征榷，是以一省当九州半未已也……物产之富甲于海内……江左人物，遂为天下先。”
计天下之财赋，惟江南、浙江、江西为重，三省中尤以苏、松、嘉、湖诸府为最。根据瑞士历史学家保尔·贝洛什按 1960 年美元价格折算估计：1800 年，西欧人均国民收入约 213 美元，美国人均国民收入 260 美元，而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约 228 美元。
清中叶，太湖流域丝绸、棉纺织手工业进一步发展。在棉布外销、棉花采购与置备回程货物需求刺激下，上海商业、航运和转口贸易日趋兴盛。南北物资交流悉藉沙船，每日满载各地土货而来，买取上海所有百物而去。雍正六年（公元 1728 年），上海已有沙船11 帮，每帮俱有沙船三、五百号。乾嘉间，上海乍浦诸口有善走关东海船五千余艘，本地约三千五百艘，大号沙船可载三千石（约180 吨），小号沙船可载一千五六百石，繁忙时，一天之内有上百号沙船启碇。嘉庆五年（公元 1803 年）会通河塞，漕运不畅；道光五年（公元 1825 年），议复海运，由上海雇商转船江苏漕米一百六十三万石济京师，漕运遂成为上海港一项重要业务。
其时，由上海出发，有多条航线：（一）“北洋航线”，可至芝罘（今烟台）、天津、牛庄（今营口），年货运量约 50—60 万吨；（二）“南洋航线”，可至浙江、福建、台湾、广东，年货运量约20—30 万吨；（三）“外洋航线”，可至朝鲜、日本及东南亚，年货运量约 5 万吨；（四）“长江航线”，可至安徽、江西、两湖，年货运量约 30 万吨；（五）“内河航线”，可至苏、杭、扬州，沿运河直抵山东临清、济宁及河南、河北，年货运量约 20 万吨。
19 世纪，上海县人口 50 余万，每年多则 140 万吨、少则 120万吨运量的货物，扣除约十万吨漕粮为本地消费所用，绝大部分为转口贸易所需。根据相关志书记载：“凡货运贸易皆由吴淞口进泊黄浦，城东门外舳舻相衔，帆樯比栉，不减仪征、汉口”；“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繁剧。诚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也”。
以仪征、汉口比附上海县，其非视小也，须知清季仪征“是时盐纲皆直达，东自泰州，西极于汉阳，转运半天下焉……列樯蔽空，束江而立，望之隐若城郭”，而汉口“地当孔道，云贵、川陕、粤西、湖南，处处相通，本省湖河，帆樯相属”，盐、米、木、花布、药材、粮食之行“不舍昼夜”，两者均为彼时货运贸易之枢纽。
在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推动下，上海县城出现了办理银钱兑换、存放业务的金融机构——钱庄和钱庄同业公会，以及许多客商同乡组织和行业组织，如山东、徽宁、泉漳、潮州、四明会馆、公所，商船、布业、药业、京货帽业、北货等商会。据史家统计，明清以来上海地区新增大小市镇 150 余个，市镇居民多者几千户，少者几百户，主要从事棉纺织业和商业，农业人口比例明显下降。
其时，文化发展也达到了全国领先水平，代表人物有：
——乾嘉历史考据学派大家，著《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被誉为“学通天人、博极古今”的嘉定钱大昕（1728—1804）和精于经学、对东汉郑学尤有研究、著《十七史商榷》100 卷的王鸣盛（1722—1797）。
——著名画家吴历（原籍常熟），寓居上海 30 年。
——明史编修、《江南通志》总裁、戏曲家华亭黄之隽。
——戏曲家，著《八宝箱》《诗中圣》《双翠圆》的华亭夏秉衡。
从元至治元年（公元 1321 年）至清道光年间，上海县考取进士者有 193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