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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对于加强五国之间的经贸合作与政策协调乃至国际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外对金砖国家的研究大多偏重于金砖国家的经济实力研究，对于金砖国家的经济潜力给予高度的肯定，对世界经济格局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Neil、 Purushothaman、 Stupnytska （2005）总结了 2000—2005 年金砖四国的经济成果：四国对全球实际GDP的贡献率达 28％，对全球GDP的贡献率高达55％；国际贸易总额以极快的速度攀升，是 2001 年的 2 倍；持有超过 30％的世界外汇储备、全球 15％的FDI，几乎是 2000 年的 3 倍多，更惊人的是资本外流量是 2000 年的 6 倍等。 [1] Oppenheimer、 Neil、 Moe （2009）发现，2000—2004年，美国、欧盟和金砖四国对全球经济成长的贡献度接近，2005—2009 年，金砖四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成长的主导力量，预计 2050 年，金砖四国的GDP之和将占全球的 50％，2008 年的金融危机甚至可以加速这个目标的达成，早日实现全球经济体的重组。 [2]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 2010—2011》标准，金砖国家的优势差异主要体现在经济基础因素、运行效率因素、创新推动因素和社会其他因素等方面。报告指出，巴西和印度在 2010—2011 的139 个经济体的全球竞争力榜单上排名分别为 58 和 51，巴西经济处于效率驱动的发展阶段，印度经济还处于要素驱动阶段。俄罗斯和南非的全球竞争力排名分别为 63 和 54，而且均处于效率驱动的发展阶段。中国位居全球竞争力榜单第27 名，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处于效率驱动型。 Robert Kappel （2011）运用世界银行数据，对近几年金砖国家经济贸易的发展进行分析，指出金砖国家的合作对于欧洲以及美国经济是一种很大的挑战。 [3] Thomas Renard （2012）从欧盟的角度认为，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力量的出现，加速了世界多极化的进程，提出欧盟必须更加团结一致，在对外政策上用同一个声音说话。 Leslie Elliott Armijo （2007）从国家层面，认为金砖国家投资潜力大、经济发展前景广阔，这为金砖国家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 Jack A.Smith从国际层面，认为金砖国家正在打破少数国家长期垄断全球经济事务的不公平局面，反映出国际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5]
多数国外学者认为，金砖国家在 21 世纪前十年取得令人瞩目的增长成就，但这种成就并非建立在科技进步、结构合理基础之上，各国情况有所区别，增长速度也并不相同，经济增长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并不一致，因此也有不少国外学者对金砖国家抱有谨慎的态度，甚至是消极的态度。
Fernando Ferrari- Filho、 Anthony Spanakos （2008）认为在金砖四国中最大的差异在于经济增长和改革，热衷于追求自由化的俄罗斯和巴西，其增长速度反而不如印度和中国。作者从宏观政策方面比较了巴西和中国的改革，认为巴西灵活的汇率制度妨碍了经济增长，而中国却相反，恰恰得益于其汇率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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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bham、 Chaudhuri、 Martin、 Ravallion （2008）认为中国和印度收入不均等程度不断上升，两国的贫困问题没有更多地呼应总体经济的增长，而是更多地呼应了不均等程度的提高。两国在人力资源开发和获得主要基础设施方面持续的不均等，可能在印度更为严重，认为不断提高的不均等程度对增长构成的短期风险在中国会更大一些。
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 2012 年 10 月 15 日发表题为《金砖国家的可持续治理》的报告，指出经济发展不是万灵药，如果新兴国家不努力同时推进政治和社会转型，将会面临积重难返的问题。认为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如果继续拖延必要的政治改革，其经济发展速度将明显放慢。
甚至一些学者对金砖国家经济的发展持非常消极的态度。印裔美籍学者法里德·扎卡利亚（2011）指出，事实证明金砖国家最近并未持续显著崛起，金砖国家跨越国界的影响力依然很小，其经济继续发展都面临着国内外的挑战，削弱了它们在国际甚至地区舞台上展现力量的兴趣与能力。
L.M.Jacobs、 R.Van Rossem （2013）指出金砖国家的发展模式各有千秋，五国间政治、经济差异巨大，因此将金砖国家放在一起进行分析难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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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ge G.Castaneda （2010）认为，虽然金砖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占有优势，但是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它们还不具有很大的影响能力。
[8]
Lindsay等（2014）则更为明确地提出“金砖幻象”，认为金砖各国的实力有较大差异，不能被笼统地划分为一个新兴经济体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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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 Rodrik （2013）指出金砖国家缺乏全球思维，不能够领导全球经济应对挑战，在G20 合作机制中的表现更是无足轻重、畏首畏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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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dor Tudoroiu （2012）则强调五国在政治制度、经济规模、经济结构和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差异，难以形成一个团结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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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奈（ Joseph S.Nye） （2010、2013）曾多次撰文指出，金砖国家之所以难以形成一个紧密的联盟，其原因在于五国之间尚不存在减少分歧与差异的“黏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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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界同时也承认，尽管面临挑战和危机，但只要金砖国家注重增长转型，促进调整和革新，就有可能保持长时期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国外一些学者也针对金砖国家创新发展模式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金砖国家研究室主任马科斯—特洛吉（2012）强调，如果金砖国家能够将其“当地含量主义”政策转化为发展知识和创新的跳板，那么它们就会成为未来世界里最具有活力、最繁荣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集团。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金砖国家的未来不再取决于它们能如何有效地适应世界经济，而是会取决于它们如何有效地形塑世界经济。
达尼·罗德里克（2011）指出，现有增长模式不能持续支撑金砖国家的高速发展和成功崛起，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金砖国家的必然选择，认为五国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升级的关键是技术创新，除了其通过改革与开放、吸引外资弥补技术差距外，还需要增加新兴行业的就业人口，使生产政策有助于结构转型的实现；他还认为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是建立在技术进步基础上的加工工业以及服务业水平的提高。
Chun- Yao Tseng （2009）分析了金砖四国技术创新能力的不同，并指出各国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和劣势，提出要开展金砖国家技术贸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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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罗斯经贸发展的文献。如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1998）分析了俄罗斯经济，认为它过分依赖资源出口、容易受到国际商品价格周期性影响、产业结构继续畸形发展、缺乏新的增长点、经济增长缺乏持续性。
Grant Thornton （2007）就俄罗斯企业对待全球化的态度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认为全球化是一种机遇的企业仅占调查企业的 30％，还有 19％的俄罗斯企业认为全球化会给它们带来威胁。
布雷（2009）分别对比了俄罗斯远东地区与中、日、韩等国家的合作状况，指出俄罗斯东部地区是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合作的重点区域，两国间的经贸合作以及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为双方的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础。
T.Sergey （2009）认为物流业已经成为国际经济交流和合作的基础，没有物流的发展就不会有中俄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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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卢卡舍维奇（2011）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金砖国家间的合作机制是目前全球最具活力的新兴国家、经济体间的全新合作模式。他指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广阔前景基于两大基础：一是发展经济合作，二是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协作。 Jesper Jensen、 Thomas Rutherford、 David Tarr （2007）开发了一个可计算的俄罗斯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发现俄罗斯加入WTO最大的收获就是降低了服务业采购企业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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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俄罗斯世界”基金会和俄罗斯科学院于 2011 年 9 月 13 日联合创办的金砖国家研究国家委员会定期发布简报，并出版了《俄罗斯金砖国家战略：目的和手段》《俄罗斯和金砖国家：相互投资的新可能性》《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矿产开发战略》等一系列论文集、专著和报告。
关于印度经贸发展的文献。马加力（2006）指出自 1991 年实施经济改革以来，印度经济走出了低中速增长曲线，开始跨上中高速增长平台。
斯蒂芬·科亨（2002）指出印度正日益成为一个在文化和文明方面颇有影响力，在政治和战略决策方面日趋成熟，具有领导力和正在崛起的国家。
OECD在《2007 印度经济调查》中指出，印度的年人均GDP增长率已经从独立时的不足 1.25％，增加到目前的 7.5％。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人均收入增加了 2 倍，潜在GDP增长率将达到 8.8％，按照这一指标印度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16]
Arvinder Singh （2005）对中国和印度两国的社会背景做了比较，以此来挖掘中印两国在经济增长、出口等方面产生差异的深层次原因，指出印度和中国经济的相似程度并不像我们普遍以为的那样深。国土面积广阔，人口众多，这些表面上的相似，以及在农业经济上的相似问题，掩盖了实质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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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y Bosworth、Susan M.Collins （2007）分析了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通过国际比较发现，二者之间的主要差异是，中国注重制造业的增长，而印度最强的是各种生产性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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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ek J.Mitchell （2007）认为，中印两国尽管尝试继续深化在经贸、金融和政治领域的合作，但由于历史问题、边界问题、军事竞争、资源争夺以及与第三方关系（尤其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印度与美国的关系等），使得中印关系依旧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相互猜忌。
[19]
Ramesh Sharma （2008）在研究中印农产品贸易时，运用互补性指数分析认为中国和印度在农产品贸易时，在不加入棉花这一农产品时，两国间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程度表现得比较低。
[20]
Malini L.Tantria （2012）研究了印度在出口加工区设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有效性问题，通过对 1986—2008 年印度 7 个传统的经济特区的总体数据的分析表明，设立经济特区对印度的贸易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印度经济特区的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有待印度政府做出努力。
[21]
关于巴西经贸发展的文献。 OECD （2005）认为，由于国际经济形势良好，巴西出口强劲，政府支持和公共债务控制良好，巴西经济有望持续增长。而约翰·劳埃德和亚历克斯·图尔克尔陶布（2006）则认为巴西政府一直以来不愿实施结构性改革，以形成各个领域强劲的经济活动。提出巴西政府如果不能利用当前大宗商品价格高涨的时机，调整经济结构，完善治理，投资基础设施，那么，巴西就有可能重蹈南美经济体盛衰周期的覆辙。
Paulo Sotero和Leslie Elliott Armijo （2007）认为巴西从历史、地理、文化等因素上都应属于西方发展中国家，与其他金砖国家相比，巴西的自然资源禀赋让它成为潜在的大国。并提出巴西政府能否提供有效的发展政策是决定巴西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关键因素。
[22]
关于南非经贸发展的文献。国外学者对于南非经贸发展研究的文章很少，大部分集中于对整个非洲的研究。 Dr.Brendan Vickers （2011）指出南非与金砖国家要在共同利益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加强合作，加强互补性产品的贸易，并提出南非要增加高附加商品的生产，积极鼓励中小企业参与到金砖国家的贸易中。
R.Sandrey、 H.R.Edinger （2009）认为中国农产品发展快速，而南非则徘徊不前；贸易扩大的潜力大；中国与南非是战略贸易伙伴，需要中国对南非制定相关的优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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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1 月 4 日WTO发表南非贸易政策报告，警告南非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面临结构性问题；失业率、贫困问题和电力供应紧张都是短期内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高通货膨胀率、汇率波动性成为制约外国投资的主要原因；原材料和中介材料的价格上涨等致使南非制造业成本上升，从而竞争力削弱。 J.Munemo （2013）认为中国与南非的贸易往来近年来已日益密切， SACU- China自由贸易协定的提出进一步加强了贸易关系。提出提高贸易互补性、减少产业内贸易壁垒、实现贸易自由化等贸易措施，进一步提高SACU- China双边贸易的发展。
[24]
Joseph Pearson、 Wilma Viviers、 Ludo Cuyvers、Wim Naude （2010）利用决定支持模型（DSM）分析南非和其他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机会，结果表明南非与中国的机会最大，其次是印度，与巴西之间的贸易机会最少。
[25]
国外学者对金砖国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预测、经济发展的整体实力、取得的经济成果、经济增长的竞争力以及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上，对金砖各国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以及各国的社会发展方面。针对金砖国家贸易方面的研究很少，涉及农产品贸易的研究更少，为数稀少的文章是将中国与本国的农产品进行对比，找到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将金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其对世界的农产品贸易，同时又注重金砖内部不同国家的个体差异，有针对性地对每个金砖国家进行单独分析，国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的。
关于金砖国家的研究，以 2009 年俄罗斯、印度、巴西和中国领导人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会晤为界，前后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将四个各具特色的单个国家放在一起研究，主要是将金砖国家作为新兴市场的代表研究其发展问题；第二个阶段的研究主要扩展到金砖国家的合作问题，是将拥有共同利益与诉求的五个国家合在一起研究，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总之，对金砖国家的研究始于国别研究，并且国别研究仍是当今研究的重要领域，国别研究的议题主要集中在国别比较研究上，将金砖国家之间以及金砖国家与其他经济体加以比较，找出它们的异同点并为其长期以来突出的经济表现寻求解释。根据文章研究的需要，集中于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国别研究，但又把其他金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中国与其贸易合作问题。下面从经贸关系和农产品贸易两方面，总结国内学者对金砖国家的研究。
1.中国与金砖国家双边经贸关系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中国与俄罗斯经贸合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以及合作领域的研究上。乔光汉（2001）和栾晓波（2005）都提出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区间范围，并一致认为，自贸区对加速两国区域性经贸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宿丰林（2002）通过对中俄两国关系、经济、市场等条件的分析，认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条件已经成熟，而且给出了具体的筹建步骤。许小杰（2005）认为中俄经贸合作的主要领域是能源；
曲伟（2006）提出中俄区域合作需要实现八个“重大突破”，包括中俄贸易、资源、科技、投资、农业、旅游、劳务合作上的新突破以及道路建设上的新突破；
张新颖、李淑霞（2012）指出中俄两国农业合作的范围包括有机食品贸易、水产业和林业领域的合作、农业领域的相互投资三大领域；
杨宏（2001）提出不同发展阶段两国农业经贸合作的战略不同。
对中印经贸关系的研究更多地侧重于建立在政治互信基础上合作潜力的研究。牛方礼（2003）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其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印两国存在很严重的互不信任感。
李天华（2004）认为中印经贸关系发展的外部条件很好，中国与印度经贸关系发展的前景是广阔的。
温耀庆、戴锦贤（2012）在金砖国际合作机制下，从互补性、竞争性以及依存度三方面对中印两国贸易进行了分析，提出增进高层互访，增强政治信任；优化贸易商品结构，挖掘贸易合作互补性等对策建议。
左连村（2013）认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给中印经贸合作带来的机遇，但也存在许多问题。
肖勇（2017）通过对中印双边贸易的实证分析发现，加强两国的贸易关系对印度来说更为有利。
对中巴经贸关系的研究侧重于中巴经贸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与贸易潜力，以及贸易合作方向的研究。汤碧（2012）认为两国发展经贸关系的巨大潜力还有待进一步发掘。
王爽、张丽莉（2011）认为中巴外贸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巴西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加剧，两国经贸领域信息不完全。
[27]
吕宏芬、俞涔（2012）通过对中国与巴西双边贸易的竞争性与互补性研究，得出中巴贸易结构差异明显，双边贸易结构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牛海彬（2014）认为中巴经贸关系日趋密切，同时也指出巴西对华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进口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加剧了两国的经贸摩擦。
研究中国与南非经贸关系的文章很少，主要聚焦在中非经贸的现状及贸易关系的研究上。韩燕（2009）总结了中国与南非经贸关系发展的现状与问题，并提出进一步发展两国互利共赢经贸关系的政策建议。
张哲（2011）研究了中国与南非之间贸易额的增长变化及贸易商品结构，探寻两国贸易利益得失并对双边贸易进行展望。
武敬云（2011）发现两国贸易在总体上互补性要大于竞争性。
熊超（2014）在其论文中提出影响中非双边贸易商品结构的因素主要在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方面。
2.关于中国与金砖国家整体经贸关系的研究
国内学者把金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研究中国与其的经贸关系，主要研究的角度为贸易互补性、运用模型及相关指数对贸易潜力及影响因素的分析。
从贸易互补性的角度。冯帆（2011）对中国与金砖国家的贸易关系及其特点进行了研究，表明中国与巴、俄、印三国的贸易互补性都比较高，中国与三国的贸易有利于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
欧阳峣、张亚斌等（2012）认为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在经济与贸易结构中的互补性明显，中国与金砖国家外贸的“共享式”增长，是促进金砖国家合作的关键性引擎。
孙石磊、赵玉洁、胡瑞法（2015）认为我国从其他金砖国家进口产品的贸易互补性较强，出口其他金砖国家产品的贸易互补性则较弱，并且我国从其他金砖国家进口以资源型产品为主，出口以加工型产品为主。
冯帆、邓娟（2011）指出中国与巴西、俄罗斯以及印度的贸易互补性都比较高，贸易依存度逐年上升。
董颖（2012）指出制约金砖国家贸易发展的因素主要有宏观经济政策、大宗商品价格、贸易保护主义和商品结构这四方面。
运用模型及相关指数对贸易潜力及影响因素的分析。袁其刚、王玥等（2015）在贸易引力模型中加入了金融发展指标等变量，从总量和行业两个层面测算了我国对金砖国家的出口贸易潜力。
王秋红、侯雯雯（2015）通过相关指数的计算，结果显示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贸易属于“潜力开拓型”，双边贸易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李萍（2015）运用恒定市场份额（CMS）模型分解中国对金砖国家出口贸易额动态波动的影响因素，结构效应是中国对金砖国家出口贸易额增长的主导因素，其次是竞争力效应。
金砖国家作为世界上的农业大国，农产品贸易在其贸易合作与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随着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逐步深化，中国与金砖国家之间的农产品贸易也呈现出迅速增长的发展态势，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研究的角度可分为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整体农产品贸易研究、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双边农产品贸易研究两个大的方面。
1.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整体农产品贸易
主要体现在影响因素、竞争力以及贸易关系的研究上。
在影响因素及竞争力上，李万青、刘源等（2013）指出在农业贸易方面，中国和金砖国家的产业内贸易更加频繁，甚至在单项产品进口数量上超过了单项工业产品；中国对金砖国家农产品出口不占优势，竞争力也不强。
谭忠昕（2016）在他的论文中采用贸易竞争力指数（ TC）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测算了中国对金砖国家农产品出口贸易竞争力，并用引力模型分析了中国对金砖国家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因素。
陈睿潇（2016）在论文中利用修正的CMS模型分阶段分解了中国对金砖国家农产品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中国对金砖国家农产品出口增长的动因源自进口需求效应、贸易结构效应和竞争力效应三方面。
从贸易关系的角度，汤碧（2012）研究发现，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是近年来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中国与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农产品贸易的竞争性并不十分突出且趋于缓和，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存在互补性并具有较大贸易潜力。
陈杨（2013）研究表明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增长迅速但逆差明显，中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较弱，与其他金砖国家的竞争不突出，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也有待加强。
尹文静、樊勇明（2016）认为金砖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种类差别较大，互补性强；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互补性大于竞争性。
曹睿亮（2013）发现我国和其他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虽然有着一定的竞争性，但是由于各国的资源禀赋不同，农产品贸易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我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发展农产品贸易的潜力巨大。
周丹、陆万军（2015）利用改进后的超越对数引力模型对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成本弹性进行测度，结果显示贸易成本弹性均为正，中国与金砖国家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均可提高贸易量。但是中国出口与进口贸易成本弹性差值均为负，中国总体不具有相对优势。
刘雪娇（2013）从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角度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巴西的农产品贸易总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而与印度、俄罗斯和南非则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从农产品章目上看，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主要农产品贸易都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此外，刘乐、李登旺、仇焕广（2016）认为中国对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呈现一定程度的“政热经冷”的局面，要进一步深化合作将金砖国家之间的“政治红利”转化成现实的“经济优势”。
2.中国与俄罗斯农产品贸易
对中俄农产品贸易的研究近年来文献越来越多，更多地集中在农产品贸易特征及贸易关系的研究上，尤其是对于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研究的文献诸多，针对中俄农产品贸易现状及对策的研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展开又逐渐活跃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对于中俄农产品贸易的特征及贸易关系的分析。从农产品贸易的比较优势与互补性角度，佟光霁、石磊（2016）分析了中俄农产品贸易比较优势和贸易互补性的变化特征，认为中国农产品整体比较优势在下降，俄罗斯农产品整体比较优势在上升，并已超出中国；中国的水产品、园艺产品、烟草及饮料，俄罗斯的水产品在对方市场具有比较优势；中国对俄罗斯的水产品、园艺产品、动物产品互补性明显；俄罗斯对中国的大宗农产品、水产品互补性明显。
第二，从农产品产业内贸易角度。尚静（2015）认为中俄农产品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导，产业内贸易程度较低，只有个别种类的农产品互补性强。
龚新蜀、刘宁（2015）分析了中俄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及结构，发现中俄产业间贸易占主导地位，产业内贸易以垂直型为主，影响产业内贸易水平的主要因素有经济规模、人均收入差异、市场开放度和农产品贸易不平衡。
吴学君（2010）认为两国出口的主要农产品均为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贸易互补性较强，其农产品的贸易模式主要是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水平不高。
杨奕（2015）认为中俄农产品贸易的动力主要来自双边农业资源禀赋的不同和劳动力成本的差异，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李玉梅（2015）指出中俄两国间的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合作较少、贸易额比重较少；贸易方式比较单一，贸易的层次和水平较低；缺乏规范的贸易秩序等问题，提出了在产业内贸易环境下中俄两国要制定完善的贸易合作发展战略、规范对俄贸易方式等对策。
孙育新（2016）通过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俄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增长潜力分析，发现市场需求引致效应是中俄农产品贸易增长的首要因素，出口结构效应制约了中国对俄农产品贸易增长，出口竞争力效应阻碍了俄罗斯对中农产品贸易增长。
第三，中俄农产品贸易的现状与政策。杨东群和李先德（2006）对中俄1996—2004 年农产品贸易总类和农产品分类出口数据做了概况分析，认为中国出口俄罗斯的农产品贸易总额呈现U形变化趋势，并提出中国要加大出口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等政策建议。
张国华（2010）利用SITC （Rev.3）农产品分类标准对中俄两国 1998—2008 年的农产品贸易数据进行现状分析，得出中俄农产品贸易以中国进口为主，逆差不断拉大，中国以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为主，俄罗斯则以出口资源密集型农产品为主等结论。
曾寅初、刘君逸（2012）认为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短期内会造成中国对俄罗斯农产品贸易顺差的扩大，但是也将面临俄罗斯对进口农产品质量安全要求的提高所带来的新挑战。
杨逢珉、丁建江（2016）基于二元边际和VAR模型研究了中国对俄罗斯农产品出口，认为集约边际是推动中国农产品出口俄罗斯市场增长的主要原因，农业资金投入对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都有促进作用，因此提出了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加大农业资金投入力度，不断提升农业技术创新能力。
张瑜（2016）认为中俄农产品贸易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两国政府应通过不断提高两国农业科技合作水平，加强农业科技投入，提高农产品出口质量标准，加强两国农产品流通能力等。
李丹、周宏（2016）通过对中俄农产品贸易的研究表明， GDP、人口数量以及人均收入对双方农产品贸易流量有拉动作用，而距离的影响不显著，农产品贸易潜力数值较小，两国农产品贸易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除此之外，官方机构对当期中俄农产品贸易概况进行系列统计分析，如商务部的《中国对外投资促进国别／地区系列报告——投资俄罗斯》《中国农产品出口分析报告》《中国进出口月度统计报告》等。
3.中国与印度农产品贸易
对中印农产品贸易的研究更多地也是集中在贸易关系的研究上，但与中俄不同的是从竞争与互补的角度研究，除此之外关于中印自贸区的研究近几年处于搁浅的状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构建自由贸易区的角度。姜鸿、张艺影等（2010）构建了自由贸易区下产业安全与贸易平衡协调模型，认为对一个存在巨大贸易顺差的国家，在自由贸易协定关税减让谈判时既要维护国家产业安全，又要努力缩小贸易顺差。
王川、赵俊晔、王克（2009）在分析中将引力模型引入，对中印两国之间的农产品贸易与自由贸易区的关系做了实证检验，认为两国关税的减免对两国间农产品贸易会起到促进作用。因此，认为中印两国应该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
李丽、邵兵家、陈迅（2008）运用GTAP模型等针对中国与印度自由贸易区的构建，以及在此基础上可能形成的其他不同区域合作方案，对中国的贸易规模、贸易结构、 GDP、福利水平和生产格局等将产生的经济影响进行了一般均衡模拟分析。
第二，对中印两国农产品贸易特征及对策的研究。孙东升（2007）指出中印两国的农产品贸易规模不大、产品集中度高、产业间贸易为主、具有一定互补性等特点。提出了发挥比较优势、扩大农产品贸易、促进企业开拓双方农产品市场、建立自由贸易区等建议。
孙虹、张立华（2012）认为相对于印度而言，中国农产品在市场集中度和产品集中度上均高于印度，相对集中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容易受到一些影响。并从地理位置和自然生态上的差别角度，认为中国和印度在农产品的品种上的竞争并不严重。
李宁莹（2012）认为中印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性，比如自然资源上、生产条件上、产品市场上等比较相似，所以中国和印度在农产品出口方面的竞争程度比较大。
张超、李哲敏、董晓霞（2014）从贸易特征的角度出发，发现印度农产品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结构逐渐变化、贸易政策限制逐渐减少等特征，并提出了开拓中印双边市场、发展优势农产品精深加工、推进中印自由贸易区建设等建议。
杨文武、李星东（2013）指出了中国和印度在农产品贸易合作中所显露出的问题，表现为中印之间农产品贸易结构有待完善、中国对印度农产品贸易的逆差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以及在有关农产品出口方面所给予的关税税率优惠覆盖范围有限等问题。
周友梅（2013）指出印度对华农产品贸易救济措施主要是反倾销，而且实施的力度很大。中国农业企业对印度反倾销应诉率偏低，提出为出口企业建立贸易救济会计信息平台、建立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救济预警机制等措施。
肖亦天、麻吉亮（2017）通过对中印两国农产品贸易的研究，发现中印两国农产品比较优势差异明显，贸易逆差呈扩大趋势，进出口产品种类集中，并预测两国农产品贸易徘徊上升。
第三，对中印之间农产品贸易关系的研究、竞争性与互补性的研究。朱晶、陈晓艳（2006）认为中印之间存在互补性关系的农产品有产业间互补关系和产业内互补关系，但是这些农产品的互补性并没有在现实中完全显现出来。
温玉萍（2007）认为中国和印度的农产品出口贸易竞争性并不大，农产品贸易具有互补性。这种互补性是由中国和印度资源禀赋的不同决定的。
金亮（2012）通过对中印农产品贸易的研究得出：中印农产品是以互补关系为主，但也存在一定的竞争，竞争比较激烈的农产品是园艺类产品；印度农产品比中国农产品更具有比较优势；中印合作空间比较大的农产品种类主要集中在蔬菜、水果和水产品等。
李荣、刘闪（2011）认为中国生产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在面对印度生产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时缺乏竞争力，但中国相对印度具有更加丰裕的劳动力资源，因而中国在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上更具有竞争优势。
吴雪（2013）在分析中印间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时所做的实证分析认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农产品具有比较强的贸易互补性。同时，指出这种较强的互补性在现实操作时并没有完全显现出来。
王晶明（2013）认为中印之间的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要大于中印之间的竞争性，中印之间的农产品贸易模式是以中国对印度农产品进口和印度对中国农产品出口为主；出口市场相似度指数高于出口产品相似度指数；互补农产品中更多的是产业间贸易。
孙致陆、李先德（2013）采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产品出口相似性指数和贸易强度指数，从贸易互补性、竞争性和增长潜力三方面对 1996—2012 年中国与印度农产品贸易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
姚爱萍、万里平（2014）在分析美国市场上中国和印度的农产品竞争力时指出，印度的农产品相对中国的农产品竞争力表现得更显著，但是中国和印度的农产品表现出更加显著的互补性且竞争性小于互补性。
从农产品产业内贸易与产业间贸易的角度，黄春全、司伟（2012）认为中国和印度在农产品贸易方面是以农产品产业间的贸易为主，农产品的互补性较强，且中印农产品出口集中度比较高。
朱晶、陈晓艳（2006）研究了两国农产品贸易产业间和产业内的互补性，分析了双方具有潜在互补性和较大贸易容量及紧密贸易联系的农产品，以揭示两国之间的农产品贸易潜力。研究表明中印农产品的贸易互补性在现实贸易中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谭晶荣（2004）通过研究发现，中印两国农畜产品贸易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产业间贸易为辅。中国在对印度农畜产品贸易中比较优势较少，而印度对中国的比较优势也不明显。
耿献辉、张晓恒、林连升（2013）认为影响中国和印度农产品贸易的首要因素是两国间的地理距离，他们还发现两国间的农产品产业间贸易的贸易额与两国间需求结构差异的程度成正比，且不符合林德的需求相似理论。
4.中国与巴西农产品贸易
中巴农产品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贸易关系的研究上，表现在以下几个角度。
第一，中巴农产品贸易关系的研究。从产业间及产业内角度，靖飞（2009）通过研究中国与巴西农产品的贸易动态，发现中国与巴西农产品贸易总体呈快速上升趋势，以中国从巴西进口为主，两国农产品贸易产品集中度高，主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两国农产品贸易优势存在很强的互补性，中巴两国农产品贸易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陈蔚（2014）从产品结构、产业内贸易、农产品比较优势等方面分析中巴两国的农产品贸易状况，并指出中巴广阔的消费市场以及金砖国家稳定的合作关系为进一步发展两国的农产品贸易提供了发展机遇。
黄一鸥、肖东生等（2017）测算了 2005—2015 年中国与巴西两国之间的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发现两国在资源禀赋上具有较高的互补性，存在巨大的合作潜力。
吴学君（2012）采用Grubel- Lloyd计量法和GHM分解方法对中国与巴西农产品产业内贸易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中巴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非常低，贸易模式为产业间贸易，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
高金田、张晓燕（2010）利用格鲁贝尔—洛伊德指数、布吕哈特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以及汤姆和麦克杜威尔水平与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对两国的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进行分析，得出两国间的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主要的贸易形式为产业间贸易。
第二，从贸易的比较优势及互补性角度。赵捷（2017）从不同类别农产品贸易的显示性比较优势、互补性和增长潜力三方面，对中巴农产品贸易进行了较为全面与细致的深入研究，指出两国的农产品贸易强度较大，互补性较弱。
卫灵、王雯（2010）利用贸易结合度指数、商品集中度指数以及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对中巴进出口商品结构进行分析，发现中巴两国进出口商品特点不同，在出口商品种类上中巴双方的互补大于竞争。
黄勇（2016）研究表明，巴西在中巴双边农产品贸易中竞争优势明显；两国农产品相似度指数较低，两国在世界农产品市场上竞争性不强；中巴两国农产品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产业内贸易程度不高；巴西主要出口农产品和中国进口农产品的吻合程度高，两国农产品贸易互补性好。
范婕（2010）认为中巴农产品贸易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中巴优势农产品差异明显，双边贸易结构具有一定互补性，中国可以对巴出口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及其加工品，同时进口土地密集型产品。
杨绿野、吴诚（2012）研究发现在金砖五国合作机制下中国与巴西农产品贸易总体呈快速上升趋势，存在很强的互补性，中巴两国在农产品贸易方面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第三，中巴农产品贸易的情况分析。闫书鹏（2014）认为中国人多地少的矛盾在短期内难以得到解决，农产品产能提高的可能性较小，进口将成为增加中国农产品供给的重要途径之一。巴西可耕地资源、水资源丰富，气候条件优越，具有发展农产品生产的优越条件，农产品产出提升的空间较大。
耿晔强（2008）使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分析了巴西向我国出口土地密集型产品的影响因素和实现增长的原因，指出我国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市场需求扩大，巴西出口我国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结构变化比较符合我国市场进口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结构变化。
5.中国与南非农产品贸易
对于中国与南非农产品贸易研究的文献很少，更多的研究集中在中非贸易现状的分析上。张海风、郭玮（2015）指出中国与南非农产品贸易额小，但是增速快；自 2010 年以来中国与南非农产品贸易由顺差变为了逆差；农产品产业内贸易以垂直型为主。
梁丹辉（2014）通过对中国与南非农产品贸易互补性及增长空间的分析，指出两国农产品贸易的潜力巨大，南非对中国出口的农产品中具有贸易增长空间的品种有水产品、水果、谷物、烟、酒、饮料及醋，中国对南非出口的农产品中具有贸易增长空间的仅棉麻和水产品两种。
孙华平（2013）认为中国与南非双方农产品贸易发展迅速，具有很大的潜力。运用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南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简单追求扩大双边农产品贸易额，不是有效提升双方农业合作的理性选择，而应进一步拓展农业合作的领域和内容。
将金砖国家与“一带一路”倡议联系起来研究的文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研究二者的共性以及合作的可行性，二是将中印、中俄的贸易关系研究置于“一带一路”倡议下进行研究。
王辉（2017）认为“金砖＋”新合作模式与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的发展理念、建设目标、合作领域、合作对象以及合作机制都相似或者相同。
徐超、于品显（2017）认为金砖国家机制与“一带一路”开展合作是互为正相关的关系，既可以相互促进也可以产生溢出效应。
刘佳骏（2017）认为金砖国家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是大势所趋，与“一带一路”倡议相结合，可实现更广泛、更包容、更多元的发展。
张苗（2017）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将会使中印经贸合作获得新的局面，两国应求同存异，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契机，加速扩大中印贸易规模和范畴，使双边的贸易合作达到新的层次。
雷建锋、范尧天（2018）认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短期内印度对华警惕之心可能更加强烈，但是随着印度从“一带一路”倡议中获取收益，其对华态度也会随之改变。
郭敏、陈润（2018）认为发展中印贸易关系，当前应着重加强中印政策沟通及解释，增强中印政治互信，争取印度“渐进式”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另外，由于印度国家安全形势严峻，投资风险较大，中国对待印度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也需做两手准备。
逄国明（2014）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不仅为中俄两国之间的合作带来了新机遇，也带来了严峻的考验；中俄两国要从大局着眼，借助“一带一路”的平台，在强大政治关系的保驾护航下，扩大利益契合点。
兹科娃（2016）认为俄罗斯是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中转站，“一带一路”的加速实施无论是对俄罗斯还是对全世界都十分有益，将为欧亚间货物互通有无、往来物流提供更加牢固的保障。
根据文章研究的需要，围绕着经贸领域，国内对于金砖国家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大的方面：中国与金砖国家经贸研究（中国与金砖国家双边经贸关系的研究、中国与金砖国家整体经贸关系的研究），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研究（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整体农产品贸易研究、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双边农产品贸易研究），金砖国家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结合。
第一，金砖国家经贸关系的研究。首先，对于中国与金砖国家双边经贸关系的研究，中俄、中印以及中巴经贸合作的文章颇多，中非经贸合作研究的文献较少。对中俄的研究角度最为广泛，包括合作领域、贸易的潜力、影响因素以及自贸区的建设等；中印经贸研究更多地偏向于合作潜力的研究；中巴经贸的研究侧重于贸易摩擦的原因分析及解决对策上；针对中非的研究主要聚焦在经贸的现状及贸易关系的研究上。其次，关于中国与金砖国家整体经贸关系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是从贸易互补性、贸易潜力及影响因素方面进行了分析，近年来研究的范围扩展到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长短以及贸易隐含碳排放量的等“与时俱进”的热点上。
第二，农产品贸易的研究。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整体的农产品贸易的研究文献不多，但是近几年迅速增加，主要体现在影响因素、竞争力以及贸易关系的研究上。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双边的农产品贸易的研究，对于中俄农产品贸易的研究文献较多，主要体现在农产品贸易关系、现状及对策上；中非的研究主要是农产品贸易现状与潜力上；中印、中巴的研究集中在农产品贸易关系上。
第三，将金砖国家与“一带一路”倡议联系在一起，目前的研究只是停留在合作的可行性以及二者共性的研究，没有能够深入。俄罗斯和印度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成员国，更多的研究侧重于“一带一路”为其带来的机遇，研究的范围有待拓展。
总之，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在农产品贸易增长及其影响因素、农产品贸易潜力等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在其研究过程中的应用，尤其是恒定市场模型（CMS）与贸易引力模型的应用，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与借鉴。
关于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问题，学者们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贸易格局、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产业内贸易及国际竞争力等方面。从贸易增长影响因素、贸易潜力的角度来分析农产品贸易问题的研究，则主要体现在中国与单个金砖国家之间，而将其他金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该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为弥补以上不足，本书将利用CMS模型与引力模型分析方法，从进出口增长影响因素与贸易潜力的角度，将中国与金砖国家双边及整体农产品贸易放到一起研究，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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