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咸丰三年（1853）夏，法籍神甫马赖，从澳门经广州、梧州、南宁来到贵州的马安山。数月后，马赖窜到广西西林县进行非法的传教活动。他从贵州选了两个中国籍教徒回来，一叫白小满，贵州水城人，一叫曹贵（女，又叫曹二嫂），贵州兴义人。他们来到西林后，很快与当地官府搭上关系，马赖有时还穿上中国官服，声称他是中国皇帝允许到这里来“劝民为善”的，是上帝派来的。然而当地群众认为入教便是忘掉了自己的祖宗，入教的人寥寥无几。马赖看到这种情况，认为土人太“野蛮”，不好“感化”，便凶相毕露，收买一些歹徒加入天主教，并怂恿他们拦路抢劫，杀人越货。马赖指使其匪徒马子农、林八、邓亚修等人窜村妖言惑众，纠伙拜会，奸辱妇女，抢劫村寨，无法无天。马赖还对诱骗入教的妇女，以“洗礼”“念经”、接触“圣体”和做“弥撒”的卑鄙伎俩进行污辱，并规定教友女儿出嫁前，要到教堂做“洗礼”。马赖还四处出动，勘查地理山川，资源民俗，刺探情报等，他们的罪恶活动激起广大人民的无比愤慨。
1855 年夏，在县城附近的者邦屯路上发生了一起大抢劫案，杀了人，抢去商旅钱财。后来查实是马赖庇护和指使其不法教徒作的案，当地老百姓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多次派人到县要求知县严惩马赖及其不法教徒，但知县多方包庇。1855 年冬，新上任的知县张鸣凤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把罪大恶极的马赖的忠实教徒马子农正法，并向马赖发出警告：中国有中国的法律、宗教，不允许外国人在此胡说八道。但是，马赖有恃无恐继续进行罪恶活动，当时人们对马赖一伙更加愤怒，在老百姓的强烈要求下，张鸣凤于咸丰六年正月二十（1856 年 2 月 24 日）逮捕马赖及其中国籍天主教骨干分子 25 人。审讯时，马赖否认以传教为名搜集情报和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马赖蔑视中国，傲慢地为他的不法活动进行诡辩，因此，更激起人民的义愤，要求严惩罪犯。29 日，张鸣凤把首犯马赖、白小满、曹贵等三人律刑处斩，这就是震动中外的“西林教案”。
事后法帝国主义者借口马赖事件，伙同英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1857 年12 月，英法联军攻打广州，接着又进攻天津，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西林县各族人民维护国家民族主权的反帝斗争是正义的，但当时清政府奉行投降媚外政策，于 1858 年 6 月，分别与英法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西林知县张鸣凤被革职充军。
在我国西南边境城市河口，有一个到越南老街的“出国半日游”项目异常火爆。半日游的最后一站是刘永福大庙。这里有一位被越南人民供奉的“圣人”，他就是在我国近代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斗争中极富传奇色彩的民族英雄刘永福。
从水手到农民军将领
刘永福原籍广西博白县，因家中贫穷不堪，他的父亲把家迁到广东钦州（今属广西）防城司属古森洞小峰乡。1837 年，刘永福就出生在这里。后来，他们又举家迁移到广西上思州。
刘永福天资聪颖，善于动脑筋，很小就学会了一些谋生的本领。5 岁时，他就能自制钓鱼竿，在离家不远的小河里钓鱼，为自家的饭桌增添“鲜味”。13岁那年，他开始在船上当水手。做工之余，他仔细观察，非常熟悉何处水深，何处水浅，哪里行船安全，哪里行船危险。15 岁时，他成了熟练的“滩师”。同时，他还拜一些武术高手为师，学得了一身好武艺。
尽管刘永福一家勤劳节俭，生活状况却没有什么好转。他 17 岁那年，父母亲和叔父由于贫病交加，在几个月内相继病故。埋葬完几位老人，刘永福已经一无所有，连住的地方都没了，只好借了一间茅屋暂时落脚。他白天出去做工，换口饭吃，夜里回到茅屋栖身，日子过得极为穷困。
那时，正值中国社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在广西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太平天国起义。
据说，刘永福有一天上山砍柴，累了躺在石板上午睡。睡梦中，忽然走来一位长髯老人对他说：“这不是黑虎将军吗？怎么还在山林里隐伏，为什么还不出山？”梦醒后，刘永福下定决心，参加了反清起义军。这一年，他 20 岁。
刘永福先投奔天地会首领吴凌云的部属郑三手下任先锋，后又先后投奔王士林、黄思宏等领导的起义队伍。由于他“胆艺过人，重信爱士”，大约二百名义军士兵成了他的铁杆追随者。1866 年，刘永福又转投吴亚忠领导的起义军。因为曾梦到长髯老人称他“黑虎将军”，于是刘永福制七星黑旗为军旗，率领部下举行祭旗仪式，创建了“黑旗军”。
在吴亚忠领导的起义军中，刘永福开始展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他率领的黑旗军“英勇绝伦，每阵争先”，屡战屡胜，使敌人闻风丧胆。刘永福深得吴亚忠的赏识和器重，被任命为“左翼先锋前敌”。吴亚忠的实力也因此迅速扩大，成为当时广西地区势力最大的一支起义军。但是，随着太平天国被镇压，清政府得以腾出手来剿杀其他反清起义队伍，全国范围的起义浪潮走向低谷。在广西，清政府四面调集大军，围击吴亚忠起义军。起义军虽然竭力死战，多次打退清军的进攻，但清军人多势众，又有武器装备上的优势，起义军最后不敌，陷入困境。在此情况下，刘永福为了保存力量，率领黑旗军退入越南境内。
刘永福入越时，正值越南北部地区（北圻）盗匪猖獗，残害人民。
刘永福率领黑旗军与他们展开角逐，逐渐控制了安礼、高平、左大、六安、保胜（老街）等地。黑旗军“开辟山林，聚众耕牧”，自耕自养，保护百姓，使这一地区出现了“烽烟不警，鸡犬无惊”的安定局面，受到越南人民和政府的欢迎。越南国王也屡次颁发上谕嘉奖，说是“万民感激，朝廷倚若长城”。
援越抗法的先锋
就在英法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同时，法国发动了侵越战争，迫使越南政府首次签订了《西贡条约》，割让边和、嘉定、定祥三省给法国。法国先是派驻总督，确立了在越南南部（南圻）湄公河三角洲的统治。此后，法国军队继续向北推进，企图占领越南全境，并以越南为跳板，开辟侵略中国的新途径。
法国的进一步侵略，改变了刘永福的人生轨迹，使他从一个客居越南的反清农民起义军领袖，转变为反抗外国侵略的民族英雄。
1873 年 11 月，法国总督安邺带兵攻占河内，越南政府恳请刘永福帮助抗法。刘永福率黑旗军从驻地保胜日夜兼程，翻越宣光大岭，疾驰千里，突然出现在河内城外，安邺急忙出城迎战。黑旗军将士“奋勇向前，悉力攻敌，势极猛烈”，法军抵挡不住，丢下安邺不管，一窝蜂向城内逃去。黑旗军先锋吴凤典飞快赶上，斩杀安邺，夺回河内。这一仗，法军死伤数百名，余部龟缩在城边几个据点内，任凭黑旗军在外叫阵，再也不敢出战。于是刘永福下令扎长梯 70架，准备强攻。但是，越南政府却急令刘永福撤军，接着与法国第二次订立《西贡条约》。这时，法国正值在普法战争中惨遭败绩，暂时无力进行大规模的扩张行动，于是宣布放弃北圻，越南则同意向法国开放红河航道。
黑旗军大获全胜，越南政府为表彰刘永福的战功，任命他为“三宣副提督”，并破例铸了一颗“山西、兴化、宣光副提督英勇将军印”送给他，以示尊崇。
进入 19 世纪 80 年代后，法国国内情况好转，再次加紧了对越南的侵略，目标是占领北圻，打开通向中国的陆路通道。1882 年初，法国派遣海军上校李威利率军北上，于 4 月间再次占领河内，越南形势再度严峻起来。
越南当时是中国的藩属国，清政府有责任帮助越南维护国内稳定和抵抗外来侵略。但是，清政府内部意见不一。有的人主张与法一战，有的人主张放弃越南，有的人主张驻军越南北部边境，相机行事。其中，很多人提出招用刘永福的黑旗军。一方面，黑旗军英勇善战，能有效地遏制和打击法军；另一方面，清政府可进可退，黑旗军打败法军固然好，法军打败黑旗军则正好为朝廷除患。于是清政府决定资助刘永福抗法，使黑旗军在中法战争正式爆发前成为抗法的主力。
面对法国殖民侵略的野蛮行径，刘永福发誓要“为中国捍蔽边疆”，“为越南剿平敌寇”。1883 年 5 月，应越南北圻总督的请求，刘永福率黑旗军进抵距河内不远的怀德府，向法军下战书。李威利不敢出战，等待援军。援军到后，李威利率法军进攻纸桥（位于河内西一千米处）以西黑旗军阵地。刘永福采用设伏歼灭的打法，部署先锋管带杨著恩、左营管带吴凤典、前营管带黄守忠等部严阵以待。法军在大炮掩护下分两路冲过纸桥，杨著恩奋勇迎敌，接着假装支撑不住，退到上安决村。待法军进村时，黄守忠、吴凤典率部突起夹击，经过三个小时的鏖战，黑旗军击毙李威利，法军死伤累累，余部退回河内。为表彰刘永福，越南政府授予他“一等义勇男爵”和“三宣正提督”之职。
几次较量之后，黑旗军成了法军的眼中钉。8 月中旬，法国调集大军，分三路进攻黑旗军。激战数日，尽管法军武器装备精良，黑旗军还是大败法军主力中路和左路。但就在此时，突然下起倾盆大雨，法军乘机炸崩河堤，黑旗军营地被淹，损失惨重，只得退出怀德，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丹凤。当月底，法增派援军三四千人、军舰 11 艘相继赶到，分水陆两路进攻丹凤，黑旗军腹背受敌，虽然毙伤法军多人，但自己也严重受挫。经过几次战斗，黑旗军实力大减。12月中旬，中法战争正式爆发。黑旗军一直活跃在抗法前线，参加了越南境内的大部分战斗，一直是援越抗法的重要力量。1884 年 8 月，清政府授刘永福为记名提督，并赏戴花翎，刘永福及其黑旗军正式得到清政府认可。
中法战争结束后，刘永福被调回国，清政府任命他为南澳镇总兵，但对他并不放心，将他的黑旗军逐步裁减，最后只剩下三四百人。
抗日保台的中流砥柱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台湾战略地位重要，刘永福被清政府派遣赴台湾帮助办理防务。到台湾后，刘永福率黑旗军驻守台南，先后在潮汕、台湾等地招募新兵，将兵力扩充至八营。
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结束，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澎湖列岛割给日本。消息传出，立即遭到全国各界人民的强烈反对，台湾人民更是义愤填膺，他们举行集会，“鸣锣罢市”，坚决反对割让台湾。但是，无能的清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坚决抗议和反对，一方面下令台湾所有官员撤离台湾回大陆，一方面派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为“割台大臣”，前往台湾办理交割手续。
在台湾爱国绅士丘逢甲倡议下，台湾组织了以台湾巡抚唐景崧和丘逢甲为首的抗日政府，刘永福为大将军，共同领导台湾人民抗日保台。1895 年 5 月底，日军分两路进犯，相继攻陷基隆、台北，曾信誓旦旦要誓死保卫台湾的唐景崧携带大量公款仓皇逃回厦门，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台北。6 月 17 日，日本在台北宣布成立台湾总督府，用以镇压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
日军占领台北后，丘逢甲率部南退，在新竹一带阻击日军，经 20 余日血战，最后弹尽援绝，丘逢甲欲自杀殉职，被部下拦住，不得已撤抵福建泉州。这样，台湾抗日的重任就落在了刘永福的肩上。在台湾民众的拥戴下，刘永福带领他们用极为简陋的武器，继续抗击日本侵略者。
在刘永福黑旗军的声威震慑下，日本侵略者不敢强战。为瓦解台湾抗日力量，日本以重金为诱饵，想诱使刘永福弃台内渡。但刘永福毫不动摇，表示“我奉命驻守台湾，义当与台湾共存亡”。
8 月中旬，日军向大甲溪进逼，刘永福派黑旗军前往支援，他们商定沿大甲溪设伏，黑旗军埋伏在南岸丛林中，徐骧率领的义军埋伏在北岸丛林中。22 日，日军进犯大甲溪，遭到黑旗军和义军伏击，腹背受敌，纷纷落水，死伤惨重。第二天，日军在汉奸的帮助下，从侧路抄袭，攻占了大甲溪，接着又攻占了台中。
日军攻占台中后，黑旗军和义军退到彰化。彰化城外的八卦山地势险要，是彰化城的天然屏障，黑旗军将领王德标率部和义军扼险据守，阻击日军。28日，日军主力向八卦山猛攻，守军居高临下，多次击退日军的进攻。日军又靠着汉奸从后路偷袭，守军受到两面夹攻，但是顽强死战。这是日军入台后双方之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日军死 1000 多人。日军少将山根信成被打死。黑旗军和义军也死伤惨重，吴汤兴等将领壮烈牺牲。日军付出了重大代价才攻占了八卦山，接着攻占了彰化县城。
10 月 8 日，日军又出动几万军队，兵临嘉义城下。嘉义是台南门户，周围多为平原，连丘陵地也少，地形不利于防守。深谙兵法的刘永福指示，守嘉义用智不用力，要多用伏击，埋设地雷，不要与敌人正面交战，于是王德标与徐骧在嘉义城外布下地雷阵。日军进攻时，他们只略作抵抗就退入城中。日军见此情景，以为黑旗军和义军失去斗志，因此下令在城外宿营，准备第二天攻城，哪知道半夜时分，地雷阵响成一片，700 多日军在睡梦中便一命归天，埋伏的黑旗军和义军又冲杀出来，日本亲王北白川能久也身负重伤，不治死去。第二天，疯狂的日军全力攻城，日军的炮弹像雨点般地落到城内。黑旗军和义军奋勇抵抗，但终因敌人炮火猛烈，嘉义城被攻破，黑旗军和义军大部遇难，王德标和徐骧退守曾文溪。10 月 20 日，日军进攻曾文溪，凭借优势装备和兵力，枪炮齐发。黑旗军和义军凭一腔热血与日军激战，大部壮烈牺牲。
此时，黑旗军和义军不但兵力处在绝对劣势，枪械弹药也消耗殆尽，粮饷也极为匮乏。清政府自从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后，下令封锁沿海，禁止官员援助台湾的抗日斗争。刘永福一次次派人去大陆，好不容易募集到一些捐款，还被清政府扣留。
1895 年 10 月 15 日，日军进攻台南，刘永福驻安平炮台，策应城中守军。17 日，日军大举进攻安平炮台，已届花甲之年的刘永福大吼一声，亲自开炮，击毙日军几十人。18 日，台南城中弹尽粮绝，守军溃散。刘永福见大势已去，仰天捶胸，呼号恸哭：“我何以报朝廷，何以对台民！”后来，在部将的劝说下，刘永福带着儿子和亲兵，搭乘一艘英国商船回到大陆，台湾的抗日斗争宣告失败。
晚年的刘永福，仍念念不忘台湾。1915 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刘永福拍电谴责袁世凯卖国求荣，并表示，他愿以老朽之躯充当先锋，与宿敌决一死战。1917 年 1 月 9 日，这位威名远振的反帝爱国将领溘然长逝。
在晚清抗击殖民侵略的战役中，打胜仗的并不算多，抗击法国侵略的镇南关大捷是代表性一役。在镇南关大战中，清军将士英勇不屈、浴血奋战，表现出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这场胜仗中，一位老将打出了守护祖国山河、寸土不让的英雄本色。他，就是冯子材。
“子材躯干不逾中人，而朱颜鹤发，健捷虽少壮弗如。生平不解作欺人语，发饷躬自监视，偶稍短，即罪司军糈者。治军四十余年，寒素如故。言及国梁，辄涔涔泪下，人皆称为良将云。”这是《清史稿》中对冯子材的一段评价，寥寥数语，让人感受到他的刚正不阿和家国情怀。
1883 年，法军向清军发起进攻，挑起中法战争。1885 年，面对严峻形势，曾任广西提督的近 70 岁老将冯子材奉命以帮办广西军务的名义，率两个儿子及部众奔赴镇南关，担当起保卫祖国西南边疆的重任。
冯子材首先相度地势，“以关前隘跨东西两岭，备险奥，乃令筑长墙，率所部扼守”，在镇南关前东西两道山岭间修筑长墙，集中部队，进行防守。1885 年3 月 23 日，当法军拖着大炮，气势汹汹来攻关时，冯子材对将士们振臂高呼：“法军再入关，何颜见粤民？必死拒之！”在主帅的带领下，将士的爱国热情被充分激发，奋不顾身，英勇抗敌，借着新修的关隘，阻击了法军第一轮炮火袭击。次日清晨，法军再次来袭，冯子材身着短衣，脚穿草鞋，持矛冲出，扑向法军，身后紧跟着他的两个儿子，也仗矛冲锋。在冯子材的感召下，“诸军以子材年七十，奋身陷阵，皆感奋，殊死斗。关外游勇客民亦助战，斩法将数十人，追至关外二十里而还”。在这次作战中，不只是清军奋勇杀敌，镇南关百姓也拿起武器，保家卫国。镇南关之战取得胜利，法军仓皇逃走。
随后，冯子材乘胜追击，法军占领的谅山等地被陆续夺回，法军被歼灭的有千余人。失败的消息传回法国，引起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挑起对中国侵略战争的茹费里内阁因此倒台。
战场之上，冯子材沉着应战，指挥有方，在充分发挥军事才能的同时，还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奋勇杀敌，展现出舍己为国的高尚情操。战场之外，冯子材清正廉洁，赏罚分明，从严治军，所带将士众志成城，令行禁止，如此才能取得镇南关大捷。在民族危亡之际，冯子材以近 70 岁高龄挺身而出，置个人安危于不顾，驰赴沙场，精忠报国，其展现出的民族气节与爱国主义精神令人称颂。
苏元春（1844—1908），字子熙，广西永安州（今蒙山县）人，是清末广西重要历史人物之一。同治二年（1863），投湘军席宝田部，走上军旅生涯，随席宝田征战各地。同治六年（1867），随席宝田赴黔东“剿苗”，因镇压苗民起义有功，被授予广西提督，领头品顶戴，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爆发，苏元春在抗法战争中作战勇猛，战功赫赫，被清廷任命为广西关外军事帮办，时年40 岁。光绪十一年（1885）1 月，苏元春在谅山战役中和冯子材一起，取得了震惊中外的“镇南关大捷”。中法战争结束后，苏元春以提督军职督办广西边防军务 10 多年，为保卫和建设祖国西南边疆作出了重大贡献。
长期以来，由于中越的特殊关系，中越边境基本是有边无防。中法战争后，法国完全占领越南，我国西南边疆直接暴露在强敌面前，西南边境的边防建设提上日程。中越两国国境腹背环绕，犬牙交错。其中，仅桂越边境就绵延一千余里，“往来则四达不悖，控驭则三面孤虚”。在当时，广西边防十分虚弱，只设立“隘口一百零九，守卡六十六”，而且防御设施极其简陋，基本上是有边无防。而法国殖民者侵占越南后，却在中越边境沿线驻屯重兵，修建各种明碉暗堡和军事工程，对中国虎视眈眈，威胁着我国的西南边疆，清政府被迫在广西、云南设防以应付这种严重的局势。
鉴于历史的沉痛教训，作为晚清抗法名将和战后广西边防建设的最高负责人，针对广西的具体情况，苏元春在广西的边防建设中采取的不仅仅只是一些具体军事措施，而是一个全方位、整体的、大规模的举措。在战后的广西边防建设中，他以国家利益为第一位，对于如何加强中国西南边境的国防建设、提高国家防卫能力，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全面科学的规划，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防思想，进行了一整套的国防建设，为西南边境的安定奠定了坚实的国防基础，并大大提高了国家防卫能力。
苏元春的国防思想，大都付诸实践，经过实践的考验。时至今日，他的一些国防思想，仍旧闪烁着光芒，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他在国防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从各方面看出。他在广西的国防建设不仅仅局限于养兵办防，而是从思想、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着手，提高广西乃至西南边境的整体和综合的国防力量，他在广西的一切国防措施无不围绕加强整体性国防力量这一主题，他的一切实践，无不体现了他的整体性国防思想和国防实践。
一、统一思想认识，为边防建设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中法战争前，越南为中国的藩属，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没有把越南列为边防对象，因而在千里边界线上没有具体边防设施，中越边防可以说是有边无防。中法战争后，清政府从越南撤兵，边防建设提上日程。中国面临的边防对象是当时世界上拥有铁舰大炮、侵略成性、时刻觊觎中国领土的列强法兰西殖民者，而当时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40 多年了，清王朝正处于衰落崩溃的边缘，面临列强的威胁。在这样的形势下，苏元春等人已经从思想上高度认识到加强中越边防的重要性，他在中法战争后指出：“此后边防倍关紧要”，“强邻迫境，则我不能不筹固圉之方”。他与张之洞、李秉衡等认为：“滇、桂、粤三省皆与越接壤，滇以互市为重，广以海防为重，桂以守边为重……现遵约桂军还扎边界，如将谅山高平悉听法屯兵，则桂防处处可虞，敌或渝盟，瞬息压境，我将何以支，似不能不预筹限防。”苏元春时刻将法国描述为“强邻”“强敌”，这些词语充分反映了他的爱国热情和他将法国视为边防对象的高度边防意识。苏元春对当时形势的认识是很清醒的，说明他在思想上完全认识到了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我方除了加强边防，别无选择。
苏元春将广西边防建设作为他的夙愿，他说：“况日与强敌为邻，简练军实，何敢稍涉大意。”苏元春后来取得广西边防建设的辉煌成就，这与他思想上的高度认识是分不开的。
在苏元春的一生中，他在思想上始终对法国殖民主义者保持高度的警惕，视法国为边防对象，可以说，他的“仇法”思想到他逝世时还没有改变。光绪二十九年（1903），苏元春被诬告“克扣兵饷”下狱时，法国试图出资营救，苏元春却不为所动，他说：“法，吾仇也。死则死耳，藉仇以乞生，是重辱也。”在此生死关头，苏元春并不苟且偷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其正义凛然，高风亮节，置生死于不顾，令人钦佩。
二、部署军队，修建防御工事，发展水陆交通
清军从越南撤军以后，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苏元春制订了周密的国防建设计划，在军事部署上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扼要驻守重要关隘，构筑营垒炮台，并大力发展水陆交通。
（一）部署驻军
在广西千里边防线上，扼要驻守重要关隘。中法战争后，清军从越南撤军，根据苏元春的计划，南路边防，由陈嘉率领的毅新、镇南全军驻守镇南关；中路边防，由方友升、蒋宗汉率亲军二营及广武全军驻守关前隘；西路边防，以马盛治军驻归顺（今靖西）平孟、龙邦各隘，蔡简率军驻镇安厅之百南、那坡等地；东路边防，由王德榜率军驻油隘；王孝祺、唐景崧的景字十营，驻彬桥、水口关等地，以护卫龙州。另外，冯子材率军驻扎钦廉，负责这一带防务。这样做，就可以防备法国殖民者“背盟寻衅，别有要求，亦惟厉兵秣马，以期无患”。从苏元春的军事部署可以看出，苏元春在军队的驻扎上有一个整体性的考虑，其计划之详密，其部署之得当，使得各路军队可以互为犄角，互相呼应，令法国殖民者不敢轻举妄动。
（二）修建关隘城垣
中法战争期间，镇南关被法军炮火所击毁。战争结束后，苏元春立即着手镇南关的修复工作。他身体力行，和其他将领一起，共同“勘估工程”，查看南关旧基，在石山土壁之上“筑炮台，并在两山之间添建用土筑城身，外包砖石，高近二丈的东西关城三里许”。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努力，苏元春于光绪十二年（1886）初，重新建成了祖国西南锁钥的镇南关。
龙州地处右江北岸，松吉河和高平河下游，和越南水陆相通，是维系镇南、平而、水口三关的重镇，地形十分重要。苏元春与各方商议，决定在龙州建城。在苏元春等的努力下，历时 4 年，龙州城终于在光绪十六年（1890）建成。素为祖国南疆军事、政治与经济重镇的龙州防务，从此得到加强。
在建设镇南关和龙州城的同时，苏元春又建造了大小连城。大连城，又名大垒城，位于凭祥附近，是镇南关经过凭祥通往龙州的中心点，是广西东西边防上联络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四周石山林立，东南仅有山口，直达凭祥、镇南关，苏元春在四周的群山上，构筑大小不等的炮台，山腰间用石头砌成城墙，将两山连接。大连城内有兵营、练兵场、演武台、弹药库、枪械修理厂及碾米厂、圩市等，是镇南关边防第一线的指挥所、供应中心。大连城建成后，苏元春常年在这里办公，以便于控制边关及指挥国防建设。小连城在龙州城西北的将山，左当镇南关，右邻水口关，外达平而关，苏元春在此屯兵积粮，建行台于其上，并将其作为龙州边防指挥所。大小连城中的炮台可以互相支援，炮台上的大炮可控制交通要道，构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三）修建国防工事
桂越边境犬牙交错，连绵 1700 余里，山形水势极为复杂，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如果处处设防，势必防不胜防。苏元春根据“粤西沿边千数百里，隘卡纷歧”的地理情况，提出在沿边各重要关隘构筑营垒炮台，他认为，“惟有严锁钥以扼要冲，庶可安常而应变”。“三关百隘，防不胜防，全赖扼险凭高，多置炮台，必一台足顾数隘，层层联络，节节应援，防务庶有把握。”根据这一指导思想，苏元春进行了大规模的国防建设，可以说，建筑炮台，安置巨炮，是苏元春的边防建设的重点所在。
苏元春在建筑炮台时，遵循“路宽者筑台安炮，路窄者设卡开蒙，甚僻者掘断禁阻，戍守预选营地”原则，在中越边境线修筑了大量工事，安置巨炮。为了修好工事，苏元春身先士卒，经常深入工地，保证工程的质量，为边防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据统计，在边境一共修建了大炮台 34 座，中炮台 48 座，碉台 83 座，安放各种炮 119 门。这些炮台周密而扼要地布置在一千多里的边防线上，捍卫着祖国的安全，使得侵略者不敢前来侵犯。时至 20 世纪 80 年代，在边界纠纷中，苏元春的国防工事依旧发挥着各种作用，如当时某国武装人员企图强占我国领土时，他们对我国边民说：“你说这地方是你们的，有什么证据？”我国边民据理力争：“沿着这条线的几十座炮台，是我们苏元春修的！那边的界碑，是我们苏元春立的！”过了将近一百年，人民群众仍然亲切地称他为“我们苏元春”，由此可见他在人民中威望之高，也说明了他修建的国防设施所产生的作用之大。对于苏元春所修建的国防工事，后人如此评价：“（苏元春）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将国防建设搞得很好，整个边界的重要关口都建有炮台，驻有巡防队，兵力雄厚，布置也得当。”
苏元春所建的炮台等国防工事，虽然没有经过实战的考验和战火的洗礼，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设施，法国才不敢进犯，边境才得以安宁，经济的发展才得以保障，这正体现了国防工事的真正意义。
（四）发展交通
在近代战争中，后勤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可以说，谁有发达的交通网络，谁的后勤供应有可靠的保障，谁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苏元春尽管没有上过军事学院，没有受过近代军事教育，但他深深懂得交通在近代战争中的地位。他在领导全省军民修建边防工事的同时，还大力修筑军路，形成了以龙州、凭祥为中心的军事公路运输网。据统计，苏元春在任期间，共“修筑军路千里”，这些道路修成之后，把边防线上各营垒炮台连接起来，便于部队调动和运输物资，而且为经济建设提供了便利条件，战时利于军运，平时利于商贸，具有军民两用的双重功能。
广西全省河网密布，十分利于发展航运。苏元春对航运十分重视，成立航运公司，整治河道，大力发展水上运输。光绪十九年（1893），苏元春邀请龙州绅商，创办邕龙车渡公司（后改称邕龙利济局），购进脚踏车船，加强右江运输能力，促进龙州航运业的发展。光绪二十四年（1898），苏元春疏浚名江的岜耀滩，使昔日的“逶迤纡曲，巨石嶙峋”，“口出入仅容小舟”的险滩变成了“大川利涉”的水上通途。
苏元春大力发展水陆交通，不但加强了广西的边防建设，增强了国防能力，而且有利于广西的经济发展，促进了西南边区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各民族的融合。
三、开发边疆，为边防建设提供经济后盾
国防建设需要坚实的经济提供后盾，而保卫边防更需要强大的财政支撑和经济支持。而当时的广西，是中国经济较为贫困的地区，经济极不发达，财政收入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建设和保卫边防，加强经济建设，确保稳定的财源，关系到国防建设的成败，关系着国防的巩固。为此，苏元春采用种种措施。
（一）移民实边
苏元春所辖的数十营边防军驻地，村落稀少，人烟荒芜，交通闭塞，文化落后，边防军将士的军需给养供应极为困难。为了确保边疆的稳定，必须解决驻军的军需生活，稳定边防军的情绪，提高边防军的素质，充实边防力量。因此，增加边境地区人口，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调剂、提高边防军生活，就成为当时急需解决的要务。这要务的解决关系到边防建设的成败，关系着边防的巩固。
苏元春鼓励官兵的亲属迁来边境，并动员人口密集的钦州、廉州、玉林等地的群众迁到边境地区落户。为了解决移民的生产生活困难，苏元春还拨款建房，供移民居住。一些将士在战后也定居边境，成为当地的常住居民。如在水口关附近有一条村和凭祥的一些隘口有很多居民的祖籍是蒙山。据后人的调查，当地人说：“大新县有个地方叫宝圩，有个村全部是永安人，都是跟苏宫保去抗法，打完仗后在那里定居的，我以前去过那里，他们的后代有的还会讲蒙山话。”
苏元春为了发展军垦、军运，大量开垦种植，饲养了很多役用牛马，边疆人烟逐渐旺盛，生产渐次发展，经济逐渐繁荣。凭祥市隘口的《伏波庙碑文》对此有生动的描绘：“整军调度，营垒初就，地皆旷废无居人。于是招待垦辟，流亡者稍稍集焉。久之，烟户相望，今则商贾辐揍，居然成市矣。”
移民实边的措施，不但巩固了边防，为国防建设提供了有效的后勤保障，而且使边境荒芜的土地得到了有效的开发与利用，对繁荣边境的经济起了直接的作用，也促进了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融合。
（二）开设圩市，发展经济
中法战争前，中越边境由于交通条件不便等局限，商业不发达，圩市较少，边民的交易也多在路旁、屋檐之下进行，很少成市。战后，为了巩固国防，苏元春大力开辟圩场，活跃边境经济，在边防军驻扎地附近和交通要道出钱建立市场和铺店，不收房租，或贷款给边民做生意，以此招揽一批商人来贸易。“靖西县的葛麻圩、镇边县（那坡县）的平盂圩都是那时开辟的。当时为了动员群众来赶圩，苏元春不惜叫士兵或请人建好房屋分给群众住，还借钱给群众做小本生意。”又如，大连城以前是荒山野岭，苏元春建城后，“开辟了三条街，有六间苏杭铺、一间卖鱿鱼虾米的海味店，以及其他铺头”。隘口原本“荒凉，只有一间卖粥的草棚，道路也狭小崎岖”，苏元春鼓励群众赶圩，“最初几次圩期，凡来赶圩的人都发给一两文钱吃晏（吃午餐）”。经过苏元春的努力，隘口便“慢慢成为圩场了，有几百户人家，很热闹”。
苏元春为了巩固边防，共开辟了 20 多个圩场。其中著名的有靖西的葛麻，那坡的平盂，雷平的硕龙，凭祥的大连城、关前隘等，这些都成为中越边境上热闹的贸易市场，中越边民、各地商贩定期集中在这些地方交易。圩市的开设，打破了边疆地区闭塞的现状，增加了商贩的往来，使物资得到了交流，成为联系城乡商品经济的纽带，促进了边境生产的发展和边境经济的繁荣，为广西边防建设提供了经济支撑。
（三）发展产业
国防建设需要可靠的经济基础，需要各种物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苏元春采取了种种办法。一方面，发展工业。苏元春在龙州招募一批工匠，开办龙州军械制造局、火药局、军装局等，以士兵为劳动力，生产各种边防建设急需的物资，为边防建设提供廉价的各种材料。其中军械制造局在制造军械的同时，也生产大批的民用工具，投放市场，深受边境百姓及越南人的欢迎。苏元春还通过招标方法在思乐县（今属宁明县）开设煤矿，除供给军用外，也投入市场，经济效益十分显著。另一方面，创办其他经济实业，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八角保卫局的设立。龙州、宁明等地盛产八角，以前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每当八角成熟时，常有“匪类聚众前往拾果为名，竟上树强夺，乡人与之争论，往往酿成巨案”，更有不法商人以杂油掺入，以次充好，坑害民众。种种弊端，严重阻碍了当地八角种植业的正常发展。光绪二十三年（1897），苏元春与太平思顺兵备道蔡希同创办八角保卫局，对八角业进行管理，并制定了八角保卫局章程 12条，不许军民随意践踏八角林，派兵护林，防止偷盗抢劫，惩治投机掺假者（将茴香油掺假）。“八角熟时，就派兵上山守护，不准人乱摘。”保卫局从八角交易中抽取一定比例的费用。苏元春的这项措施，不但有效整顿了边界的八角交易市场，促进了当地八角业的发展，也部分解决了边防军的军费不足的困难。
苏元春发展军事、民用实业的规模虽然无法与洋务派所创办的洋务事业相比较，但效果却相当显著，在一定程度上为国防建设和边境安定作出了贡献。
（四）广辟财源，节省开支，多途径解决国防建设费用
苏元春在千里边防线上进行国防建设，不但规模巨大，工程浩大，而且延续时间长久，需要巨额的建设经费，前后花费白银 40 多万两。其时广西一年财政不过 30 万两，以如此贫穷的财政是无法支付如此巨额的建设费用的，但苏元春却做到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为了筹措国防建设费用，他殚精竭虑，东挪西借，节省不必要的开支，终于完成了国防建设。
为了解决资金问题，苏元春想尽一切办法，多渠道筹措费用，在边防建设缺乏资金时，除从财政等方面筹措资金外，他还向各方借款。他请求广西巡抚拨借白银共4 万两，龙州收放局4 万两，从边防军积存底饷中挪借4 万两，向龙州粤商借 4 万两，共计 16 万两。不足部分，苏元春从提督廉及办公费项下动支，甚至将自己在贵州的田产变卖，才凑得 13 万两。这就保证了边防建设施工的顺利进行。
大规模的国防建设需要大量人力，在这方面，如果雇佣民工，开支势必浩大，苏元春利用边防军作为士兵的廉价或无代价的劳动力修筑炮台、营垒、军路等，从事国防建设，既节省了开支，又锻炼了部队，收效颇为显著。
苏元春在经济上的实践和一切行动，无不是围绕加强国防建设这一主题展开的。这一切，体现了他的整体性国防思想和国防实践。
四、开办教育，培养人才
苏元春本人文化不高，在从军前没有读过书，从军后他利用一切机会发奋学习，他的文化水平和书法造诣都很高。大连城修成后，他曾经赋诗歌颂：“天生重镇筑连城，腹内深藏十万兵。远眺敌楼烽火靖，新开帅府将星明。穷边自此为根本，化外何能再抗衡。玉洞绿泉军敛足，流转四海永扬名。”这首律诗无论在思想还是艺术上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它不但表现了将军藐视敌人的英勇气概，而且展示了广西边防建设的巨大成就。到过大小连城边防指挥中心工程的人可以看到，苏元春书写的“连城天险”“玉洞”“情游于物外”及“一大垒城”等匾额，其含义及书法艺术相当高深，从这方面来说，这不仅仅是一种书法艺术，而且也激励了官兵的斗志。
苏元春不但自己刻苦学习，还规定各级官员和士兵都要读书学文化。他的部将马盛治原本目不识丁，苏元春强迫他读书作文，并定期检查，经过努力，马盛治达到能识军书的程度。其他将士也纷纷学习，边防军的学习风气因此较为浓厚。当时苏元春从德国购入的大量火炮等近代化武器，没有掌握一定知识的人是不能操作的，但由于苏元春重视文化，士兵掌握这些武器也就很快。
在苏元春的倡议下，很快建起了同风书院，没有经费，他带头捐出两千两俸银，购置书籍用具，供军队和地方子弟读书。自此，边关有了第一所学校，开了文化教育的先风。苏元春还指拨八角树山一座给凭祥书院，以其收入做书院的膏火费。苏元春重视文化的措施，为发展南疆文化，造就人才作出了贡献。
五、开展外交，捍卫国家主权
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古往今来，外交凭的就是实力。但苏元春在涉外问题的交涉上，却没有因为中国的弱小而退让，而是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捍卫了国家的主权，保卫了国防。
中法战争后，苏元春将 20 余营的边防军，沿边界分段驻守，并大力修建军事工程，防御外来的侵略。法国也沿边布防，针锋相对，双方对立达 10 年之久。法国除了要对付苏元春的边防军外，黑旗军余部和“游勇”的活动也令其大伤脑筋。为了消除对峙的局面，中法两国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签订了《中法商务专条附则》，次年签订了《中越边界会巡章程》，双方设立对讯所，派官兵驻守，维护边境治安。在边境治安问题上，苏元春坚持国家主权的同时，与法方既合作又斗争，维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避免了重大冲突的发生。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3 月 30 日，法国的芒街税务司李约德与妻女被匪徒绑架，逃到广西境内，苏元春设法将其全家营救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法关系。
在战后划界问题上，苏元春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利用中国在国防上的局部优势和有利环境，据理力争，坚持原则，灵活机动，保卫了边疆的安定，捍卫了国家主权。如在金龙峒（今龙州县金龙镇）的归属问题上，因其地势险要，法方坚持属越，苏元春在谈判桌上寸步不让，法国无奈，金龙峒乃归中国。
作为中法战争后广西边防建设的最高负责人，苏元春系广西安危于一身，在条件十分简陋，资金极为匮乏的情况下，他不仅要建设边防，抵御外来侵略，还要处理好军民关系，办理涉外事务，其难度可想而知。但苏元春却做得很好，“十载以来，于界内筹防，界外交涉等件，幸免愆尤”，这在当时不失为一奇迹。这与苏元春坚忍不拔的毅力、杰出的军事能力和高超的外交手段是分不开的，这一切，也正体现了他的整体性国防思想和国防实践。
苏元春驻边 19 年，法国殖民主义者在近 20 年里不敢背盟挑衅，中越边境没有发生大的战事，人民安居乐业，边疆经济得到了发展，这与中越边境有一条强大而坚固的边防线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