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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秀峰东麓有一座纪念碑，它肃穆巍峨，直刺云天，碑面刻有“中山不死”“主义常新”等大字，这座纪念碑是桂林人民为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而特意建造的。
一、欢迎盛况空前
1921 年 12 月 4 日，孙中山以中华民国大总统兼海陆军大元帅的身份，亲率粤、桂、滇、黔、赣等军部队，抵达桂林，准备督师北伐。抵桂当天，孙中山受到了桂林各界人士盛况空前的欢迎。
时任广西省立第三中学校长的李任仁在日后的文章里回忆说：“当年桂林各界人士欢迎孙中山先生的盛况，现在我还历历在目。孙中山先生是乘小电船溯抚河而上的，当时已届冬令，抚河水浅，小电船不能直驶桂林市区，到柘木圩停泊，孙中山先生在柘木圩登岸，换乘汽车来桂林。柘木圩和桂林市区的主要街道都搭了欢迎的牌楼。桂林市区的欢迎牌楼，每隔数十丈一座。商家和住户家家户户都悬国旗，张灯结彩，像过喜庆的日子那样表示欢迎的热忱。在将军桥又搭了一座欢迎彩棚。那时桂林城里还没有开辟马路，汽车不能驶入，到将军桥就要换坐轿子入城……那时桂林不过是八万多人口的城市，而欢迎的群众达三万多人，真可说是盛况空前了。”
孙中山进城经过南门，沿十字街、后库街、正阳门至王城行辕，一路上锣鼓喧天，好不热闹，一个月前在南宁与陈炯明就督师北伐、筹措军饷等事宜落下的不愉快也一扫而光了。
王城国学堂，当年就是孙中山在桂林督师北伐时的驻节之所。为欢迎孙中山的到来，早在一个多月前，桂林各界就成立了“欢迎孙大总统筹备会”，由七十六个机关团体的二百多名代表组成，悉心准备各项欢迎事宜。时任筹备会陈设部门负责人的李文钊在日后的文章里回忆说：“为着使行辕布置妥善，让孙先生感到舒适，筹备会找到了一张全城仅有的钢丝铜床，安在总统房内，并从何少川先生家借来盆花、书画，把寝室和走廊布置得很优美。”
二、三次著名演讲
孙中山抵达王城当天，马上成立北伐大本营，由廖仲恺负责筹划财务，邓铿负责组织警卫部队。当年的警卫团长是陈可钰，团副是李章达和华振中，第一营营长叶挺，第二营营长薛岳，第三营营长张发奎，都是最好的人选。在接下来的五个月时间里，孙中山以王城为主阵地，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为中国民主革命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孙中山在广州的一次演讲中曾说：“中国千年来应该是头等的强国，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现在变成这个地步？这是因为我们的国民睡着了，我们是中国人，应该要赶快想想法子，怎么样来挽救，大家要振作振作。”
不论在广州，还是在桂林，孙中山时刻不忘宣扬三民主义，宣扬革命思想。孙中山在王城有过三次著名的演讲。1921 年 12 月 7 日，在桂林党政军学各界七十六个团体欢迎会上作题为《三民主义是建设新国家之完全方法》的演讲，12月 9 日在桂林学界欢迎会上作题为《知难行易》的演讲，12 月 10 日在桂林对滇、赣、粤三军官佐作题为《军人精神教育》的演讲。当年，李任仁代表桂林教育界谒见孙中山，并请他莅临欢迎会训诲。
桂林市政协原副主席、李任仁之孙李世荣说：“在他（李任仁）的回忆当中，说孙中山在客厅接见了他们，整个谈话无所不谈，没有一点拘束感，孙中山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于是第二天，12 月 9 号，桂林市召开了教育界的大会。”
三、整编军队督师北伐
至于整编军队、教育军人则更是孙中山在王城开展的一项重要活动。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谭肇毅说：“孙中山到桂林之后，准备北伐，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过去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太多的利用军阀守旧派，所以不断遭受失败。这次他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要对旧军队进行改造。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从组织上转变。把各省军队整编成七个军，4 万多人，孙中山亲自挂帅指挥，统一指挥，统一作战行动，这是一个改造；第二方面从思想上来进行改造。因为当时的军队都是大大小小各省军阀军队，所以你要他们去北伐，那必须进行改造。孙中山花了很大精力，对旧军队进行思想教育，把他们改造成革命军队。”
孙中山把会师桂林的粤、滇、黔、赣各路军队四万多人分成七个军团，委任朱培德为滇军总司令，谷正伦为黔军总司令，彭程万为赣军总司令，许崇智为粤军第二军军长，刘震寰为广西绥靖督办，胡汉民为总统府文官长，李烈钧为大本营参谋总长。1922 年 2 月 3 日，孙中山以大总统兼海陆军大元帅名义在桂林督师北伐，李烈钧率滇、黔、赣各军为一路，兼攻赣南和鄂东。许崇智率本部粤军为第二路，联合湘军直攻武汉。2 月 27 日，孙中山在桂林大本营举行的广东北伐军誓师典礼上说：“民国存亡，同胞祸福，革命成败，自身忧乐，在此一举。救国救民，为公为私，惟有奋斗，万众一心，有进无退。”一时间，北伐的满腔热情激荡在王城上空，久久没有散去。
阳朔，漓江边上的一座美丽小城。1921 年 11 月 29 日，北上桂林的孙中山途经这里，在欢迎会上作了题为《实行三民主义及开发阳朔富源方法》的演说。孙中山在演说中强调：一要使国民有世界知识，普及教育，提倡科学；二要使国民有强大之财富。开发财富，莫如振兴各种实业。
兴坪渔村，当年叫渔塘洲，为考察地形，孙中山曾抵达这里，并和民众促膝谈心，他还将一盒饼干逐个分给这里的孩子，最后连饼干带盒送给了当地开明绅士赵元烔的 9 岁儿子赵用器。在孙中山身上，桂林民众看到的是一个平易近人、极富平民精神的大总统形象。
1984 年 11 月，赵用器的妻子陈金荣老人将饼干盒捐献给了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目前这个饼干盒收藏在桂林博物馆。
在桂林督师北伐期间，孙中山还接见桂林学联代表，教育青年学生要关心国家政治，要研究革命理论。当然，更重要的一项政治活动，是在王城接见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双方晤谈了几天。
谭肇毅说：“通过会见了解苏俄革命和革命思想，对孙中山影响很大，使他重新考虑革命问题，策划新的革命斗争，所以后来对他接受中国共产党帮助，改组国民党，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次在桂林的会见，为后来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打下了思想基础。”
就在北伐风起云涌之际，前方传来了坏消息。1922 年 3 月 16 日，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省长赵恒惕拒绝北伐军过湘，北伐计划受阻。坏消息接踵而来，3 月21 日，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两天后身亡。3 月 26 日，孙中山在桂林大本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认为陈炯明居心叵测，广东方面难以有所接济，决定变更北伐计划，下令全军回师返粤。4月 8 日，北伐军大本营由桂林迁粤。4 月 10 日，孙中山离开桂林。
三年后的 1925 年 3 月 12 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
一、流浪少年——陆荣廷的少年时代
陆荣廷，字干卿，原名陆阿宋，“荣廷”一名是他接受清廷招安后改的。1859 年 9 月 9 日，陆荣廷出生在广西武鸣县（原为“武缘县”，陆当上广西都督后将其改名为“武鸣县”）垒雄村一个壮家的破旧茅寮里。那时正值清政府腐败无能、外敌入侵、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如火如荼的动乱年代，中国农村一片破败，民不聊生。陆荣廷家更是这样。他家世代务农，一贫如洗，以致他出生时连块裹身的破布也没有。其父业秀，靠耕田和打短工度日。陆荣廷出生第二年，其父被人活活打死，母亲欧氏改嫁，他由一个叫特教妈的邻居收养。8 岁时，陆荣廷离开特教妈，到县城跟割马草和挑水卖的母亲生活。10 岁入私塾读书，但就在这一年，其母病故。从此，陆荣廷成了没爹没妈、无家可归的孤儿，开始了他的流浪行乞生涯。
陆荣廷在行乞过程中结识了一帮与自己命运相同的小乞丐。同病相怜，这帮小乞丐常常聚在一起。久而久之，自然形成一个乞丐团伙。由于陆机智过人，凡事又敢作敢为，且重感情、讲义气，因而被小乞丐们推为这个团伙的首领。这是陆荣廷成为领导人物的开始，这对他后来成为绿林、游勇、会党首领和老桂系军阀集团的首领不无渊源和影响。有一次，陆带领伙伴们去偷县衙门晒衣场上的衣服，不慎被人发现，受到官方追捕。经过这次波折，陆荣廷感到在家乡武鸣已无法立足，乃只身离开武鸣，远走他乡，闯荡江湖去了。时陆荣廷只有 16 岁。
陆荣廷离开家乡武鸣后，先是来到离武鸣数十千米的桂南重镇南宁。经人介绍，他投靠一个在南宁开赌摊的龙州船户朱拉索。朱收留了他，让他在自己的船上当“侍仔”（即仆人）兼保镖。但不久，陆得罪了一个到船上闹事的南宁帮会头目，赌船被砸。朱拉索见在南宁难以立足，便回龙州去。陆随朱拉索的船到了龙州。
陆荣廷在龙州人地两生，除朱拉索外别无熟人。而朱这时已经破产，雇不起帮工，于是陆只好流落街头，又像当初在家乡武鸣那样，靠行乞、扒窃过日子，有时也打点零工。夜间，他在城内的一个庙（叫班夫人庙）里过夜，以庙中一块石板为床。后来他当了都督，人们称这块石板为“都督石”。
不久，陆荣廷结识了龙州的乞丐首领黄晚，并和黄成了好友。通过黄的介绍，陆又认识了在龙州厅衙门当号役（相当于通讯兵）的梁阿珠。梁因年老不便，请陆代他传送公文。陆在传送公文中，经常出入官府衙门，逐渐懂得了一些官场的规矩。梁阿珠爱“讲古”（即讲故事），常在茶余饭后给陆荣廷讲《七侠五义》《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的故事，使陆深受影响。陆对故事中那些劫富济贫的江湖侠士十分敬佩和仰慕。后来他成为绿林中的“义盗”，也许与此有着较大的关系。
二、边关“义盗”——陆荣廷的青年时代
陆荣廷在龙州水口期间，一次因不堪忍受一个法国传教士的凌辱，愤而将该传教士推入水中溺毙，闯下大祸。由此他畏罪逃入山中，住在离水口数千米的一个岩洞里。随后他纠集水口一带的贫苦青年在中越边境地区行劫，干起了绿林勾当。这支绿林队伍，就是陆后来得以发迹的最初的本钱。
当时，中越边境一带已有农民的秘密反清组织会党活动。陆荣廷经自己的绿林好友介绍，秘密地加入了“三点会”，并很快成为“水口地方该会头目之”一。1882 年，陆荣廷走出绿林，投靠驻水口关的清军把总程武英。程见陆精明强干，招为亲兵（即警卫员）。陆当了亲兵后，常练枪法，以至后来几乎百发百中，令人称奇。关于这点，曾是陆荣廷部属、后来成为新桂系首领的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陆氏的枪法，确实非常准确，后来他身为都督时，偶施小技，也足使市民咋舌称叹。”
中法战争期间，陆荣廷应募投入清军唐景崧部选锋营（敢死队），参加了中法战争。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大量裁军，许多参战官兵遭到遣散，陆也在被裁之列。因生活无着，仍操旧业，重返绿林。他们以水口关的八角山为大本营，活动于越南高平一带。
陆荣廷在行劫中有条原则，叫作“兔子不吃窝边草”。由此，他作了“三不抢”的规定：“一不抢贫苦人，二不抢中国人，三不抢驻地附近的越南人。”他们抢劫的对象，主要是驻越的法国侵略者和离驻地较远的越南富户。由于陆荣廷“所劫皆外人，不自残同胞”，因此“众呼为义盗”。他的这种“义盗”行为，不但边关的中国老百姓对他没有恶感，就连越南的普通老百姓也很爱护他。有一次，陆荣廷在越南行劫，被法国兵追捕，陆逃进一个越南村庄，村里的老百姓把他藏在一个产妇的床底下，得以躲过法兵的搜捕。
陆荣廷的“义盗”行为，使他在绿林中有着较高的威望。风声所播，附近许多绿林豪杰、草莽英雄和会党游勇都纷纷投入他的麾下，其队伍迅速发展到数百人。
陆荣廷绿林势力的壮大，对越南的法国侵略者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法国侵略者对他又怕又恨，千方百计搜捕他及其同伙，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1892 年，陆的副手、拜把兄弟闭亚一在越南境内被法军打死。陆为了给闭亚一报仇，向驻水口的清军管带彭洁斋借了一批枪械，并亲率队伍伏击法军。经过激战，陆荣廷等打死法军军官 1 名，士兵 21 名，并生俘士兵 1 名。陆将生俘的士兵押回水口，在闭亚一的墓前杀祭，以示报仇雪恨。
法越当局此后对陆荣廷更为恐慌，他们一面增兵中越边境，加强防卫，一面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清政府尽快剿灭陆荣廷这伙绿林势力。清政府在法国的压力下，责成驻龙州的广西提督兼边防军司令苏元春处理此事。
苏元春受命后即调集军队，与驻越法军会剿陆荣廷。这时，陆荣廷为了便于周旋，也扩大了活动范围，他们除了继续在中越边境活动外，还出没于左、右江一带。他们行踪飘忽，聚散无常，与游维翰、王和顺、陆亚发等号称广西著名的四大游勇会党首领。苏元春面对桂西的莽莽山林，莫奈伊何，只能望山兴叹。
后来，苏元春采纳部下如归顺知州王方田、统领马盛治、戈什哈（满语，即卫士）等人的建议，决定对陆荣廷改剿为抚。他派人到水口与陆谈判，劝陆权衡得失利弊，接受招抚，并给陆封官许愿。陆荣廷经不起利禄的引诱和官兵的压力，经与心腹韦荣昌、莫荣新等人商量，决定放弃绿林生涯，接受清廷招抚。1894 年冬天，陆荣廷率领他的绿林队伍下山，接受招抚，就任苏元春所委的清军管带（相当于营长）之职。陆的这支绿林队伍，受抚后被编为苏元春部边防军的健字前营，陆任管带，何四为帮带（副营长），陆的心腹人物李子青、谭浩明、莫荣新、韦荣昌等均为哨长（即连长）。陆管带下的这个健字前营，是日后孕育成老桂系军阀集团的胚胎，是陆荣廷老桂系军阀集团的最初班底。而中越边界的龙州水口，也就成了老桂系军阀集团的策源地。
陆荣廷接受招安后，苏元春将其名字由原先的“阿宋”改为“荣廷”，意即要其今后多立战功、光耀朝廷的意思，同时也是为了躲避法越当局的责难和压力，因为当初清政府曾承诺了“不得授陆（阿宋）予官职”的诺言，将“阿宋”改为“荣廷”就可搪塞法越当局，“陆荣廷”于是得名。这时陆 35 岁，已由青少年时代步入壮年时代了。从此，陆荣廷告别了绿林生涯，也结束了他苦难的青少年时代，此后随着时势的变化和他显赫的“战功”，步步高升，进入了他人生的辉煌时期。
三、饱经磨难，影响终身
陆荣廷的青少年时代尽管历尽了苦难、艰辛、酸楚和悲惨，但这一经历，却对日后他的发迹和带兵从政带来极大的影响。
第一，陆荣廷青少年时代的经历，练就了他日后发迹的本领并积累了发迹的本钱。这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论述：
（1）陆荣廷出身贫寒，父母早亡，无依无靠，少时在武鸣、南宁、龙州流浪，沦为乞丐和小偷，备受欺凌，长成后闯荡边关，当上绿林、游勇和会党，历尽艰险，直到 35 岁被清政府招安出来才有了正当的职业，生活才有了保障，他这 35 年的浪荡生涯虽然悲惨，但却锻炼了他日后能成大器所必需的意志和毅力。
（2）陆荣廷在武鸣流浪时 10 来岁就当上了乞丐首领，闯荡边关后，又成为绿林同伙的首领以及游勇、会党的首领，这说明他有领导天才，这大概与他重感情、讲义气、敢作敢为、机智过人的个人气质有关。而这些当首领的经历，也使他的领导才能在实践中得到了锻炼和考验，这是他日后成为老桂系军阀集团的首领所必不可少的。
（3）陆荣廷在绿林生涯中练就的一手好枪法和他的“义盗”行为，使他在绿林中和社会上享有很好的名声和很高的声望，而他同时又是广西有名的游勇、会党首领，与游勇、会党有着天然的联系，香火同源，这一切，都非常有利于他接受招安后在奉命进剿绿林、游勇、会党起义中发挥他的优势和作用，也就是说，有利于他日后的发迹。事实上，陆荣廷正是在镇压广西绿林、游勇、会党起义中“血染顶子红”、步步高升而得以发迹的。时势造“英雄”，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由于各种原因，广西的绿林、游勇、会党活动非常活跃，那时的广西，不仅“地方糜烂，群盗如毛”，而且游勇、会党纷纷竖起反清大旗，严重威胁清政府在广西的统治。特别是 1903 至 1905 年的广西游勇、会党大起义，更是几乎波及整个广西。清政府调集七省兵力，糜饷 300 余万两，经两年多时间，才“次第荡平”“全省一律肃清”。这样的一种政治背景，给受招安后的陆荣廷提供了有利于发挥他的优势和作用的舞台，也给他提供了发迹的机会。考察陆荣廷 1894 年冬接受招安到 1911 年辛亥革命前这 17 年的历史，陆荣廷几乎都是在率部镇压广西的绿林、游勇、会党和随后镇压孙中山策动的“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中度过的。而在这一过程中，他的优势和作用的确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因为陆荣廷在奉命率部镇压绿林、游勇、会党时，是采用“剿抚兼施”的政策。他率部每到一地，总是首先利用他崇高的威望和香火渊源，对当地的绿林、游勇和会党进行招抚，劝说他们归顺清朝、接受招安。如对方不就范，顽强抵抗，他才采用剿灭的办法。由于他在边关混迹多年，熟知绿林、游勇、会党情况，且熟悉地形和游勇战术，所以一般都不难加以消灭。陆的“剿抚兼施”的策略果然奏效，他“招致了许多的大哥、二哥、三哥的头目们前来投诚自新”，“其不愿招安的，多为他所击灭”。正因为如此，所以陆荣廷累立“奇功”，也迭获擢升，在短短的 17 年时间里，他由刚招安出来时担任的管带一职，很快就变为督带、分统、统领和总兵，至 1911 年 6 月，居然登上了“广西提督”的宝座。这时的陆荣廷，算是发迹了。
第二，陆荣廷青少年时代的经历，使他在日后带兵从政中具有浓厚的封建把头色彩。由于陆荣廷出身绿林，在边关当了 10 多年的绿林好汉，以后又靠由他带出来的绿林队伍编成的清军健字前营发迹，所以绿林中惯有的江湖义气、拜把关系对他影响很大，并且严重影响到他日后的带兵从政。以后，随着陆荣廷的不断升迁和老桂系军阀集团的形成和扩张，这种封建宗法性关系还延伸到裙带关系和乡亲关系。这种裙带关系也是上行下效，互相攀结，极一时之盛。譬如陈炳焜与李耀汉，莫荣新与沈鸿英，李静诚与崔肇林等都结为儿女亲家。除亲家而外，陆荣廷还认了众多的义子，如马济、陆福祥、韩彩凤、陆德标、刘俊等等。乡亲关系方面，陆荣廷当政时用了很多他的家乡武鸣人当他麾下的军政要员，如李静诚、李祥禄、卢五洲、刘俊等等。“据《武鸣县志》记载：陆荣廷时代从武鸣派出去任广西县知事和县级的政务官就有六十多人。”除武鸣派乡亲关系外，在陆荣廷集团中还有以莫荣新为首的桂平派，以谭浩明为首的龙州派和以陈炳焜为首的马平（柳州）派等等。靠以上封建宗法性关系维系着的陆荣廷政权，严重影响着陆荣廷的用人行政。陆所重用的军政人员，都是与他有着上述种种关系的人，特别是有着拜把关系的人。他的把弟陈炳焜、谭浩明、莫荣新等，一直是他的左右手，担任着除他本人以外最重要的军政要职，并且这几人后来都当了广西、广东的督军。其他把弟虽没有如此荣耀，但也占据着军政要津，分别担任着军长、师长、厅长、镇守使等职，而如果没有上述关系和渊源，即使才华出众，如受过近代军事教育的军校毕业生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黄旭初等，也都得不到信任和重用，甚至遭到排斥。后来正是这些遭排斥的军校毕业生，在老桂系遭到孙中山两次讨伐、处于土崩瓦解之时趁机分离出来，自成系统，团结奋斗，最终消灭了老桂系势力，取代了老桂系在广西的统治。
第三，陆荣廷青少年时代的经历，还使他在日后的带兵从政中具有很强的强盗本性，以致护国战争后严重祸害广东。陆荣廷出身贫寒，少年时就沦为乞丐和小偷，青年时代闯荡边关，当了 10 多年的绿林首领，所干的无非是强盗行为，尽管他有“义盗”之称，但这也掩盖不了他的强盗本性。加上他带出来接受招安的数百人全是绿林，以后当了清军军官后在奉命镇压绿林、游勇和会党过程中又收编了不少绿林人员，这样，他所统率的队伍，基本上是绿林队伍。这支绿林队伍不仅在清末得不到改造，就是辛亥革命后进入民国时期也没有任何改造，只是随着时代变迁和陆荣廷个人地位的变化不断变换名称而已。这样，陆荣廷和他所统率的部队（也就是后来所谓的“桂系”——老桂系）就具有很强的强盗本性，换句话说，陆荣廷和他所统率的部队后来虽然成了清军和民国军队，但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伙强盗，或者可以说是一支强盗式的军队。所以后来孙中山和广东人民称他们为“桂匪”“桂贼”“广西强盗”等，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这正是道出了他们的本质。陆荣廷和他所统率的军队的强盗本性，还在清末奉命进剿绿林、游勇、会党时就有所暴露，他们对不愿接受招安的，不仅坚决消灭，而且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十足强盗行为。入民国后，陆荣廷当了广西都督，初掌广西军政大权，由于地位未稳，需以“开明统治”面目出现，所以他们的强盗本性不得不有所收敛。加上陆荣廷“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原则，他在统治广西期间，对广西人民的盘剥是不为过甚的，所以有“薄敛轻赋”之说，“是以广西一般人士，对陆氏尚无多大恶感”。可是一有机会，当 1916 年陆荣廷趁护国战争的机会把势力扩张到广东并且占据了广东之后，陆及以他为首的桂系集团，其强盗本性就暴露出来了，而且是暴露无遗。他们占据广东后，实行“以粤养桂”政策，“视粤如外府”，对广东大肆搜括和掳掠，使得原本比较富庶的广东“银根短绌”“民不聊生”。除搜括广东财富外，桂系还杀人放火，胡作非为，并且破坏孙中山南下广东护法，招致护法运动失败，以致“粤人恨桂实深”，“视桂匪之在粤，比虎疫蝮蛇之近在盘匝枕席间尤甚”。后来正是因为陆荣廷及其桂系集团在广东的强盗行为，导致了孙中山对他们的两次讨伐，从而遭到了瓦解和灭亡。可见陆荣廷青少年时代的经历，使他养成了强盗本性，对他日后的带兵从政是有着极其严重的影响的。
说起广西的近代名人，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李白黄”。然后，再说下去，应该就是马君武。前三人是武将，马君武是文人，是“李白黄”的前辈，他做广西省长的时候，也算是“李白黄”的上司。
马君武是少有的国共两党都尊重的广西名人。白崇禧晚年的口述史专门用不小的篇幅说到马君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鲜活的马君武的形象，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曾在百色向他上条陈，建议应如何收拾数项，适马在下围棋，他对公事本事必躬亲，独下围棋时什么事都不理，有人递上我的条陈给他说：“白某人来条陈。”他随便一看没看完说：“狗屁。”人家对他说：“这人是保定的，他的说法也不错。”他再看看才说：“还好。”他个性强，对公文都亲自批阅，但常说：“狗屁不通。”我由广西潜赴广州疗腿伤，到贵县，发现马省长上船，遂一起赴粤。在广州他待我很好，陈炯明叛，叶举炮击观音山时，我在医院听到炮声，他竟亲自来看我，拿钱给我，叫我不要出去。
这是白崇禧与马君武直接接触的印象，白崇禧的口述史还提到马君武的一段公案：
（马君武）对戏剧改良颇为注意，对名演员小金凤极为捧场。出于他很廉洁，黄旭初主席特别替他在环湖路盖了一所公馆，持书“以彰有德”四字为大门横额。马自题一门联：“种树如培佳子弟，卜居恰对好河山。”有谑之者在两句下各添四字“春满梨园；云生巫峡”，成为极工整的两联而影射马之捧小金凤。马在九一八事变后，曾作二首绝句，以讽张学良与胡蝶，脍炙人口，没想到今日被人幽了一默。此对联在报上发表过，后来该报社长韦永成特为此事登报道歉。
“种树如培佳子弟，卜居恰对好河山。”本是马君武为自己公馆题的门联。“种树如培佳子弟，春满梨园；卜居恰对好河山，云生巫峡。”则是好事者对马君武的讽刺挖苦。
马君武这副对联在当时传播广泛，田汉话剧《秋声赋》里都说到它。我们望道剧社的年轻人在排练这个戏的时候，不理解为什么说到这副对联时角色要笑，他们不知道实际上这是当时的好事者在影射子虚乌有的马君武与小金凤的暧昧关系。白崇禧口述史在讲述马君武这个轶事时又提到马君武写的抨击张学良的绝句《哀沈阳》，这其实也容易造成误解。事实上，马君武对张学良的抨击与好事者对马君武的影射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马君武虽然是文人，但个性很强，性格刚烈。今年桂林戏剧创作研究院策划创作一台有关桂林文化城文化人的桂剧，马君武是其中重要角色，编剧用桂林山和水分别隐喻当年的男性和女性桂林文化人，我顺其思路联想，马君武就应该是桂林城的主峰独秀峰。实际上，抗战时期的广西军人和文化人，都有“南天一柱”的气质，他们以卓然独立天地间的气魄撑持着中国的半壁江山。
马君武有很多头衔：中国同盟会第一批会员，中国留德工学博士第一人，著名翻译家，著名诗人，曾任上海中国公学总教习（教务长）、上海大夏大学校长、国立北京工业大学校长，还担任过司法部总长、教育部总长等职。然而，在我看来，马君武所有头衔中最重要的，是广西大学校长。
马君武是广西大学的创办人，他曾三任广西大学校长。从 1927 年广西大学筹办，到 1940 年在广西大学校长任上逝世，马君武“经历了广西大学初创、停办、恢复、发展、改组、由省立改国立”的最初的十多年。今年是广西大学创建 90 周年，可以说，广西大学历史上，没有哪一位校长像马君武这样经历过如此多的坎坷曲折，更没有哪一位校长像马君武那样为广西大学作出了那么重要的贡献。
马君武时期的广西大学在全国已经有了相当的声誉。1933 年“双十节”，马君武在广西大学成立五周年纪念会上作题为《建立中华民国和建立广西大学》的演讲，其中就说到“广西大学在国内已经颇有相当的荣誉”。1933 年 10 月 15日，马君武在广西大学纪念周上又作题为《大家应有自动学习和爱校的精神》的演讲，其中亦说到“西大创设的历史为时不过四年，但在此短时间内，在国内得有相当的声誉，使参观者满口赞誉，悦意而归，使在校做事的教员恋念不置”。
“相当的荣誉”“相当的声誉”，这些主观的评价，来自当时广西大学的办学实绩。仅以学校仪器设备而言，马君武专门提到两个例证：一是原来在广西大学担任助教的董钟林，公费到英国留学以后，专门写信给马君武，述及广西大学“测量仪器之完备为国内著名的大学如唐山大学、上海的交通大学所不及，惟北平的清华大学可以比拟”；二是教育家侯鸿鉴到广西大学视察之后，亦认为“西大设备完全，尤其是生物系为国内各大学所不及”。
当时的广西大学不仅有非常完备的仪器设备，而且还形成了在全国范围内独树一帜的学风。1933 年 4 月 26 日，马君武在广西大学学生自治会成立大会上作题为《从西大的特质说到自治会组织的意义》的演讲，其中说道：“像西大这样特殊的情形，学生用功读书，刻苦耐劳，性格朴质……在国内大学真是可以说是‘惟独仅有’的！”“那种勤苦力作的现象，不但中国没有，在外国说起来亦足以‘骇人听闻’！”
正是因为这样的办学实力和这样的学风气象，1933 年，在长江流域大学学生数量减少的情况下，广西大学的学生一天天增多。更为重要的是，广西大学不仅学生数量增加，而且学生质量向好。1939 年 11 月，马君武在广西大学纪念周作题为《抗战期中大学生应有的修养》的演讲中，欣慰地提到一个变化：
以前本校土木系毕业的同学派出铁路上实习时被人家放在第三等，第一等是× ×学校的学生，第二等是× ×学校的学生，第三等是我们西大和× ×学校的学生，他们所以如此，便是因为他们以为我们西大同学的程度很差，而且还问我们西大同学有没有见过经纬仪？但是，在实习过程中，我们西大同学个个都能奉公守法、埋头苦干，学问也差不多，别的大学毕业生能做的工作我们西大同学也能做，因此，我们西大同学才被他们看得起眼，现在已经一律平等待遇，而且由第三等升到第一等了。
学生待遇“由第三等升到第一等”，这是马君武执掌广西大学时期的成绩，我以为，也是至今广西大学仍然视马君武为其精神之父的缘由。
马君武对当时广西大学的现状有乐观的评价，他认为“虽然她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婴儿，但是先天很好，体质康健，并且沉着珍重，很有长成壮丁、制成大器的希望”；他对广西大学有很高的期许，相信几年以后的“西大不但是为广西学术研究的重要机关，抑且为国内的著名大学”。“希望西大再经过相当的时间就能建设完备而成为世界上一个著名的大学。”“希望不但全省而且全国都有西大学生去努力，许多科学的发明都由西大而来。”
据《马君武教育文集》的《前言》，可知马君武本人亦视广西大学为其人生最重要的事业。他曾对学生说：“我一生做的许多工作，都是别人求我，只有办西大，是我求别人。”“把西大弄好，就是我这一生的事业。”“只有努力把西大弄成国内有名的大学，我们才可以对得着广西全省的父老。”这些话，语重心长，言犹在耳，尤其应该为今日广西的高等教育工作者铭记。
马君武为他“这一生的事业”，用今天的话说“够拼的”，他确实将广西大学办到了全国著名的境界，但他也终于倒在了广西大学校长的职位上。不过，马君武留下的精神遗产却是值得广西大学永远记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