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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太平军的后勤补给问题，学者大多认为圣库制度尽管有种种不足，但在太平天国初期起到积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支撑和保障了太平军长达 14 年的军事斗争和日常生活。圣库制度是太平军后勤保障的根本制度，其物资供应都从圣库中获取。根据学者考证，太平军在 1850 年金田团营时已正式实行圣库制度。又如钟文典认为，拜上帝会团营时，实行“同食同穿”的供给制，这是“圣库制度”的雏形。对圣库制度的物资来源问题，有学者进行了研究，但缺乏系统而深入的考证。那么，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圣库的物资来源有哪些途径呢？针对清军和团练的封锁，太平军采取哪些措施筹集粮饷以保证其作战和军民食用呢？取得的效果如何？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考察。本文所研究的时限，主要指太平天国运动初期，即太平军从金田团营至永安（今广西蒙山县，下同）突围期间的粮饷来源途径问题。
一、起义初期拜上帝会会众“毁家纾难”
道光二十三年（1843），洪秀全与冯云山、洪仁玕在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下同）创建拜上帝教，次年春入广西传教，积极宣传组织群众。经过五年的努力，以桂平紫荆山区、金田为中心的拜上帝教势力已扩展到广西十个州县。在传教的过程中，洪秀全、冯云山要求入教者将家产变卖交公，衣食日常由拜上帝教统一开支。随着越来越多的群众入教，“拜会的人，有身家田产，妻室儿女，都许多从他，遂得钱财用度，招兵买马，胆智越大，又将会改为上帝会”。道光三十年六月（1850 年 7 月），洪秀全在桂平紫荆山发布团营令，命令各地拜上帝会会员到金田集中团营，并要求缴纳个人财产作为起义经费，“通告各县之拜上帝会教徒集中于一处。前此各教徒已感觉有联合一体共御公敌之必要。彼等已将田产屋宇变卖，易为现金，而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金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此即圣库制度的滥觞。命令下达后，各地会众闻风而动。桂东南、桂中和两广边界等地会众纷纷变卖家产，向桂平县金田村（今桂平市金田镇金田村，下同）进发。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 年 1 月 11日），洪秀全在金田誓师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在洪秀全的号召下，拜上帝会会众大都将自己的财产贡献给圣库。
拜上帝会领导人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好的表率。韦昌辉、石达开、胡以晃等家境富足，在金田团营前，他们就大力资助洪秀全的传教，起义爆发后，他们更是捐献家产，为起义提供经费。韦昌辉结识洪秀全、冯云山后，三人结拜为兄弟，他“素业质库，兼饶田产，富甲一邑，……献银数万两入伙”。拜上帝教举办活动时，韦昌辉倾力支持。“发展到好几千人了。于是在韦昌辉家开谷仓，供给大家吃饭。”石达开的经济情况也不错，“家本富饶，献贼十数万两，入伙”。金田团营时，“他卖了田去参加，他把全家都带去了”。平南县胡以晃也富甲一方，后人的口述说道：“有二十余万斤租，一说以晃有四十万斤租。”胡在团营之前就全力资助洪秀全，后“倾家附义”。
一些家境殷实的富商，也倾力支持洪秀全，被洪秀全授予要职。如“广西老兄弟”吴可亿“初饶于资，以尽力于上帝会，罄其家”。广东花县人周胜坤曾经是开典当的商人，“业质库，与吴可亿罄家资助贼”。洪秀全后任命吴可亿为殿前丞相正总典圣库，周胜坤任夏官又正丞相，两人共同掌管圣库。道光二十八年（1848），平南县张锦联将其家产变卖，“杜卖屋宇并田地”，得到“花银四拾两正”，以做起义经费，后张锦联全家参加了拜上帝会。张锦联的儿子张善超也被“封为天将之爵，其爵与王位不过小其一等”。
普通民众在入教和参加团营时，大多变卖家产上交圣库。如广东信宜县（今广东信宜市），“大抵入会者将房屋田产变卖以充粮食，将金铁田器、铸军械，其腴田华屋不能尽卖者弃之。虽贫者亦多方借贷以从”。平南县“参加拜上帝会的人，全部家产能带来的都带来了；不参加拜上帝会的，也要帮助粮食”。陆川、博白“有三、四千人来金田，什么东西都带来了，上面放的是一些拜寿的礼物，下面放的尽是衣服、粮食和武器”。
太平军在团营和进军过程中，不断有其他队伍参加，这些武装团体也携带了一定资财。据记载，太平天国起义之初，有 8 支三合会的队伍“表示愿率部加入”，洪秀全“许之”，8 人“乃献牛猪米粮等物来洪军”，并派“上帝会弟兄十六人”分往各部宣讲教义，三合会领导对宣讲者“赠以巨金以为酬劳”，“十六人中有十五人恪守会规，各将所赠之金悉数纳还公库，独有一人私藏赠金而不举报”，洪秀全“即将其斩首以警将来”。
金田起义之初，拜上帝会会众举家参军，将其房屋田产变卖易为现金，统一交给圣库，在一定程度上保证金田团营和起义初期的粮饷补给，这对维持太平军初期的军需和满足起义初期官兵的日常生活确实起过相当作用。但金田团营时，拜上帝会会员人数已达l万人以上，“具（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会员缴纳的财产，数量不可能很多，只能维持短期的军需民食。而且这种依靠会众上缴而获得的物资，有时相对容易，有时却十分困难，再加上太平军在进军过程中难以携带大量物资，在作战时期，粮饷损失也很大，因而造成“虏劫充足，恣取浪掷；来源不继，亦甘淡泊”的现象。因此，在物资充裕时期，浪费比较严重，而在粮饷消耗殆尽的情况下，将士生活又比较艰苦，很容易出现军心不稳的情况。如金田团营时期，由于各地会众云集，因“粮草暂时短少”，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不得不“诰谕众弟妹，概行食粥，以示节省”，但由于经受不起艰苦生活的考验，在投降清军的张钊（大头妖）、田芳等人的鼓动和诱惑下，部分会众“因一时困苦，遂易其操，欲改其初志，同流合污，跟随大头妖，利其货财，贪一时之衣食，几为所诱”。据李秀成《供状》，在太平军“由金田冲出上永安时”，因发生了“久饥无粮”的情况，太平军不得不掠夺民财以充军用，“西王、北王带旱兵在大黎里屯扎五日，将里内之粮谷依（衣）食等，逢村即取，民家将粮谷盘入深山，亦被拿去”。可见太平军举义初期财政困难情形。为解决军需，太平军在进军的过程中，还采取了其他方式。
二、战争过程中的缴获
从战场上战胜敌人，缴获敌军的粮饷装备和仓库物资，不但能鼓舞将士士气，增强官兵作战信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自身军需。
太平军转战广西各地，在与清军和团练的战斗中不断取胜，缴获甚多。如金田突围后，太平军在平南官村大败清军，缴获其大批军用物资，清军巴清德部“锅帐炮位粮食辎重，尽行抛弃。……遗弃军资，悉为贼有”。太平军攻占永安后，洪秀全诏令：“众兵将，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永安州城被攻破后，太平军缴获了清军大批物资，没收了官府的库藏。各种资料对此均有记载，据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的《大事记》记载：“洪秀全大伙攻破永安州城，占据仓库衙署。”洪仁玕自述中也说道：“（太平军）直趋广西东部之永安州，即占据之，收没其官库及谷仓。”据钟文典 20 世纪 50 年代的实地调查：“太平军破城后，只搬移清军用以堵塞城门的谷米，即达六七万斤之多。”他指出：“如果把没收州仓、州库和战斗缴获一并计算，太平军破永安城后，共得粮米百万斤左右，所得是非常丰富的。”太平军还利用机会劫夺清军军饷，如在贵县（今贵港市，下同）就成功夺取了清军饷银。对此，咸丰元年十一月（1852 年 12 月），清最高统治者发文提醒前线清军日后严加防范：“恐窥伺我军饷道，如贵县劫饷等事，更属不成事体。现在如何防护接迟……有无把握？”这些途径有效地缓解了太平军物资极度缺乏的局面。
太平军的装备落后于清军，与地方团练的优势也不明显，在作战获得缴获的同时，自己也付出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战场上缴获所得多为战争消耗所抵消。在战斗失利时，部分物资沦入清军之手；在转移时，因携带不便，物资遗失也很多。因此，这种依靠战场缴获和查抄官府仓库获得粮饷的途径，难以满足部队长期作战需要和军民食用。
三、群众捐献和罚没富户所得
非拜上帝会群众捐献的物资，也是太平军团营和进军过程中获得粮饷的一个重要途径。这种捐献有两种方式，一是群众自愿捐献，二是群众特别是富户在太平军严令下不得不“捐献”。特别是太平军攻占永安后，其发布的告示明确要求“农工商贾各安生业，富贵者须备办粮食，助我兵饷，多少数目，亲通报明，各给回借券，以凭日后清偿”。太平军还在永安颁布了“四赏四罚”的规定，其中一条是“捐献钱粮者有赏，输送军需者有赏”，鼓励民众捐献财物，以供军用。
金田起义初期，太平军军纪严明，体恤百姓，获得了部分民众的支持。据陆川县清湖简九婆口述：“（太平军）经过我们上山村，我阿公出来接待，杀猪弄饭给他们吃。”在桂平县莫村，太平军“入村叫后村里穷人一同去磨财主佬的谷”。贵县“庆丰、大圩一带，很多民众拿粮食出来支援他们”。太平军在平南县的时候，“思旺圩的覃和太和廖五昌公，抬了五头猪，四五担酒和很多鸡鸭送给他们”。
咸丰元年十二月十二日（1851 年 1 月 13 日），太平军占领桂平大湟江口（江口圩），在此驻留两个多月。江口圩为广西四大圩镇之一（另三圩为桂林大圩、苍梧戎圩、平南大乌圩），民间有“一戎二乌三江口”的说法。据记载，“清道光年间，每年由大湟江口至南海、番禺等地的货船有 400 艘左右，货物总运量达 5000 吨以上”。因此，该圩丰富的物资是吸引太平军抢占该地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洪仁玕的回忆录写道：“秀全即占领一丰富的圩。（江口圩）此是上言王姓富绅所居地。所设粮食店及当铺适足供给此辈客家难民丰足的衣食。”通过在该地购买粮草、没收富户和当铺资产，太平军获得了大量粮饷，有效地改善了自身物资不足的问题，后“因供给断绝，已被迫而弃营他往”。
部分富户为保全人身和家财，也不得不“捐献”物资给太平军。如永安州秀才村“大财主梁文著”，对太平军“不敢抗拒，怕挨杀，乖乖地把谷米和银子送到‘长毛’那里去”。而不愿主动捐资的富户，其财产则被太平军没收。如金田起义爆发时，“洪军势益炽，搜刮附近绅富财无算”。桂平县“古林社曾姓、刘姓中有些地主不愿把油、盐、米粮给太平军，太平军因此杀了一些地主”。太平军驻永安期间，富豪村的李九，“因为不愿交纳钱粮，太平王即刻派人去没收他的家财”。广朗村的陆广平，因“半夜里却把能带走的银钱细软，挟带在身，偷偷摸摸逃走”，太平军立即“把所有的谷米、什物，凡能够搬动的都搬得干干净净，一点也不留”。对此，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指出：“（太平军）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掳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刮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曾氏所述言过其实，太平军所过之地，贫者因家穷财困，即使太平军想掠夺，也所获无几，何况太平军也不可能树敌过多，但没收富户财产以资军用，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
为获得物资，太平军与驻地贫民共同没收富户财产。驻守永安期间，“（太平军）打有钱人的山寨，得到谷米就叫群众去挑，和群众对半分”。“太平军征粮都是四六收粮（即财主收十担租，就得四担，六担交给太平军）。”太平军还发动佃农“抢割”地主田地成熟的稻谷，双方共同分配，在“抢割”前，太平军先和佃农实地查田，一半是由太平军派人收割，一半归佃户。当时富户的田地作物，多为佃户耕种，按说这种收获应属于佃户。太平军“抢割”佃户所种植的农作物，是否遭到佃户反对呢？据钟文典考证，清末时期，永安州的租率极高，一般都超过田亩产量的半数，佃户交租之外，往往尚须经受大秤小斗、踢斗淋尖等额外盘剥，而平日对地主的无偿力役支应，酒肉奉承，尤其难以数计。佃户缴租给地主和支出大量超经济负担，他们的付出远超过收获物的半数，而所种谷物被太平军“抢割”，他们至少还可获得半数谷物，佃户在经济方面不会受到损失，他们的负担反而减轻了不少。而对太平军来说，通过“抢割”，基本解决了全军在永安的粮食供应问题。咸丰二年正月初十（1852 年 2 月 29 日），广西按察使姚莹向上司报告封锁太平军接济时说：“逆匪食米，自去年闰八月抢割之后，仓庾甚丰。自去岁获犯即供，足敷今年正、二月之食。”一个月后，他又报告说：“其粮食则去秋贼到之时，州民尚未刈割，所有附城附近处禾稻皆为贼收，是以充足。”这足以说明，仅“抢割”地主田地谷物所得，即可供太平军驻守永安半年之需而有余。因此，太平军“抢割”谷物受到了佃户的欢迎。这不但使太平军获得了急需的物资，而且也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四、太平军生产经营所得和向外采购
金田起义爆发后，太平军在广西各地转战，清军采取多种方式围困和封锁。如咸丰元年四月二十七日（1851 年 5 月 25 日），清廷严令广西巡抚周天爵断绝太平军的盐粮供应，“贼所必经之水陆各路，务其设法断其盐米接济，俾食用无资，进攻更易得力”。咸丰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51 年8 月21 日），清廷给赛尚阿的一份谕旨中强调：“至粮盐为贼匪要需，必当设法断其接济，攻剿更易得力。”咸丰二年二月（1852 年 3 月），姚莹在给上司的报告中写道：“（永安）南西北三面皆为官兵所围，无人接济。”在清军和地方团练的严密封锁下，太平军各种物资特别是食盐极为缺乏。据英国公共档案局所藏《李进富供词》，太平军在武宣东乡出现了严重的粮饷危机，发生了减员情况，“至东乡米谷眼下并不缺少，惟缺少盐食。在东乡死有百余人”。部分人员认为“知道跟错他们了，盐也没得食，钱也没得使”，以至“有一半欲私自剃头走出的”。为解决部队缺盐问题，太平军利用机会劫夺清军和富户食盐，民国《桂平县志》载有“（一八五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洪军劫盐新墟”。《李进富供词》对这一事件也说道：“二十八日，他们出来抢盐，果然顺当。”但随着清军防范的加强，太平军劫取清军粮饷越来越困难。因此，太平军还采取了以下几方面措施，以解决物资困难特别是食盐缺乏问题。
一是使用土法熬制食盐。如太平军在永安时，由于食盐供应困难，除令众人淡食外，曾大量掘取长寿圩盐馆泥土，重加熬煎，提取盐斤。对此，姚莹《复陈断贼接济状》也写道：“贼因无盐，乃掘取城内盐馆地土煎熬，每馆日发二两，惟头目得盐众，贼久皆淡食。”利用这种方式获取食盐，所获数量尽管不多，但也暂时解决了太平军食盐极度匮乏的局面。但军中各阶层在物资上的分配不均，又容易引发内部矛盾。
二是与前线清军交易，从清军手中获得物资。尽管清廷三令五申各路兵勇，要使尽一切力量和办法围攻和封锁太平军，断绝太平军的粮饷供应。但清军官兵因利益所致，很多人仍不顾清廷的禁令，暗中高价卖给太平军物资，这也是太平军获得补给品的一个来源。咸丰二年（1852），广西学政孙锵鸣奏言：“各处募勇，皆不受节制指挥，借贼自固，战不向前，处不安靖，并闻有暗中通贼，阳与阴违者。”如新授浔州知府张敬修统率的东勇（广东招募的乡勇）喜财厌战，他们在战场上经常和太平军利用乡音暗中联系。如清佚名《粤西独秀峰题壁三十首》第十五首第五句“危场偏有怀音我”下注云：“每战东勇必与贼通音语。”20 世纪 60 年代，调查组在蒙山县调查时，该县陆昌富对清军兵勇在前线与太平军交易的情况说到，太平军和扎在独守庙的官兵做买卖。每天太阳落岭，官兵就烧草堆，放空炮，然后派人挑咸菜、咸鱼、生盐、榄角和猪肉等东西，送到太平军的营盘前面。太平军看东西来了，也派人送钱过去。交货拿钱后，各自回营。当时驻扎在独守庙的清军即为张敬修部。又如金田起义后不久，艇军头目张钊在江口圩被清军招降，时任钦差大臣在广西督师的李星沅令其统率水勇，参与围剿太平军，但张钊仍与太平军暗通声气，甚至提供物资给太平军，牟取暴利。清末文人龙启瑞在《纪事诗》披露了张敬修、张钊两部接济太平军食盐的情况：“东勇尤狡黠，与贼为弟兄。更于阵前立，土音操其乡。苞苴互相投，烟焰何茫茫。蒙江有张鲁，此疾实膏肓。赉寇乃尔力，顿兵亏吾芒。”他在“自注”中还写道：“东勇于阵前以白盐洋烟抛掷与贼，贼以白铤报之，点放空枪，不着铅子。烟焰中，彼此往来，习以为常。”“张钊守蒙江，实通贼接济。”对此，钟文典认为，“太平军严禁鸦片，洋烟买卖没有可能”。但毫无疑问的是，太平军利用部分清军兵勇的贪婪，用金银与他们交换“白盐”，获得了不少宝贵的物资补充。
三是与民众交易。太平军驻永安州期间，在作战和训练闲暇，还进行了生产经营，从事简单的商品生产。据后人口述资料：“老长毛是好心的，他们劫富救贫，在永安杀猪，开油榨，开杂货摊，做生意，买卖公平，不钻人家的空子。”通过这种方式，太平军不但获得部分利润，解决了一些物资来源，而且能获得民众好感，改善与民众的关系，吸引更多人加入太平军。
为防止民众援助太平军，清军采取了围困、迁移居民等做法，以断其粮饷来源，但收效甚微。太平军采取高价收购的方式，仍能从驻地民众、商人甚至清军兵勇手中购买到食盐等紧缺物资。咸丰元年十一月（1851 年 12 月），清廷对军机大臣等据赛尚阿奏在永安州“两次进剿获胜情形”提出质疑：“该逆既困守一城，我兵又四围周市，何数月以来，未见贼势穷蹙。”次年正月初十（1852年 2 月 29 日），奕
向赛尚阿发问：“贼匪自闰八月朔踞城后，几及半载，盐粮火药，何以不见困乏，仍能抗拒自如？”咸丰二年正月三十日（1852 年 3 月 20日），他再次向赛尚阿提出同样的问题：“该匪困守一隅，所需盐粮火药等项，如果无人接济，何能日久支持？”咸丰二年二月十五日（1852 年 4 月 4 日），洪秀全发布破围诏令，太平军从永安突围，“米粮油盐所遗甚多，仓谷未动”。太平军破围后的第三天，奕
第三次向前线将领发出质问：“该匪丑类众多，屡经官兵剿戮，势已穷蹙，且困守孤城，果能断其米盐火药接济及爨汲路径，釜底游魂，岂能持久？”太平军离开永安后，姚莹带兵进入永安州城，发现“仓谷尚存千余石”。由此可知，尽管清军严防死守，仍有人越过清军的封锁线，为太平军提供物资，太平军的粮食、食盐等物资仍较为充足。
从金田团营至永安突围，太平军在广西各地转战近两年时间，其所到之处，大量贫民闻讯加入，队伍日益壮大，但太平军通过努力，仍能维持全军数万人的供给，并在与清军和团练的战斗中不断取胜。永安突围前夕，仍有大批粮食无法携带而不得不遗弃。这说明，太平军在广西作战期间的后勤补给没有出现较大的困难。这既与太平军缴获清军大批粮饷有关，也与其采取了多种方式筹集物资分不开。
康有为到桂林讲学，先后有两次。第一次是在一八九四年（清光绪二十年）；第二次在一八九六年。这两次讲学，我都参加。在当时康有为的门徒中，以我和龙潜两人年龄最小，我年仅十四岁。事隔六十余年，回忆往事，犹历历在目。
康有为第一次来桂林，是由他的门徒龙泽厚（号积之）邀请他来讲学的，住了几个月就回广州了。第二次来，住的时间比较久。他两次都住在桂林的风洞山景风阁，阁的大厅作为讲学的地方，后面的一个房间，是康的卧室。里面一切的设备和康生活上的需要，都是由龙泽厚、薛立之等负责供应。
康有为第一次来桂林讲学的时候，他的地位仅仅是清朝的“孝廉”，声名不大。这时听他讲学的有：龙泽厚、况仕任、龙焕纶、龙朝辅、龙应中（后改名志泽）、汤睿、汤铭三、程式谷、黎文翰、林泽普、林惠如、任祖安、薛立之、薛佑之、赵治天、王濬中、王秀峰、胡治堂等。龙潜和我以小学生的名份也参加听讲。当时，桂林还有“孝廉”、“秀峰”、“经古”、“宣成”等四大书院。孝廉书院山长周璜、秀峰书院山长曹驯、经古书院山长龙朝言、宣成书院山长石成峰，他们都是清朝的“翰林”，在地方的声誉很高。康第一次到桂林，就拜访了他们。四人中对康有为的态度各有不同。周璜很佩服康有为的学问，经常往来，唱和诗词；曹驯则避不与康见面；龙朝言虽与康有往来，但不敢十分接近；石成峰则与康无来往。当时社会上对康有为有两种不同看法：有的认为康是怪物，有的称他为“康圣人”。康有为第二次到桂林时，他已经是清朝的“进士”，官授工部主事，在京公车上书，名动一时。当他到桂林时，正遇着广西巡抚史念祖被参，藩台游智开告老，只有臬台蔡希邠在省主持一切。蔡与康是旧交，人很开明，对康很推重，往来很密切。此外，当地士绅名流如周璜、唐景崧、岑春煊等，都常和康来往。
康有为以部曹的身份第二次来桂，负有时名，又得臬台蔡希邠的支持，对于讲学各事，更容易顺利开展。当时从学的又增加了陈太龙、赵元本、倪育万、万言、陈康侯、何化龙等。马君武（当时名马同）亦常来听康讲学，学术界思潮受到很大的影响。
康有为讲学的内容，常讲的是《春秋公羊传》，注重讲孔子改制，刘歆伪经通三统张三世等微言大义及《礼记·礼运篇》大同的意义。并讲《荀子·非十二子篇》学术的派别，《庄子·天下篇》庄子的尊孔，《墨子》、《史记》、《宋元学案》等。尤注意在讲中国学术的源流和政治革新的趋势和他本人所著的《孔子托古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此外，康还著有《桂学答问》、《分月读书课程表》，指导阅读中西书籍的门径。受学的门弟子，除听讲学和读《公羊传》外，并点读《资治通鉴》、《宋元学案》、《朱子语录》。还要依课程表选读，作札记或写疑义问难，由康解答。讲授时，听讲者即时笔录，并指定况仕任、龙应中两人编定送阅，批答后互相传观。
康有为的门徒梁启超在湖南长沙和谭嗣同、黄遵宪、熊希龄组织南学会，成立时务学堂，办有《湘报》（日刊）和《湘学报》（旬刊）。康则拟在桂林组织“圣学会”，成立“广仁学堂”，办《广仁报》，来提倡新学，开通风气。在创办时，得到臬台蔡希邠等的赞助，曹驯虽不赞同，也不敢公然反对。“圣学会”筹备组织期间，借用西华门爱经善堂。成立后，迁至依仁坊彭公祠（今工商联合会）做会址。开会讲学常在会内。此外还捐助和购买了很多中西图书，供人阅览。使地方人士多欲讲求经世有用之学，改变科举时代专重八股文的思想。广仁学堂也附设在会内，由康的门人曹硕（广东南海人）主办。课程为经学、中西历史、中西地理、《宋元学案》、《朱子语类》、《公羊传》等。学生每日做札记或写游记、日记，并参加听讲和学习礼仪。当时应考入学的有：况仕恩、陈文、靳汝端、靳永祺、龚寿昌、谢宗韩、吴小濂、李承麟、龙仲修、龙季光、王乐宾、秦一俊、况仕任等二十余人。
《广仁报》由康的门人武陵赵廷飏，南海曹硕，广西桂林况仕任、龙应中、龙朝输等任主笔，系周刊式，每月出版两期，线装成本，土纸木刻。内容有论著、时事、新闻、地方要闻、中西译述、杂谈等。论著多以外患日亟，非变法维新不能挽救为中心问题，意在唤起国人发愤图强，开通风气。论著有《世变日亟士人宜速求自保论》《教案于西人有利说》《筹桂刍言》《闻德兵毁即墨孔庙残圣象布告士林唐》等。
康有为有两种嗜好：一是好习古礼，讲学之暇，常率带门徒在风洞山后福庭学习“乡饮酒礼”、“投壶礼”及“庚子拜经”等，由康亲自指导一切，揖让周旋，悉依古制。康注重交游，遇亲友吉凶庆吊，康均往行礼，跪拜悉依古制，为一时所称道。其次是嗜好游览山水，在桂林讲学期间，所有附城的山水岩洞，游历殆遍。他曾在于越山发现一岩，未经人到过，因题为“康岩”。又在北附郭发现一岩，题为“素洞”。很多名胜，他游过后，都刻石题名或赋诗。风洞山还做有对联悬挂。戊戌政变后，康逃亡海外，他在桂林阳朔各风景名胜的题词，都被仇恨他的人所毁。现只有龙隐岩内元党籍碑旁，有康题在石壁的字和署名，虽已凿烂，还隐约可以看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