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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了约 10 年之久，现在汇合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这种联系从那时起就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黄金的吸引之下迅速地发展起来。同时，这个帝国的银币——它的血液——也开始流向英属东印度。
在 1830 年以前，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出超，白银不断地从印度、英国和美国向中国输出。可是从 1833 年，特别是 1840 年以来，由中国向印度输出的白银，几乎使天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因此皇帝下诏严禁鸦片贸易，结果引起了比他的诏书更有力的反抗。除了这些直接的经济后果之外，和私贩鸦片有关的行贿受贿完全腐蚀了中国南方各省的国家官吏。正如皇帝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可是，那些靠纵容私贩鸦片发了大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却逐渐破坏着这一家长制权威——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存在这种情况的地方，主要正是首先起义的南方各省。所以几乎不言而喻，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统治权。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
中国过去几乎不输入英国棉织品，英国毛织品的输入也微不足道，但从1833 年对华贸易垄断权由东印度公司手中转到私人商业手中之后，这两种商品的输入便迅速地增加了。从 1840 年其他国家特别是我国也开始参加和中国的通商之后，这两项输入增加得更多了。这种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对本国工业也发生了类似过去对小亚细亚、波斯和印度所发生的那种影响。中国的纺织业者在外国的这种竞争之下受到很大的损害，结果社会生活也受到了相应程度的破坏。
中国在 1840 年战争失败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工业的破坏性影响、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更重更难负担，旧税之外又加新税。因此，1853 年 1 月 5 日皇帝在北京下的一道上谕中，就责成武昌、汉阳南方各省督抚减缓捐税，特别是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准额外加征；否则，这道上谕中说，“小民其何以堪？”又说：
……庶几吾民于颠沛困苦之时，不致再受追呼迫切之累。
这种措辞，这种让步，记得在 1848 年我们从奥地利这个日耳曼人的中国也同样听到过。
所有这些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的破坏性因素，到 1840 年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可是现在，当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的时候，便发生一个问题，即这场革命将来会对英国并且通过英国对欧洲产生什么影响？这个问题是不难解答的。
我们时常提请读者注意英国的工业自 1850 年以来空前发展的情况。在最惊人的繁荣当中，就已不难看出日益迫近的工业危机的明显征兆。尽管有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发现，尽管人口大量地、史无前例地外流，但是，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事情的话，到一定的时候，市场的扩大仍然会赶不上英国工业的增长，而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也将像过去一样，必不可免地要引起新的危机。这时，如果有一个大市场突然缩小，那么危机的来临必然加速，而目前中国的起义对英国正是会起这种影响。英国需要开辟新市场或扩大旧市场，这是英国降低茶叶税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英国预期，随着茶叶进口量的增加，向中国输出的工业品也一定增加。在 1833 年取消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以前，联合王国对中国的年输出总值只有 60 万英镑，而 1836 年达到了 1 326 388 英镑，1845 年增加到 2 394 827 英镑，到 1852 年便达到了 300 万英镑左右。从中国输入的茶叶数量在 1793 年还不超过 16 067 331 磅，然而在 1845 年便达到了 50 714 657 磅，1846年是 57 584 561 磅，现在已超过 6000 万磅。
上一季茶叶的采购量从上海的出口统计表上可以看出，至少比前一年增加200 万磅。新增加的这一部分应归因于两种情况：一方面，1851 年底市场极不景气，剩下的大量存货被投入 1852 年的出口；另一方面，在中国，人们一听到英国修改茶叶进口的法律的消息，便把所有可供应的茶叶按提高很多的价格全部投入这个现成的市场。可是讲到下一季的茶叶采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一点可以从伦敦一家大茶叶公司的下面一段通信中看出：
上海的恐慌据报道达到了极点。黄金因人们抢购贮藏而价格上涨 25％以上。白银现已不见，以致英国轮船向中国交纳关税所需用的白银都根本弄不到。因此，阿礼国先生同意向中国当局担保，一俟接到东印度公司的期票或其他有信誉的有价证券，便交纳这些关税。从商业的最近未来这一角度看，金银的缺乏是一个最不利的条件，因为它恰恰是发生在最需要金银的时候。茶和丝的收购商有了金银才能够到内地去采购，因为采购要预付大量金银，以使生产者能够进行生产……每年在这个时候都已开始签订新茶收购合同，可是现在人们不讲别的问题，只讲如何保护生命财产，一切交易都陷于停顿……如不备好资金在四五月间把茶叶购妥，那么，包括红茶绿茶的精品在内的早茶，必然要像到圣诞节还未收割的小麦一样损失掉。
停泊在中国领海上的英、美、法各国的舰队，肯定不能提供收购茶叶所需的资金，而它们的干涉却能够很容易地造成混乱，使产茶的内地和出口茶叶的海港之间的一切交易中断。由此看来，收购目前这一季茶叶势必要提高价格——在伦敦投机活动已经开始了，——而要收购下一季茶叶，肯定会缺少大量资金。问题还不止于此。中国人虽然也同革命震荡时期的一切人一样，愿意将他们手上全部的大批存货卖给外国人，可是，正像东方人在担心发生大变动时所做的那样，他们也会把他们的茶和丝贮存起来，非付给现金现银是不大肯卖的。因此，英国就不免要面临这样的问题：它的主要消费品之一涨价，金银外流，它的棉毛织品的一个重要市场大大缩小。甚至《经济学家》杂志，这个善于把一切使商业界人心不安的事物化忧为喜的乐观的魔术师，也不得不说出这样的话：
我们千万不可沾沾自喜，以为给我们向中国出口的货物找到了同以前一样大的市场……更可能的是：我们对中国的出口贸易要倒霉，对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的产品的需求量要减少。
不要忘记，茶叶这样一种必需品涨价和中国这样一个重要市场缩小的时候，将正好是西欧发生歉收因而肉类、谷物及其他一切农产品涨价的时候。这样，工厂主们的市场就要缩小，因为生活必需品每涨一次价，国内和国外对工业品的需求量都要相应地减少。现在大不列颠到处都在抱怨大部分庄稼情况不好。关于这个问题《经济学家》说：
在英国南部，不但会有许多田地错过各种作物的农时而未播种，而且已经播种的田地有许多看来也会是满地杂草，或者是不利于谷物生长。在准备种植小麦的阴湿贫瘠的土地上，显然预示着灾荒。现在，种饲用甜菜的时节可以说已经过去了，而种上的很少；为种植芜菁备田的季节也快要过去，然而种植这一重要作物的必要的准备工作却一点也没有完成……雪和雨严重地阻碍了燕麦的播种。早播种下去的燕麦很少，而晚播种的燕麦是很难有好收成的……许多地区种畜损失相当大。
谷物以外的农产品的价格比去年上涨 20％、30％、甚至 50％。欧洲大陆的谷物价格比英国涨得更高。在比利时和荷兰，黑麦价格足足涨了 100％，小麦和其他谷物也跟着涨价。
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英国的贸易已经经历了通常商业周期的大部分，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这将是一个奇观：当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的时候，中国却把动乱送往西方世界。这些贩卖“秩序”，企图扶持摇摇欲坠的满族王朝的列强恐怕是忘记了：仇视外国人，把他们排除在帝国之外，这在过去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只是在满族鞑靼人征服了全国以后才形成为一种政治原则。毫无疑问，17 世纪末竞相与中国通商的欧洲各国彼此间的剧烈纷争，有力地助长了满族人实行排外的政策。可是，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新的王朝害怕外国人会支持一大部分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出于此种考虑，它那时禁止外国人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要来往只有通过离北京和产茶区很远的一个城市广州。外国人要做生意，只限同领有政府特许执照从事外贸的行商进行交易。这是为了阻止它的其余臣民同它所仇视的外国人发生任何联系。无论如何，在现在这个时候，西方各国政府进行干涉只能使革命更加暴烈，并拖长商业的停滞。
同时，从印度这方面来看还必须指出，印度的英国当局的收入，足足有 1 ／7要靠向中国人出售鸦片，而印度对英国工业品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取决于印度的鸦片生产。不错，中国人不大可能戒吸鸦片，就像德国人不可能戒吸烟草一样。可是大家都知道，新皇帝颇有意在中国本国种植罂粟和炼制鸦片，显然，这将使印度的鸦片生产、印度的收入以及印度斯坦的商业资源同时受到致命的打击。虽然利益攸关的各方或许不会马上感觉到这种打击，但它到一定的时候会实实在在地起作用，并且使我们前面预言过的普遍的金融危机尖锐化和长期化。
在二十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举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大家有一种共同的认识：我们党对中华民族的命运担负着崇高的历史责任。
从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中华民族蒙受巨大屈辱，国家濒临灭亡边缘，到二〇〇〇年中国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进入小康，大踏步走向繁荣富强，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百年。
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
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是孙中山领导的。他首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
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完成的。经过北伐、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并且从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取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这是中国从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大胜利，也是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胜利。
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开始的新的革命。在建国以来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社会主义在中国显示的蓬勃生机和活力，为全世界所瞩目。
百年巨变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太平天国庚申十年
师驻庆远，时于季春，予以政暇，偕诸大员巡视芳郊，山川竞秀，草木争妍。登兹古洞，诗列琳琅，韵著风雅。旋见粉墙刘云青句，寓意高超，出词英俊，颇有斥佛息邪之概，予甚嘉之。爰命将其诗句勒石，以为世迷仙佛者警，予与诸员亦就原韵立赋数章，俱刻诸石，以志游览云。
挺身登峻岭，举目照遥空。
毁佛崇天帝，移民复古风。
临军称将勇，玩洞羡诗雄。
剑气冲星斗，文光射日虹。
1.桂平金田团营遗址
亦称金田起义地址，俗称金田营盘，位于桂平市北部金田镇金田村西侧的犀牛岭上，距市区 28 千米，有二级公路直达，下辖韦昌辉故居、新圩三界庙、傅家寨、古林社、风门坳共五处文物点，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犀牛岭后枕荆山，前列金田平原，该岭北端为古营盘，中间有太平天国起义时的“拜旗石”。古营盘前的草坪，是当年太平军练兵场。岭的西北坡紧靠犀牛潭，南面是“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历史陈列馆”，为花岗岩体，琉璃瓦歇山顶，外观古朴，与接待室、碑廊、录像室形成园林式布局。太平天国北王韦昌辉故居，在犀牛岭东侧的金田村内。拜上帝会总部曾设其家，会众们在这里开炉日夜打制武器，然后运到犀牛潭中秘藏。起义军北上后，清兵烧毁民房。现存韦昌辉故居是 1987 年恢复的。距古营盘东 4 千米的新圩三界庙，是太平军的前军指挥部，庙内保存有近 30 块碑刻，是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珍贵资料。
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战争，也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金田起义地址作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的历史见证，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科研价值，对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国情乡情教育、发展旅游拉动地方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017 年 1 月，金田起义地址被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
2.太平天国永安活动旧址
即太平天国开国封王之地。位于蒙山县县城永安新街，与县人民政府毗邻，是太平天国革命重要遗址，现已辟为文化公园。内有永安州古城墙、武庙、玉兰古树、眢井土坑、太平天国诏旨令碑廊、太平天国文物陈列馆。旧址的大门是一幢坐北朝南的重檐歇山式门楼，黄色琉璃瓦覆顶，门楣上刻着“太平天国开国封王地”几个大字，由蒙山籍著名武侠小说作家梁羽生先生题写。门口左侧立的是洪秀全雕像，基座上刻着“天王洪秀全”及其生平简介。城外还有东西炮台、长墙、南王冯云山指挥旧址，其中西城墙、武庙、冯云山指挥所于2006 年 6 月 10 日均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地址（袁瑞晨摄）
清咸丰元年（1851），太平军在桂平金田村起义后，于 9 月 25 日（农历闰八月初一）攻克永安州（今蒙山县城），在此驻留半年多。太平军封王建制，进行了一系列政权建设与军事斗争；颁行天历，刊刻新书；精心布防，粉碎了清军频繁的军事围攻与严密的经济封锁，为进军江南和鼎立金陵奠定了基础。
3.太平军攻城营房遗址
在桂林象鼻山西南麓云峰寺内。相传唐代曾在此建有道家祈雨的温灵庙。宋嘉定七年（1214），广西提点刑狱方信孺在此建舍名“云崖轩”。明代县令邰以仁在云崖轩旧址建“范方祠”，祀范成大、方信孺。清代改祠为寺，名“云峰寺”。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改建为砖木结构的三进寺院。抗日战争期间遭到破坏，1953 年修缮，1966 年被列为桂林市文物保护单位。1979 年改建为钢筋水泥结构的仿古建筑，总面积 1 852.6 平方米，两层、三进、五开间，弧形山墙，朱红柱梁和窗棂，琉璃碧瓦。
太平天国永安活动旧址内景（陈峥摄）
1852 年 4 月 16 日，太平军开始围攻桂林城，以云峰寺为指挥部，并在象鼻山上架炮隔江轰城，5 月 19 日，太平军主动撤围，挥师北上。后人们在此建有太平天国纪念馆，纪念馆云峰寺的门口有一块石碑，写着“太平军攻城营房遗址”，外面建有太平天国东王、西王、南王、北王等诸王塑像，馆内有洪秀全半身塑像，并藏有大量太平天国历史文物。
4.康有为桂林讲学处遗址
位于中山北路与叠彩路交会处的叠彩山上的景风阁。景风阁建于宋代，已于抗日战争时期毁于战火。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贻，改名有为，字广厦，号长素，广东海南人，戊戌变法领袖。清光绪二十年（1894）十二月，康有为以“孝廉”身份，带着变革维新思想首次来桂，在此讲学 40 天。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月至六月，以第八名进士、官工部主事身份，发起了《公车上书》，并以维新派领袖身份再次来桂，重驻景风阁讲学。两次讲学活动均由地方名士龙泽厚等人安排与接待。在桂期间，曾编著《春秋义》《春秋考》，撰写《日本书目志》，并创办圣学堂、《广仁报》，积极进行变法宣讲，在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1987 年 5 月，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此立有康有为塑像和“康有为讲学处遗址”石碑。
太平军攻城营房遗址（陈峥摄）
康有为讲学处遗址（蔡乾涛摄）
1.洪秀全
洪秀全（1814—1864），太平天国领袖。原名仁坤，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人。出身农家，读过村塾，屡试不第。1843 年创立拜上帝会。翌年到广西贵县（今贵港）赐谷村宣传拜上帝教真义。后回花县，著《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文。1847 年8 月赴广西桂平紫荆山会冯云山，组织力量，开展政治斗争。1851 年 1 月 11 日在金田营盘岭聚集 2 万多会众举行反清武装起义，建立太平天国；3 月在武宣“登极”，称“天王”；12 月在永安（今蒙山）分封诸王。1852 年攻桂林，占领两湖，再从武昌沿江东下，攻占南京。1853 年定都南京，改称天京。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再分兵北伐、西征，结果北伐失利而西征胜利。入主天王府后，深居简出，生活奢靡，大权交由杨秀清掌握。1856年，太平军先后击破清军江北、江南大营，杨秀清居功自傲，逼封万岁。洪秀全遂密诏韦昌辉、秦日纲诛杀杨秀清及其家人和部属 2 万多。1857 年石达开带20 万精兵出走后，洪秀全只得重用陈玉成、李秀成等，以扭转局势。1859 年命洪仁玕总理朝政。清廷勾结帝国主义加紧镇压太平天国，安庆、苏州、杭州等地相继陷入敌手，天京被围。1864 年天京陷落前病死。
2.杨秀清
杨秀清（约 1820—1856），广西桂平人。原名嗣龙。烧炭工出身。1846 年参加拜上帝会。1848 年 4 月冯云山被捕后，为稳定众心，假托天父下凡附体传言，取得“代天父传言”的特权。1851 年 1 月参加金田起义，任中军主将，左辅正军师。同年 12 月在永安（今蒙山）被封为东王，九千岁，节制同时受封诸壬，掌军政实权。冯云山、萧朝贵牺牲后，协助洪秀全统帅全军攻取汉阳、汉口和武昌，沿江东下。1853 年占领南京，于此建都，改称天京。后即派兵北伐和西征。在天京颁发安民诰谕，提出“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经洪同意后，在太平天国辖区施行。以其名义函告英国公使文翰，宣布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后因居功自傲，专横跋扈，挟制洪秀全，逼天王封其为万岁（一说未逼封），引起领导集团内部分裂。1856 年 9 月为韦昌辉所杀。
3.萧朝贵
萧朝贵（约 1820—1852），太平天国领导人。广西桂平人，原籍武宣。壮族，一说瑶族。贫苦农民出身。1846 年参加拜上帝会。1848 年假托天兄耶稣附体，取得“代天兄传言”之权。1851 年 1 月参加领导金田起义，领前军主将。9月，率部克广西永安（今广西蒙山），任右弼又正军师，12 月封为西王。次年永安突围，在城东大败清军，进围桂林。旋入湖南，和杨秀清会衔发布《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等三篇檄文。9 月，太平军围攻长沙时，萧朝贵中炮阵亡。
4.石达开
石达开（1830—1863），太平天国重要领导人。广西贵县客家人，地主出身，因当地土客斗争尖锐，难以安身而入拜上帝会，成为贵县拜上帝会的领导人。与洪秀全、冯云山等结成异姓兄弟，称“天父”七子。金田起义时，率众至金田村团营，后领左军主将，在永安晋封翼王、五千岁。太平军由武昌东下，又任前线指挥，连克九江、安庆、南京，定都天京后，出巡安庆，设官安民。咸丰四年（1854）底，统率大军增援赖汉英的西征军。次年 1 月，于湖北、九江大败湘军，扭转了西征军的不利局面。接着第三次攻克武昌，稳定了长江上游形势。同年冬进军江西，复克五府五十余县，困曾国藩于南昌，使皖、赣、鄂三省基地连成一片。1856 年又率军配合杨秀清部击溃江南大营。9 月，“杨韦内讧”发生，他因反对韦昌辉滥杀而遭迫害。遂逃出天京，誓师讨韦。洪秀全诛韦后，顺应众心，命他回天京辅政。他回京辅政后，因洪秀全对他心存猜忌，以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为安王、福王，对其挟制，遂于次年 6 月负气出走，率师回抵安庆，遂领 10 多万精锐将士离开安庆远征，给太平天国运动带来严重损失。尔后转战于江西、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省，因缺乏根据地，长期流动作战，力量逐渐削弱。同治二年（1863）在四川大渡河紫打地（今安顺场）被清军包围，粮尽援绝，妻儿等投河自尽。他致书四川总督骆秉章，表示归顺，并请求咸丰帝宽宥太平军将士。清政府假作应允，他遂传令弃械，图以停止抵抗换取保全残部。6 月 13 日，带亲信数人及 5岁幼子到洗马店清营，立即被捕解往成都。25 日受酷刑而死。其部属也全遭清军杀害。
5.韦昌辉
韦昌辉（1824—1856），广西桂平市金田村人，壮族，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领袖之一，家殷富。1848 年加入拜上帝会后，倾其家产资助太平军购置兵器。1851 年 9 月，太平军攻克永安（今蒙山县）后，封王建制，韦昌辉被封为北王六千岁。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改称天京），积极协助洪秀全、杨秀清巩固天国政权，击退清军“江南大营”的围攻，主张革故鼎新，使得天京内外政令清明，井然有序。1856 年，太平天国出现内讧，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为争权夺利明争暗斗，洪秀全密诏岀征江西的韦昌辉带兵回天京对付杨秀清。韦昌辉残忍地杀戮杨秀清及其部众、家属二万余人，甚至欲加害对此深表不满的翼王石达开。石达开逃出天京后集部众讨伐韦昌辉。由于韦昌辉滥杀无辜，不得人心，其部下大多归附石达开，其亲兵、亲属 200 多人被诛杀。由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内讧而引发的“天京事变”之后，韦昌辉被削去“北王”称号，贬称“北孽”。
6.李秀成
李秀成（1823—1864），广西藤县人，太平军后期著名将领。早年加入拜上帝会，1851 年参加太平军，因战功卓著，屡受提拔。1858 年与陈玉成部合力，在浦口等地再破江北大营。1859 年冬，封忠王。1860 年，再破江南大营。乘胜东进苏杭，建立苏福省（苏州为首府），为太平天国开辟了新的重要基地。1862年 6 月，受洪秀全令回援天京。年底天京形势危急，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被洪秀全拒绝。1864 年 7 月 19 日，失城。城破时，护幼天王突围，混乱中失散被俘。曾亲书供状数万言，述及太平天国历史及其得失，提出“收齐章程”，为敌出策招降太平军。1864 年 8 月 7 日，被曾国藩杀害。
7.陈玉成
陈玉成（1837—1862），广西藤县人，太平天国青年将领，后期军事统帅。少孤，14 岁随叔父陈承瑢到金田入伍，参加起义。1854 年 6 月率五百人袭破武昌城升检点，后反攻岳州失败，弃城退守湖北黄州时，又为湘军所败。1855 年随秦日纲再克武昌，在湖北随州、应州大败清军，后赴援安徽庐州（今合肥市），继又渡江援芜湖，所战皆捷，提官正丞相。1856 年援镇江率突击队破围入城，因内外夹击，大败清军。旋破“江北大营”，击毙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又参与击溃“江南大营”之役。“杨韦内讧”后，他与李秀成苦撑皖北危局，被封成天豫、又正掌率、前军主将，主持天京上游军事。1858 年与李秀成等摧毁江北大营，痛歼湘军主力李续宾于三河。1859 年晋封英王。1860 年与诸王率军摧毁江南大营。1861 年，为解安庆之围，乘虚进军湖北，前锋抵黄州，武汉震动，但因李秀成失约及英国侵略者干涉，乃功败垂成。随后回师驰援安庆，多次与湘军恶战，没有得利。同年 9 月，安庆失守，后退守庐州（今合肥市），受洪秀全贬谪，遣陈得才、赖文光等率军远征豫、陕，欲图出走。1862 年，庐州失守，他为叛徒苗沛霖诱骗，夜走安徽寿州，被擒送清营。6 月 4 日于河南延津就义。
8.冯云山
冯云山（约 1815—1852），太平天国领导人。又名乙龙，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人。塾师出身。1843 年与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后入广西桂平紫荆山当雇工、塾师，吸收杨秀清、萧朝贵等贫苦农民二三千人入会。1847 年与洪秀全制定各种仪式和“十款天条”。次年初被捕入狱，经营救出狱。1851 年金田起义时，领后军主将，旋任前导副军师。12 月在广西永安（今蒙山）被封为南王。创制《太平天历》，主持订立《太平军目》《太平礼制》《太平官制》。次年在全州中炮受伤，死于蓑衣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