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与重塑:网络社会责任生存研究》一书,是林瑞青副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网络文化异化境遇下大学生虚拟生存的社会责任践行研究”(16YJA710012)的最终成果。作者以网络文化异化为背景,从网络社会责任践行视角切入,积极探索了大学生网络文化生产与传播中的价值重塑和行为重塑问题。
在当下,人们对网络时代和网络社会充满无限的美好憧憬,并早已迫不及待地讨论着“信息共产主义化”。认为网络社会已呈现出“信息生产力高度发达,信息产品极大丰富”,“人人平等,消灭三大差别”,“共创共享,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化”趋势 。于是,又有人开始热烈讨论“网络共产主义”和“信息共产主义社会”。认为如今的网络社会,“每个人每时每刻都自觉不自觉地按照‘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行为模式行事,每个人都是这个社会里平等的成员和公民,这个社会里没有压迫、剥削和歧视,没有工农、城乡、体脑三大差别”,这就是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特征,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曙光 。
美国学者安德鲁·沙利(Andrzej Wiktor Schally)更是模仿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慷慨写就《网络共产主义宣言》一文,欢呼“只要进入网络,我们就像中世纪的农民拥有了村里的公共财产,几乎每一样东西都被分享。而且,甚至连‘分享’都不是,而是同时‘拥有’”。并斩钉截铁地说,“唯一可行的定义就是实现了共产主义”。于是,在文末更直截了当地说:“一个幽灵在美国徘徊——共产主义的幽灵。……有什么比这更为动人心弦的呢?在新世纪的曙光到来之时,一个高科技的世界解决了一个低科技的人类问题。所以,让资本主义和美国的音响工业协会发抖吧。共产主义者们失去的只是锁链,而他们得到的是网络(Web)。”
对此,本书作者显然没有这么乐观,而在审慎看待所谓“信息共产主义化倾向”的同时,转而关注信息狂欢背后因过度互联所带来的诸多隐忧及其化解路径。事实上,不管“网络共产主义论”,抑或“共产主义幽灵论”,其所关注到的更多是网络社会的一些表征,而忽视了网络社会发展的质量及其潜在的风险。应该看到,网络社会信息产品的低品质生产与信息垃圾、信息陷阱的轰炸式充斥,并非马克思主义学说所描述的“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而信息资源的自由复制“拥有”和无序剽窃利用,恰恰是网络社会的一大弊端,并非实质上的“社会成员共同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再看低品质与不良信息产品的生产以及人们对信息资源的警惕与不信任,也严重背离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而且,由于人们对信息资源、网络技术的拥有程度、应用程度以及创新能力之差异,必然造成信息落差以及贫富两极分化,从而产生了信息富人和信息穷人,因而不可能“彻底消灭了阶级差别和重大社会差别”;更为重要的是,正如本书作者所分析的网络文化异化问题,恰恰反映出当下网民仍然缺乏应有的道德自觉,因而根本称不上“全体社会成员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品质”。
所以,本书作者认为,网络共产主义“至今也没在网络上实现。网络社会显然依旧未能突破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核心理论判断,即一切都是为了金钱,市场把人性异化。现实是,一个高科技的世界,使人们得到的不仅仅是网络,还有一副甩不掉的‘锁链’,以及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而为了不被这副‘锁链’所窒息,人们要基于责任、仁爱、正义以及共同的喜好与经历,在网络社会一起分享、治理、合作和展开集体创建行动,以便于探索用互联网技术来实现每一个人的梦想,而不是一个个梦魇”。
其实,安德鲁·沙利和本书作者一样,是看到了网络社会的阴暗面的。他甚至深刻意识到,网络共产主义全然是“资本主义使这一切成为现实”的,因此“它唯一的弊端是,我们很多人还是喜欢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所有意识形态上的斗争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一边是贪婪,另一边是高科技的不断开发。最终,那些有胆量的年轻人会胜利的” 。显然,正是资本主义的逐利本性,以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网络社会的盛行,使一种无休止的“贪婪”催生着网络文化之异化,以致“眼前呈现的反而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抽象空间。因为人们可以自由地侮辱他人,而不用承担任何后果,不用感到任何羞耻,所以,游荡在赛博空间里的人们几乎带着某种激情为所欲为” ,其结果是让“有胆量”的人成为网络社会的最大“获利者”。
诚然,网络社会不乏这些“有胆量”的人,但我们并不欢迎这些人。我们知道,网络空间的创建者之初衷,是建立一个精神理想国——一个没有立场的、和平的纯粹平台,让全人类彼此连接、相互沟通。尽管,现实偏离初衷甚远,但本书作者所提出的网络社会“责任生存”理念,或许可以较好地矫正这些偏差。
本书全面概括了网络文化异化的基本表现,认为首先是玷污文化,以有悖人类基本价值标准的伪文化、反文化而大肆泯灭文化之灵魂,将文化审美沦为了大众快感,诱使大学生的虚拟生存实践走向了庸俗化;其次是消解理想,以扮纯卖萌来魅惑大众,将应有的文化导向演变为一种精神迷宫,诱使大学生在虚拟生存和现实生存中都迷失了信仰;其三是挫伤创造,以山寨复制精品、以戏仿抄袭创意、以剽窃摧垮原创,致使大学生忽视创新创造乃至渐渐丧失了创造力;其四是混淆历史,热衷恶搞经典以取宠、穿越历史以哗众,遮蔽混淆了历史真实,使大学生在一定程度上迷失精神家园、丧失历史感。
直面网络文化之异化,本书作者开始寻找虚实交互融通、互促相成的通路,借此深入剖析了虚拟生存的社会责任生成问题。认为互联网技术仅仅是现实的人展开虚拟生存的工具,“虚拟的人”也仅仅是受现实的人操控的“影子”,而经由“虚拟的人”之虚拟生存体验,必反作用于现实的人而产生真实的情感体验。大学生基于虚拟生存与现实生存交互融通的生命体验场,构成一个虚实互塑、对接完整的社会责任发生系统,形成了虚拟生存以“虚拟的人”为纽带作用于现实的人之社会责任发生机制。因此,在网络时代,大学生之社会责任生成,以虚实耦合为生成机理,以交互融通为必要路径,以“虚拟的人”之社会责任生成为表征,以现实的人之社会责任生成为实质。
正是虚拟生存具有这种虚实耦合的德性生成机制,也就决定了网络空间的社会责任践行之可能性。所以,作者进一步分析了虚拟生存的价值重塑问题。认为大学生要想成为在道德上有价值的“人”(虚拟的人),其网络行为就必须具有一定的价值合理性,即在网络社会实施价值合理性行为,体现一种善的行为动机。这种价值合理性行为,必须经由现实的人有意识地对自身一系列网络行为的无条件的价值信仰而产生。实际上,这就是从满足网络社会需要出发,使现实的人在实施网络行为时,在内在精神层面上通过反观己身而陶冶、涵养人的整体精神,从而将现实的人之心灵提升到普遍性状态。为此,作者提出了网络社会的六条价值重塑路径,包括增强虚拟认同以凝聚大学生虚拟生存的价值共识、以利他关怀意识培育集体主义为内核的公共精神、以责任担当而激励大学生网络空间的责任行为、以平等守信理念培育大学生的网络社会契约精神、以慈善之心凝聚网络社会的慈善心愿共同体,以及以制度规引而弘扬大学生网络社会的法治精神。
而基于网络社会虚拟生存的价值重塑,作者更对网络社会的行为重塑问题展开了有价值的讨论。认为大学生虚拟生存应追求行为目的之善,以行为结果之合目的性与合价值性而彰显虚拟生存价值。而大学生网络社会责任行为价值之大小与有无,全在于其自觉自愿地为他人、集体或者社会做出了多少自己应做的贡献。其贡献之核心在于网络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性价值,它不仅体现在有价值的网络行为对现实的人经由“虚拟的人”而产生强烈的自我悦纳与激励以及他人认同与追随的传动效应,也体现在有价值的网络行为产生榜样引领作用所带来的网络社会分工效率提升、网络社会管理自觉规范化和网络社会公共意识自觉增强的蝴蝶效应。因此,大学生要想实现网络行为价值的最大化,就必须以目的之善为标尺,对网络行为进行必要的选择:一是以公共参与行为助推网络时代利益衡平公平正义,二是以共享共治行为引领网络社会虚拟社区价值共创,三是以内生净化行为开启网络自媒体的自清洁新模式,四是以理性围观行为重塑大学生多元利益的话语表达,五是以网络微文明引领大学生践行微责任。
毫无疑问,网络社会不是只讲“自由”而不顾秩序的虚拟空间,虚拟生存必须在自由与秩序之间进行合理衡平。作者对网络文化异化境遇下大学生虚拟生存的社会责任践行研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也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当然,本书所涉网络社会相关问题的研究,还有一些值得深挖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也有一些值得重新思考和再商榷之处。期望作者能够持续关注网络社会虚拟生存的文化问题、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不断取得新的研究成果。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