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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9年，匈牙利籍未来主义作家弗里杰什·卡林西在其作品中就已对网络时代到来后的社会状况进行了预测，他认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人际关系的网络和“锁链”都会在更广阔的空间中延展，从而反向地导致人类生活的世界由于沟通间隙的缩短而逐渐变小；同时，他更为精准地预判了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升级，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变得愈发无视空间距离和价值观的束缚，从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与社会分层也会逐渐地模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是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提出“地球村”概念的灵感源头，卡林西假象的任何互联网用户通过五个熟络交往对象就能链接全世界的“游戏”，似乎亦与扎克伯格创设Facebook时所采纳的“鸽群理论”异曲同工。虽然这些观点曾经只存在于近乎科幻想象的作品中，但它们对当今网络时代、网络社会超越现实社会作了前瞻性的预判，同时对这种超越现实社会之新型社会形式的本质与构成做出了合乎逻辑的解读。
自米尔格伦于20世纪60年代基于人际交往中社会资本的生产与分配，提出“六度分隔”之后，世界格局便不再仅仅属于宏观的政治论域或人类发展的视野之中，而是不断地被浓缩和具象于直面个人世界的“小世界”。不难看出，这其实是对卡林西“正在缩小的世界”的延展与回应，但米尔格伦将卡林西的假设拓展至实验或实践的维度，使之具备了更强的说服力和现实性。
米尔格伦于1967年借助颇似当今以互联网思维增强物联网建设的思路，设计了一场包裹传递实验，他从美国不同区域随机选择数百参与者，然后分发给这些参与者包裹，并下达让其通过自身人际交往圈传递包裹的指令，并追踪这些包裹是否能抵达米尔格伦所指定的波士顿收件人手中；在被发放包裹的传递过程中，每一名包裹接收人都会被明示包裹目标接收人的详细信息，并如同第一名包裹传递者一样，被要求于自己的人际交往圈中选择最可能与包裹接收人有潜在关联的中介者来进行传递。这一实验的最终结果显示，整个包裹的投递过程从第一接收人到目标接收人平均只经手六次，换言之，米尔格伦的实验结果事实上指向了：任何两个（无论距离多远、阶级差异多大、文化背景多么悬殊）人类社会中的个体，只需平均六个中介点的联络，便能完成彼此之间的初步认知与了解。
虽然米尔格伦自己并未对这一实验结果进行命名性总结，但这一理论随后依然被广泛称为“六度分隔理论”，而在更为终端的应用维度，我们不难发现，社交巨头Facebook的创始人扎克伯格在奠定其社交网络帝国之底层代码所信奉的“鸽群理论”（看似混乱的鸽群中的每一只鸽子只需要保持与身边三只鸽子的联系稳定度，就能保证整个鸽群运转得有条不紊）事实上与米尔格伦的发现亦异曲同工。而在当今网络时代，验证这种类似理论其实更加简单和便捷，21世纪初，曾有相关研究以六千名互联网用户作为样本进行了类似于包裹传递实验的信息传递实验，并发现其实要将互联网空间中两个几乎不相关的网络页面实现连接，平均只需要四次超级链接，更进一步地延展了世界正在不断缩小的论域。
不难看出，“六度分隔”理论在被米尔格伦提出，经历了多次升级与发展，它事实上将原本宏观的世界格局纳入微观领域，使得互联网应用的编译人员和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更为密切地注意于互联网对人类社会交际的巨大影响，这些推动互联网发展的人们以其自身努力将互联网应用变得愈发边界和社会化，并在功能上更加突出地反映和促进着现实社会关系、交往实践和价值生成的完成，并在更深层次上使得人与互联网空间逐渐融为一体。
在网络时代的到来对人们眼中的世界格局完成重构后，其所要完成的另一种现实性超越便是传统的社会关系。美国学者格兰挪威特于20世纪70年代所提出的，区别于传统社会（或者更典型的，中国传统原生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坚固而紧密的“强连接”，网络时代的主流人际联系将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弱连接”的样态。
类似于米尔格伦（或者说受到米尔格伦的影响），格兰挪威特所提出的观点亦以自身所设计的实验及其实验结果作为支撑，相对于米尔格伦的“包裹投递实验”，格兰挪威特的实验更多地面向中观现实社会中的大众社会关联，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基于社会调查的方法逻辑对社会中求职者的行为进行了追踪考察。类似于米尔格伦，格兰挪威特所选择的实验据点也位于美国波士顿，但有别于米尔格伦彻底将问题分析留存于数字和客观的层面，诺兰挪威特采用访谈和问卷相结合的方法，在结果上更显得人性化和社会化。
格兰挪威特的实验结果与我们常识中所理解或认为的现代工作获取方式大相径庭，他的实验结果显示：有超过半数的受访对象是凭借私人关系获取他们现在的工作的；而他们基本都在交际圈中存在知悉空缺岗位所在的人。更为具象的，在他所选择的调查对象中，近乎56％是通过私人交际圈找到工作的；只有各近19％的受访者是通过凸显现代性的招聘广告（或招聘代理）和直接到公司“试运气”获取工作的；另有接近6％的受访者自称通过其他方法获取工作或直接回避问题，这部分调查对象基本可作为调查噪音加以回避 [1] 。
基于这样的调查结果，格兰挪威特大致总结出空缺岗位与工作搜寻者之间的达成连接的曲折性：首先，是中间人与工作搜寻者之间的关系并不特别熟络（否则空缺一出现就会主动被中间人的联系所填补）；其次，中间人的出现和联络实际上是很偶然的现象，需要工作搜寻者频繁地试错或者具备足够好的运气。最终，格兰挪威特在调查结果的基础上对人际关系中的这种联络方式进行了评估，并发表其代表作《弱连接的强度》（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并凭借交往过程中人们的交互频率、感情卷入程度、关系密切程度和工具性的互惠交换四大指标，给出了传统社会关联之“强连接”与网络时代之“弱连接”在概念上和比较中的本质差异。
格兰挪威特（Granovetter，M）的实验结果和理论发现，凸显了以血缘关系、挚友亲朋关系等“强连接”以外偶然结实、相知不深的“弱连接”之间的差异，并基本地证明了“弱连接”在全新的交往模式中一样能创造社会资源或资本，甚至在更为广阔的宏观传播学定义上，能更顺滑、直观、回避社会关系束缚，创造更为丰富的社会资源，并事实上地为网络时代的到来对人们社会关系的现实性超越，奠定了思想基础。
格兰挪威特的实验和理论创新，事实上论证了人与人之间临时、偶然构建的“弱连接”在社会资源创造和交往重要性上并不弱于群体内部的“强连接”，从个体交往的维度给予了新交往模式研究以启发，并促成这种研究逐渐从个体间交往走向交往的立体结构，而巴特（R. S. Burt）就是进一步拓展这种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他在格兰挪威特观点的基础上创设出“结构洞理论”，从而促成了网络时代新交往对传统交往结构的现实性超越。
区别于格兰挪威特将研究对象直面于社会个体，巴特以典型的结构化社会组织——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他指出在企业的生存和竞争活动中，大致存在三种资源，即财政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通常的企业发展研究更多地注重于财务资源和人力资源，但在企业普遍注重这两种资源发掘的时候，研究如何创造和挖掘社会资源显得异常重要。为了直观而明确地解决这一问题，巴特指出格兰挪威特所提出的“弱连接”理论中两个连接点之间的连接桥梁，实际上也必然地会结构性地生成桥梁及两个连接点之间的“空洞”（类似于蜂巢，每个结构性连接的框架周边其实是空洞的空间），而这些空洞其实就是商业机会的所在，只要在这种空洞上进行本来不存在的连接，那么就会产生出由交际而生产的社会资源，进而提升企业价值契机。
具体的，巴特所提出的“结构洞”理论大致包含以下几个内容：首先，这种交往中的空洞对“谁会知道、何时能知道以及谁将参与”等机会的形成与影响具备决定性作用；其次，社会个体如果能够占据关系网络中的核心区位，那么他就能从这一区位优势中获得有利的信息和地位，而如果这一个体将自身打造为两个社交连接点间的中介，那么他就有机会以巧妙的形式在这种关系中牟取利益；第三，社会个体所累积的这种社会资本，通常是无法回避地会被纳入某一特点的组织中，因为他自身虽游离与各组织之间牟取利益，但在特定的行为中，他不可避免地需要秉持一种相对稳固的态度 [2] 。
事实上，巴特对于互联网时间人际交往发展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不仅认为人际关系的内容和区位能够成为个体的社会资本，还进一步认为人际关系的结构与动态变化也会引起关系中社会资本的变化，进而指出这种特定的关系结构或区位从本质上有助于交际网中的社会个体累积和发展他们自身的社会资本，并借此成为自身存续和进一步发展的原始积累。巴特将网络交际中的这种“结构洞”列为互联网用户获得非重复性利益的资源，并且以此作为网络时代交际网络进一步发展和信息资源流动的关键动力，使得网络时代的社会交际与传统社会中的社会交际在特征和本质上愈发相互背离。
[1] Granovetter，M：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pp.1360-1380.
[2] Burt，Ronald S：The Contingent Value of Social Capital，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7，（42），pp.339-3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