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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是人类生产方式与生活模式的直观写照，其发展状况与速率直接关乎作为类的人的存续，同时还决定着人们以何种形式实现对人类社会的构建。无论是上溯到远古的结绳、取火、滚木、筑巢、驯养等原始技术，还是带来产业革命的蒸汽机、电灯、无线电等现代技术，抑或者当前引领时代发展脚步的空间、基因、微粒子技术，都对人类的生产方式、交往模式、生活图景产生了深刻而深远的影响。如今，整合于系列前沿科技并与直接影响人们日常生活、交往的互联网技术，在建构人类生存方式、创设新型人际关系、彰显时代伦理形态等方面表征着既全面指涉又突出彰显的意义。随着与互联网技术紧密关联的前置性科技的发展，互联网技术之迅猛发展获得了技术平台和技术理论上的系统支撑；这种系统性的支撑以互联网技术革命的内生逻辑作为联动机制，并在这种发展逻辑的联动中实现技术革命的延展，同时对传统的人际交往方式和人类伦理观念实现着瓦解与重构，并于具足互联网技术之工具性、空间性和社会性的人类行为塑造中，构筑着网络空间中人类交往的行为模式。
20世纪末至今，人类社会在发展的进程中经历着基于六项革命性技术革新而带来的第二次通信革命，其中，在微电子研究领域的一系列创新与变革，直接带来了电子计算机技术的5次重大迭代升级。伴随这一领域重大创新而来的，是电子计算机小型化和个人化进程的深入，基于微电子技术创新在集成半导体领域的切入，当前的科学技术已可成熟地将数以十万计连接点的芯片囊括入仅有若干平方毫米的集成面板上，从而使得微处理器的研发、量产和普及成为时代主流，为个人计算机的普及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随着微处理器技术的成熟，计算机处理过程的分散化趋势亦日益显著，它为数据通信和数字交往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外部环境，对人类交往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是电话网络的计算机化和互联网化，使得虚拟交往从局限于有声状态发展为与传统现实交往高度趋同的图文并茂、影音同步的交际模式。
与微电子技术成熟密切关联的，是电子交互信号和传播方式的主流化，它使得以二进制计算为交流方式的计算机语言成为跨越文化边界、种族障碍、意识形态的新型人类通用语言。在这种语言普及之前，几乎所有人类交往中产生的信息都必须模拟人类能够直观理解的状态加以表述，这种信息生产与流通的模式至少面临信息原貌难以被彻底描述、传播过程中信息的扭曲和受体难以理解信息内容这三个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而数字化信号语言则将一切信息以碎片化的形式进行解码，并转换为以0和1实现表述的二进制信息，确保了信息生产的标准性、信息传播的迅速性和信息还原的完整性，从而彻底革新了信息在生产、传播、理解、存储等方面的存在方式，进而为人类全新的交往领域——赛博空间的打造奠定了基础、制定了规则。
全新的储存技术及由此而带来的人类记忆模式的革新，是互联网全面覆盖社会生活的又一关键支撑性技术，当人们在日常数据储存的任务中优先选择使用电子设备时，“认知—记忆—拷贝—分享”的新型信息传播形式及其所带来的全新交际模式才能获得大众的普遍接受。随着数字化的储存方式和记忆模式植入社会信息的传播系统，电子邮件、搜索引擎、各式处理软件、流媒体节目等如今已几乎完全嵌入人们日常生活的互联网技术才成为可能。与此同时，这种由数字化存储所带动的数字化记忆模式，使得作为信息受体的人们还原信息原始面貌的可能性极大地增强，进而弥补了传统模拟信息所缺失的信息传播之精确性、交互性与可选择性，赋予了每个信息传播的参与者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平等的信息生产、加工、传递、接受之权力，为新媒体时代、全媒体时代和后真相时代的到来奠定了逻辑前提，也为互联网技术革新触发人际交往革命创设了传播语境与背景。
与此同时，互联网技术的实体平台与交互平台也发生了系列重大革命性进展，随着网络带宽的扩容和互联逻辑的迭代，计算机的实体硬件和用于提升硬件效率的应用程序被以多层级复合、互动的模式进行开发和使用，使得互联网技术对大型超级计算机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也使得网络时代信息制造权向民间转向成为必然趋势。这其中，作为立体交互平台的互联网，又被细分为基础硬件设施层级、信息处理与交互层级和终端呈现与操作层级，这三大层级都以各自的组织功能支撑和巩固互联网信息的流转与选择，继而统合为整体，让互联网用户能够越过硬件搭建、协议创设和应用编程等复杂而专业的问题，并相对自由而深度地依据自身需求和特征而使用和融入互联网空间。
在“软—硬”件处理层面之外，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还需要全新信息交互路径的强力支撑，尤其在当今数据连接逐渐由常规的有线状态转入新型无限状态的进程中，这种支撑成为互联网空间覆盖、囊括甚至取代传统现实社会的关键前提。生活于网络时代的人们几乎时刻都在同步延展着自身的线上生命与现实生活，这种二位一体的生活随着光纤、卫星、新型无线电和路由技术、基站技术、接收端设备的进步而得以普及，使得生活于网络空间中各异端点上的用户能够几乎无差别地瞬时地获取信息、生产信息，从而将常规生活中限制人们社会交往的地理界限、空间距离和交流阻碍之影响削弱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同时，将传统的广播、电视、电话等信息传播模式与互联网中的流媒体进行匹配，进而生成兼备传统与新派的互联网生活模式，为传统媒体用户逐渐向新媒体用户过渡提供了无缝衔接的机制。
上述五类技术层面的革新所直接带来的是互联网技术在生活空间维度对电子通信、数据流通和大众传媒的统御与融合，这种融合对信息交流模式进行单一化、标准化、即时化处理，使得现实社会中的社会活动无论愿意与非、在线与否，都被客观而难以回避地置于互联网空间之内。事实上，这种互联网技术对社会活动于赛博空间和现实社会上的维度统御，一方面客观地增强了信息传播链条中各主体间的关联，并使得这种关联增强的需求不断扩大，为下一次的互联网技术之迭代升级提供了触发机制；另一方面，将信息传播中的各种角色分配扁平化地融贯为一，使得生活于赛博空间中的人们在行为模式上明显地有别于现实生活的模式，社会中的人们从被动接收信息的纯粹受体一跃而成为制造、加工、传播信息的主体，并促成人们发出声音、获得认同的需求日益膨胀。
诚然，以上基于简·梵·迪克（Dijik J. V.）对“网络社会以微电子革命、数字化信号语言、储存和前馈原理、分层组织、新链接与融合为基础”
的概括，既不一定能从专业视角触及互联网技术发展的生成根源，同时也并未谈及相关技术发展的社会背景或生产力根基，却不失为一个协助我们探明互联网技术革命得以发展之原因与源流的可靠视域，同时也为我们进一步探明互联网技术革命深入进行和延续发展之驱动逻辑，奠定了必备基础、阐明了切入依据。
一般而言，技术革新往往会带来产业发展和社会发展逻辑上的变动，同时这种技术革命往往又基于不断变动的产业逻辑而被驱动发展。伴随着互联网技术革命之前置技术条件的成熟，互联网技术作为一种全新的技术而呈现于世人面前并改变着他们所处的宏观社会环境，它通过缔造并驱动着科技产业、科学发展模式、军工和生活发展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互联网空间，而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都纳入其发展逻辑之中，并以这种外部环境的构造反过来引领自身前置技术和技术整体的革命，成为其作为产业革命而不断深入、延展的驱动逻辑。
现代社会的发展在本质上是由技术的革命所推动的，亦或者说，现代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构建于技术之上的社会。在互联网技术革命不断延展的同时，经由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空间的扩大，人类社会的结构性转型与系统性革命也在悄然进行着。在这一进程中，信息成了将人类视野与外部世界实现标准化表达的唯一载体，进而也成为影响作为类而存在的“人”在存续维度上最关键的要素之一；由此，作为现代信息传播关键的互联网技术，在时代意义与社会功能上的地域日益凸显，它虽然依然以信息传播作为功能发散的始点，但却在人类生存空间的拓展上更为显著地体现着自身价值。
在技术特质上，互联网技术所依仗的交互协议以“TCP／IP”为代表，其在协议规制和运行逻辑上天然的去中心化、权力分散、主体多元、结构消解等信息交互特点，都共同地指向了互联网技术所营造的信息传播空间之“去中心化”特征。这使得互联网空间在信息传播和信息话语权上与现实社会空间产生了泾渭分明的差异，它作为一种影响信息交流和人际交往的技术逻辑，彻底地模糊了传统意义上信息、权力、资源、交往的“中心—边缘”界限，使得主旋律与草根、主体与客体、主流与非主流之间的思维差异与行为差异都大大弱化，成为人类社会走向“新全球化时代”和“后真相时代”的重要推手与事实逻辑。在互联网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一个与以往人类社会各发展阶段都截然不同的松散的、开放的、各参与者在地位上趋于平等的社会交往框架被搭建起来，在历史论上，而这种助推实际上完全符合自然辩证法经技术革新而影响交往模式的逻辑理路。
在技术到社会发展的逻辑进路上，以沃勒斯坦、桑托斯、阿明为代表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似乎在互联网技术革命的到来之际，就已从社会科学维度对其出现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进行了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判定，他们认为“半边缘地区是一个世界经济体不可缺少的结构性要素，这些地区所起的作用同帝国中各贸易集团能起的作用相似”
，并且基于“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国国家的角度研究帝国主义问题，认为帝国主义现象包含了相互联系、互为条件的两个方面：向外扩张的经济中心和作为扩张对象的附属国”
先在性，指明“去中心化”和破除资本主义所统治的“帝国”世界体系存在着必然联系。一如沃勒斯坦所明示的：一旦这种原有的居于中心的发达国家（或者说世界体系“帝国”的统治国）“凭借暴力（贡品和赋税）和贸易中的垄断优势来保证经济从边缘向中心流动”
被“去中心化”所瓦解，则全新的世界体系和人类存续模式、行为伦理都将被重构，并走向某种全新的共同体。而在今天看来，这种全新的共同体形成所依托的生产力革新契机，便是互联网技术的革命。
辨析互联网技术的革命能够成为全新世界体系和人类伦理模式的构型之依托，还需对其技术逻辑进行必要还原。互联网技术的逻辑始点是赛博空间中的各活动主体，在开展虚拟实践的过程中先在的分散性和对传统中心的反叛性，随着互联网技术在网络论坛、点对点通讯和平台式交互的过程中赋予了这些活动主体前所未有的话语权，使得互联网虚拟实践的参与者在选择是否参与或如何表达的情境中具足了充分延展自身主观能动性的自觉，从而促成赛博空间的信息巨量性、价值多样性和文化复杂性被显著化，并逐渐成为超越现实社会的“超现实”社会、多维“影子”社会。技术是人机体与能力的延伸，是人不断地创造自身的工具和手段
，互联网技术由于确切而显著地扩容了人类生活的空间、跨越了人类交流的阻隔，进而确切而显著地促成了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之共产主义愿景之接近，同时为这种愿景的实现确切而显著地提高了可能与人们的期待。
诚然，互联网技术不仅为人类的社会实践创设了全新空间，还生产了全新的、超然于实存社会之上的社会形式，并使得人们可以通过全新的、多元的、去中心的、平面化的、多向度的方式去实现自身的存续、交际与发展；但也必须清晰地看到：一种新型的话语权威甚至舆论中心（或称舆论“霸权”）亦初见雏形且正在迅速崛起。在互联网技术所催生的赛博空间内部，虽然传统的社会交往模式和社会权力框架被打破，与之相伴的传统话语格局也受到了严重消解，但这却不意味着赛博空间中的活动参与者都能拥有绝对平等的权利。事实上，生活于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相交错环境中的我们，不难感知到空间权力再分配所带来的信息主导权更迭，这种权力直观地表现为信息生产、传播权向信息诠释、选择权的迁移，它的承载主体从专家、政府、旧意见领袖迭代为信息“兜售者”（以各类“粉丝量”巨大的自媒体为主）、非政府组织、新意见领袖；在这种情境中，带来挑战的不再是民众对权威和中心的追逐，而是网络空间活动主体在自身价值观控制和价值判断维度中的能力。
可以说，互联网技术革命的到来，不仅迎合了人类社会于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上的发展需要，并由此构筑了人类进行社会活动的崭新平台与伦理范式，而且它作为一种典型的生产、生活、交际工具，为人类认识和改变世界与自身提供了全新的契机与启发。正是在推动互联网技术进步的驱动逻辑指引下，人类社会中自由、开放、去中心、反主流的思潮得以进一步滥觞，并为人们在现实社会与赛博空间中的体化实践重塑了行为模式。
与互联网技术革命的逐次递进相伴随，生活于赛博空间之中已成为当今人们进行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的显著现象与典型形式，基于此，赛博空间中的生活行为也完成了在人们的行为体系中从边缘向中心、从非主流到主流的过程。作为人们进行生产、生活实践之新场域的互联网空间，在型构逻辑、交往方式、技术支撑上与传统的现实生活空间相迥异，这进一步引致了互联网空间中人们行为模式的独特类型与超现实特性。
基于互联网技术的革命与应用普及，互联网空间的延展以立体化和多元化的形式深入，这在显著提高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空间之纵深与可能的同时，也直观地改变着人们的认知图式、交际逻辑和生产模式，它们反过来又作为互联网用户牵引自身实践开展的思维始源，进一步地将这些互联网技术的普通用户转变为黏性用户，并成为交织赛博空间中社会生活的线索和培育互联网社会中伦理模式的基质。
在对人们认知图式的影响上，互联网技术革命所带来的首先是人类认知边界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更多地将认知边界的划定与自我—他者、主观—客观等主体明晰的问题相挂接，并在现实的社会交往情境中加以实践和验证；但在互联网技术革命的影响下，人们在自我认知的维度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普遍性挑战，随着网络社会和赛博空间对现实生活空间的覆盖，同时生活于线上与线下的个体可以借助完全不同的面貌对自身加以诠释，这必然地导致这些个体于自我认知边界上模糊，并使得人们经由自我认知模糊而引致对外部世界认知的模糊，从而瓦解和重构着传统的、基于现实生活的认知图式。
现代主义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作为人类行为的关键所在，认知能力是对于所处场域及场域中的交际规则的话语意识和实践意识之总和
，因而作为认知行为践行场域的互联网空间，不仅是一种纯粹外在于互联网用户的客观环境，而且是互联网用户对互联网空间进行不断诠释、解读和界定的结果，它既被人们的认知行为所定义，又定义着人们的认知行为。具象于网络时代对人类认知图式的影响，互联网技术革命的波段推进拓展着人们的认知对象和认知活动空间，并将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几乎不可避免地卷入互联网生活之中，并以这种强力的卷入使得互联网生活成为非互联网用户难以避免的生活方式；随着互联网空间对现实生活的全面覆盖，互联网用户的主观认知与互联网的发展环境形成紧密关联，使得可以被个体价值观念影响整体伦理图式的互联网空间，成为超越传统生活空间的、更富有时代特质、更具吸引力的生活空间，于强力卷入之外叠加了对非互联网用户的强大向心力。
在对人们交际逻辑的影响上，互联网技术革命最直观地满足和改善的，是人们于自身存续的同时不断延展自身交际和影响范围的本能需求；由于互联网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全新信息交流方式，事实上完成了人类交际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构筑了全新的互动模式与信息流通平台，从而使得人的社会交往本能不再局限于日常交往和现实场域，而扩展为跨越时空和语言的全新样态。与互联网技术革命与普及相契合的，是互联网交际伦理的逐渐形成和计算机语言的渐成主流，这使得社会共识及规范社会共识的伦理范式亦在全新共通语言的传播中逐渐被建构、不断被诠释。
远在人类尚未接受整体启蒙的神话时代，共同语言的重要作用就已经获得普遍共识，在巴别塔的神话传说中，《圣经》借耶和华的嘴道出了话语一致的惊人效用：“看呐！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圣经·旧约·创世纪》）与传统模拟语言所不同的是，互联网技术所凭借的语言是一种人机皆可理解，不受地域、语系、文化影响的二进制语言，虽然有多种编译形式和逻辑，却同根同源且最终表达形式高度一致，这为复构、重塑曾经仅存在于神话中的统一语言的缔结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语言统一情境中的人际交往和伦理范式必然地与传统语言混乱情境中的大相径庭，这使得互联网技术革命所引致的人类行为在宏观规范和具象行为上都独特而前所未见。具体而言，网络时代的人类交际逻辑不仅在全新交际空间和平台中进行，而且摆脱了以往限制交际的时空限域，人们在互联网空间中以虚拟式的身份符号化地传达自身创设或加工后的信息，并通过这种“模糊的在场”与“模糊的他者”（甚至“模糊的社会”）进行互动，所进行的社会交际既可以是完全脱域于现实社会的全新交际，亦可以是在现实的自身之上叠加自身的意涵与身份，更可以是两者兼有，是一种可以由交际参与人相对自由地选择交际形式的全新的交际逻辑。
在对人们生产模式的影响上，由于互联网技术革命叠加和重构了人类的生活、发展空间，因而也就自然且必然地重新塑造了人类的生产模式。在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明“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由此出发，他们进一步指出“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互联网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全新人类认知图式和社交逻辑，成为人们开展完全不同以往生产活动的前提，在认知数字化、社交网络化和社会虚拟化的进程中，人们以更符合自身主观判断、更彰显个性、更崇尚自由的方式进行着思维到实体的产出。事实上，互联网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生产模式革命不仅体现在思维与物质的实际产出上，相较传统技术支撑下的生产模式，它更能够彰显和满足人类基于自身主观创造力而改造外部世界的原发性动力，并且更能充分地凸显人类追求更周延的存续模式和生活逻辑的先在目标。
互联网技术革命对人们的认知图式、交际逻辑和生产模式业已产生不可逆转关键影响的情境，实际上正是网络时代人类行为得以展开的现实场域，它以区别于现代化所缔造的工业社会的面貌改变着人类的社会整体，使之进入循行逻辑完全不同以往的信息社会。探究某一时代中或社会中人的行为及其指导伦理，无法脱离作为探究对象的人所身居其中的现实情境（或称场域），一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言，“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社会互动都体现在身体在场的具体情境中，并且是通过这种具体情境而完成的”
。具象于由互联网空间所型构的人类行为场域，由于其将个体行为与伦理规范与互联网技术革命的技术支撑和发展逻辑相匹配，从而重新归置了人类发出行为的实践场域，并进一步凸显了网络时代的人类行为之不同以往的空间性、工具性、社会性特质。
其一，允许用户在参与互联网活动时实现实体脱域，是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空间性行为变革。安东尼·吉登斯凭借对时空分异的研判来对人类的社会行为进行分析，认为特定的社会行为必然地由特点的时空状态所决定，并对互联网技术所引致的行为空间之几何倍速膨胀作出了判定：（互联网技术及互联网空间）“使在场和缺场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
，进而使互联网空间不仅成为人类进行实践活动的外部客观环境，更成为在逻辑维度内化为人类行为模式的潜意识基质。事实上，互联网空间及依托其发展的相关软硬件技术，不仅是人们用以提高信息传播和社会交往效率的媒介，更是一种基于自身发展逻辑和底层语言的、具备全新交互伦理的人类活动场域；在网络空间中，传统意义上在场方能彰显正式性和可靠性的交际，被身体脱域于场景却依然能显示出应有效能的交际模式所取代，使得人际互动真正摆脱了实体场域的束缚。
其次，允许用户在参与互联网活动时重设自己的身份符号，是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工具性行为变革。在互联网空间中，用户可以给予自身好恶或需求来相对自由地设定自己进行网络交际的出场特质与身份，这一过程中用户甚至可以通过伪装出自身不具备的特质或隐匿自身的真实特质来缔造一个完全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自己。事实上，这种一定程度上放纵用户超脱于自身身份甚至常规伦理的“假象”塑造，正是互联网交际捕捉和俘获用户、进而拓展自身覆盖版图的核心契机，它极大地借助身份定义权的释放，延展和实现了人们融入互联网世界的激情，甚至使得互联网空间成为研判个体真实状态的更可靠平台；在互联网空间之内，人们的行为相较常规社会之中，会更偏重于主观化和随性化，但事实上互联网用户又是在现实伦理中被建构的产物，这使得网联网空间中人们的社会行为既残留着传统伦理的束缚痕迹，亦表征着自由且放纵的片段化图景。
其三，允许用户在参与互联网活动时若即若离地处于特定群体或秉持特定社会关系，是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社会性行为变革。这种用户游走于各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被马克·格兰诺维特定义为人与人之间直接交流不频繁且不密切的“弱关联”，他认为这种区别于传统社会中“强”关联的、在互联网空间中成为主流的新型关系，使得原本不太可能被传播或者分析范围被限制的信息获得了更大的传播空间，从而构筑了全新的社会交往模式及发展逻辑。事实上，互联网空间中的人际关系本身就具足“弱关联”的特质，互联网用户挣脱充满目的的理性模式而更自由、自愿地选择交流对象和交流形式，与原本在现实生活中所不可能接触的交往对象实现跨越空间、阶级甚至时间的信息交互，并且可以选择随时增强、削弱甚至切断交互的链接，使得人们对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乃至社会本身的反思都日渐深入，随着人们在互联网空间交往中的个体属性彰显，其行为的社会性亦日趋模糊且多样。
爱因斯坦认为，“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则认为生产工具是人类社会生产力的集中体现，且科学技术是人类提高生产力和自身认知与实践能力的重要凭借；事实上，这在发展进程与逻辑上，为我们探究互联网技术何以冲破依附、搭载于现实的人类社会生活，并转型为缔造全新虚拟生活空间的成熟技术，确立了方位。
媒介哲学家利文森（Paul Levinson）指出：“前提条件的缺乏是阻碍技术发展的原因。同时，前提条件的具备也使得技术发展成为可能。”
回顾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史、成熟史，不难发现，正是随着计算机硬件的大众普及、互联网应用的普遍参与和网络信息的编辑开放，奠定了信息化时代、网络时代和网络社会的立体式时空拓展。
（一）计算机硬件的大众普及
在早期计算机出现时，硕大到需要用仓库实现容纳且对运行环境要求甚高的硬件平台，一直带着某种神秘的色彩。早期计算机一如今天的超级计算机实验室，通常出现在科幻电影或科教纪录片中，观者们通常会看到它们的使用者穿着实验服对着看不懂的信号灯做着记录或运算。那时的计算机体形硕大、价格高昂、使用方法复杂，由于具备优越的运行环境、使用者专业知识水平积累充分，它们系统强壮度欠佳且可视化表达程度不高，完全不符合寻常人家使用。随着计算机硬件技术的发展，计算机的发展经历了由中心到边缘、由贵族到平民的历程
，传统的能耗、体型均非常巨大，且造价昂贵的计算机依然在巨量计算、云计算、量子计算等高端平台上不可或缺；但在民用方面，却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过渡，轻量化、计算能力适中、使用门槛低的微型个人电脑逐渐普及，家庭甚至个人拥有若干台电脑的情况已然十分普遍。
计算机的迭代升级过程，是基于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半导体、储存设备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发展而实现的。第一代计算机，是由艾肯与1944年制造的电子管计算机，属于中介于传统机械运算和电子运算之间的过渡产品，后来者ENIAC在其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度的优化，且开始接入常规民用，成为现代计算机出现的里程碑。区别于第一代计算机，第二代计算机以晶体管的普遍应用为基础，在提及、运算速度、功耗比和稳定性上都有着巨大的进步，但由于晶体管技术虽成熟却尚未普及于市场，在价格和产量上，1960年以前的第二代计算机都难以承接民用功能，更多地用于处理类似微电子、原子等科学领域的数据运算。除却对计算机能力的综合提升，晶体管技术还触发了计算机外部增强型设备的发展，如提升信息存储能力的磁盘、磁带，提升运算负载能力的内存，改善信息输出能力的显示器和打印机等，为下一代计算机的飞跃式进步奠定了基础。
第三代计算机属于真正意义上面向大众的计算机，它基于集成电路的硬件支撑，不仅在体积、功耗和运算能力上有着明显提升，更是由于可视化操作系统的应用，为后期彻底跨越人机交互需要重新学习语言的屏障提供了可能。随后的第四代计算机随着半导体技术的发展，其小型化、便携化、易用化的处理，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个人计算机处理文档、表格和通讯事务，及至IBM公司推出面向非科研机构和个人的“PC”机、苹果公司推出强调人机交互优化的“麦金托什机”，计算机的样态和使用方式已与当前业已成熟的状态几无本质上的区别。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自计算机的诞生到计算机的普及，计算机的发展生成了巨型计算机与微型计算机两条分支，其中的超级计算机支系依然面向国家事业和科学研究事业，而与人们现实生活相关联的支系则成为商品而被交付于市场和客户，成为人们生活、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工具。与此同时，这种计算机由官方或机构使用转向服务于个人的趋势，事实上体现了一种宏观上社会权力的“转移”趋势，这也是我们探讨网络时代人类伦理重构的肇因所在。
（二）互联网应用的普遍参与
在探讨了作为互联网硬件支撑的计算机的大众普及过程后，需要进一步对互联网应用的普及过程进行回溯。事实上，如今被普遍使用的因特网（或称万维网），是由20世纪50年代美国寻求新技术支持下军事优势的美国国防部高级计划研究署（ARPA）项目变体而来，它既是计算机硬件发展的必然产品，也是冷战格局下的国际政治衍生品。历经多年的实验和调整，美国国防部高级计划研究署于1969年将若干家美国大学和研究院所的计算机系统实现联网，并将其命名为“ARPANET”（也即“阿帕网”），第一次将局域网拓展至广域网的维度，并为如今的互联网架构做出了先导性实验。但“ARPANET”与如今的“Internet”显著差异也是清晰可见的，犹如初期的计算机，它的使用者也主要是以计算机专家为大头的科学家群体，一如诺顿（John Naughton）所言，ARPA网的用户群体只是当时整个计算机科学界的一小部分人，在互联网出现的早期，美国（及其他地方）有众多教师和研究人员渴望使用网络，但都被排斥在外
。
类似于计算机的个人化、商业化转向，互联网的应用拓展也经历了这样的迭代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主要经历了两个节点，其一是1989年CompuServe公司开始面向市场提供互联网服务，其二是1995年美国政府将互联网使用股份转让于两家通讯公司，前者意味着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对互联网的控制融冰，后者则表明了美国政府对互联网市场化应用的鼓励。虽然有着政府的鼓励，但当时的互联网应用并没有被普及开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当时计算机硬件的价格尚高且尚未开发出普及的互联网接入硬件，另一方面则与早期计算机的应用普及困难类似，早期互联网没有经过交互优化，在使用和操作上过于复杂，使用者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水平和语言解码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计算机设备的降价与普及，第一个问题被自然地解决，而第二个问题则直到博纳斯·李（Tim Berners-Lee）发明并公布“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后才得以解决。
由于当时的互联网用户需要使用MS-DOS、Unix等呆板而专业性的编码方式来使用互联网，这从来源上限制互联网用户量的扩大，又由于使用者数量的不足，互联网中的内容更新不及时、信息获取方式狭窄而单一，使得互联网远不具备如今的吸引力，这又进一步地局限了其普及化的动力。在20世纪90年代，这样的被动循环由博纳斯·李对互联网搭建体系的彻底更新所打破，他先后以“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实现互联网页面的写作规范制定，将“超文本标记语言”编写的网页以独立的URL标记并实现互联，开发和优化专用于此类页面读取的浏览器，最终实现万维网（World Wide Web）的搭建，并使得互联网发展的各大阻碍被逐个击破。一如他自己所描述的，万维网对互联网的升级主要在于使其成为开放、交互且使用门槛更低的互联网。
博纳斯·李对互联网的更新使其真正开始面向普罗大众，他创新性地发明网络浏览器使人们能够轻松地接触到互联网这个文字丰富、五彩斑斓、音画同步的美好空间，这种创新极大地扩大了互联网的用户量，同时又允许这些用户创造性地编译和发布属于自己的信息，使得互联网的爆炸性发展成为必然，也使得互联网迅猛发展所带来的社会伦理变化成为我们不得不回应的问题。
（三）立体式时空拓展的实现
通过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普及的发展进程解析互联网技术的成熟过程，是为了充分解读和解答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的宏观命题，人类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与网络时代的到来互为表里，二者相互成就、彼此促进，在历程上和发展目标上也高度统一，是重塑人类社会伦理的关键肇因。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美国学者、作家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早在其1984年出版的著作中就已指出，“信息社会开始于1956年和1957年，这正是美国工业力量强大的50年代中的两年”，并以“1956年，担任技术、管理和事务工作的白领工人人数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蓝领工人”和“信息经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6％左右，而占收入所得的53％多” [1] 作为这一论断的支撑依据，也即是说，他认为网络时代和信息化社会早在20世纪中叶就已然到来。虽然学界对奈斯比特的看法态度不一，但相关领域的学者们基本都承认奈斯比特对网络时代和信息社会所做的概括性定义：其一，信息资源是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唯一会因共享而扩大效用的资源，它取之不尽且越取越多，作为互联网的支撑性资源，它在成就自身效能扩大的同时改善着人类的自由状况；其二，互联网技术革命是人类社会进入网络时代的内生驱动，在本质上这种技术革命的目的在于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进而增加人们可支配闲暇时间的比重，目标在于使人更接近自由全面发展的境遇。
与网络时代和信息社会到来之内生驱动因素相对应的，是人类自我需求实现的外部表达。心理学家马斯洛在其人类需求划分理论中，将现实个体的需求由低级至高级划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五个层次，这其中的自我实现需要指谓个体实现自我价值、充分发挥自我潜能与现实能力，进而实现自我理想，达成自我认同并最终完成与自身追求与能力相匹配的事务的能力。在此基础上，马斯洛认为为了追求这种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人们会主动地采取各种各样的路径；而自由地表达自身观念和自由地参与社会交际是自我实现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实现这种需要的关键手段。自网络时代和信息社会的到来至今，人们自由表达和自由参与社会交际的需要在互联网空间中被极大地满足，这种在常规空间中被各种客观条件所束缚的需要，随着通讯的发达、表达权的下放和闲暇时间的增加，为个体借助信息与传播技术通过自我表达、社会交往和参与社会活动满足自我实现的需求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
（一）虚拟生活对现实生活的反向影响与覆盖
随着网络空间中信息的爆炸性增长，以及互联网用户在网络空间中实践自身信息取向和行为情境增多，对经由现实生活转向网络空间的巨量信息的分类、信息化和管理显得日益重要。由于互联网技术扁平而自由的特性，这种分类、信息化和管理的规模前所未见，且鉴于互联网空间内部用户个体视角的不同，这种规制性的操作只能通过互联网空间中信息的生产和消费者之主动参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此意义而言，网络空间中的社会内容分类，其诞生和延展必然地对传统人类信息之划分、处理、分享和应用产生难以估量且不可逆转的优化。随着这种全新分类系统的发展，网络社会中的社会分类已然在自身不断成熟的同时，反向影响和覆盖着现实生活中人们的世界观与“分类——认知”标准，而与这种反向蔓延所并行的，是网络信息分类作为具足前沿与创新意涵的命题，成为研究网络空间中社会生活与伦理模型所不可回避的探讨目标。
（二）传统的社会信息分类
对社会事物进行分类，是人类认知外部世界的基础性思维方式，也是人类思维在脑神经维度上的一种本能；基于分类而认知世界的过程是依据事物的“根本属性”“关键特征”或“显著属性”，而将人们主观意识所遇到的外部事物整合为各种门类以便形成系统认知的过程。长期以来，人类在学习和生活中广泛地运用分类这种方法来认识事物、区别事物和理解客观世界；作为人类认知、区分、理解外部世界的方法逻辑，分类的实践几乎与人类文明的发展相同步，无论是结绳记事还是语言符号的初步应用，都无一例外地彰显着分类的应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就已确立将书籍和知识划分成经、史、子、集四类的传统
。在西方，对作为概念的“分类”研究则更为深入，英国学者穆勒、赫胥黎曾言：“分类者，乃一种方法，使事物之观念，以最善之次序，排列于世人心中者也”，“我人之所以格事物分类者，所以分其异，类其同，以求区别事物，而便于辨识记忆也。”
一如上文所言，人们知识的产生，需要经过对信息的分类与加工来实现，也即是说，想要获得可靠、合理的知识，首先要对外部世界进行可靠、合理的分类。传统上来说，进行可靠、合理的分类通常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其一，需要既关注外部事物的普遍性，也要关注其特殊性，普遍性是确定分类内容的依据，而特殊性是确定分类边缘的依据。其二，需要将事物的本质属性与其他属性进行区分，并将其本质作为分类的标准和依据，由于认识事物的目标是要认识其本质并摆脱被现象的迷惑，因而将事物的“类本质”找出来，是认识事物的重中之重。其三，在对事物进行分类时，虽然需要将事物本质属性的探寻视为重点，但也需要从系统和宏观的维度考量其他属性对本质属性的牵引与带动。其四，由于看待外部事物的视角不同，所观察到的事物本质属性会有所差异，因而可以经由多方面的综合来实现对事物的立体分类，但这需要规避视角过多而导致的分类庞杂、冗乱问题。其五，对外部事物的综合分类通常是可以不断细分和重组的，一方面，被认定有着某种共同本质属性的事物可被归为同一类的事物，从而将在这一本质属性上不具备的事物确定为他者；另一方面，拥有着同样本质属性的同类事物群内，还可以通过更为细致、微观的本质属性而进行同类事物内部的再分，并且不断地延展和进行下去，在两方面的协同发展和不断进化中最终实现分类的趋于完满与系统化
。
在对人类认知与社会发展的意义上，对外部事物和社会现象进行分类具备难以取代的作用和根植于底层的奠基地位。首先，由于分类将外部世界划分为更容易理解、更容易找到认知抓手的客体，因而对社会事物进行系统的分类有助于人类认知客观世界、把握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其次，由于对外部世界的分类是不断进行和不断深化的，因为它的发展与人类知识的发展与进步密切联系、甚至一体两面，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关键动力；最后，对外部世界的分类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知识信息的传播成为可能，如果没有基于分类而对外部世界作出的外延与内涵之明晰，那么世界呈现于人类严重的状态必然是混沌而难以捉摸的。
“假如语言不具有抽象性，那么最简单的事情都得唠叨半天，而且未必说得清楚。”
通过语言对外部事物进行初步的抽象，是分类进程的第一步，由此我们不难看到，事实上作为概念的分类与信息的传播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对于人类的主观世界而言，客观世界之纷繁多样具有近乎无穷无尽的特质，人类为了在自身的繁衍与发展过程中获得优势，则必须要对外部世界形成特定的、符合客观规律的认知体系，而就目前的科研成果来看，将外部世界抽象、概括为语言、图像、文字或其他符号化的表达形式，并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是人类达成如此目标并形成社会的唯一出路。
与之相对应的，经系统分类后的信息才有可能被有效表达和传播，而没有经系统分类的信息即使在现有语言系统的情况下，也只能在语言所及范围内被传播和知晓。换言之，经过系统分类与编译的信息才是能够流传于世的显性信息，只有被明确知悉与确认的显性信息才能够被多种形式的表达所彰显，从而成为可被广泛传播、解码和再编译的信息。印度学者兰加纳坦（Ranganathan，S. A）认为，传播的客体必须是以表述、书面或其他形式加以有声或有形的表达，并且能够经由某种介质而发射、传递、接收的信息；进而指出，人类进步有赖于信息传播的成立，而信息传播的效果又有赖于作为传播主体的人的信息分类能力，因而人类信息分类能力的高低显然就成为人类进步程度的标尺 [2] 。
基于此，我们大致可以判定，无论个体还是集体，其传播信息的能力和知识获取水平实质上都直接地由其对所传播信息的分类与解码能力决定。与此同时，若我们将现代的科学技术看作现代化的人类社会信息分类技术，那么，随着此类信息分类技术的增强，人类的信息传播能力和知识获取能力亦随着得到增强。因而，国内学者倪延年指出，随着现代科技转入信息传播的视域，人类信息传播活动的时空、范围与效率都有了本质上的飞跃，这使得人类的信息传播实践进入全新的历史阶段；通常而言，信息是不断变化和流动的知识，而知识是经过处理和提炼的信息，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生活被浸泡在信息的海洋中，这使得处理、筛选、提炼和再整合客观世界内的各种信息，成为当前亟待处理和解决的问题
。
（三）传统社会信息分类的窘境
虽然我们明确地知晓人类对信息分类能力与人类自身存续与发展之间的重大关联，但在现实性上，当前人类的信息分类能力远远不足以匹配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信息爆炸式增长。
首当其冲的，是传统的信息分类模式未能充分地将分类主体与信息关联在一起。由于人类获取信息、形成认知的谱序可大概表达为“人—分类—信息”的关联，要实现人类在获取和传播信息的过程中对信息的充分理解与应用，需要将这种关联进行细节上的优化和系统上的强化；而要实现这种优化与强化，关键的不仅是要对外部信息的分类进行“精确”和“匹配”的提炼，更重要的是需要对分类方法进行更符合信息分类主体需求的升级，也即是说，需要让分类的实践更符合人本身的感知与实践本能
。然而，我们不难看到的是，传统的信息分类模式基本属于纵贯或横贯并在脉络上不断分支的线性分类模式，虽然能够在“分类—信息”的环节上形成较为系统的结果，但却忽视了作为信息使用者和分类再实践的人在这信息分类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也即是说，这种传统的信息分类方式与网络时代以个体为出发点进行去中心化传播的信息传递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违背的。
其次是无法完整而适当地映射无限广阔的客观世界。在各种社会信息分类中，一定阶段的分类模式，只能反映该阶段的人类认知水平与分类水平；而且更为紧要的是，特定的分类系统一旦被制定，便会在系统整体上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种稳定固然是信息分类能够被人们学习和掌握的前提，但也事实上决定了其无法时刻与时俱进的缺陷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若干与这个日益叠加且信息爆炸相匹配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被构建出来，并对传统学科所缔造的信息分类模式进行着各方各面的重构，与此同时，这些交叉学科虽然在信息分类方法上有着一定的创新，但其研究视域也随着其对互联网技术的依赖而日趋主观、更加观照个体，因而也很难对社会信息的方方面面进行客观而真实地还原。新的立体式的学科与信息划分方式，企图借助互见、参照、组配、交替等手法来对类目的划分进行升级，但依然无法解决立体全面地映射客观外部世界间各种内在联系的问题，同时还衍生出各种新兴学科在分类尺度与标准上自说自话的新问题，使得信息分类的改革创新之路模糊难辨。
更为重要的是，传统信息分类模式中的信息分类规则过于复杂。如果将问题还原到哲学视域内，我们会发现黑格尔在其代表作《大逻辑》和《小逻辑》中实际上是试图以一种融贯宏观、中观、微观的分类方法将世间万物进行囊括，其创举实质上是传统信息分类方式的巅峰之作，但事实上，我们也不难发现，黑格尔所做的信息分类也并没有成为人类共识。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传统信息分类模式在本质上依然是基于传统社会伦理而制定的，也即“少数精英制定规则、作为多数的大众对此依从”的模式。这实际上表征了一种对大众信息生产、获取、改造、消费之自由的剥夺，在网络时代到来的如今，这种传统的信息分类模式虽然依然在根基上塑造着人们的基础价值观，但却也在被不断地解构与遗弃；而取而代之的，是规则简单、尊重个体、权力相对均等的网络社会与赛博空间中的全新信息分类模式之勃兴。
在对传统社会信息分类缺陷进行分析的同时，事实上我们也自然地将视域转入了网络时代信息分类模式的探讨中，更重要的是，随着网络时代对信息的群体传播理论和市场经济体系的关注增加，对信息的分类不仅指向实存或实际发生的事物，而且还指向作为信息分类与传播之主客体的人的分类。
网络时代的社会信息分类，满足了人们更自主地管理信息和更自由地进行社会交往的需求。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传播学者卡特兹（James. E. Katz）就已经指出：信息受众基于自身目的地使用媒介以满足自身的需求，因而信息传播效果的实现，必须立足于信息受众或使用者的需求来进行；同时大众传媒事实上只能部分地满足信息受众的需要或者只满足部分受众的需要，因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考量人们借助信息媒介来完成什么，而非信息媒介如何影响人类。就此意义而言，作为信息传播平台与媒介的互联网，在当今能够成为主流的人际交流工具、甚至衍生出主流的交互空间，其信息分类模式对人类需求的更好满足注定是探讨互联网相关问题的重中之重。
首当其冲的，是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人们对信息的管理更为自主。历史上和传统上，对社会信息的分类、解读、组合和管理都由专门的机构或专家来完成，作为信息受体的大众在需求上的诉求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对信息分类系统进行新型的“自由化”“民主化”革新，成为早已存在的诉求。由于传统的信息分类模式是由经过专业机构或人员为了管理（或统治）的便利而制定的，在对社会信息进行分类时，天生具备排序逻辑和科层逻辑，在此模式中被分类的项目被要求尽可能地完备且需尽量规避彼此重叠。由此而生成的信息分类结果中，各项目基本上被确定只能被分入某一门类之中，同时尽量回避被分入多个门类，这样事实上方便的对象是信息的管理和制造者，而非使用者或接受者。具体的，我们可以借用图书管理的逻辑来进行举例，通常而言，一部大型书籍在内容上往往是丰富而交叉的，很难以一个特定的分类将其完全囊括，例如诗歌类文集，既可以是文学类，也可以是美学类，甚至可以被纳入历史学类或者哲学类，然而它却以特定的编号被记录且被放在固定的位置，如果一个想从该文集中获得哲学灵感或者历史截面凭证的读者想找到它，就必须到文学类目去寻找它。
由此不难看出，传统的信息分类模式由于其创制者是管理机构或管理者，因而其编译的逻辑也是服务于管理的。当特定的信息被发布于互联网上时，会呈现出明显有别于传统信息分类模式的状况。互联网空间中的用户不仅可将它依据自身判断而分入与他人认知所不同的类别，而且可以对这种分类依据自身的使用需要和习惯进行随时的调整，而无须考虑传统信息分类模式和惯例的限制。更为重要的是，区别于传统的信息分类模式，网络时代的信息分类将信息的生产和消费权都赋予了互联网用户，既极大地提高了信息分类的有效性，更提高了信息分类的实时更新性，从而从根源上解决了传统信息分类模式结果中的不准确、滞后和有效使用率不高的问题。
其次是网络时代的信息分类，满足了人们进行信息分享和社会交际的需求。互联网空间中的用户被赋予了为所接触到的信息添加标签，并给予这样的标签浏览无穷无尽信息和内容的权力。这不仅体现了互联网空间中信息分类兼顾个体性和公共性的双重精神品质，而且还能基于用户对新的自由分类和自主管理而满足其分享信息、贡献社会的需求。事实上，由于网络时代信息分类与传播的公开性，使用者对信息的梳理与分类行为也是公开的，因而认同特定分类模式的其他用户可以直接地基于某一使用者已完成的信息分类而延展自己的信息分类，由于这能够充分地满足使用者获得社会认同的需求，因而也在反向地激发着各种信息分类者分享和宣传自己信息分类模式的动力。由此，互联网空间中的信息分类进入到另一个层面，当使用者开始普遍地渴望以自己所作出的信息分类获得他者认同时，他们所追求的实际上是一种互联网空间中的新型话语权，这也昭示着网络时代信息权威的权力生成。
这样的状况在网络时代进入自媒体和平台互动阶段时，变得愈发显著。一如加拿大互联网实践者、传播学者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所指出的：“社会网络革命——从Flickr、互联网空间、博客、维客到P2P等——鼓励我们分享一切。要分享的不仅仅包括内容而且包括思想，如我们对内容的看法（评价性标签）以及API接口等。这种开放性催生了以Flickr和Del.cio.us为中心的多如群星的辅助应用。”
在自媒体和平台式互动滥觞之前的网络时代，用户所业已完成分类的网页或链接等形式的信息，通常仅仅存储在他们自己的硬盘中，既缺乏分享机制、也缺乏分享动力，因而其他人难以获取。虽然这样的私人收藏能够充分体现特定互联网用户的品位、格调、知识水平、价值取舍和精神追求，但其对外将这些符号刻入使用者的能力尚未被发掘出来。直指全新的以比特币的广泛而迅速流通为特征的网络时代，兼具私人收藏和公共传播特征的社会信息分类才更多地具备了对外彰显使用者个性与见解的能力，从而促成了很多曾经秘而不宣或者被束之高阁的人类精神成果被大众接触或认领，并在宏观上提升了人类的整体知识水平和精神交往深度。
[1] Naisbitt，J. Megatrends： Ten New Directions Transforming Our Lives ，Warner Books，1984，p.1.
[2] Ranganathan，S. A.： Claunf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Delhi，1951，p.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