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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坐在家门口，便可望见幸福河对岸横着一排青砖青瓦的房子，明显比一般农舍高大些，房前是平整的禾场，远处都是一望无际绿油油的庄稼，这就是记忆中的队屋。
队屋其实就是生产队的公用房。那时我们管农村叫队——村上叫大队，村组叫小队，生产队的房子自然就叫队屋了。
队屋由五六间房子组成，分成粮屋、储屋、机屋、牛屋、食堂，旁边还搭着几间低矮的小屋，那便是养猪和堆放灰粪的地方。粮屋甚是宽敞，墙上挂有社员每月的工分榜——高高的，我们小孩子总是够不着——地上铺着塑料纸的地方堆着粗粮，四周用围席围住，细粮则装在木制的大黄桶里。储屋存放着各式农具，有犁、耙、锹、洋杈、冲担、板车、喷雾器、风车、扫帚之类。机屋则是存放抽水抗旱机器的地方。最难忘的还是食堂：那高高的灶台、巨大的铁锅，那墙角边堆得像小山似的萝卜和白菜，那从梁上吊下来、下面系着一大块白布的打豆腐的十字架，那热气腾腾的大蒸笼和飘香的豆腐花，那不知用了多少年的石磨，那头被眼罩罩着、不紧不慢地转着圈的毛驴……
真的，想到这些时，我的眼角竟有些湿润了。
队屋最繁忙的时候应该是“双抢”时节吧。双抢就是早稻收割和晚稻播种交替的时间，在七月下旬到八月初，必须在立秋之前完成。短短半个多月，要一气完成早稻的收割、脱粒、晾晒、归仓，晚稻的犁田、灌水、插秧，那真是在跟老天爷抢时间。天刚麻亮，队长就开始喊工了：“社员同志们注意了！今天的任务是到后湾割谷，男将们带上冲担，妇女们带上镰刀。”大人们便匆匆扒上几口饭，陆陆续续出发了。
那正是暑假时候，小朋友们没什么事，也常跟着去。倒帮不上什么忙，无非就是给大人送点凉茶什么的，有时也试着学插秧，插的秧自然是歪歪斜斜，稀密不匀，大人们还得返工。但水田里自有我们的乐趣，我们最喜欢野生荸荠（我们叫它“皮雀”），小小的，甘甜异常，每找到一颗，胡乱在衣服上擦擦就塞入口中。但我们最常做的事情是在田埂上寻找黄鳝洞，一旦找到洞，准能抠出一两条黄鳝。田埂边的泥地里偶尔也能找到泥鳅窝，有时还能捉到乌龟。对于乌龟，大家不过只是玩玩后扔掉，那时是不兴吃这个的。
晚饭过后，队屋前的禾场中央高高竖起几盏大白炽灯，大人小孩都向这里聚集，禾场上于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脱谷机隆隆的声音响起，人们按照分工忙碌起来：有的运送谷草，有的将谷草散开均匀地摆在机器入口处的皮带上，有的拿筐装脱下的谷子，有的负责收捆稻草，孩子们则在刚脱过谷的稻草上摸爬滚打，追逐逗闹。机器的轰鸣声和大人小孩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谱写成一首动人的劳动交响曲！
队屋最热闹的时候是过年杀猪分肉。七八个壮劳力将猪死死按在门板上，那猪自知大限已到，拼命地挣扎、嚎叫，但终无济于事……放完血后接着打气，就是在四肢割开一个口子，用打气筒打入气，好将皮和肉分开。打完气后的猪便鼓胀起来，一下子大了好多。
分肉开始了，猪头、排子、坐臀、猪腿、五花、下水，一溜摆开，大家按抓阄顺序分取，每个劳力能分到一斤半肉。母亲去世得早，祖父母更早已过世，家里就父亲一个劳力，所以我家每年就只能分到一份。但父亲一般不要肉，却要猪舌和猪肝，这样我们家能分到两个猪舌和半斤猪肝。父亲爱将猪舌卤着吃，大约他是特别喜欢卤猪舌的。至于猪肝，父亲说猪肝好，能养血呢。其实大家也都是这么说的，所以那时候猪肝比猪肉要金贵。
自然，队屋留给我的也并非全都是美好的记忆。记得村里有个疯子，有段时间总在队屋周围转悠，我们就都不敢靠近，因为他有暴力倾向，听说还拿砖头砸过人。后来，家人只得用铁链将他锁在家中，队屋才又恢复安宁。又一段时间，队屋出了一只啄人鸡。那是只公鸡，高大凶猛，见人就啄。记得有一次我曾与它迎面遭遇，眼见它扇着翅膀就要扑过来，吓得我落荒而逃，但仍是逃不脱，屁股被它狠狠啄了一口，那种生疼，至今都忘不了。
最不堪的是一次失败的偷瓜经历。那时候，队上有瓜田，种的多是白瓜、香瓜、油瓜之类，西瓜却很少种，大概是土壤不适合吧。但有一年，队上竟种上西瓜了。我们几个小伙伴几番侦察，发现西瓜已经有皮球大了。一晚，我和阿军决定去偷西瓜。我们乘着夜色，蹑手蹑脚地潜到瓜地，我挑到两个较大的，一时不好拿，便脱下长裤，把裤腿打个结，正好瓜放在裤裆部，提着挺顺手。我们拎着战利品正要离开，突然，阿军脚下一滑，只听“哎哟”一声，他重重地摔了一跤。这下可好，看瓜人听到声音，一边高喊着“有人偷瓜”，一边追过来。阿军也顾不上疼，瓜也不要，爬起来就跑，我却不舍得瓜，于是提着裤子去追赶阿军。哪里还有阿军的影子！后面的追赶声又紧，我慌不择路，跑到队屋旁边，看到旁边的矮屋堆着一大堆草木灰，便灵机一动，将裤子连瓜塞进灰堆里，然后顺着队屋后面逃之夭夭。
第二天起了早床，想着去把裤子和瓜取回来，可是在灰堆中扒了又扒，什么也没有，大约是被看瓜人拿去了吧。真是偷瓜不成，反蚀一条裤！
2015.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