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敞亮,村头的打谷场早已高高竖起两根碗口粗的竹竿,中间扯着黑边白底的银幕,一架长梯靠在竹竿上,上头绑着个大音箱。场地中央是一张八仙桌,桌下摆着几个装胶片的铁箱子,桌上是放映机。方桌一角绑着一根长杆,上面挂着一个大灯泡。电影机上支着两张片子,前面那张片满满地卷着黑色胶片,后面那张片则是空的。
这便是记忆里的露天放映场。
小时候,村里放电影如同过节一样。早早地,村里广播响了:“今晚大队放电影,请社员同志们吃了饭来看电影。”大家便奔走相告。田里劳作的人们纷纷早早收工,孩子们催促大人早些做晚饭,大人则交代孩子提前去占好位置。匆匆吃过晚饭,男女老少便扛着各式椅凳,陆续向放映场会集。平日清冷的谷场顿时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小孩的追逐嬉闹声,大人严厉的呵斥声,熟人相遇热情地打着招呼,小商贩们有的支起甘蔗,有的驮来冰棒,高声叫卖着。
天色渐暗,放映场已是黑压压一片。放映员开始广播:“请大家静一静,电影马上就要开始了!”于是,说笑声低下来。常常是大队支书先讲话,布置近日抗旱排涝、插秧播种、收谷打麦之类的农事,好在时间也不长。不一会儿,长杆上的大灯泡突然一黑,接着放映机“咔嗒”一声,一道强光射向银幕,开始了!
但这时还不是我们高兴的时候。因为,正片放映之前通常会先放一部新闻片,说的多是全国形势一片大好那些政治方面的事,我们也不太懂;或者放“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这类的纪录片,我们也不爱看,只巴巴地等着正片开始。
好在新闻片时间不长,很快,正片开始放映了。此时才真的是鸦雀无声,只听得放映机转动的“吱吱”声。大家目不转睛盯着银幕,看到那闪闪发光的嵌着熟悉的“八一”二字的五角星,或是那转动的工农兵雕像出现,一部精彩的战争片或是反特片终于上演。
每部电影常常有三五卷胶片。一卷放完,电灯亮起,放映员迅速卸下前面的空片换到后面,拿出下一卷装上,因为前面一部分胶片空无内容,放映员很麻利地扯出几圈卷到后面去,众人便屏住呼吸盯着放映员,总疑心他扯过了。
放映开始好半天,仍有陆续赶来的人们,有的是路程远,有的是有事耽搁了一会儿。来了便四处寻找位置,总归有一些实在找不到好的位置了,只好坐在银幕后面,看起“反片子”。
其实,看电影的烦恼也不少。有时明明时间已不早了,就是没动静。原来,一部影片几个村同晚轮流放,得张村放完了才能送到李村,虽说有预案,但倘若中间某个环节出了问题,衔接不上,大家就只有干等。某村曾出现过这样的事:等到片子拿来时天都亮了,但仍有不少人坚持等着不走。只好将放映场移到一间大屋,用油毛毡蒙上窗户,才勉强放完。
有时放着放着,突然停电了。人群发出一阵惊呼,放映场陷入漆黑之中,有人用手电筒在人堆里、银幕上乱照,有小青年吹起了流氓哨。便有村干部站起来,一边安抚众人,一边高声指挥着调来村里的发电机。
有时也碰到下雨。倘若雨不大,大家便都继续津津有味地看,全然忘却了还下着雨;若是雨大了,先前还撑起伞,或跑到人家屋檐下暂避,心里把那祈祷的话语默念了千百遍。终究是没有停的迹象,大人们便纷纷唤孩子回家,孩子们自是依依不舍,一边离开一边回头张望。
当然,快乐永远更多。特别是人们情感完全投入,随着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而悲喜交替。鬼子进村了,大家顿时把心提到了嗓子眼,此时放映场如死一般沉寂;地主恶霸逞凶时,大家咬牙切齿,甚至有人忍不住骂出了声;英雄壮烈牺牲了,人群发出一阵叹息;嘹亮的冲锋号吹响时,必引来众人雀跃欢呼。
碰到好片子也会请亲戚来看。早早地把了信。亲戚来时也不会空手,三五斤新收的花生,十个八个黄泥裹着的盐鸭蛋,或是用油纸包几根油条,几个火烧粑。屋外玩耍的小子眼尖,老远看见亲戚来了,飞奔着去告诉大人。便欢天喜地迎进屋,多炒了几个菜,沽回来半斤老酒,围一起,边吃边喝,有说有笑。酒足饭饱之后,拖两条长凳,一大家子朝放映场逶迤而去。
第二天清早,总有三两个儿童去放映场捡拾人家掉落的东西。值钱的物什多是没有,但也不至于空手而回——小手帕、弹珠、分币之类的小东西总是有的,倘使捡到一角两角的纸币,便是撞上大运了。
如果邻村放电影,我们常常也是要去看的。早早吃罢晚饭,三五人一邀便出发。快到目的地,远远看到高高挂起的银幕,那个兴奋呀,就甭提了。有时得到的是假消息,去了连个鬼影都没有,心里自是把那传假消息的人骂了千回。第二天找他理论,他竟然怪笑道:“你们跑错了地方,我说的是白跑公社紧走大队。”直把人气死!
2014.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