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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供养人图像形式分析

李雪芹
(云冈石窟研究院,山西大同 037007)

摘 要: 云冈石窟是佛教艺术在中国发展第一次高峰时期的作品,其雕刻内容博大精深,融中西文化为一体,其造像样式对后世佛教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供养人是云冈石窟雕刻内容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当时社会风貌最客观真实的记录。综合分析云冈石窟供养人图像形式,对于认识北魏平城时期佛教供养形态及佛教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云冈石窟;供养人;图像;造像组合

所谓“供养人图像”,是指出资开凿石窟、敬造佛像的功德主个人或家族(团队)的造像,多位于窟内四壁下层或佛龛下部,以彰显自己开窟造像的功德。云冈石窟供养人雕刻是云冈石窟造像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早期的昙曜五窟开始,供养人的雕刻贯穿石窟开凿的始终,其雕刻样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变化。本文试图寻找这种变化,并总结归纳其变化规律及其对后世石窟雕像的影响。

云冈石窟分期采用宿白先生的分期法 [1] ,而供养人的分期与石窟总体分期有较大差异。供养人的第一期与宿白先生分期中的第二期吻合,第二期与宿白先生的第三期吻合。通过对云冈石窟现存供养人的调查与研究,我们将云冈石窟供养人分为两期,第一期的时间在 465—494 年,第二期的时间是迁都洛阳后到正光年间。其中的第一期又分为两小段,第一段时间为 465—470 年,正是云冈石窟的开凿由早期向中期过渡之时,供养人图像最早出现在昙曜五窟中,但它出现的时间明显晚于石窟主像。在石窟开凿之初,开窟造大像是主要目的,壁面佛龛的雕刻相对滞后。此时出现的供养人基本位于佛龛下部的四足方座内。第二段时间为 471—494 年,是云冈石窟供养人图像雕刻最丰富的一个阶段。第二期由于迁都,平城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但留居平城的达官贵人及信众依然热衷于开龛造像,只是规模有所变化。因此供养人的雕刻依然进行,只是表现形式略有变化。

一、第一期第一段供养人图像的形式

(一)供养人图像的样式

从目前调查情况来看,早期开凿的石窟中保存有一定数量的供养人图像,通过甄别,选出其中的 27 组进行论述。它们是云冈石窟最早出现的供养人样式。图像形式较简单,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1.中雕博山炉,两侧雕僧人+供养人(见图 1)。位于佛龛下,以四足方座为典型龛座,也有龛座被后期追刻小龛打破或无龛座的现象出现。以1 僧或 2 僧为导引僧,后接着鲜卑装的供养人,男左女右分列。

图1 第 17 窟南壁

2.中雕博山炉,供养人男左女右雕刻(见图 2)。位于龛下四足方座的两足间内或佛龛下,以博山炉为中心,两侧着鲜卑装的供养人均为立式。

3.特殊的供养人行列。由于佛龛被打破、未完工、残损等,原有的供养人行列出现变化,有以下 4 种表现形式:未完工,打破关系,残存痕迹,胡跪供养人。

图2 第 17 窟东壁上层

(二)供养人雕刻的分布位置

以南壁为主,东、西壁次之,北壁因雕刻巨大主像而没有出现供养人的雕刻,且基本都在壁面的中部或中偏上部区域。从统计的 27 组图像来看,南壁有16 组、东壁有 6 组、西壁有 5 组。就供养人的具体位置来看,全部位于龛下。其中,位于方足龛座内的有 15 组,无龛座下的 10 组,龛下情况不详的 1 组,位于龛外左侧的 1 组。说明此时佛龛座较流行四足方座。这种龛座可能来源于单体佛像的佛座与墓室中的方榻。

(三)造像组合

相对简单,有 2 种组合形式。一是以“僧人+世俗供养人”的组合形式,以1 名或两名僧人为导引,后随穿鲜卑装的男女供养人,突出了僧人的社会地位及在供养活动中的主导作用,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组合形式。二是单纯地穿鲜卑装的供养人,男左女右分列,这种组合形式相对较少。

(四)供养人服饰

分僧人与世俗供养人两种。僧人服饰有两种,一种是半袒右肩式袈裟,与佛像的服饰样式基本相同,但雕刻要简单得多,出现田相衣。另一种是搭肘式袈裟 [2] ,仅出现一组,后期曾在身上涂色。

世俗供养人均着鲜卑服饰。男性均头戴圆帽垂裙,帽顶浑圆,或帽顶向后下塌,帽口饰宽带,垂裙呈直线下垂肩下,上着交领窄袖衣,下穿裤且裤腿较细直,脚穿靴。女性头戴圆帽垂裙,多数出现帽顶中央下凹的样式(意在表现帽顶是由四块材料缝合而成),上穿交领窄袖衣,下着间色裙(或百折)呈直筒或略向后拖,不露足。

(五)行列中间饰物

以博山炉为中心,个别博山炉下出现力士托抗的形象。

二、第一期第二段供养人图像的形式

此段供养人数量较第一段有了较大的增长,其雕刻的位置也有变化,新出现了位于窟内四壁下层、佛塔周围、龛柱或造像下及双层供养的新样式。

(一)供养人图像的样式

初步统计,目前供养人图像保存有 87 组,分布在云冈早、中期开凿的石窟中,是云冈石窟供养人图案样式最丰富的一个时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中雕博山炉,两侧雕僧人+供养人。延续了先前的样式,博山炉的雕刻更为精美,新出现化生童子(或力士)托举的样式(见图 3)。僧人作为导引僧,双手合掌或一手伸向博山炉。供养人着鲜卑服,男左女右分列。供养人的身姿已无弓腰之态,显得自信起来。表现形式大致有以下几种:①供养人数左右对称。②供养人数对称,但僧人与供养人的配比左右不同。③左右人数不对称。④出现“僧人+供养人+力士”的供养组合关系。⑤纯僧人供养行列。⑥出现“僧人+力士”的组合。

图3 第 16 窟南壁东龛下

2.中雕博山炉,供养人男左女右雕刻。仅存一例,存轮廓或未完工。

3.中雕铭刻石,两侧雕僧人+鲜卑装供养人。这是流行样式,铭刻石的雕刻显现了浓郁的汉风,且有取代博山炉的趋势。出现了榜题与“僧+供养人+狮子”的新样式。僧人出现手托宝珠、长柄香炉的造型,极大地丰富了供养形式。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①供养人数左右对称。②供养人数相同,但僧人与供养人的配比左右不同。③左右人数不对称。④出现多层供养。以第 11 窟东壁南侧上层“太和七年碑”两侧的供养人最为典型,有明确纪年,是分期断代的依据之一。⑤出现“僧人+供养人+狮子”的供养组合关系。⑥男女位置出现对调。⑦单纯的僧人供养。⑧出现了五体投地式供养形式,十分虔诚。僧人出现双手执莲花式长柄香炉(见图 4)的样式,对唐代的长柄香炉有直接影响。

图4 第 13 窟东壁中层南侧

4.中雕铭刻石,两侧雕供养人。

5.双层供养人。这是新出现的一种供养形式,均位于龛下。现存 3 组(见图 5),表现各不相同,富有创意。

6.窟壁四雕下层供养人。这是供养人雕刻的新形式,雕在窟内四壁的最下层,以窟内主尊造像为供奉对象,显示了开窟造像的整体性以及功德主极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第7 窟后室四壁下层应该是出现时间最早的一组,但风化严重。第 13 窟内下层的供养人是目前保存相对最好的,均为着鲜卑装的男性供养人,高度在 1.5 米左右,形成以窟内主像和门拱为轴的供养中心,这样的雕刻仅此一例。应该说,窟内四壁下层出现供养人的洞窟,基本上是按统一规划完工的。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北魏晚期,甚至影响到周边的其他石窟。

图5 第 11 窟西壁中层南侧

7.特殊的供养人行列。情况较为复杂,有以下几种情况:①有打破、破损、风化情况的存在,使原有造像布局发生变化。②特殊的人物造型,出现五体投地式供养形式。③不同位置上的供养人雕刻,一是龛柱上雕供养人、均位于第13 窟,二是佛龛外侧雕供养人。④特殊的组合关系,出现“供养人+狮子+赑屃”的形式,特别是赑屃的出现,十分罕见。⑤一侧雕像、另一侧剔平。

(二)供养人雕刻的分布位置

此段的供养人雕刻多集中在没有按计划完成的洞窟内。按统一规划完成的洞窟中,供养人均雕刻在窟内四壁的下层,其他位置雕刻的供养人数量极为有限(且多为后期追刻)。从雕刻数量来看,西、南壁最多,东壁次之。北壁则雕在诵经道内。第 11、第 13 窟是此时雕刻供养人数量最多的洞窟。

大型供养人行列首先出现在第 7、第 8 窟内,位于窟壁东、西、南三壁下层,表达了强烈的供养意愿。第 9、第 10 窟北壁的诵经道内出现几乎与人等高的供养人像,排列整齐有序,面向窟门呈供养状。大部分供养人行列均雕刻在佛龛下,个别雕刻在佛塔基座或周围,表现了起塔供养的历史史实。首次出现供养人置于佛龛龛柱位置上的情况,虽然仅有两例,但值得关注。

(三)造像组合

这一时期的供养人雕像与前期相比数量明显增加,其造像组合沿袭了前期的形式,新出现单纯的僧人供养行列、“僧人+世俗供养人+狮子”的供养形式。也有个别将狮子雕刻在供养人的前位,出现“狮子+僧人”的组合关系。

以博山炉为中心的供养行列中,以“导引僧+世俗供养人”的雕刻所占比例最大,新出现“僧人+世俗供养人+力士”的组合、单纯的僧人供养行列、“僧人+力士”的组合及跪式或五体投地式供养人的组合关系。供养人行列中出现不对称的表现方式。

以铭刻石为中心的供养人行列的造像组合基本同于以博山炉为中心的。到太和后期,以铭刻石为中心的供养行列形式逐渐取代了以博山炉为中心的表现形式,说明平城地区汉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同时这种以铭刻石为中心的形式,因其有明确的纪年,对于佛龛开凿的具体年代可谓是一个标准样式。同时也为我们判断功德主的身份有所帮助。

出现双层供养的新形式,集中在第 11 窟内。出现的大体时间应在太和十年(486 年)颁布服制改革后到十八年迁都洛阳前这一段时间内。

(四)供养人服饰

僧人袈裟的样式延续了前期的半袒右肩式,同时大量地雕刻为搭肘式,与佛像的服饰大体接近,只是雕刻相对简化。

男性世俗供养人,身躯变魁梧,服饰样式基本同前期,但上衣明显加长,呈现出时间越晚上衣越长的趋势。裤腿变肥,已不见前期那种细长腿的雕刻,取而代之的是宽腿裤或小口裤。女性服饰,上衣明显加长已过膝下,甚至更长,裙子露出部分越来越短。或许在稍晚的时候出现鲜卑装与汉装共用的一个时期。

(五)行列中间饰物

博山炉的样式依然流行,但呈减少趋势。方形铭刻石的雕刻大量流行,出现了有题记的铭刻石,为断代提供了准确的文字资料。

(六)手中持物

出现了僧人手持博山炉与长柄香炉的造像新样式,是当时佛教供养瞬间的真实描述。世俗供养人新出现执长茎莲花供养的样式。

三、第二期供养人图像的形式

494 年北魏迁都洛阳,平城成为北都。由于政治中心的南移,导致大规模的石窟开凿工程告一段落。但滞留平城的达官显贵及僧侣信众,面对日益尖锐的阶级与民族矛盾,依然醉心于佛教,寄希望于佛教能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因此,云冈石窟晚期供养人造像雕刻除沿袭前期样式外,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四壁三龛式及四壁重龛式窟形的流行,导致窟内四壁下层供养人雕刻的流行,新出现贵族(帝后礼佛图的雏形)供养行列的图像样式。

(一)供养人图像的样式

从洞窟调查的统计数字来看,此段的供养人雕刻无论是组数还是造像数量都是最多的,初步统计,现存供养人雕刻近 200 组,约占云冈供养人现存图像组数的 55%。供养人图像雕刻大致有以下几种样式。

1.中为方形铭刻石,两侧雕供养人图像。这是这一阶段流行的样式,造像组合“有僧人+供养人”行列、单纯的供养人行列两种。

就“僧人+供养人”行列而言,有 3 种不同的表现形式。①僧人+汉装供养人。此类是雕刻、保存数量较多的一种形式,初步统计有 40 余组。②僧人+鲜卑装供养人。僧人居首位,其后着鲜卑装的供养人男左女右分列。位置大多居于第 20 窟以东,多以补刻的形式出现。③僧人+女供养人行列。仅出现 1 组,是个案,也许功德主为女性。

就单纯的供养人行列而言,大约有 5 种不同的情况出现。①着汉装的供养行列,男左女右分列。雕刻数量较多,反映了此时汉式服装为日常服式,说明北魏汉化政策的深入推进。②着鲜卑装的供养行列,依然遵循男左女右的原则。集中在第 19 窟及附窟中。③单纯的僧人供养行列。雕刻相对较多。④单纯的女性供养行列。⑤单纯的男性供养行列。

2.中为博山炉,两侧雕供养人。这是云冈石窟贯穿始终的供养行列形式。在晚期雕刻中数量极为有限,有 3 种不同的表现形式。雕刻位置仅限于第 1 ~ 20窟。①僧人+鲜卑装供养人。②僧人+汉装供养人。③单纯的僧人供养。

3.窟内四壁下层的供养行列,以北壁为中心或四壁各自为中心,最终形成以北壁为中心的供养关系。调查有 40 多组,涉及 15 座洞窟,是这一时期较为流行的供养人样式。多座洞窟中出现贵族(帝后供养的雏形)供养的图像,开启大型帝后礼佛图的先河。①以北壁为中心,中央雕博山炉,两侧供养人为僧+贵族(帝后)礼佛图。②以北壁为中心,中雕方形铭刻石,两侧雕僧+供养人行列,男左女右分列。③帐式龛下,中雕铭刻石,两侧雕供养人。此类样式中没有出现导引僧的形象,单纯男左女右雕刻。第 38 窟是此类造像中的佼佼者,这是一座由世袭贵族吴忠伟为亡儿吴天恩“长辞苦海”“腾神净土”而开凿的洞窟,因此洞窟内容丰富、精彩,龛下的供养人雕刻也是云冈供养人雕刻中的精品(见图 6),表达了贵族供养的场景,豪华气派,是大型帝后礼佛图的浓缩版。

图6 第 38 窟北壁下层

4.双层供养行列。发端于太和年间,迁都洛阳后开凿的洞窟中表现较多,均雕刻在佛龛下。①上排为坐佛,下排雕供养人行列。这类雕刻共有 3 组,上排均雕 10 尊坐佛,它的宗教意义有待探讨。②上、下排均为供养人。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③上排为供养人行列,下排雕力士托举。双层供养形式的出现说明开窟的功德主,社会地位及经济实力均较强,为了供奉佛教,他们采用了不同于一般的雕刻形式。

5.特殊类型的供养行列。①左右不对称。②多层供养人行列。③须弥座内雕供养人行列。④铭刻石中央雕 1 尊交脚菩萨像,左雕 2 个僧人,右雕 2 个男性供养人。⑤五体投地+立姿供养人。⑥第 35 至第 1 窟的供养人雕刻十分罕见,北壁雕双层供养,上为供养人行列、下为力士托举。其东、西两壁的供养没有出现供养人,而以二象托宝珠为中心,两侧雕狮子与托举的力士,构成“象宝+狮子+力士”的组合,其力士与北壁下排力士相统一,是按计划有目的雕琢的。在此将象宝与摩尼宝珠相叠加,突出了佛的威力与象征。

(二)供养人图像的分布位置

从统计来看,此阶段保存下来的供养人雕刻组数最多,多位于龛下,流行在窟内四壁下层雕供养行列,以北壁为中心,形成供养关系。从雕刻壁面来看,北壁较少,多集中在东、南、西三壁上。

(三)造像组合

此阶段基本沿袭前期的组合。仅有一组“五体投地+立姿供养人”的新造像组合关系出现,特别流行中为铭刻石、两侧为雕供养人的样式。四壁下层的供养人,或以北壁为中心形成整窟的供养关系,或四壁各自为阵、中雕铭刻石,但人物形象均侧向北方,依然形成以北壁为中心的供养组合关系。

双层组合中,流行上排雕坐佛、下雕供养人行列,与前期的样式不同。

(四)供养人服饰

僧人的袈裟已鲜见半袒右肩式,基本为搭肘式,大多袈裟的雕刻十分简化,无细部雕刻,显现了图案化的倾向。

男性供养人依然有鲜卑装的雕刻,但大多数为汉式服饰。汉装,首服以小冠、进贤冠为主。服装均为交领宽袖大衫及地、略呈喇叭形,露履。多数人物比例修长,加上无细部描述,因此衣饰细节不明。女性供养人的头饰较为丰富,贵妇中流行博鬓高髻,其余供养人大多梳高髻,侍者梳双髻。服饰也为交领、宽袖长襦、下着长裙,出现宽袖短襦的样式,长裙拖地且向后扬。

(五)行列中间饰物

方形铭刻石的雕刻是主流,这一时期,铭刻石流行纵长方形,而横长方形上题记雕刻保存得较多,有太和十九年(495 年)、太和二十年(496 年)、景明元年(500 年)、景明四年(503 年)、正始四年(243 年)、延昌三年(514年)、延昌四年(515 年)、正光元年(520 年)、正光年间等,为断代提供准确的文字资料。偶有博山炉的雕刻,样式较为简单,基本上沿用了前期的样式,几乎没有装饰纹样。

(六)手中持物

手中持物有长柄香炉、博山炉、长茎莲花 3 种,长柄香炉与博山炉没有出现新样式,基本与前期相同。

四、结语

通过对云冈石窟供养人图像样式的分析得知:云冈石窟供养人与石窟开凿、主佛雕刻不是同时进行的,供养人的雕刻略晚于主像。其出现的时间在 465 年以后或 470 年左右,即云冈第一期向第二期过渡时期。最早出现于昙曜五窟中,在最初开凿的洞窟中,仅有主尊造像及壁面上部的千佛是按时完成的;中部以下的佛龛大多是主尊造像完成之后追刻的,因此供养人最早的图像形式是雕刻在佛龛下的。以博山炉为中心,男女分列左右。多以僧人为导引,同时也有单纯的世俗供养行列。以立式供养为主要姿态,同时出现胡跪式供养。世俗供养人均着鲜卑服,身材苗条,身躯微向前倾,显得十分谦恭。它的出现是当时北魏国势强大、佛教兴盛、文化繁荣的客观反映。

开窟造像是统治者借佛教的力量加强对国人思想统治的一种手段,皇帝是当今如来,礼佛就是拜皇帝。皇帝既是佛也是最大的功德主,他们不可能将自己屈尊成为供养人。因此,供养人的出现是统治者逐渐放松对石窟开凿监管的一种表现。供养人的雕刻最初表达的就是信仰者礼佛、敬佛的一种供养形态,是将他们日常礼佛的形式与用具一同表现在石窟龛像中,因此,供养图像简单、人物形象单一、雕刻缺少细腻。

470 年到迁都洛阳前是云冈石窟供养人雕刻形式最丰富的一个阶段,多种形式、各种组合共同构成此时云冈供养人的特点。就雕刻位置而言,新出现了窟壁下层雕供养人的形式,反映了洞窟开凿的统一性与完整性。在大型洞窟中,社会上的佛教信仰者、达官贵人,利用统治者放松对工程开凿监管的间隙,开凿了数量众多的佛龛,同时雕刻了大量的供养人形象,以表达他们强烈的供养心愿。博山炉雕刻较早前样式更丰富,雕刻更精美,大多数的体量与供养人等高。新出现中央雕方形铭刻石的样式,保存有题记的铭刻石为分期断代提供依据,且呈增多趋势,有取代博山炉之意。

迁都洛阳后的平城,石窟大规模的开凿告一段落,但中小型石窟盛行,因此是云冈石窟供养人雕刻及保存数量最多的一个时期。图像再也没有前期那种形体高大的样式,而以 30~50 厘米的形象居多。流行窟内四壁下层雕供养人的做法,出现贵族(帝后)礼佛图的新样式,多雕刻在窟内四壁下层或双层供养形式中。以第 38 窟中的帝后礼佛图最为奢华和最具代表性。

从石窟调查来看,供养人的服饰,由单纯的鲜卑服演变为鲜卑与汉服共用,到最后全部着汉装。这个过程正是佛教艺术中国化的过程,供养人图像的雕刻客观记录了这一历史进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世俗供养人所着的鲜卑服最晚在太和十九年(495 年)的题记两侧出现,甚至更晚还有。就云冈石窟雕刻的位置而言,晚期着鲜卑装的供养人形象均出现在第 1 ~ 20 窟补刻的小窟小龛内,而西部开凿的洞窟中无一例着鲜卑装的供养人。从侧面说明北魏孝文帝进行的汉化改革在旧都平城进展相对滞后,特别是迁都以后,平城的政治地位迅速下降,很多旧贵依然坚守传统、沿袭鲜卑装,因为这种服装更适合北方寒冷、风大的自然环境。同时他们还是心有顾虑,因此选择在已有洞窟内或主窟附近的小窟内雕刻穿鲜卑装的供养人,而大面积新开凿的洞窟中则无。

云冈石窟供养人图像的形式对后世及周边石窟供养人的雕刻产生了巨大影响。

参考文献:

[1]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J].考古学报,1978(1).

[2]陈悦新.5—8 世纪汉地佛像着衣法式[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VKq33pH72/2Ud83agaX2NvYTA+AGNwRVEDjXJse0VU/iSJ0tuE8kH5VrdsqTUs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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