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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佛教自东汉初叶传来中土，历经 500 年以上的移植、栽培和适应性生长，至中唐时期，终于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深深扎下根须，且枝繁叶茂、花妍果硕，创造性地建立了汉传佛教十大宗派。历代佛教祖师的璀璨光芒，共同照亮了国人信仰的天空；而十大宗派的发源地，则勾勒出中国最初的佛教地理。中国佛教律宗，历代学人多将实际创立四分宗的唐道宣律师所居之终南山或终南山所在之长安，认作律宗的发源地。其实不然，中国佛教律宗的发祥地实则在北魏平城，即今山西大同。
关键词： 四分律；南山宗；法聪；道覆；大同云冈
佛教自东汉初叶传来中土，历经 500 年以上的移植、栽培和适应性生长，至中唐时期，终于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深深扎下根须，且枝繁叶茂、花妍果硕，创造性地建立了汉传佛教十大宗派：大乘律宗、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禅宗、密宗、净土宗、小乘俱舍宗、成实宗。十宗的创立和发展，标志着佛教在义理阐释和修行实践两个方面彻底完成了中国化，从而完全融入中国本土文化，佛教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成为中国人宗教信仰的主流。历代佛教祖师的璀璨光芒，共同照亮了国人信仰的天空；而十大宗派的发源地，则勾勒出中国最初的佛教地理。
中土行人，不出十宗；十宗行人，律为共学；出世三学，持戒为本。故十宗之中，首标律宗。中国佛教律宗，由唐初终南山道宣律师广弘《四分律》而创立，故称“四分律南山宗”，又称“四分律宗”“南山律宗”“四分宗”“南山宗”，简称“律宗”；其源流可以追溯到 2500 多年前的第一次三藏结集。佛陀入灭后的第一个夏安居，即前 543 年的农历四月十五至七月十五期间，以佛陀十大弟子中“头陀第一”的摩诃迦叶尊者为上首，召选已证得阿罗汉果位者 500人集于王舍城外七叶窟内，由“多闻第一”的阿难陀尊者诵出经藏，“说法第一”的富楼那尊者诵出论藏，“持戒第一”的优波离尊者分八十次升高座说法诵出律藏，称“八十诵律”，是为最初律部。此后，迦叶、阿难、末田地、舍那婆斯、优婆毱多，百年间五代传持，纯是一味和合。其时尚无文字记录，仅凭口诵心记，师资相传。优婆毱多尊者以后，即佛灭度一百年后至四百年间，随着二次、三次、四次的结集，原始佛教分裂为部派佛教，乃至律分多部，并借文字形成各部律典。佛陀涅槃 950 年后，依次有 4 部大律传译而来：萨婆多部《十诵律》，为上座部之说一切有部所宗；昙无德部《四分律》，为上座部之法藏部所宗；摩诃僧祇部《僧祇律》，为大众部所宗；弥沙塞部《五分律》，为上座部之化地部所宗。此外，上座部之饮光部所宗迦叶遗部律，仅译出戒本《解脱戒经》，其广律未传；上座部之新萨婆多部《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同出萨婆多部，故律本实际传来中国只有 4 部。中土佛教虽四律齐备、各阐其妙，却唯有《四分律》一脉化缘独盛、弘通无碍，至唐初更是灿然大备、蔚成一宗，并传承至今，绵延不绝。
律学传入中国，始于曹魏嘉平二年（250 年）中天竺三藏昙摩迦罗在洛阳白马寺译出《僧祇戒心》；中国之有戒律，始于其时梵僧依羯磨法传比丘戒，此为汉地有比丘之始。三国曹魏到南朝刘宋约 200 年间，无有广律的流传。《十诵律》译出 50 年后方有弘扬，隋唐以后则广弘《四分律》，律制大备，律学广传，形成四分律宗。在中国弘扬《四分律》，始于元魏孝文帝时的法聪律师，口授弟子道覆律师，继有慧光、道云、道洪、智首、道宣次第相承。律宗世系传承，北宋中兴律祖灵芝元照律师作《南山律宗祖承图录》，立九祖：始祖昙无德尊者、二祖昙摩迦罗尊者、三祖北台法聪律师、四祖云中道覆律师、五祖大觉慧光律师、六祖高齐道云律师、七祖河北道洪律师、八祖弘福智首律师、九祖南山澄照律师。南宋志磐撰《佛祖统纪》、清初福聚著《南山宗统》，因袭承之，遂成定式。近代中兴律祖弘一演音律师又推灵芝大智律师为律宗十祖 ［1］ ；而“弘一大师是当之无愧的南山律宗第十一世祖” ［2］ 。历代学人多将实际创立四分律宗的道宣律师所居之终南山或终南山所在之长安，认作律宗的发源地。其实不然，中国佛教律宗的发源地实则在北魏都城平城，即今山西大同。
中国律宗遥奉四分律部主、优婆毱多五大弟子之一昙无德尊者为始祖，遥尊始来东土传戒弘律的昙摩迦罗大师为二祖。然而，昙摩迦罗只是译出了摩诃僧祇部律的戒本《僧祇戒心》令僧众持诵，并未译出广律；其后，安息国沙门昙谛大师虽译出昙无德部的羯磨法本《四分律羯磨》，却并未讲授，事毕即回国，大众无从依持。后来，中国比丘登坛受戒依《四分律羯磨》，半月诵戒用《僧祇戒心》，日常随行则依《十诵律》，虽多有律师弘传，但宗体与随行错乱，不成体统。直到北魏孝文帝时（471—499 年），本来习学《僧祇律》的法聪律师发现了这一弊端，并提出随行应与受体一致：既依《四分羯磨》受戒，就应诵《四分戒本》，并依《四分律》来行持；遂辍讲《僧祇律》，专心致力于《四分律》的研习与传讲。从此以后，四分律学蒸蒸日上，弘传渐盛。法聪律师首弘《四分律》，确立中国律学以《四分律》为宗，故被尊为“律宗三祖”；然法聪律师只是口头讲说，未曾笔著，其弟子道覆依师口授录为《四分律疏》6 卷，被推为“律宗四祖”。
昙无德部广律《四分律》60 卷，姚秦时由罽宾国昙无德部三藏法师佛陀耶舍诵出梵文，凉州僧竺佛念译为秦言，义学沙门道含笔受，于弘始十二年至十五年（410—413 年）译成。《四分律》译出 60 多年间，几近无人研习，直至北魏，法聪律师远秉昙摩迦罗，力弘《四分律》。嗣后，道覆、慧光、道云、道洪、智首诸大律师造疏释文，秉授传持，相成弘赞。法聪律师讲律、道覆律师著疏，都是在魏都平城，即今大同。
法聪律师开讲《四分律》，道宣《续高僧传》与赞宁《宋高僧传》均有述及。《续高僧传·明律》载：《四分律》之弘传“创敷元魏。是由赤髭论主初乃诵传，未展谈授，寻还异域。此方学侣，竟绝维持，逮及覆、聪，方开学肆”。“师号法聪，元魏孝文，北台扬绪，口以传授，时所荣之。沙门道覆，即绍聪绪，赞疏六卷。”《宋高僧传·明律》载：“至魏孝文世，有法聪律匠，于北台山始手披口释，道覆律师随听抄记，遂成义疏。”志磐《佛祖统纪》卷二十九载：北台法聪律师“元魏孝文帝时，本学《僧祇》，因考‘受体’，首传《四分》，远承法时”。法时即律宗二祖昙摩迦罗大师，远承昙无德尊者（法正），始弘东土律制。赞宁《大宋僧史略·解律》复载：“元魏世，法聪律师者，原是昙无德羯磨得戒，而常习《僧祇》。一日自悟，乃叹曰：‘体既《四分》而受，何得异部明随？’于是罢讲《祇律》，手披目阅，敷扬《四分》。有门人道覆，旋抄渐成义疏。覆公即解《四分》之始也。”《大宋僧史略》由“习《南山律》、著述《毗尼》，时谓‘律虎’，赐号‘明义宗文’”，敕加命号“东京左衔僧录史馆编修圆明通慧大师”的北宋高僧赞宁“奉敕撰”，可惜赞宁未加详究，文中留下如是错讹：“今五台山北寺，相传有聪师讲律之遗迹焉。”此后以讹传讹，谬误至今。如《五台山佛教史》云：法聪律师“居五台山北寺（今碧山寺）。魏孝文帝时，师于北台山，始手披口释《四分律》……其门人道覆，法名云中，亲承师授，纂成《四分律疏》六卷，为中国最早的解释《四分律》的论著……五台山的法聪律匠和其门人道覆律师是南山律宗之先驱。” ［3］ 《五台山志》亦据上而曰：法聪“至五台山北寺。为众僧专讲《四分律》，在北山寺，手披口释《四分律》，门人道覆录为《四分律疏》六卷，传于后世，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解释《四分律》的著作。他为五台山北山寺戒坛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4］ 。
道宣《续高僧传》中所称“北台”和“北台山”，其实是指北魏都城平城，即今大同，而非五台山，更不是“五台山北寺”。道宣《续高僧传》卷第一“译经篇初”有《魏北台石窟寺恒安沙门释昙曜传三》《魏南台永宁寺北天竺沙门菩提流支传四》的目录，内文则有《元魏北台恒安石窟通乐寺沙门释昙曜传第三》《元魏南台洛下永宁寺天竺沙门菩提流支传第四》的正传，传中北台指大同，南台指洛阳。《续高僧传·佛陀传》曰“历游西域诸国，后至北魏北台之恒安”，《北史·列传》第四十八载“后魏于北台城南造圆墙”，传中北台，同样指魏都大同。恒安即平城，北魏迁都洛阳后，东魏、北齐、隋及初唐，平城改为云中郡恒安镇治。北台为北魏王朝迁都洛阳后对故都平城的称谓。太庙为北魏宗祀，故以太庙之灵台代都城，北台代平城，南台代洛阳，如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中即有“清晨明景，骋望南台：珍羞具设、琴笙并奏，芳醴盈罍、嘉宾满席；使梁王愧兔园之游，陈思惭雀台之燕” ［5］ 的记载。《五台山佛教史》与《五台山志》二书都引到：“据《佛祖统纪》载：北齐武成帝高湛在公元 564 年‘诏慧藏法师于太极殿讲《六十华严》’，次年，改五峰山为五台山。”既然北齐时方改名“五台山”，此前的北魏当然不会称“五峰山”为“五台山”，更不会有“北台”即“五台山北寺”一说。至于牵强附会地说五台山“北寺”或“北山寺”即今“碧山寺”，则更属于空穴来风式的主观臆断了。此外，《五台山佛教史》说“道覆，法名云中”，“云中”亦非法名，而是地名，也是指大同；“道覆”才是法名。佛教祖师名号，名字前的称谓一般指祖师最后卓锡之所、长期居隐之地或常住道场，个别也有以祖师住世朝代而代之，其后才是祖师字号、法名或赐号、谥号；即使纯以祖师名号来称谓，也是字号在前法名在后，法名绝不会放在字号前面。如律宗祖师：三祖北台法聪律师、四祖云中道覆律师，北台、云中，均指北魏平城；五祖大觉慧光律师，大觉指东魏邺都大觉寺；六祖高齐道云律师，高齐指北齐王朝；七祖河北道洪律师，河北也是地名，指唐代河北道；八祖弘福智首律师，弘福指唐初长安弘福寺；九祖南山澄照律师，南山指道宣律师栖居之终南山，澄照为宣祖谥号；十祖灵芝大智律师，灵芝指元照律师久隐之杭州灵芝寺，照律师敕谥大智；十一祖弘一演音律师，前者弘一为法号，后者演音为法名。《五台山佛教史》中“法聪律匠和其门人道覆律师是南山律宗之先驱”，其述疏为“中国最早解释《四分律》论著”的评语，本属实事求是；但讲“五台山的法聪律匠和其门人道覆律师”是不实的，应该说“大同的法聪律匠和其门人道覆律师”才是符合史实的。至于法聪律匠“始手披口释”《四分律》的“北台山”，似应解读为“北台之山寺”，古人尚简，在此以“山”代“寺”，约即武周山石窟寺，即今云冈石窟。
拓跋魏接触佛教的时间晚于西域、中原和江南诸朝，但因帝室崇佛，佛教一经传入魏地便呈燎原之势。北魏天兴元年（398 年）道武帝自盛乐迁都平城，太和十八年（494 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于大同建都 97 年，历六帝七世，大同随之成为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建都大同后，自文成帝兴光（454—455 年）至孝文帝太和元年（477 年），“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 ［6］ ，史称“佛国京华”。其时，位于平城西苑外的武周塞中之武周山石窟寺，不仅成为全国的佛教造像中心，也迅速发展成为当时北方的译经中心和佛学中心。武周山石窟寺，今称“云冈石窟”，北魏时亦称“武州山石窟寺”，或径称“石窟寺”，云冈之名始称于明嘉靖年间。石窟寺只是一个通称或泛称，“北台石窟寺”实际上是一个规模宏大的佛寺建筑群，以石窟通乐寺、灵岩寺为主体，于武周川水（今十里河）北岸山崖前，沿石窟东西绵延而建，且寺院的起筑早于石窟的雕琢。《大清一统志》引明万历《山西通志》可为佐证：“石窟十寺，在大同府治西三十里，元魏建，始神瑞、终正光，历百年而工始完。其寺，一通乐、二灵岩、三镇国、四护国、五崇福、六童子、七能仁、八华严、九天宫、十兜率。”其宏伟壮观，《水经注》谓：“武周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祇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迳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川水又东南流出山。《魏土地记》曰：平城西三十里，武周塞口者也。” ［7］ 《水经注》撰于后魏太和年间，距武周山建寺开窟不过四五十年，而石窟寺已繁盛若此，所谓“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自新眺”，信非虚誉。
《广弘明集》复述：“谷深三十里。东为僧寺，名曰灵岩；西头尼寺。各凿石为龛，容千人已还者，相次栉比。石崖中七里，极高峻，佛龛相连。余处时有断续。佛像数量孰测其计。” ［8］ 武周山石窟开凿于北魏文成帝兴安二年（453年），《魏书·释老志》载：“和平初（460 年），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以复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6］ 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 年）废佛之后，文成帝于 452 年即位，改元兴安，任师贤为道人统，下诏复佛。文成帝复兴佛法的第二年，昙曜受命凿窟造像。时隔 1500 多年后，当年的“北台石窟”于 2001 年 12 月以“文化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道：“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的云冈石窟，有窟龛 252 个，造像 51000 余尊，代表了公元 5 世纪至 6 世纪时中国杰出的佛教石窟艺术。其中的昙曜五窟，布局设计严谨统一，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
昙曜不仅是主持开凿“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经典杰作”的石刻造像大师，也是著名的义学高僧和译经家。《续高僧传》卷一《译经篇·昙曜传》云：“释昙曜，未详何许人也。少出家，摄行坚贞，风鉴闲约。以元魏和平年，任北台昭玄统，绥辑僧众，妙得其心。住恒安石窟通乐寺，即魏帝之所造也。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曰灵岩。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余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余里；东头僧寺，恒共千人。”昙曜以和平三年（462 年）壬寅，“于北台石窟，集诸德僧，对天竺沙门，译《付法藏传》并《净土经》，流通后贤，意存无绝” ［9］ 。是为北台译经之始。其时，西域三藏法师吉迦夜、义学沙门昙靖、著名文学家刘孝标等高僧硕儒云集于此，重翻、改译、校勘、整理了大量佛经“流通后贤”，使“北台石窟”成为继长安逍遥园鸠摩罗什僧团、凉州昙无谶译经团队之后，中国北方又一个佛教译经中心。北台石窟的雕琢系北魏王朝举国之力的皇家工程，北台译经自然也离不开朝廷的支持。《魏书·显祖记》载：献文帝拓跋弘“皇兴元年（467 年）八月丁酉，行幸武州山石窟寺”，以后又有七八次；《魏书·高祖记》复载：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四年（480 年）八月戊申，幸武州山石窟寺”，以后又有三次。在王室的支持和推动下，译经中心必然会成为佛学研究中心、佛法教育中心、佛教文化中心和僧团的修行中心、讲学中心、弘法中心。法聪律师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于北台山始手披口释”，开讲《四分律》。
志磐《佛祖统纪》卷二十九载：道覆律师“聪之弟子。最初撰疏，疏科六卷，以释《四分律》”。《四分律》从北魏云中道覆律师继承法聪作科文式的《四分律疏》以后，才打开深入研习的门径，拉开广泛弘传的序幕，并开启了创立律宗的端绪。大同自古为我国北方的历史文化名城，秦始置平城县，东汉废。鲜卑拓跋猗卢初都盛乐，号“云中”，以此为北都，以平城为南都。至唐一代，以恒安镇（北魏平城）置云州、云中郡及云中县。开元十八年（730 年）置云州，天宝元年（742 年）改为云中郡，乾元元年（758 年）复为云州，直至蒙元至元二年（1265 年）废，大同称“云中”长达 536 年。正因此，北宋灵芝元照律师楷定律宗九祖，尊称四祖为“云中道覆律师”。
道覆律师后传法于慧光律师。《佛祖统纪》卷二十九载：慧光“初从佛陀扇多禅师出家，禅师曰：‘此子宜先听律。律是慧基，非智不奉。若初从经论，必轻戒网。’由是从道覆通《四分律》，撰疏十卷”。慧光律师曾住持少林寺，北魏至北齐为三朝佛教领袖，北魏末年任僧统；东魏时（534—550 年）出任国僧都维那，即国僧统的副手；北齐时（550—580 年）应召入邺都，住大觉寺，转任国统，主持全国佛教事务，人称“光统律师”。慧光律师亲侍北魏道覆律筵，或受法于故都北台平城，或承席于新都南台洛阳，史料乏载，无从查考。现只知慧光师承道覆研律造疏，并删定《羯磨戒本》，不遗余力广弘律学，奠定了四分律宗开宗立派的基础。后祖祖相承，代代亲传，四传至南山道宣律师，独步律苑，登峰造极，使《四分律》大放厥光，南山律宗乃完全建立。
《四分律》成译于姚秦，初显于北魏，大兴于隋唐，传化于今世。南山律宗虽自道宣律师开山立宗，但不乏北台法聪律师、云中道覆律师的养蕴之力和开先之功。事实上，中国律宗最具权威性的祖师著作，道宣律师创立南山宗的三大理论支柱——今称“南山三大部”的《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疏》，以及《量处轻重仪》等重要著作，其修订和撰著也不是全在终南山，而是主要在山西。德高望重、戒净并弘的当代高僧传印长老，依《开元释教录》《宋高僧传》《释门正统》《佛祖历代通载》《释氏稽古略》《神僧传》《佛祖统记》等历代典籍，博采众长，敬述《南山律祖道宣律师传记》，载曰：道宣律师“始撰《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三卷（今十二卷），时为武德九年（626 年）六月，师年三十一岁。……贞观九年（635 年）至魏郡（今河南安阳市）访法砺律师，咨决疑滞，经于三旬。是年十月，法砺入寂，遂至沁部山中（山西沁源县北）僧坊，再治《四分律行事钞》；又著《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一卷、同疏二卷，《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一卷、同疏三卷。时因母招，共同法清侣返隰州（山西隰县）；贞观十一年（637 年），于隰州益词谷，著《量处轻重仪》二卷、《尼注戒本》一卷。巡游后稽湖，归长安。贞观十六年（642 年），母殁后，避喧隐终南山” ［10］ 。如此说来，不仅三祖北台法聪律师、四祖云中道覆律师初弘《四分律》的平城大同是南山律宗有源可溯的发祥地，与晋北大同各距千里的晋东南沁部山和晋西南隰州益词谷，也都与律宗的创立有着极为深厚的渊源，这也是山右之地与中国佛教律宗冥冥中结下的千载不解之缘。
参考文献：
［1］大明法师.南山律宗祖承［J］.弘化月刊，1953（151）.
［2］马海燕.弘一大师与“南山律宗第十一世祖”论析［J］.闽台文化研究，2014（1）.
［3］崔正森.五台山佛教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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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石印本［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6］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郦道元.水经注：石印本［M］.长沙：宝华书局，1894.
［8］释道宣.广弘明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9］释道宣.续高僧传［M］.南京：金陵刻经处，2010.
［10］传印长老.《四分戒本》述义［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