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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北朝的很多造像记中可见“邑师”一职，他们多来源于义邑附近的寺院，通常由那些影响较大的僧侣充任，主要负责邑众的指导与教化。同一义邑中的邑师之间地位可能平等，也可能存在层级差别。不同义邑的邑师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有的是精神上的导师，有的则是社群的实际领导者。
关键词： 造像记；义邑；邑师
北朝时期佛法兴盛，为了举办各种佛事活动而结成的信仰团体也大量出现，这类团体一般称为“义邑”“法义”或者“法仪”，通称“义邑”。为了保证团体的正常运行，各种邑职应运而生，“邑师”便是其中一种。邑师在义邑中的地位极为重要，就已经出土的石刻铭文来看，绝大多数义邑中都含有“邑师”这个头衔，本文即结合造像记中的相关记载，对这一职名进行考察。
一、义邑中的邑师
北朝的义邑大多僧俗混合，成员既有僧人，也有俗众，邑师为一邑之师，一般由出家人担任。如北魏永平二年（509 年）十一月《道晕等造像记》：“邑师道晕、邑主贾元、□□、□阴、王胜、韩□齐、□见憘廿二人等为国造弥勒像一区。” ［1］ 东魏天平三年（536 年）正月《王方略造须弥塔记》题名中有“邑师法显”“邑师道宝”。 ［1］ 武定元年（543 年）《道俗九十人等造像记》题名有“邑师法振侍佛时”。 ［2］ 同年八月《李赞邑等邑义五百余人造像记》题名有“禅师慧训供养佛时”“邑师慧刚供养佛时”。 ［3］ 西魏大统四年（538 年）《邑师法超等造像记》：“是以邑师法超、道倍、邑子卅人等，妙契玄真，同心上世，体解空宗，玄识幽旨，化导诸人，信心开悟，减削家珍，敬造石像一区。” ［4］ 北周天和四年（569 年）八月《清信女优婆夷等造像记》有“邑师法敬一心供养，邑师惠皎一心供养” ［5］ 。上述造像记中邑师头衔之后皆署法号，可见这些人的身份当为僧侣。换言之，无论是僧俗混合，还是主要由俗众组成的义邑，其中的邑师都由僧侣担任，而这无疑是由义邑的宗教性质决定的，作为一个以共同信仰为依归的社会组织，义邑必然要以职业信徒作为各项活动和事务的指导。
那么，邑师的性别又是怎样的呢？北朝时期，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朝代一样，女性不能出任公职，但在信仰的领域，则与此有所不同，职业信徒有男有女，义邑中的邑师也不是必然出自男性，根据北朝造像记中的题名来看，充任邑师者既有比丘，也有比丘尼。前文所引诸例中所云“邑师”，虽未明确指出其性别，但从义邑的构成特点来看，大多都为男性。除此以外，有些造像题名中还有直接标明邑师为比丘之例，如北魏正光四年（523 年）二月《翟兴祖三十人等造像记》有“邑师比丘僧法润、邑师比丘僧谨” ［6］ 。北周武成二年（560年）九月《合方邑子等百数人造像记》，有“邑师比丘道先、邑师比丘僧和” ［7］ 。保定元年（561 年）《合邑一百三十人等造像记》有“邑师比丘僧静”“邑师比丘显和” ［8］ 。北齐武平六年（575 年）三月《巩舍合邑二十二人等造像记》有“比丘邑师僧宝” ［1］ 。邑师为比丘尼的例子也不鲜见。如北魏正光三年（522 年）八月《三村长幼化主李相海等造像记》有“邑师比丘尼智□、邑师比丘尼僧□” ［9］ 。西魏大统十三年（547 年）九月《陈神姜等造像记》有“邑师尼普达” ［1］ 。北周武成元年（559 年）十月《绛阿鲁造像记》有“邑师沙门尼昙景” ［10］ 。以上几例中，邑师显然皆为女性。值得注意的是，在以男性为主体的义邑中，邑师绝大多数为比丘，而在以女性成员为主的义邑中，亦不乏以比丘担任邑师的情形。不过，就现有例证来看，在女性占据主导地位的义邑中，以比丘尼为邑师更常见。如前引西魏大统十三年（547 年）《陈神姜等造像记》、北齐天保三年（552 年）《比丘尼僧严等造像记》、北周武成元年（559 年）《绛阿鲁造像记》、武成二年（560 年）《王妙晖等造像记》等都是如此。也就是说，僧尼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性别的羁绊，几乎可以游走于所有的义邑之间，但是以女性为主导的义邑在延请邑师时，还是倾向于比丘尼，这可能与比丘尼身为女性，更容易避嫌，也更易于与女性信徒沟通和交流有关。
二、邑师的来源
根据前文的叙述，我们知道，邑师主要由僧尼担任，那么他们究竟是游方僧人还是归属于某一寺院。《续高僧传》卷二五《护法下·释法通传》载，僧人法通行走四方，劝化信徒，组织义邑，“于是游化稽胡，南自龙门，北自胜部，岚、石、汾、隰，无不从化。多置邑义，月别建斋；但有沙门，皆延村邑，或有住宿，明旦解斋，家别一槃，以为通供，此仪不绝，至今流行” ［11］ 。法通便是游方传教的一个典型，义邑在他的劝化之下建立，他应为那些深受他影响的徒众的邑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邑师都是游方僧人，根据造像记的内容，我们发现，很多邑师应来自义邑附近的寺院。
武定三年（545 年）七月《朱永隆等造天宫像记》载，该造像肇端于驻锡于某寺的“魏大法师沙门都法恩”，结果其人“创福未周，奄从物化” ［1］ ，弟子法度等人继承遗志，率领僧俗二众继续进行这项福业。参加者有多位僧侣，仅题记中就提及上坐僧惠、寺主法合，而在造像题名中，僧惠和法合皆署为邑师，显然，此二人应出自同一寺院。天和元年（566 年）十一月《张兴十七人等造像记》题名中有“邑师衍觉寺比丘僧妙” ［3］ 。武成二年（562 年）《张操造像记》记载，张操等百余人出资造像，像成之后，置于“善会寺庭” ［12］ ，这个善会寺，应该就是义邑中几位邑师所在的寺院。武平二年（571 年）九月《邑师道略等造像记》记载邑师道略与三百余人等，“敬造神碑一所，尊像八堪”，神碑与尊像的置立之处，“地兼爽垲，比竹林而并立；寺带良田，匹鹿苑而不殊”。题记中用了大量篇幅描写寺院周围的环境，并指出寺内“安万练之僧，招精进之士。银炉鼓炎，百合腾烟。锡响赞声，定崩烦恼” ［5］ 。道略既是这个义邑的发起人，也是指导者，题记中之所以不吝笔墨描写寺院及其周边的环境，以及寺内的僧众，当是神碑一所、尊像八堪就立于寺内，而这个佛寺，可能与邑师道略有很深的渊源，换句话说，道略很可能托身于此寺。武平七年（576 年）十一月《宋始兴合邑一百人等造像记》与此相类，邑师僧智都、都邑主宋始兴合邑一百人等造像一区，“异人契心，率同树善。采玉荆山，访积名工。匠中奇最，倾竭家珍。今在嵩岳之南，下宅伽蓝之所，崇成此福” ［2］ 。而嵩岳之南的伽蓝，可能就是邑师智都所在寺院。
游方僧人虽然也可充任邑师，但以义邑近旁寺院中僧尼为邑师当是更常见的现象。北朝的义邑一般具有地域性，跨州连郡的义邑极为罕见，游方僧人初到一地，很难在短时期内赢得民众的信任，那些产生较大影响的游方僧侣，往往是在某一地区长期经营的结果。如北齐释道纪撰集《金藏论》，“论成之后，与同行七人出邺郊东七里而顿，周匝七里，士女通集，为讲斯论，七日一遍。……所期既了，又转至前，还依上事，周历行化，数年之间，绕邺林郊，奉其教者，十室而九” ［11］ 。而寺院，尤其是那些声名远播的大寺，自建成以后，便通过各种佛事活动，对周边乃至方圆数百里的民众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寺院中那些影响较大的高僧，甚至成为附近信众拥戴的精神领袖。信徒通过入寺听讲、参加各种斋会和集会，以及与佛教有关的各种节日，形成强大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在义邑发起时，发起者必然更倾向于到附近的寺院中延请与其交往密切的僧侣担任邑师。义邑的组建，离不开僧侣的指导，义邑的运转，也与他们存在密切的关系，正因如此，有学者认为义邑是佛寺的外围组织 ［13］ ，这个结论是否允当姑置勿论，佛寺与义邑关系之紧密，却是毋庸置疑的。
寺院中僧侣众多，然而，并非所有的僧人都能担任邑师，根据造像记中的相关材料，我们发现，那些声名远播的高僧大德更有可能承担邑师之责。西魏大统六年（540 年）七月《巨始光造像记》有“邑师高凉三藏比丘辩贤” ［3］ 。东魏武定三年（545 年）《朱永隆等造天宫像记》显示，某寺院的大法师故沙门都法恩曾发愿造像，但尚未实现，便已圆寂，其弟子踵武其志，会集淄素七十余人继续造像。倘若法恩尚在人世，义邑显然会以其为邑师，法恩已逝，其弟子上坐僧惠、寺主法合作为“寺院三纲”，成为邑师的当然人选。无独有偶，北齐天保三年（552 年）四月《宋显伯等造像记》有“邑师法略、广福寺主僧宝、上座比丘尼慧藏、上座比丘尼僧津” ［14］ 等题名。法略在佛教界的地位，应高于或者至少与寺主、上座齐平，才能在义邑中担任邑师，并且题名位于二者之前。河清三年（564 年）四月《在孙寺造像记》，有“邑师沙门都□敬” ［5］ 。北周天和元年（566 年）《合村长幼造像记》，题名有“邑师三藏僧族” ［1］ 。
根据前引诸例，邑师或称“三藏”，暗示其佛法造诣高深，通晓经、律、论三藏十二部经典；或带沙门都头衔，在僧官系统中占有一席之地；或身为寺主、上座，位列寺院“三纲”，负责寺院的管理。他们地位崇高，谙于佛典，作为缁林高僧，担任邑师正是实至名归。虽然很多邑师根据造像题名无法确定其具体身份和地位，但有一点当无可置疑，他们在僧俗两界都有较高的声誉，以其为邑师，往往是众望所归，而义邑延请他们担任邑师，也能够吸引更多的信徒，从而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声势。
三、邑师的层级
一个义邑通常只有一位邑师，当然，在人数众多的义邑中，拥有多位邑师的情形也不罕见。同一义邑的多位邑师，有的皆冠“邑师”之名，只是在造像碑上的排序有所不同。比如，北周武成二年（562 年）《张操造像记》第一排题名中依次为邑师比丘法信、邑师比丘洪正、邑师比丘法生、邑师比丘法魏、邑师比丘法景、邑师比丘昙泰、邑师比丘道容，同一义邑共有七位邑师。天和五年（570 年）正月《普屯康造像记》显示，该义邑也有七位邑师。北齐河清三年（564 年）四月《在孙寺造像记》题名中至少有五位邑师。这些邑师除了题名位置有别以外，其他似乎并无差别。除此以外，有些义邑的邑师，在题名上就存在差异。以北齐天保七年（557 年）《刘碑造像记》为例，题记下方第一排刻有“大邑师惠献、大邑师僧和”的题名，第二排和第三排之首则各有一位“邑师”的题名，无论从题名的排列次序，还是从邑师的称谓来看，“大邑师”都在“邑师”之上。这个义邑中的邑师之所以有层级的划分，可能与义邑人数众多和结构复杂有关，为了更好地行使其教化的职能，因而在邑师之上又有大邑师总领其事。
大邑师、邑师之外，又有都邑师。北齐天保三年（552 年）八月《比丘尼僧严等造像记》题名有“都邑师僧进” ［1］ 。武平六年（575 年）六月《道兴等造像记》题名有“都邑师道兴” ［5］ 。“都”有总领之意，“都邑师”当为诸邑师之首领。《比丘尼僧严等造像记》题名部分有漫漶之处，无法确定除了都邑师之外是否还有邑师。如果缺失部分含有“邑师”题名，那么都邑师当为邑师的上级，如果磨泐之处不含“邑师”，那么都邑师即邑师之意。该造像记的特别之处在于，根据题名虽无法判断是否含有邑师，但题记中云“比丘尼僧严、清信女宋容敬造像一区”，题记之后还有至少十三位比丘尼题名。在北朝时期的造像题记中，有些比丘与比丘尼虽未具邑师头衔，但实际上起的就是邑师的作用，因此以僧进为都邑师，总领其事，也可以理解。前引《道兴造像记》则是另外一种情形，该造像记中仅有都邑师，而无邑师，那么都邑师与邑师其实并无分别。这就是说，关于邑师的层级，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因造像题名中有大邑师、都邑师，便认为义邑中的邑师有等级之分，事实上，有些题名中的大邑师、都邑师可能与邑师并无太大差别。
四、邑师的作用
邑师是义邑中的精神领袖，这在学界中已经达成共识。如郝春文指出：“他们是佛社内的法师，是佛社内的精神领袖，是佛社成员与佛的中间媒介。” ［15］ 张静芬也认为邑师“充当世俗成员的精神领袖”，他们的存在“证明了国家控制下的佛教机构（寺院）和一般民众之间的密切关系” ［16］ 。作为精神导师，邑师一般不从事奔走联络、聚合人众、鸠集资金等庶务，这些离神圣较远而离世俗较近的事务一般由俗众承担，义邑中的邑主、维那、像主、斋主等负责这类琐事。邑师主要是对义邑成员进行佛法上的熏沐和教化，如大统四年（538 年）《邑师法超等造像记》中说邑师法超、道倍等人，“体解空宗，玄识幽旨，化导诸人，信心开悟” ［4］ 。可见邑师的“化导”之功，在造像记中便有明确的体认。
义邑以信仰为号召将人们聚集在一起，邑师则以自己平生所学，通过讲经说法等途径教化信众，使俗众开悟，这渊源于北魏之初便开始执行的“以沙门敷导民俗”政策 ［17］ ，因为有益于治道，所以在整个北朝时期都得到了继承与延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邑师成为联结国家与社会、神圣与世俗的枢纽。他们为立塔、建寺、开窟、造像、建斋、写经等活动提供指导，使这些活动能够遵照有关法典如法如仪地进行。义邑在举行各种活动时，也是宣说佛法的有利时机，邑师通过讲经说法，悚动众心，在这个过程中，辅之以图画或者塑像，充分发挥邑师本人的“卡里斯玛”，对成员的精神世界进行洗濯，使那些原本具有信仰的更加虔诚，似信非信的坚定信念，原本未曾灌溉佛法的欣然向化。正因如此，邑众与邑师之间，虽然大多并未举行受戒仪式，却建立起一定程度上的师徒关系。早有学者注意到，某些义邑中的普通信众，称为“邑徒” ［15］ ，就是这种师徒关系建立的明证。
如前所述，邑师作为精神领袖，基本上不参与庶务，他们主要靠佛法上的造诣以及长时间积累的声誉吸引信众，从而在义邑中保持一种超然的状态，因此，他们多是被团体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延请至义邑，如北周天和五年（570 年）正月《普屯康造像记》载，新丰令普屯康“率乡人共崇胜福，躬请邑师僧□三人” ［3］ ，联合三个郡的民众，共同出资，修造庄严佛像。但并不是所有邑师都是如此，有的邑师也是义邑的发起人，实际作用类似于邑主。如北周天和二年（567 年）六月《二百五十人造像记》：“是以邑师等，可谓玄鉴照理，辞穷□□，能敬率乡人，乃崇胜善，合诸邑等二百五十人……为国及法界众生敬造卢舍那石像一区。” ［18］ 天和四年（569 年）八月《王迎男造像记》：“今有邑师比丘道先，合邑子五百人等，自慨上不值释迦初兴，下不睹弥勒三会，二宜中间，莫然兴□。遂相率化，割削名珍，敬造石像一区。” ［19］ 天和六年（571 年）四月《赵富洛等二十八人等造像记》载：“邑师比丘昙贵、像主赵富洛，合邑子廿八人等，敬造观世音像一区。” ［1］ 这类邑师，从义邑的造意、发起，到组织、运行，应该是都参与其中的，他们就是义邑的领导者。当然，在这种情况下，邑师在义邑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所不同。以上几例，邑师都在义邑中起绝对的主导作用，而北周建德元年（572 年）《瓽仲茂八十人等造像记》则是另一种情形，造像题记称：“佛弟子邑主都督瓽仲茂、邑师比丘智胜，合邑子八十人等，思五浊之多果，慕须达之金钱，深体无常，同遵正觉，共造石像一区。” ［20］ 邑师智胜虽然也在义邑处于领衔位置，但其对义邑的掌控，应不如邑主瓽仲茂，这从其在题记中的排序就可以推测出来。
总之，邑师在义邑中所起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论，多数邑师在义邑组织中属于“师者”，为信徒讲经说法，指点迷津，提供精神上的导引。此外，还有一部分邑师，应属义邑的发起人，他们参与义邑的组织，监督义邑的运转，除了职业信徒的身份与具体的头衔以外，与邑主并无太大区别，他们在义邑中所起的，就是领导作用。这类邑师与邑众之间，从精神上的引导，走向了现实的控制，北朝时期多有由沙门领导的起义，或可于此窥其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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