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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云冈石窟建于北魏时期，因其开凿年代久远，所存题记稀少。目前保存下来的仅有 49 条，其中可以辨认的仅有 34 条。本文对收集到的造像题记进行仔细分析，揭示了当时不同社会阶层（皇室、官吏、僧尼和普通百姓等）的宗教信仰情况。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皇室阶层造像较为频繁；从自身利益考虑，官吏和普通百姓也纷纷选择造像；而僧尼阶层才是最为忠实和虔诚的。此外，这些造像题记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具体来说，伦理思想是指孝道思想和忠君思想，政治思想是指以孝治国和选贤任能思想。
关键词： 云冈石窟；造像题记；宗教信仰；伦理思想；政治思想
从目前收集到的资料来看，关于云冈石窟的造像题记完整保存下来的很少，有些题记残缺不全，有些题记造像者的身份无法辨识，但是我们仍可从一些造像题记中找到有用的信息。本文引用的造像题记主要摘自张焯先生的《云冈石窟编年史》、王恒的《云冈石窟辞典》等，总计有 49 条，其中能辨认的有 34 条（包括普通百姓 21 条，僧尼造像 8 条，官吏造像 4 条，皇室造像 1 条），其余 15条身份不明。最初，北魏云冈石窟主要是由皇家来完成的，但是通过分析造像题记我们发现云冈石窟的参与者甚多，造像者大体有四个阶层，分别是皇室、官吏、僧尼（包括比丘尼）、普通百姓（包括社邑人士）。
造像题记记录了造像者当时开凿石窟后留下的信息，包括造像对象、造像缘由、祈福内容等，这些内容对于分析北魏时期各个阶层的宗教信仰有很大意义。现在学术界公认的云冈石窟始于和平年间的昙曜五窟，即文成帝在位时（452—465 年），《魏书·释老志》有记载：
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石开
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 ［1］
到孝文帝时，云冈石窟的修建已进入极盛时期，这个时期的造像题记比较多，但是孝文帝之前鲜有造像题记流传下来。因此，本篇论文以北魏孝文帝时期及其后的造像题记为研究对象，分析北魏各阶层的宗教信仰，进而揭示出他们的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
一、造像题记反映的宗教信仰情况
北魏王朝是由鲜卑拓跋族建立的，起初他们比较封闭，并未与西域往来，也没有听说过佛教。后来随着北魏王朝统治区域的扩大，控制的人民越来越多，统治者希望寻找一种思想来稳定人心，加强统治。到了道武帝拓跋珪时，释教得以成长，《魏书·释老志》如是记载：
帝好黄老，颇览佛经……始作五级佛图、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 ［1］
到了太武帝拓跋焘时，曾发生过太武灭佛事件，道教在汉族官员崔浩的支持下占据了一定的位置。但是到了文成帝的时候，文成帝下令复法，即恢复佛教，就有了之后的昙曜五窟。经过长期的摸索，北魏王朝最终确定了以佛教为统治手段之一。那么在以佛教为主流统治思想的情况下，北魏各个阶层的宗教信仰是什么状况呢？
（一）皇室的宗教信仰
现在流传下来的造像题记，造像身份确认是皇室的仅有一条，即北魏后期的《大茹茹造像记》。《云冈石窟编年史》中载：
大茹茹■■■」可敦因■■■」迳斯□■■■」维？□■■■」壤？乃……满□■■■」载之□■■■」何掌乎■■■」以兹微福？…… ［2］
本条造像题记不完整，有部分内容缺失，目前还无法考证，但我们可以了解到的是造像者是大茹茹，是当时的柔然皇室，而不是北魏皇室。史书记载，北魏皇帝道武帝本人经常看佛教经书，他意识到佛教对统治的重要性后，下令修建寺庙。之后，北魏继任者文成帝也说佛教的功能“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即佛教既可以帮助稳定政治，又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从而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综合道武帝和文成帝的文字记录，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们二位都看到了佛教的功用价值，看到佛教对于统治来说是十分有益的。他们看到造像不仅可以稳定人心，起到社会教化的作用，而且可以巩固统治，稳定江山社稷。北魏王朝是由鲜卑拓跋族建立，在逐渐征服中原的过程中，北魏帝王认识到宗教是一种联系上层贵族阶层与下层民众之间的纽带，宗教可以为政治所用。
从皇室的造像题记及史书记载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造像开窟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佛教的神圣性来对人民进行思想渗透，进而达到加强统治的目的。当然，我们还了解到北魏帝王自身也接受了这种外来思想，相对于他们鲜卑族的原始信仰，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进步。
（二）官吏的宗教信仰
北魏官吏的造像题记在数量上相较于皇室的多一点，时间大抵集中于孝文帝迁都之后，《云冈石窟编年史》记录的有《吴氏造像造窟记》《常主匠造弥勒七佛菩萨记》《为亡夫侍中造像记》等。从题记名字上看，我们可以知道这些造像题记造像者身份基本上是明确的，有的是官吏本人所造，有的是官吏的家人（主要是妻子）所造。
《云冈石窟编年史·第七编》中有两个是专门关于官吏造像的题记，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首先《常主匠造弥勒七佛菩萨记》中如许描述：
比丘……惟代延昌」四？年正月十四」日，恒雍？正？」□□尉都统」……常？主？匠，为亡」弟安？凤翰」造弥勒并七」佛立侍？菩萨。」…… ［2］
这个题记时间可以确定是在延昌四年（515 年），并且造像者是为去世的弟弟造弥勒七佛菩萨像。另一个题记便是《为亡夫侍中造像记》，题记内容是：
……为亡夫侍中、平原？太守……亡息济……一？区？，□亡者托生净土……皇祚永隆……正光……月廿三日■。 ［2］
从这个题记可以看出，死者为造像者丈夫，而且是一名太守，造像时间是正光年间（524 年）。这两个造像题记的共同点是时间、造像者身份地位比较明确，时间都在北魏后期，造像者是官吏阶层。它们也有区别，就是第一个题记造像对象很清楚，有弥勒菩萨，表明当时人们对佛教信仰还是比较虔诚的；而第二个我们只能看到造像一区，造像对象尚不明确，此时北魏社会动乱，即将分崩离析。
通过对官吏阶层造像题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皇室造像开窟的影响下，不管是他们自己还是家属，都对佛教思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起初他们还是比较虔诚的，但是到了北魏末期，政局动荡，官吏阶层明显对云冈石窟造像的关注度下降，他们更多关注的是自己的利益，其宗教信仰并不是十分虔诚。
（三）僧尼的宗教信仰
现今流传下来的僧尼造像题记比较多，《云冈石窟编年史》和《云冈石窟辞典》中记载的有太和十三年（489 年）的《□僧造像记等》（a ～ e）、《比丘尼惠定造像记》《昙媚造像碑记》《尼道法□造像记》（a ～ b）。
就拿《比丘尼惠定造像记》（第十七洞明窗东侧）来说，《云冈石窟编年史》如是描述：
大代太和十三年……比丘尼惠定身愚（遇）重患，发愿造释迦多宝弥勒像三区。愿患消除，现世安隐（稳）……以此造像功德，逮及七世父母…… ［2］
这个题记的造像者是比丘尼惠定，比丘尼是僧尼的一种。题记中提到的太和十三年（489 年）是文明太后跟孝文帝共掌朝廷大权时期，这个阶段的云冈石窟建筑多是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如云冈第 5 窟和第 6 窟，文明太后 490 年去世后由孝文帝下令修建而成），它从侧面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政治现状。从内容方面来看，造像的动机有两个：一个是从个人的需求出发，希望自己身体健康和生活安定；另一个是“逮及七世父母”，这是从祖先、父母的角度出发。这说明当时僧尼信仰相当虔诚，他们考虑的不仅是自己，他们也有很强的家庭观念。又如第二十二洞的《尼道法□造像记》，《云冈石窟辞典》这样写道：
a.尼道法□」所造像二」区，为父母■■。 ［3］
以上这两条造像题记都提到了父母，说明当时僧尼心中有强烈的家庭观念，他们懂得孝敬父母，通过造像来表达他们对父母的感谢或哀思。与官吏阶层相比，他们的宗教信仰并没有功利性，只是寻求精神上的寄托。
综合以上几条题记，我们还可以发现当时僧尼中女性也占很大比例，这能说明什么呢？北魏王朝除了太武灭佛之外，大部分帝王还是推崇佛教的，因而他们支持开窟造像，并加以宣传。他们给予寺院人士优厚待遇，这种做法后来促进了北魏寺院经济的发展。在这种潮流的影响下，民间很多女性选择出家也是合乎情理的。从僧尼的造像题记来看，这个阶层的宗教信仰是比较虔诚的，他们对教义的理解更加通透。从其祈愿内容来看，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有自己的需求，如为健康考虑而造像；他们也懂得孝敬父母的家庭伦理思想；他们也更加博爱，表达了对天下苍生的祝福，其精神境界更加高远。
（四）普通百姓的宗教信仰
云冈石窟的造像题记大多出于普通百姓之手。《云冈石窟编年史》（部分来自《云冈石窟辞典》）中关于普通百姓的造像题记有 22 条（其中有社邑成员 1条），数量总数超过之前的任何一个阶层，主要有《五十四人造像题记》《清信女造释迦佛记》《侯后？云？造像记》《佛弟子造像记》（a ～ e）、《邑子等残字》（a ～ f）、《佛弟子造像记》（a）、《老李自愿造像记》《为亡母造像记》《清信士造像记》等。
从普通百姓的造像题记中，我们发现造像者身份稍微有些不同，有的是清信士（女），有的是佛弟子，有的是某些个人或社邑人员。但是我们仔细看题记内容，我们还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大多是为父母造像祈福。
比如，《清信士造像记》中刻有：
延昌四年……清信士……为？亡？父母……造像一区。上为皇帝陛下……下？及七世父母…… ［3］
又如，有云冈石窟第二十洞西窟《佛弟子造像记》的造像记如下：
a.佛弟子善？师？，」为七世父母、所」生父母□□■。 ［2］
再如，云冈石窟第二十七B洞东壁《佛弟子惠奴造像记》所刻：
■■■正始四年八月……惠奴，谒代迎」父日，即造佛窟壹区。」愿弟子惠奴■」将父平安到京，」愿愿从心，所」求如愿。 ［2］
还如云冈石窟第十一窟东壁《侯后？云？造像记》载：
侯」后？」云？」为」亡」母。 ［3］
显然，以上这几个题记都提到为父母造像祈福，这就说明佛教思想在传入的过程中逐渐与中原文化相结合，把中原传统儒家文化渗入到家家户户，从而使孝道思想在人们心中已经相当浓厚。我们还可以知道，当时人们祈愿的对象也包括皇帝，这说明当时百姓希望社会安定和平，人们渴望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同时也表明部分普通百姓造像也会顾虑到当时的政治情况，懂得附和政治。我们还发现普通百姓造像目的性更强，要么祈求自己身体安康，要么祈求父母死后可以进入“天堂”，来世可以幸福。可见，其宗教信仰相当虔诚，他们是自觉的，是纯朴的，是真诚的；他们认为造像是可以带来希望的，是可以实现愿望的。
二、造像题记反映的伦理思想
云冈石窟现存的造像题记，不仅反映了北魏不同社会阶层的宗教信仰，同时对当时社会的伦理思想也有所揭示。北魏王朝在鲜卑族的统治下，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鲜卑族本来是北方的游牧民族，他们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在入主中原后，为了巩固统治，北魏帝王大力推行汉化政策，特别是将传统儒家思想提倡的“孝道”思想和“忠君”思想贯穿其中，使其统治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一）孝道思想
孝道思想可以说起源很早，在夏商周时期就已出现，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孔子及其传承者将其系统化，从而成为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工具。北魏统治者亦如此，对孝道思想十分重视，云冈石窟的造像题记可提供佐证。
前文已经多次提到云冈石窟的造像题记，在很多题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为父母造像的题记居多，而且内容多是为父母祈愿，“愿？托生西方，妙乐国土”，这明显可以看出孝道这种思想对人们的影响力。
史书记载北魏帝王一直以来就有祭祀传统，对祖先十分敬重，造像题记中频繁出现的“七世父母”很大程度上与皇室传统有关。孝文帝改革还在进行的时候，文明太后死了，孝文帝曾经几天绝食，伤心不已，这也是当时“尽孝”的典型例子。这在那时产生了很大的舆论效应，在民间得以广为流传。云冈石窟本是佛教建筑，但是北魏统治者在宣传佛教思想的同时，试图将佛教经典中的“孝”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特别是孝道思想）相结合，从而加以宣传弘扬。这就由家庭伦理扩展为社会伦理，由家庭而家族，由家族而社会、国家，儒家孝道贯穿其中。 ［4］
我们还可以在云冈石窟第 9 窟内看到“睒道士本生”的连环画，这个连环画主要内容是，睒本是一名隐居道士，一心向佛，孝敬父母，可是不幸被迦夷国王误射。当时父母亲已经年过半百，家里就靠睒一人支撑。父母得知消息后，伤心不已。而睒并没有抱怨，而是坚守自己的职责，潜心修行。他的父母大哭，为儿子向上天诉苦，此情此景感动了上天，睒因此恢复到原来的状况。迦夷国王于是下令宣传佛法，国家得以稳定繁荣。王恒先生对此曾说过：“显然，这是一个宣传儿女孝道的故事，它与中国民族传统特性中孝敬父母的意识习惯，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5］
总而言之，在孝文帝“太和改制”的影响下，云冈石窟的开凿包括民间百姓的造像都更加凸显时代性。“七世父母”的频繁出现，说明“孝道”这种思想在当时人们心中俨然已经牢固了，而且人们更加愿意去付诸行动，愿意为这个大家庭付出自己的努力，而不是仅仅为了造像。所以，这种造像行为，使人们不仅虔诚地信仰佛教，而且通过汉化政策传播了儒家思想，还使人们认识到孝道这种思想弥足珍贵。造像题记既是当时政治情况的反映，也是当时整个社会文化思想的反映。随着这种思想的深入人心，孝道思想的形成对于整个北魏王朝来说，无疑是有利的。
（二）忠君思想
佛教在传入中原的过程中，为了被人们接受，它也在不断地改进。在与儒家思想碰撞的过程中，二者相互融合，除了孝道思想外，忠君思想也随之被吸纳到北魏社会中。云冈石窟作为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我们大致可以从它的造像题记中看到这种思想的体现。
北魏统治者在入主中原后，逐渐开始学习汉族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君为臣纲”的忠君思想，实际这就是为“皇权至上”服务的。拓跋焘曾经采纳了汉人的“在家必孝，处朝必忠”忠君思想 ［6］ ，即对君主必须忠心耿耿，这点对于统治者来说是有好处的，故而他们必然会提倡这种思想。
在云冈造像题记中，我们会发现“上为皇帝陛下”这样的字眼，这就说明当时忠君思想已经渗入到普通民众当中。比如，题记不管是官吏阶层所刻，还是普通民众所为，他们都会提到“上为皇帝陛下”，他们或许有出于迎合政治的考虑，但更多的是这种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所以人们造像的时候才会多次为统治者祈福。又如，《吴氏造像造窟记》中提到吴氏祖先“忠和著□，□」孝并举”，这说明吴氏一家忠君早已闻名遐迩。
在北魏建立之前，沙门（僧侣）对皇帝并没有特殊礼仪，但在北魏建立后，沙门开始宣称皇帝就是佛，将佛教与皇帝联系在一起，这就说明此时佛教是为政治服务的，突出了“皇权至上”这种思想。北魏历代皇帝也将这种思想贯穿始终，忠君思想的地位更加牢固，人们对此更加虔诚。
综上可知，一方面，忠君思想本是儒家传统思想中的“君为臣纲”，北魏统治者将其引申到社会各阶层。佛教传入以后，其把皇帝抬高到佛的地位，使忠君这一思想更有可信度，在全社会形成一股儒佛并重的潮流。忠君思想可以说是二者融合的表现，这一思想的传承反映了北魏统治者的气魄与才华。
三、造像题记反映的政治思想
（一）以孝治国思想
在北魏伦理思想和孝道思想的影响下，北魏统治者提出了“以孝治国”的政治思想，孝道这种伦理思想成为治理国家的工具。这种思想的贯彻实施，推动了北魏社会的封建化，从而巩固了鲜卑族的统治。
云冈石窟既是北魏社会伦理思想的反映，也是政治思想的反映。它的题记祈愿对象多次提到“父母”“七世父母”“亡母”“生父母”等字眼，这不仅是孝敬父母的表现，还是北魏统治者实施“以孝治国”政策的体现。
北魏当权者一直以来就有祭祀的传统习俗，建国之后，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更加意识到“孝”是维持血缘关系的纽带。太武帝在位时，他就大力提倡汉人的孝，对社会不同阶层尽孝的良好品德给予奖励。孝文帝在冯太后的悉心培养下，接受了很多汉人思想，进行了孝文帝改革，他命人把《孝经》译成鲜卑文，从而把汉人的孝文化传递到国民当中。北魏后期统治者也非常重视《孝经》，使得孝思想广为流传，促进了鲜卑族汉化的进程，提高了其文明程度。在这种思想的作用下，北魏极大地推动了北魏王朝的封建化，进而巩固了其统治。
（二）选贤任能思想
入主中原后的鲜卑族，为了巩固其统治，十分重视人才。在选拔官吏方面，统治者采取选贤任能的政策。云冈题记中《吴氏造像造窟记》记载：
吴氏，为亡息冠军将军、□侯」吴天恩造像并窟……寻吴氏家先，忠和著□，□」孝并举…… ［2］
虽然这是父亲为儿造像，但是吴天恩作为北魏的一员官吏，他的品行和才能必然得到皇帝的肯定，才被重用。另一则题记《妻周氏造像记》载：
……七妻周，为亡夫故常」山太守田文（虎）［彪］……释迦文佛、」弥勒二躯。 ［3］
此题记说明周氏为其亡夫田文彪造像，而且她丈夫生前是常山太守。这个官吏田文彪，《魏书·节义传》这样记：
石祖兴，常山九门人也。太守田文彪……丧亡州郡表列，高祖嘉之，赐爵二级…… ［1］
高祖皇帝对他生前的政绩予以表扬，这可以表明他在选拔官吏方面特别注意官吏的才能和素质。
拓跋珪在执政实践中深感人才的不足，开始重用汉族士人，挖掘有才之士。拓跋焘在位时汉族士大夫崔浩帮助其征伐有功，太武帝对其加以重用。他曾说：“凡军国大计，卿等所不能决，皆先咨（崔）浩，然后施行。” ［1］ 他虚心纳谏，使得崔浩得以施展才华，为北魏立下了汗马功劳。文成帝即位后，先后重用佛门弟子法果、昙曜等，封他们为领袖，修建了宏伟的云冈石窟。这些宗教领袖将佛教思想普及到国民当中，从而对北魏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孝文帝在位时，大力推行汉化政策，更是重视人才，尤其提拔汉族士人，这与北魏王朝的兴盛无疑密切相关。
本文通过对北魏孝文帝及其后的云冈石窟造像题记的分析研究，揭示了当时社会不同阶层（包括皇室、官吏、僧尼和普通百姓等）的宗教信仰情况。总体来说，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皇室、官吏、普通百姓阶层都选择了造像，来实现自身的某种目的或愿望；而僧尼阶层造像才最为朴实、虔诚，他们是真正的佛教教徒。此外，云冈石窟的造像题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就是孝道思想和忠君思想，政治思想就是以孝治国思想和选贤任能思想。以云冈石窟造像题记为研究对象，我们能够更加了解北魏社会的宗教信仰状况，推进北魏社会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魏收.魏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2］张焯.云冈石窟编年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3］王恒.云冈石窟辞典［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2.
［4］阎秀芝，蒋国保.儒家孝道思想及其现代意义［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6）.
［5］王恒.云冈石窟中表现的“孝道”思想：云冈“睒道士本生”画解［J］.文物世界，2001（6）.
［6］黄辉.魏晋士人孝道思想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