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西成纪自秦汉建县以来数度迁徙,最终南迁到秦州,并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废止。对于成纪南迁之史实,学界是公认的,道光《秦安县志·建置》即提出“治平成纪”“显亲成纪”“秦州成纪”的成纪三迁说。现争议不休的是南迁的一些细节问题,如汉成纪何时一度撤销,何时由今甘肃静宁的治平川迁到今甘肃秦安显亲川,何时再由显亲川迁到甘肃今天水的藉河川等,还有一个连带问题——秦州徙治和成纪的关系及南迁实情如何。对于这些问题,学术界笔墨官司不断,但多是糊涂官司,越辨越糊涂。当此之时,对相关资料重新审视,予以廓清,实属必要。因为,成纪是一个历史名县,直接关系着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名人的定位。
道光《秦安县志》,严长宦修,刘德熙、张思诚纂,成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道光十八年付梓。本志的主纂者刘德熙为四川长宁(今四川长宁县)人,道光十三年(1833年)进士,是时任秦安县令严长宦的朋友,道光十六年来甘,应严之邀主纂《秦安县志》,此公精于考证,对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亲履山川,引证经史”,成纪三迁说就是实地调查和史料结合的产物。本志《建置》附考说:
成纪县治,初在静宁州西北八十里之治平川,继在今秦安县北三十里之显亲川,最后乃入今秦州。核旧州县志俱未详。按:成纪以庖牺氏孕十二岁而生得名,汉即其地建县,《后汉书·隗嚣传》注云“成纪在今陇城县西北”是也。此治平之成纪也。后汉分为显亲侯国,魏晋为县川,由是有显亲之名。元魏时成纪废,显亲亦并安夷。显亲暂复,终废周宇文氏,遂即其故治西北重建成纪。唐开元中,秦州地震,徙治于此,《唐书·地理志》所云“秦州徙治成纪显亲川”是也。此显亲成纪也。继郡县悉废于陷吐蕃八十年中,大中收复,乃即旧雄武城建今秦州治,并成纪徙而倚焉。后天水郡废,兼以成纪名郡,此秦州之成纪也。……夫开元之徙,徙州以寓县;大中之徙,徙县以倚州。州所寓者,周所迁之成纪也,与州治无涉也;县所倚者,唐所建之秦州,时上邽改镇,故徙成纪附州治,非成纪本治也。
对这一大段考证,临洮张维先生是反对的:“志于沿革、古迹考证颇详,然谓汉成纪县在今静宁西北之治平川,后周始迁于显亲川,殊为无据。成纪之县自汉迄周未闻迁移。” [1] 张先生是言差矣!虽然,成纪迁徙在《隋书》以前的正史“地理志”中“未闻迁移”,即没有明确记述,但迁徙之事实在一些相关之史料中暗含(后文将详证),并非刘德熙妄下结论;且汉成纪之治所在治平川即《水经注》所言之“成纪水”河谷,城址至今犹存,“治平成纪”之说是成立的。当然,刘德熙的考证远非完美,如注汉成纪言“在静宁川西北八十里之治平川”即是大误,因为治平川在今静宁(原静宁州治地)之西南治平乡一带,而非西北。对此,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卷24《附考》详加辨析,“《秦安县志》据《后汉书》注成纪在陇城县西北、《水经注》‘陇水流经瓦亭南’之文,谓成纪初在静宁西北八十里之治平川,继在秦安北三十里之显亲川,最后乃入今秦州,其言甚辨析,然谓汉至后魏之成纪在静宁西北,实臆说也……”
“秦州志”的辨驳是有道理的。然而,对照康熙、乾隆《静宁州志》关于静宁州到治平川的里数,均言“八十里”,列举几条资料就能说明这一问题。康熙《静宁州志·形胜》有言:“(州)又南十里至靳家寺,十里至营屯寨地,又二十里至威戎镇……自威戎而西,迤南四十里至治平川,接通渭界。” [2] “十里”加“十里”加“二十里”再加“四十里”正好就是“八十里”。又,乾隆《静宁州志·堡寨》“治平故城”条言:“在州南八十里之治平川。” [3] 都可证“八十里”是对的。所以,“西北八十里”实“西南八十里”之误。颇疑失误源自刻者,而校者不审,使“成纪县治初在静宁州西北八十里”成为“臆说”,在这一点上刘德熙可能有些冤枉。不过,刘之所谓“元魏时成纪废”“大中收复,乃即旧雄武城建今秦州治”等语大有商榷之处。
综而观之,刘之“成纪三迁说”在大方向、大关节上是正确的,其首倡开拓之功不可磨灭。后代学者论及成纪问题,或在细节上有所创见,而谁也不可能无视“三迁说”。当然,“成纪三迁”说在三迁的具体时间确定、地点定位上不周详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上列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附考》对成纪迁徙有补考,而不周详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下文将进一步讨论。
《隋书》卷29《地理志》说:
成纪,旧废,后周置。有龙马城、仙人峡。
“成纪”指的是汉成纪。“旧废”是说以前撤销了。这都是追述之言, 基点是 “ 后周置”,言明“成纪”在后(北)周之前废 。后周起公元557年,迄581年,存在区区26年,如在本朝用不着“旧”呢“新”呢的,无论是以“旧”指前朝的惯倒,或后周短命的事实,“旧”只能是指后周之前的某朝。
那么,到底成纪“旧废”于那一朝呢?我们用缩小包围圈的办法分层予以框定。可以肯定,成纪在东晋十六国时是存在的,史籍中屡见不鲜。如《晋书》卷125《乞伏乾归载记》有云:“(吕)光又伐之,咸劝其东奔成纪,乾归不从。”事在东晋太元二十年(396年)。乞伏乾归的根据地在苑川即今甘肃榆中境,吕光在河西,吕光东侵,故乾归部属有“东奔成纪”的提议,可见成纪位置还是相当重要的。
东晋十六国而下,便是统一黄河流域的北魏了。由于《魏书·地形志》中不列成纪县,于是古今绝大多数学者认定成纪废于北魏。本文第一部分所引刘德熙考证有“元魏时成纪废”等语,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附考》亦有“自西汉至唐天宝之成纪县,在此中间虽暂废于后魏,重修于后周……”等语。对类似的主流观点,杨守敬《水经注疏》提出不同看法,在纂疏《水经注·渭水》“瓦亭水又南,经成纪县东”一语时加按语:
守敬按:《地形志》不载成纪县,而孝昌中,吕伯度败杜粲于成纪,是孝昌以前,成纪未废,故不称故城。此下成纪故城,明是两城,而《地形志》脱之,所以张瀛暹有《延昌地形志》之作是也。 [4]
杨守敬之后,其孝昌之前“成纪未废”的观点并未得到认同,如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分册即不标成纪县; [5] 再如史为乐主编,迄今历史地名类词典中规模最大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成纪条”亦记“北魏废”。 [6] 相关的地方志及论文也是众口一词,均言汉成纪“北魏废”。兹不赘述。但,紧抠史事,我们不得不佩服杨先生明察秋毫,其据《魏书》卷59《萧宝夤传》吕伯度败杜粲于成纪的史实,断定“孝昌以前,成纪未废”无疑是正确的。同时,他一并指出,《水经注》所记“成纪”和“成纪故城”是两码子事,“明是两城”。不过杨先生的高见并未将相关问题说透,如成纪到底废于何时?我们还有必要对吕伯度败杜粲于成纪的史事再行料理一番。北魏孝明帝正光五年(526年),以匈奴人莫折大提、莫折念生父子为首的秦州起义爆发,莫折念生自称天子,置官建号,势力一时席卷关陇。随后,北魏以萧宝夤为大都督入关镇压,和起义军相持于陇山一线。正当战局吃紧之时,起义军内讧,莫折念生部将吕伯度倒戈,在胡琛的支持下,攻击莫折念生,于是就有了一条杨守敬提及的为众人所忽视的、于我们判定汉成纪位置及其废于何时有决定意义的重量级资料。
胡琛以伯度为大都督、秦王,资其士马,还征秦州,大败念生将杜粲于成纪,又破其金城王莫折普贤于水洛城,遂至显亲。念生率众,身自拒战,又大奔败。
事在北魏孝明帝孝昌二年(526年),距北魏分裂仅8年。文中的胡琛,乃拥兵割据称王高平的敕勒族酋长。初,吕伯度据显亲反莫折念生,实力不济,便投奔身在高平(今宁夏固原)的胡琛,在其支持下,攻击莫折念生。由所引资料可以看出,其进军线路大致是,由高平西向越陇,再自北而南——先成纪——次水洛城——最后是显亲。通过资料记述的进军线路和次第,至少我们可以得到两个方面的信息。
其一,北魏一朝,汉成纪是存在的。而据《隋书·地理志》“旧废,后周置”的记载可判定,废成纪者肯定是北魏之下、北(后)周之上的过渡王朝西魏了。
其二,由进军线路成纪→水洛城→显新的次第,结合《水注经》可判定此三古城的大致方位。也可判定北魏时的汉成纪依旧在水洛城西北的成纪水(今甘肃静宁李店乡的治平河,又称南河)流域,水洛城之西南则进入今甘肃秦安县境,显亲无疑在今秦安显亲河谷(今名同)。
下面,我们以水洛城为中心对成纪的位置做进一步的讨论。水洛城治所在今甘肃庄浪县县城(水洛镇)。北魏水洛城(亭)原址上,北宋刘沪所筑水洛城址轮廓至今依旧可见。 [7] 对照《水经注》,城北即是水洛水(今名水洛河),南则是犊奴水(今名南河),二水在今庄浪县城西南会合,流经石门峡(此段《水经注》称石门水)后汇入今葫芦河。水洛城当上陇孔道番须道要冲,北魏以降,一直是军事重镇。其名称《魏书》凡五见,《周书》凡三见,除吕伯度攻莫折念生经此地之外,北魏孝庄帝永安三年(530年),魏骠骑将军、雍州刺史尔朱天光征讨王庆云、万俟道洛,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年)魏夏州刺史宇文泰征讨侯莫陈悦,关键性的战役都发生在水洛城,陷水洛而陇右平。宇文泰的进军路线为:从平凉上陇,首陷水洛城,次陷略阳,最后围侯莫陈悦于上邽,悦被迫自杀,这和吕伯度的进军路线基本相同,都是沿葫芦河(瓦亭水)南下。宋代,水洛城依然是陇右最重要城堡之一,《宋史》凡十七见,《金史》凡六见。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至四年三月,北宋名将刘沪在原址上增筑、补葺,成新水洛城,达到了“以通秦(州)、渭(州)之路”的效果,从而形成了东连渭州(今甘肃平凉),南通秦州,北以陇干为屏障的陇右防御体系。行文至此,似脱了题,但下笔千言的目的就是要说明,经关中上陇,凡历瓦亭、鸡头、番须道而南下秦州者,都必须经水洛城,而成纪由水洛城西北治平川南迁显亲川,最后迁至秦州之方向线路正与此同。水洛城位置定死这后,再回过头审视吕伯度还征秦州之时“大败念生将杜粲于成纪,又破其金城王莫折普贤于水洛城,遂至显亲”之史实,则成纪位置必然在水洛城之上或平行,由此可论定《水经注》将汉成纪定位在成纪水流域无可置疑。
理清水洛城和成纪相对位置之后,我们还要讨论一个新问题——成纪水流域的成纪故城和成纪的具体位置。先引一段杨守敬的《水经注疏》:
瓦亭水又南经 成纪县 东,历长离川,谓之长离水。右与成纪水合,水导源西北当亭川,东流出破石峡,津流遂断。故渎东经成纪县故城东(守敬按:此是汉以来成纪县故城,当称故城,而“县”下却只有一“故”字,盖传抄者落“城东”二字。郦氏每叙沿革在故城之下,故知此有“城东”二字,赵以“故”字下属,非也。)帝太,皞庖羲所生之处也。 [8]
首言“成纪县”,次言“ 成纪县故城 ”,这中间大有文章。正应了杨守敬先生的天才分析:“是孝昌以前,成纪未废,故不称故城。此与下成纪故城,明是两城……”说白了,北魏之前汉置的成纪县有过迁徙。至于“成纪故城”也就是刘德熙所言“治平成纪”,今人以《水经注》相关记载结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静宁治平古城之考古成果——历年出土之板瓦、瓦当等秦汉文物,确认古城即是汉成纪故址,具体地点在“今静宁县城南50公里处的治平乡刘河村南的川河台地上。治平河、深沟河在城东约300米处交汇,两河交汇后,古称成纪水(今称李店河),在仁大毛家坡附近注入葫芦河(古为瓦亭水)”。 [9] 我们就无须多言了。兹重点寻找北魏尚存的成纪县址。既然《水经注》以“故城”称成纪,则此成纪魏之前或迁或废,或降级不为县治,那么北魏的“今”成纪县治又在何处呢?讨论依然从吕伯度的进军线路说起,吕投奔高平胡琛,再上陇攻击莫折念生,其上陇走的必然是距高平最近的瓦亭道(或称木峡关道)。“此道是两汉、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由关中通向陇右,仅次于陇关道的重要陇山通道,从古高平(今固原)城起西南行,经木峡关陇山隘口,至西瓦亭,然后沿瓦亭川(今葫芦河)南下秦州。这一古道通过陇山时紧靠战国秦长城,在长城内侧,最迟在战国时已形成。” [10] 吕伯度上陇“还征秦州”的目的是最终夺取秦州,所走当然是南下秦州最便捷的路——即沿瓦亭水一路南下,在此过程中首先“大败念生将杜粲于成纪”,按着“又破其金城王莫折普贤于水洛城,遂至显亲。”则此“成纪”必然距瓦亭水不远。基于这样一种基本判断,我们就在接近瓦亭水的成纪水流域寻找迁徙后的成纪。成纪水(李店河)入瓦亭水(葫芦河)处即今甘肃静宁仁大乡之陈家南门村,其上游宋以来有治平川之称的川地即汉成纪治地所在,下游则是明清称仁当川今称仁大川的川地。虽然就现有资料我们无法准确定位迁徙后的成纪县址,但可模糊断定迁徙后的成纪就在今静宁县仁大乡所在的仁大乡川地。
汉成纪县为什么要迁徙,想必和陇右政治中心迁移有关。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从陇西郡析置天水郡,其郡治即在平襄(今甘肃通渭县城西),由关中进入陇右之后,沿成纪水西上,通平襄的道路当然就显得十分重要,那么按近平襄的成纪显然就是要冲所在。东汉以后天水郡治移到冀县(今甘肃甘谷县城西),晋初移到上邽(今甘肃天水市区),接近平襄的成纪的位置便没有那重要了。魏晋以下,秦州成了陇右的政治中心,不论是陇关道,还是鸡头道、瓦亭道,其指向都在秦州。举一例,东晋隆安四年(400年)魏常山王遵袭没奕干高平,干弃其众,率数千骑奔秦州,魏师追至瓦亭,不及而还。那么,远离南北向葫芦河(瓦亭水)干流的治平成纪(治平、仁大之间距离约为45千米)其地位下降是必然的,迁徙至成纪水下游仁大川也就顺理成章了。因为,古来南下秦州之路就是沿葫芦河谷南行的。
《旧唐书》卷40《地理志》“成纪”条说:
成纪,汉县,属天水郡。旧治小坑川。开元二十二年,移治敬亲川,成纪亦徙新城。天宝元年,州复移治上邽县。
对“旧治小坑川”一语,学术界看法基本一致,认定就是汉成纪的治地。这大有商榷余地,留待后文讨论。继续往下读资料,“开元二十二年,移治敬亲川”,这指的是秦州州治因地震由藉河河谷的天水市区迁到了敬亲川, 省略的主语是秦州而非成纪。 再下面一句话“成纪亦迁新城”就大有玩味之处了。其一,这里的“成纪”无疑就是汉成纪西魏废后、北周复置的成纪;其二,“亦迁新城”表明,不但秦州迁到了敬亲川的新城,而且成纪县也迁到了新城。那么,州城、县城一并迁治的新城在何处呢?这个,我们能找到答案。据道光《秦安县志·建置》:“显亲川亦云阳兀川(即显新川异名)何氏地掘得石刻,有‘成纪’字,是皆足征也。”是说显亲川何氏地掘得有“成纪”字样的石刻。1965年,秦安叶堡乡杨家沟唐墓发现刻字砖一块,可辨认部分有“□(秦)州成纪县安乐乡安乐里”字样, [11] 两者结合足证唐成纪就在今秦安的显亲川。魏晋之显亲川,唐之敬亲川(因避唐中宗李显讳而改),明清之阳兀川,今之显亲川,名异而地同。秦安叶堡乡至今有一名“金城”的行政村(属显亲川),当正是“新城”所在地。地震大灾过后,人们最希望安居乐业,将“新城”所在地命名为金城里,取“固若金汤”之意,自在情理之中。
在将迁到“新城”的成纪定位之后,我们再来找未迁之前的成纪身处何地。贺次君《括地志辑校》有言:
成纪,汉县,在秦州成纪县北二里。 [12]
就是说在迁至新城的成纪县北有“成纪汉县”或者说新旧成纪县相隔二里。《括地志》,唐太宗子魏王李泰领衔撰,贞观十六年(642年)表上,南宋时亡佚。我们所引则是今人之辑佚本。或有疑问,你考证的是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地震之后新城和故城位置,何而能引93年前的著作。其实,我们所引所谓《括地志辑校》之言实为《史记正义》作者张守节之言,为《括地志》辑佚者误入者。张守节“正义”以详释地理取胜,而其释地理又多依《括地志》,《括地志》则得“正义”而部分保存,而张守节语和《括地志》语多混同而后人不辨也是常事。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成纪凡六见,两条说李广、李蔡乃“陇西成纪人”,四条说汉文帝十五年“黄龙见成纪”相关事,其中卷28《封禅书》事关“成纪”一语下引《史记正义》注“案:成纪,今秦州县也。”卷109《李将军列传》事关“成纪”一语下引注“成纪,秦州县”。卷111《卫将军骠骑将军列传》事关“成纪”一语下引注“秦州县也”。四库全书本《史记正义》则于《封禅书》事关“成纪”一语下注“成纪云秦州县也”,《李将军列传》事关成纪一语下注:“成纪,秦州县。”今人张衍田之《史记正义佚文辑校》为“正义”辑本集大成者,本书于《孝文本纪》事关“成纪”一语下引“正义”注云:“……成纪,在秦州县,本汉县至今,在州北二里。” [13] 又对第一个“在”字加按语云:“在,《封禅书》黄龙见成纪句,《正义》云‘成纪,今秦州县也。’当以‘今’是。” [14] 张衍田的辑本重点参考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和水泽利忠的《史记会注考证校补》,此“成纪”条依据的所谓“南化、幻、谦本”均是泷川、水泽引日本所藏北宋之前《史记》三家注本,基本上保存了包括《史记正义》在内的三家注的真面目。《史记正义》凡引《括地志》都标明“括地志云”字样,不标加“案”字则是张守节自注。《史记正义佚文辑校》引《孝文本纪》的这一条关于“成纪”的注就不标“括地志云”,则是张守节自注无疑。现在,我们再对照《括志志辑校》“成纪,汉县,在今成纪县北二里”语,即可辨其所谓《括地志》文则完全是张守节注文,而《史记正义佚文辑校》所辑之张文则在辗转流传过程中将文字间顺序完全颠乱,几不可读。《括志志辑校》所谓《括地志》文则正是张守节《史记正义》文之正装版,将它们抄在一起就很好甄别。
《括地志辑校》:成纪,汉县,在秦州成纪县北二里。
《史记正义佚文辑校》:成纪,在秦州县,本汉县至今,在州北二里。
两项比较,第一条13字,第二条16字;第二条比第一条多出“本”“州”“今”三字,而“本”“今”两字外,“州”在第一条中有包含,“本”“今”两字放到第一条中相关位置可使语义更妥贴。可见分列两书中的佚文都是张守节的自注文,第二条只是词序错乱而已。两厢合并,拨乱反正,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条关于《史记正义》“成纪”注的佚文:
成纪,本汉县,在今秦州成纪县北二里。
这就是说在迁至“新城”的今成纪县北二里处有“成纪,本汉县”。
本文第二部分已讨论清楚,按吕伯度的进路线,汉成纪县只能在今甘肃静宁境内古瓦亭水支流成纪水河谷,和今秦安县无涉,秦安虽和静宁相连,而“新城”即金城里成纪之北二里绝不会到成纪水(今李店河)河谷。反过来说“在今秦州成纪县北二里”的“成纪”绝不会是汉成纪县。张守节《史记正义》成于唐开元二十四年,即《旧唐书·地理志》所谓“成纪亦迁新城”两年之后,对他那个时代的“今”成纪县治所理应是清楚的。所以,“在今成纪县北二里”的所谓“成纪,本汉县”当正是北周所置的成纪了。北周至于开元,过去近200年,又成纪本汉置,中经废立,误北周成纪为汉成纪也情有可原。对这个成纪的位置,甘肃联合大学马志荣先生、秦安县志办王文杰先生有详考,王文杰先生还做了实际调查,认定在秦安县安伏乡安伏川,并言有残留城址和“安伏家的一座城,叶家堡的半个盆”等民谣。 [15] 不过,马、王二先生以安伏川之成纪为汉成纪,这是大有商榷余地的,原因上文已阐明。我们取马、王先生考定“在今成纪县北二里”的地望“小坑川”即安伏川,而不取其汉成纪在小坑川即安伏川的观点。这是误北周成纪为汉成纪也。安伏川与显亲川相连,为山间盆地,“西靠阳极山,东依锦带山,南接玉钟峡,北带锦带峡,因此,今称安伏盆地。盆地由葫芦河一级阶地构成,阶面海拔1270米左右。葫芦河东岸保留有较完整的二级台地”。 [16] 盆地伏家洼堡子梁之阳坡古有女娲宫,疑正是《水经注》注瓦亭水支流石岩水时“水出北山,山上有女娲祠”之女娲祠所在。盆地之南的玉钟峡,古称显亲峡,有伏羲女娲成婚和伏羲演画八卦的传说。这些事实又和《隋书·地理志》“成纪,旧废,后周置。有龙马城、仙人峡”隐义相对。仙人峡盖显亲峡,而龙马城则显然是因龙马负图、伏羲则之而画卦之传说而得名。以此可论定,《旧唐书·地理志》言成纪“旧治小坑川”之小坑川正是安伏川亦即安伏盆地,也就是北周成纪之治所。
对这一论题,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卷24《附考三》很敏锐地指出:
《旧唐书》“志”,成纪旧治小坑川,开元移治敬亲川。敬亲即显亲也。小坑川似即后周重立成纪之治所。
本志的主纂者伏羌王权、秦州任其昌为名扬陇右的硕彦鸿儒,精于考证史事,其功力由此可见一斑。世人以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为良志,良有以也。
本节最后再附几句。唐开元二十二年的大地震,震中在秦州之藉河川,秦州破坏严重,惊动朝廷,《资治通鉴》卷214,玄宗开元二十二年载:“二月壬寅,秦州地连震,坏公私屋殆尽,吏民压死者四千余人,命左丞相萧嵩赈恤。”秦州于是移治于成纪敬亲川。由《旧唐书·地理志》“成纪亦徙新城”一语知,秦州移治之地和北周成纪所徙之地俱是新城,即今秦安县叶堡乡的金城村。秦州地震,“坏公私屋殆尽”,百里之外的安伏川北周成纪也当波及,“亦徙新城”也说明“坏公私屋殆尽”,大震过后,余震不断,作为抗震救灾措施,秦州之北迁原本需要,但属临时安置措施,因此,数年之后的天宝元年又迁回了原治地上邽。而北周所置成纪就在新城“定居”了。显然所谓“新城”是地震之后所建,并不是原有的。至“新城”为何要选择《旧唐书·地理志》所言的敬亲川,这是由卜者占祸福、阴阳看风水等因素即现代人所说的“迷信”决定,我们无从知其祥。但要清楚,当时秦州治地在震,成纪之敬亲川必然也在震,破坏程度大概是差不太多。
明确见于史册,秦州始置于晋武帝泰始五年(269年),时州治在冀县(今甘肃天水市甘谷县西),中暂废,惠帝太康七年(286年)再立秦州,秦州州治、天水郡郡治一并迁移上邽,即今天水市城区。南北朝社会动荡,而秦州治所始终未变,到了唐代因地震而州治临时北迁。
《旧唐书》卷40《地理志》“秦州中都督府”条说:
开元二十二年,缘地震,移治于成纪之敬亲川。天宝元年,改为天水郡,依旧部督府,督天水、陇西、同谷三郡。其年,复还治上邽。乾元元年,复为秦州。
《新唐书》卷40《地理志》“秦州天水郡条”说:
中都督府,本治上邽,开元二十二年以地震徙治成纪之敬亲川。天宝元年还治上邽。大中三年复徙治成纪。
说明一下,入隋,州郡县三级制变为州县或郡县二级制,有州的时候没郡,有郡的时候没州,州郡名称时有转换,有时称秦州,有时称天水郡,秦州和天水郡并没有统辖关系。上引《新唐书》秦州和天水郡是并列关系,并非像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样是秦州领天水郡。在秦州和天水郡之间加一顿号就明确了。中华书局标点本在二者之间不加标点,作“秦州天水郡”状,容易使人犯糊涂。
两唐书上有一点说得很明了,秦州之北迁又南移,全是因地震而致,是年为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3年)。《旧唐书》卷8《玄宗上》说:“(开元二十二年)二月壬寅,秦州地震,廨宇及居人庐舍崩坏殆尽,压死官吏以下四十(千)余人。殷殷有声,仍连震不止。”又,《旧唐书》卷37《五行志》:“开元二十二年二月十八日,秦州地震。”又,《新唐书》卷5《玄宗皇帝纪》:“二月壬寅,秦州地震,给复压死者一年,三人者三年。”又,《新唐书》卷35《五行志》:“开元二十二年二月壬寅,秦州地震,西北隐隐有声,坼而复合,经时不止,坏庐舍殆尽,压死四千余人。”四条资料说的都是一码子事——秦州大地震。据估算震级达7级,烈度9度。 [17] 地震破坏力很强,廨宇即官员办公室及居人庐舍即民房“崩坏殆尽”,压死官民4000余人。州署官员没有了办公室,于是迁往“成纪之敬亲川”寄治“新城”。寄治是权宜之计,因此,天宝元年(724年)即在“成纪之敬亲川”寄治9年之后又还治原地上邽,想必是上邽之城垣已修复,官舍已建成,故还治。就是说秦州治北迁又南移了,线索是很清楚的。
没想到《新唐书·地理志》在说完“天宝元年还治上邽”之后,又冷不丁地添了一句“大中三年复徙治成纪”,而又不提此次“复徙治成纪”之后何时迁回上邽,《宋史》也没有明确的记载,于是一连串的问题就来了。
秦州于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二月陷落吐蕃,而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沦陷吐蕃的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驿藏、木峡、制胜、六盘、石峡、萧关等七关守将归顺唐朝。同年七月,唐风翔节度使李玭接收秦州。唐升秦州防御使为秦、成两州经略天雄军使。等待了87年之久,陇右重镇秦州光复,而为何要在收复的当年将州治要从当“关陇之会、介雍梁之间”的藉河谷地地迁到相对次要的敬亲川呢?要知道,有唐一代,长安西去,经陇坻(又称坂),取道秦州、渭州、临州、兰州、凉州而通西域之道是东西交通的主干道,唐玄奘西行取经、高适游幕河西、岑参赴安西、杜甫之流寓秦州均经此道。秦州等陇右诸州收复后,宣宗颁《收复河湟制》有云:“秦州至陇州以来道路,要置堡栅,与秦州应接,委李玭与刘皋即便度闻奏。商旅往来,与贩货物,任择利润,一切听从,关镇不得邀诘。其官健父兄子弟通传家信,关司并不得邀诘阻滞。”严耕望先生对此的评论是:“置堡栅与秦州接应亦委凤翔节度,并明述官商交通情形。亦正见凤翔至秦州为大道也。” [18] 宣宗的诏令是对新复沧陷区人民的惠政,特地强调收复秦州的凤翔节度使李玭等人便宜行事,在要害之处置堡珊以保证秦州至陇州即陇坻道的畅通,政府没有任何必要将丝绸之路重镇秦州的治所迁往他所。否则,如何保证途经秦州的关陇大道畅通。《新唐书》“大中三年复徙成纪”的说法是有必要怀疑的。此一颇显唐突之语,疑其上下均有脱文。
然而,正是有了《新唐书》的这一说法,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隋唐五代时期”分册统统将唐开元之后、北宋之前的秦州标在“成纪之敬亲川”。 [19] 而学术界也是众口一辞,认定北宋之前包括五代十国在内,秦州治所一直在开元二十二年成纪亦迁新城的“成纪之敬亲川”的金城里,即秦安县叶堡乡金城村。事实胜于雄辨!我们有资料证明,秦州在宋之前治在今秦安县境的看法是大错特错的。我们的资料就是晚唐诗人许棠的诗作。许棠(822年—?),字文化,宣州泾县(今安徽泾县)人。咸通十二年(871年)进士。历泾县尉、虔州从事、江宁丞等。有诗名,为“咸通十哲”之一。今《全唐诗》卷597、598收其诗两卷计154首。由其诗我们得知许棠曾于中进士之后的某年奉命来秦州,一路上都有诗作,如《陇州旅中书事寄李中丞》《过分水岭》《陇上书事》《塞下二首》《题秦州城》《隗嚣宫晚望》《成纪书事二道》《边城晚望》等。 [20] 从诗题即可看出许裳是由陇州过分水岭(即陇坂)到达秦州的,走的就是唐代直至宋繁盛不衰的陇坻道。兹录几首:
陇山高与鸟行齐,
瞰险盘空甚蹑梯。
云势崩腾时向背,
水声鸣咽若东西。
风兼雨气吹人面,
石带冰凌碍马蹄。
此 去秦 州别无路,
隔岸穷谷却难迷。
圣泽滋遐徼, 河隄四向通 。
大荒收虏帐,遗土复秦风。
乱烧迷归路,遥山似梦中。
此时怀感切,极目思无穷。
东吴远别客西秦,
怀旧伤时暗洒巾。
满野多成无主冢,
防边半是异乡人。
山河再阔千余里 ,
城市曾经一百春 。
闲与将军议戎事,
伊兰 犹未绝胡尘。
蹉跎远入犬羊中,
荏苒将成白首翁。
三楚田园归未得,
五原歧路去无穷。
天垂大野雕盘草,
月落孤城角啸风。
难问开元向前事,
依稀犹认隗嚣宫 。
西顾伊兰近,方惊滞极边。
水随空谷转,山向夕阳偏。
碛鸟多依地,胡云不满天。
秋风动衰草,只觉犬羊膻。
打住吧!结结实实当文抄公的目的有五:其一,想说明许棠来秦州的路线就是陇州—分水岭—秦州;其二,想说明此线路就是丝绸之路东段的南路,其至晚唐依旧繁盛,而此路是沿渭水而上的,必经渭河南岸支流藉水谷地秦州;其三,想说明《成纪书事二首》的“伊兰犹未绝胡尘”,《隗嚣宫晚望》的“西顾伊兰近”之“伊兰”即伊州(今新疆哈密)兰州(今甘肃兰州)正是秦州西向直通西域之丝路重镇,也可证秦州的位置原地未动;其四,让大家感受一下杜甫《秦州杂诗》“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的秦州城在“山河再阔千余里,城市曾经一百春”,即吐蕃统治八十余年光复之后的边塞氛围;其五,最终想说明,诗中的秦州、成纪、隗嚣宫本在一地,根本不存在《新唐书》秦州“大中三年复徙治成纪”之事。现在再看《成纪书事二首》之二的最后两句:
难问开元向前事,
依稀犹认隗嚣宫。
隗嚣宫乃西汉末年成纪人隗嚣所建之宫室,遗址在今甘肃天水市区的北山,北山至今有皇城堡、皇城村。隗嚣败后,宫室所在改建为崇宁寺,杜甫《秦州杂诗》“秦州城北寺,传是隗嚣宫”正是其地。隗嚣宫位置是定死的,不在秦安敬亲川之成纪,而在秦州之成纪。许棠在成纪“依稀犹认隗嚣宫”只能说明晚唐之时,不但秦州治所在“天宝元年还治上邽”之后原地未动,而且敬亲川之成纪也于某时迁到了秦州治所。
那么,成纪是何时由葫芦河(古瓦亭水)水流域的今秦安叶堡乡金城里南迁的呢?《元和郡县志》秦州之“成纪县”条说:
成纪县中。东南至州一百里。本汉旧县,属天水。伏羲氏母曰华胥,履大人迹,生伏羲于成纪,即此丘也。周成纪县,属略阳郡。隋开皇三年罢郡,县属秦州。皇朝因之。
瓦亭川水,东去县一十五里。
似可证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1年)成纪在瓦亭水流域东南至州一百里的今秦安境敬亲川。其实,此时的秦州或成纪都是吐蕃辖区,元和志是在追述皇朝之盛,并不是在写元和时的实情。元和后的长庆二年(822年)大理寺卿刘元鼎出使吐蕃,归来后,成《使吐蕃经见纪略》,有言:
元鼎踰 成纪、武川,抵河、广武梁 ,故时城郭未隳,兰州地皆秔稻,桃李榆柳岑尉,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观。至龙支城,耋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倾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言已,皆呜咽。 [21]
广武梁即今兰州市西固区之河口,武川历来没有确论,注者多谓“不详”。其实,此武川即《水经注》渭水段之“武城川”或“武阳川”之简称,如“街泉亭”简称“街亭”“秦州城”简称“秦城”之类。武阳川是今甘肃武山洛门镇和武山县城之间的川道,自古是古驿道所在,是由秦州经渭州,去临州、兰州的必经之道。武城川即今武山县的山丹川,经此可通岷州等地。相较而言,武阳川是正道,而武城川是岔道,故刘元鼎所历之武川当正是武阳川。武川、广武梁、兰州位置确定,则可断定刘元鼎出使吐蕃之路必是陇坻道,所经之成纪和秦州为同一治地。依此,在长庆二年之前成纪治所就在今天水市城区,所谓秦州成纪。至于什么时候南迁的,资料缺乏,不好判断。这里,我们大胆地设想一下。唐代宗宝应二年河西、陇右完全沦陷吐蕃,其后的某一年吐番废秦州治所上邽为镇,于是迁成纪入郭作为秦州的首县。《太平寰宇记》“秦州条”有言:“元(原)领县五,今六,并四寨。成纪、陇城……上邽废为镇,伏羌为寨。”或据此将上邽废为镇的时间定在宪宗大中三年收复秦州之时,这是缺少依据的。本书“秦州条”还有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成纪原在旧州南一百里”,估计“南”乃“北”之讹,应是“成纪原在旧州北一百里”才符合实情。
做了上述论证之后,我们再补充几条五代十国时候的资料以为旁证。五代王仁裕,乃关陇著名文人,先后在前蜀、后唐等朝廷任职,先后任前蜀秦州节度判官9年、后唐秦州节度判官3年,入仕之前长期在秦州生活,对秦陇掌故非常熟悉。其笔记体著作《王氏见闻录》《玉堂闲话》多记秦州故事,从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出来——五代时的秦州就在魏晋时的原址即今天水市城区,而非秦安“成纪之敬亲川”。试举几例。
(1)《太平广记》卷134《玉堂闲话》“刘自然”条说:
唐天祐中,秦州有刘自然者,主管义军案,因连帅李继崇点乡兵捍蜀。成纪县百姓黄知感者,妻有美发,自然欲之,谓知感曰:“能致妻发,即免是行。”知感之妻曰:“我以弱质托于君,发有再生,人死永诀矣。君若南征不返,我有美发何为焉!”言讫,揽发剪之。知感深怀痛愍,既迫于差点,遂献于刘。
简单分析,主管义军案的刘自然是官,其办公地点是秦州的衙门里头,而能闻成纪县百姓黄知感的妻子有美发,最起码秦州和成纪在一地,黄知感能和刘自然对话并献美发于刘自然,说明黄知感就是城民。综合可得,秦州时治成纪县。
(2)《太平广记》卷140引《玉堂闲话》“秦城芭蕉”条说:
天水之地,迩于边陲,土寒,不产芭蕉。戎帅使人于兴元求之,植二本于亭台间……秦人不识,远近士女来看者,填咽衢路……盖剑外节气,先布于秦城。
盖知秦州城即秦州可简称秦城,五代之时秦州又可俗称为天水,而魏晋以来天水之名可是从未迁移的。
(3)《竹庄诗话》卷21引《玉堂闲话》“隗嚣宫”说:
秦州城北绝顶之上有隗嚣宫,宫颇宏敞壮丽,今为寿山寺。寺有三门,门限琢青石为之,莹彻如琉璃色。余尝待月纳凉,夕处朝游,不离于是。 [22]
隗嚣官的位置本节引许棠诗时已说清楚就在今天水市城区北山,遗址尚存,时有建筑构件出土。王仁裕“余尝待月纳凉,夕处朝游,不离于是”,谁还能将秦州治臆断在今秦安“成纪之敬亲川”!秦州定,则和秦州同处一城的成纪五代时就在今天水市城区无疑。又,《玉堂闲话》“道流”条提及“秦州西升观”,所谓“西升观”即纪念传说老子出关西游、成仙飞升而为之,地在今天水秦州区西南,明清名太霄观,其地有升仙台之谓,世传老子于此升仙,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山川》有载,亦可为一证。又,《玉堂闲话》“老蛛”条有“秦岳之麓有岱岳观,楼殿咸古制,年代寝远”。语,“秦岳之麓”即“秦州城山麓”,岱岳观即泰山庙。秦州古有泰山庙即东岳庙,乾隆《直隶秦州新志》言:“东岳庙,在城北凤山之首,山下有行宫。又一在北五十里凤凰山。”今存,就在今天水城之北山麓,也可为一证。
(4)《太平广记》卷241引《王氏见闻录》“王承休”条记载一则和秦州、成纪有关,荒唐且很有娱乐性的故事。说蜀后主王衍宠臣宦官王承休觊觎秦州节度使官位,便揣摩好色之徒王衍心事:“愿与陛下于秦州采掇美丽。且说秦州之风土,多出国色,仍请幸天水。”这话说到了王衍的心坎上,王承休如愿以偿被任命为秦州节度使。于是检选美女,教以歌舞伎乐,并图画倩影以急递方式传至蜀都。王衍看到美女艳画,心花怒放,选定十月三日幸秦州。时当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前蜀乾德七年,即925年。成行之日,前秦州节度判官蒲禹卿叩马泣血极谏,意在阻止,有言“……臣窃闻陛下欲出成都,往巡边垒。且天水地远,峻恶难行,险栈欹云,危峰插汉……陇水声悲,胡笳韵咽。营中止带甲之士,城上宿枕戈之人…… 麦积崖 无可瞻恋, 米谷峡 何亚连知……”后主竟不从之,按原计划北巡秦州,一路上君臣唱和,好不快活。时为中书舍人的王仁裕有诗曰:“前程问 成纪, 此去尚三千。”王衍自制诗有云:“想到 隗宫 寻胜处,正应莺语暮春天。”行至利州(今四川广元市境),后唐大军已入蜀境,王衍狼狈逃至成都,不久便成了阶下囚。王承休弃秦州奔回成都,求降不得被杀。简言之,蜀主王衍向往秦州采掇美丽,于是有秦州之行。蒲禹卿谏言中的“麦积崖”即麦积山石窟和米谷峡(“米”疑“来”之讹,秦州城下的藉以河又有“来谷河”之称)及王衍诗中的“隗宫”即隗嚣宫乃秦州之地名或景色,麦积山石窟就在今天水市东南45千米处,可证秦州在天水市城区无疑。王仁裕诗以目的地为“成纪”,可证成纪即秦州治所无疑。顺便摆一条考古性质证据。王承休有妻严氏妖艳绝伦,王衍与之私通,王承休大富大贵,和严氏有相当关系。王承休赴秦州刺史任,严氏随行,因此《资治通鉴》卷273后唐庄宗同光三年条提到王衍执意北巡秦州时言:“王承休妻严氏美,蜀主私焉,故锐意欲行。”一心想到遥远的秦州看望老情人。巧得很!1941年王衍老情人严氏妆镜即现世天水。陇上著名学者天水冯国瑞先生作《前蜀严氏妆镜歌》咏之,诗有云:“……千年古镜出天水,青铜剥落余脂香……山城何处行宫是,法物还凭野史传。秦州谣散芭蕉谢,一例妖红湿杜鹃。” [23] 冯先生并有词《眉妩·题天水所获前蜀严氏妆镜,同成都刘子健作》,天水诗人汪青(剑平)先生亦有《前蜀严氏妆镜歌序》记其始末。这一条考古性证据即能确证五代时之秦州治所就在今天水市城区。王衍诤臣蒲禹卿极谏,意欲阻止王衍秦州游乐,故刻意将秦州描绘成蛮荒之地,和穷乡僻壤等同。实际上秦州为交通要冲,殷阜之区,山川风物秀丽,有陇上江南之称,自古就是出美女的地方,谚有云,“秦安的褐子,清水的麻,天水出白娃娃”“武山的大米,兰州的瓜,天水出的白娃娃”“武山的大米,清水的麻,天水出的白娃娃”。“白娃娃”肌色上好之美女之谓也。这可作为五代时之秦治所就在今天水城区的民俗证据,王承休所言“且说秦州风土,多出国色”是有根据的。
有晚唐许棠的诗及相关资料为主证,我们可确认,根本不存在《新唐书·地理志》秦州“大中三年复徙治成纪”的故实,秦州于天宝元年还治上邽之后有唐一代就再没迁徙过。有王仁裕的文及相关资料为旁证,我们可确认,五代十国之时秦州治所依旧未动,其和唐天宝后南移附郭的成纪县同在今天水市城区。或误认为吐蕃占领陇右之后大肆毁坏城池,以牧易农,实际上吐蕃在陇右推行吐蕃化政策是实,军政首领由吐蕃人担任且名称有变化,但州县还是存在的,如《太平广记》引《玉堂闲话》“石从义”条有“秦州都押衙石从义家,有犬生数子。”都押衙即是吐蕃职官。估计《新唐书·地理志》“大中三中复徙治成纪”上下脱文,本要说的是成纪徙秦州,结果成了秦州徙成纪。道光《秦安县志·建置》即认为大中收复,徙成纪倚州。其实,我们已通过刘元鼎出使吐蕃事证在大中收复之前就徙成纪州了。要之,这和上邽废为镇徙清水县(今清水县上邽乡)有关,置此不论。
综上,成纪自汉建县,前后四迁至今甘肃天水市城区,进程为:今静宁治平川迁至仁大川是第一迁,俱在成纪水河谷,时在东汉以后;西魏废成纪县;北周在今秦安之安伏川重置成纪,此是第二迁;唐开元二十二年因大地震成纪再迁显亲川之金城里,即今秦安县叶堡乡金城村,此是第三迁;天宝之后的某年盖吐蕃统治之时再南迁至今天水市城区,为秦州治,此是第四迁。第四迁之后,相对稳定,宋元因之。明洪武二年(1369年),省成纪入州。《明史·地理志》秦州条说:“秦州,元属巩昌总帅府。洪武二年属府,省州治成纪县入州。”成纪县废,衙门改制为城隍庙,祀汉刘邦将军纪信,至今巍然坐落在天水市区。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山川》说“成纪废县,州治西五十步,即今城隍庙处。”者是。
至于秦州治,唐开元二十二年缘地震北迁成纪显亲川金城里新城,成纪县同时南迁至新城,即今秦安叶堡乡金城村,9年之后的天宝元年迁回原治地上邽即今天水市城区,从此固定未动。民国二年(1913年),推行省县二级制,撤秦州设天水县。因秦州治所晋之后长期在今天水市区,人们往往依旧雅称天水为秦州,今天水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名秦州区,以“秦州”命名的商铺、宾馆、饭店等更是随处可见。
有关成纪南迁,秦州北迁的文章也颇有一些,本文为了能尽量简短一些,未列其观点,有些你说你的,我说我的的味道。但我觉得,我们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唐代天宝元年秦州迁回原治之后原地未动,成纪最起码在晚唐之前已迁到秦州城之后,再就没必要征引那些将成纪迁秦州时间定在北宋,而考定是太平兴国年间抑或元丰年间之类的文章了,也没必要证引将秦州迁回原治地定在北宋初的文章了。没有必要将误入歧途的文章批上一通再摆自己的观点,毕竟建设要比破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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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