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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际春
历史文化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属于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范畴。在我国，由于受苏联地理学术思想“二元论”的消极影响，曾长期否认经济地理学之外人文地理学其他分支学科的合法地位；加之在批判唯心主义“文化史观”的同时，又受到“左”的束缚而存在认识的片面性，致使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近年来，随着新学科的不断出现和“传统文化热”的兴起，历史文化地理方面的文章和论著也相继问世。但在理论与方法上，以及研究内容的科学性上还存在明显欠缺和不足。为此，本文试就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内容和任务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推动这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
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它自己的研究对象，“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对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 ［1］ 。历史文化地理学所要研究和解决的主要矛盾就是历史时期文化发展与地理条件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历史文化地理学就是研究历史时期及其不同发展阶段，人类文化的各种现象和事物的空间组合与地域分异的地理特征及其变迁规律，探讨人类文化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揭示当代文化现象、文化类型、文化景观和文化区域在历史上的地理背景和成因的学科。
历史文化地理学所研究的各种文化现象和事物，主要包括各种文化或各个地区文化的起源、扩散传播的空间分布，以及文化区域的形成、伸缩转换的地理特征，文化景观的剖面结构和变迁的地理规律等。这种从历史地理角度所进行的文化地理的研究，同其他邻近学科的文化研究有显著的区别。它既不同于从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去探索人类文化现象发生、发展和演变规律的文化史研究，也不同于侧重从社会因素所进行的社会集团和社会类型空间结构与地域分布特征研究的社会地理学（有人称其为社会文化地理学），亦不同于从生态学观点研究人类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生态地理学。尽管这些学科的研究有助于历史文化地理的学科建设和研究的深入，甚至彼此之间相互交叉渗透又彼此推引，但由于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出发点不同，所以它们不能代替或包含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涉及人类历史时期那些诸如从语言的、民俗的、民族的、宗教的、艺术的、聚落的、城市的、政治的、经济的等角度进行的地理学研究，则分别属于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侧面。虽然其中一些学科已发展为独立的分支学科，但仍然也是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对象。因为文化的形成和展布，既有外在物化形态的存在形式，更有内在精神风格的体现，它是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及文化的创造者——人共同构成的复合体。只有将这种文化复合体同文化展布的空间场所联系起来综合考察，才能反映出一定阶段或一定空间的文化全貌。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并非只是局限于对某一现象或某一事物的细节描述，它往往更着眼于从“地球表面历经岁月发挥着作用，且在空间上有差异的文化”进行全面宏观的把握。历史文化地理与上述构成其侧面的相邻学科和分支学科，体现着一般与特殊、综合与具体、宏观与微观的辩证关系。当然，从事历史文化地理某一侧面的微观纵深的研究，同样也会取得富有价值的成果。微观与宏观相结合使整体和局部相辅相成又互为促进。唯有从文化的各方面去探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才能更好地揭示文化在人类历史各发展阶段前后演进累积的地域和时代的地理特征。把文化特性和自然特性摆在时间与空间的立体座标中的宏观综合研究，充分显示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汇通互进的发展趋势和科学方向。
历史文化地理学与现代文化地理学在时间界限上前后相继。在理论意义上，现代文化地理的一切研究对象，都属于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范围。但历史文化地理毕竟研究的是现代以前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和文化环境，因而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也必然存在差异性。现代文化地理虽然包括精神文化的内容，但更侧重于物质文化景观的研究。历史文化地理则由于古代文化事物及景观的变迁和湮没，大多已不易复原，而偏重于对大量保存于文献资料中的精神文化的地理研究。
根据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对象，要求我们在考察文化对自然环境、人类社会和人类行为诸方面的影响时，必须从文化地理的静态结构和动态结构、区域综合性特征以及生态平衡等层次和原则出发，去研究和解决问题。文化地理的静态研究，可以从文化在一定阶段、一定区域呈现的分布状态和结构层面的地理特点中，反映出一个国家、民族或一个地区文化发展的地理剖面。文化地理的动态结构，则通过文化在某一地域空间的起源、演进，文化扩散辐射和交流融汇的空间指向，以及文化认同和分异的区域轨迹，揭示人类文化历史发展中继承与积累、衰减与增益、趋向与转换的空间差异、地理基础及其影响。文化的区域综合性地理特征，就是在静态和动态的不同历史文化地理层面的分析基础上，又从文化生成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和社会制度环境方面进行全方位考察。生成文化的自然环境就是人类通过改造、利用，为其提供文化生活的物质资源和活动场所的地球表层系统，它是构建文化的地理环境；经过人类改造利用的地理环境即“人化的自然”，也是文化的一部分。社会经济环境是人类改造自然中以创造物质财富所形成的生产条件，如工具、技术和生产方式等，是人与自然发生直接关系的产物。社会经济环境本身既是广义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狭义文化生长的土壤和物质前提。社会制度环境是人类创造的为其文化活动提供正常运转的组织条件，如社会组织、机构和社会制度等结合而成的体系。它也是广义文化的一部分，又是狭义文化成长的社会组织前提。要把握文化发展的真貌，必须了解该文化得以生长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并进行全面综合的考察，才有助于透过文化的多棱镜面而抓住其本质特征。文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实际上是地球表层系统中最主要的成分——具有文化属性的人同自然界物质和能量输入与输出的交换关系的平衡调适。人类文化的创造活动，始终是在同地理环境诸要素间物质与能量的代谢、转化和信息交流的过程中进行的。文化既是人与自然矛盾斗争的对立统一物，也是人与自然相互联系的中介；同时，文化的成长和取向，又决定着人地关系的调适状态和发生联系的广泛程度。如何使人类与环境在生态系统中保持一个合理协调的状态，是历史文化地理学包括人文地理学其他分支共同攻克的重大课题，也是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 ［2］ 的生命力所在。
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所确定的科学研究范围，主要包括历史时期文化的起源地、文化传播和文化区域、文化景观的空间地理分布，以及文化与地理环境、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
一个文化区域的出现、成长和定型以及兴衰转换，往往同文化源地、文化传播密切相关。由于地理条件的差异，人们在适应、认识、改造和利用地理环境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也就自然具有区域空间差异，并以文化的物态形式、精神风貌和行为的、心理的以及意识的层面，体现出不同的结构形态特征。剖析文化源地、文化传播和文化区域的空间差异及其地理特征，是认识文化区域分异和形态特征的根基所在。
在人类文明曙光初露之时，原始文化孕育诞生的空间区域就是文化源地。学术界把文字的发明、城市的建立和金属器具的制造看作是一个“原生型”文化形成的标志。它是一种文化的最初面貌和地域特色的典型代表。探索和复原人类文化源地，最能清晰地把握该文化同地理环境直接相关的本来面貌，并循着这一文化伴随社会的前进，不断承袭积累、融汇增益、派生分异和兴衰转换的运动轨迹，揭示和复原出不同发展阶段一个个文化发展的地理剖面。通过对同一地区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不同地区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文化剖面的比较分析，显示出文化剖面所呈现的文化密度、质量、程度和成分的地理差异。由此不仅可以得出该文化发展变迁的规律，而且更能破译文化结构日趋复杂，文化与环境间物质与能量交换随之深广的状态下，两者信息反馈及其变量的调适程度，从而为当前评价和设计合理的区域文化布局及其结构形态提供地理基础的有益参考。
研究和评价文化源地，应该抓住源地的形成与划分、演变过程以及对现代文化的影响。考察文献资料尚处空缺的远古时代文化源地的形成，必须注重物质文化资料的研究。原始居民同一部族或集团的生存区域及活动空间，同一种文字的创造和使用范围，有着内在联系或相同的工具、器具等文物化石的发现范围；还有口碑相传又经后世记载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宗教禁忌、图腾崇拜的传布区域等，都是我们确认文化源地形成和划分源地界限的有力证据。而原始居民的居住形式、房屋建筑、聚落规模和结构以及分布的密度，工具的种类、性能、材料以及农、牧、手工业遗址遗物等，既是我们判定文化源地“原生型”文化的内涵、特征和先进程度的根据，同时也是评价该源地文化地域风格的出发点。因为当原始居民开始了定居生活之后，其文化才有充足的物质创造前提和展布空间，才能使文化创造同地理环境密切结合而表现出地域特点。中华文化多源中心的态势，正是文化发展与地理空间两相结合的反映。有人将中国原始文化的起源划分为“六大区系”“七大区域”或“八大区” ［3］ ，实际上这些区域相近的良好自然条件，广阔纵深的中原地区与周边区域便利的川原河谷及水流等联系通道，为中华先民们共同浇灌培育本质相同、风格又具区域色彩的中华文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基础。后来广泛活动于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炎黄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密切交往，碰撞融合，共同创造了华夏文化。中原地区作为中国文化的中心源地，从此海纳百川，兼容并包，最后汇为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以极强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哺育并维系着中华民族大家庭，历经数千年而不衰。虽然自隋唐以降这里失去了经济重心的地位，文化发展也被江南后来居上，但时至今日，文化中心源地那种雄厚的底蕴和精神氛围仍深深积淀于中华民族的心灵深处，影响着国民心态和民族性格。究其原因，根植于文化源地地理基础之上而形成的文化传统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文化借助语言、文字、书籍等载体和物态形式如器具等，便可保留和携带；人类追求多重文化的需求，都使文化的传播和扩散成为可能。文化传播和扩散的方向、路线、影响程度和范围，也最易从地理空间分布中显现出来。
文化源地一经形成，文化的传播和扩散也随之开始。它往往是从源地中心向四外扩散，由近及远、由强至弱直到其波及的边界，并与其他扩展中的文化相互吸收或彼此取代。文化传播和扩散的方式不外乎自然传播和强制传播两种形式，而其途径则各式各样。一是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由于人口增长等因素需要扩大居住空间而自发进行的开发土地、拓展疆土和移民，随着人们活动区域的扩展，文化也随之扩散到他们足迹所至之地甚至更远。二是某一国家或民族出于政治的、经济的或军事的某种需要而组织的开发国土、扩展疆土和移民。如中国秦汉时代北垦河套、南开五岭和移民实边，强迫少数民族离开原始居地，以及历代在边僻荒芜地区的屯田等。三是国家、民族或集团之间发生的战争或军事征服，战争所及的地区或被征服的国家和民族，不同文化由此得以传播扩散或融合、同化以至相互取代。如中国历史上曾经入主中原的兄弟民族，往往最初在推行其民族文化最后反被汉族文化所同化；而随殖民征服欧洲文化传播到美洲和大洋洲的事例更具典型意义。四是统治阶级出于自身需要而强行移植和引入某一先进文化，如北魏孝文帝实行的汉化政策和日本历史上“大化改新”与“明治维新”。五是伴随地区、国家、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访问留学、商业贸易，宗教信徒的游历传教，人们的探险活动等，各种文化相互传播和扩散，如“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传播、玄类取经对中国佛教的发展等。六是由于自然灾害或因战争等引起社会环境突变而出现的民族或人口迁移，如由于气候的周期变冷，促使历史上匈奴、“五胡”、契丹和女真族南下，中原继之战乱而人口大量南迁，既促进了江南汉文化的迅猛发展，也使中原汉文化同兄弟民族文化相互扩散交流。
不论何种形式或途径的文化传播与扩散，无不具有明显的地理指向和空间基础。如印度佛教的东传，受中印之间深江险山的阻隔，东来西去的高德大僧除了偶尔取道海上，大多穿越高原边缘山口，沿新疆及河西走廊较为平坦的漫长旅程完成使命，沿途星星点点遗存至今的大量石窟佛寺景观，仍在昭示着昔日的艰辛与辉煌。值得称道的是甘肃西部河西地区，这里北有大漠，南隔祁连雪峰及青藏高原，使其成为东西狭长的走廊，这种地理基础上发育的绿洲农业经济也呈走廊格局。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和张赛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同样成为交通和文化的走廊，在中原王朝经营西域和维系“丝绸之路”畅通与中西文化交流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六朝时期这个文化走廊曾一度成为汉文化寄居的中心。再如中国版图的四周相对封闭的地理形势，既孕育了自成体系的中华文化，又极大限制了它扩散的空间，使其主要影响仅限于东亚一方。文化的传播与扩散，是改造和丰富原生文化结构或不同文化结构的重要因素。考察其空间方向，有助于洞悉一种文化或不同文化伸缩进退，交汇融通和增益减损的结构变化及其地理基础。随着现代交通和通信事业的发展，信息时代文化传播扩散的媒介和途径已大异于历史时期，然而，过去影响文化传播的地理因素仍多少在发挥着作用；况且探索其中的规律，不仅有益于历史文化地理自身的研究，而且对传统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现代文化进行规划布局也具有启示意义。
进行文化共性特征和区域分异规律的研究，是历史文化地理的中心任务，而区分文化个性特征是概括和抽象文化共性特征的基础和前提。一定区域盛行一定特征的文化就是一个文化区。文化区一般由其居住形式、语言体系、经济体系、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和礼仪体系所构成的个性特征而区别于别的文化区。文化区是一个大小相对的空间概念，根据不同的需要可以划分出许多等级和大小不同的空间区域，但共同遵循的划分标准则是文化差异的地理格局。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国界、行政区划界线和民族居住范围，往往是文化区域的空间界线；将构成文化的各要素的空间展布复合迭置，同样也会区分出文化区域界线。
对组成区域文化的各要素进行考察，是揭示区域文化特征的主要内容。在阶级社会里，人类的政治性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政治组织的出现从一开始就与地域联系在一起，其政治界线虽屡有变化，但一经划定，便有相对的稳定性，于是围绕这个地理单元形成共同的心态和乡土观念等文化系统。因而一个政治区同时又是一个文化区。生活习俗或风俗习惯的地域差异是最易被观察感知的文化因素。在造成生活方式或风俗习惯差别的因素中，由自然条件造成的差异最难改变，“相沿为风，相染成俗”正是这个道理。因有相同或类似民俗的群体或集团活动区域，也往往就是一个民俗文化区。语言既是传播文化的工具，也是一定文化的体现。在中国境内仅以汉语文化区为例，就存在七大方言系统 ［4］ 。语言的空间差异的产生是否与自然环境有关，目前尚难确知，但自然环境差异加强了这种空间差异则是无疑的，这从方言的空间界线以及各方言区均保留与当地环境有关的大量语汇中得到证明。其他如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宗教等各文化因素均有明显的地域差异，使区域文化特色多姿多彩。了解文化区域的地理差异，便能小中见大，整体把握其文化特征的共性与个性差异。历史地形成的文化区域空间，至今仍然是人们区分不同人文特征的代名词，如中州、齐鲁、三晋、三秦、巴蜀、荆楚、湘湖、吴越等区域概念，在目前的区域文化布局和规划以及地方文化开发中，同样富有魅力和价值。
文化的区域特性常常表现为文化景观，在一定区域，除了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山脉河流或原始森林属于自然景观之外，其他由于人类活动而出现的房屋、道路、交通工具、农田、牧场、工矿和服饰等，这些“附加在自然景观上的人类活动形态”就是文化景观 ［5］ 。在历史时期形成的各种文化景观，就是历史文化景观，它是人类文化在自然界的直接投射。因而，研究历史上原始景观向文化景观转化的过程是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职责。
伴随人类文化创造活动的开始，自然地表便随之不断被打上文化的印记。一个地区文化景观的形成过程中，由于人口和民族的变动迁移，就有各种文化迭置复加于景观之上，美国地理学家D．S．惠特尔西称此为“相继占用”。对历史上不同阶段文化景观“相继占用”的地理剖面的复原、描述，有助于揭示一定空间文化的特色，进而对相应历史阶段中文化与环境结合的程度、环境对文化的制约以及文化对环境的反作用做出恰当评价，因而受到人们的重视。陈正祥先生曾以中国三千多种地方志资料中有关祭祀蝗虫的八蜡庙、虫王庙，以及祭祀驱蝗英雄的刘猛将军庙等景观分布，成功地进行了中国历史上蝗灾分布的研究 ［6］ 。长城和大运河是至今可见的庞大文化景观，前者曾长期是历史上区分游牧与农耕文化的界线；而后者则又是联系中原王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动脉和通道。借助文献记载、考古文物和现存历史文化景观，是我们复原、描述和确认某一历史文化景观特征必不可少的手段。对历史遗留至今的文化景观的研究复原，不论它是历史长河中不断复加迭置的产物，还是某一时代单纯景观的保留，确认其时代界限是从事研究的起点，这就如同考古学上文化层的辨认与划定一样重要。否则我们所得到的认识和评价不是缺乏科学根据，就是走向错误。不论进行区域文化景观的综合复原，还是对具有典型意义的个体景观剖面进行分析，对于历史文化地理的景观特征与空间差异研究的深入都是有益的。
任何一种历史文化景观的形成必然有多种因素，在不同历史阶段发挥作用的因素也可能会有增减，但也有其长期发挥作用的基本因素。英国地理学家J．E．斯宾塞和R．J．霍华兹在《农业起源》中，通过对近代农业文化景观的研究，概括出形成农业文化景观的六个基本要素：一是经济因素，如供求规律和利润；二是对土地的分配与划分的政治因素；三是民族、语言和宗教习俗等的历史因素；四是利用土地的工具与能力的技术因素；五是品种与耕作方法改良的农艺因素；六是对自然环境感应和反映的心理因素 ［7］ 。这些揭示近代农业形成的要素和方法，对分析历史文化地理中农业文化景观的形成大致也是适用的，对其他各文化景观的研究同样具有参考和启示价值。
历史文化与环境的关系也就是环境在文化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这里所讲的环境，包括历史文化发展的社会环境和自然地理环境。列宁指出，“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的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 ［8］ ；恩格斯也曾从另一角度指出，“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 ［9］ 。这些精辟论述是我们正确地在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解决人地关系即文化与环境矛盾的钥匙。它告诉我们，进行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既不能把文化的发展同社会的、自然的环境对立起来，也不能忽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历史文化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之间的辩证关系。文化属于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意识形态范畴，文化系统中那些物质的和制度组织的部分，既构成高层精神文化发展的社会环境，如经济、政治、人口及相应的社会制度组织形态，同时又属于广义文化的组成部分。社会环境是精神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条件，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如果不注重考察构成其基础内容的社会环境条件的因素，就会偏离科学研究的宗旨。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又具有对社会环境的反作用，“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他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 ［10］ 。历史文化对于其基础组成条件的社会环境的反作用，就是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改造和制约的规定性。
历史时期一定阶段文化的空间状态，实际就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在地域上的分布。人类的文化创造活动，始终同地理环境表层系统存在着物质和能量的输入与输出、代谢与转化的双向交流关系。人类从中获得文化再造的物质与养料，同时，人类又在文化消费的过程中将废弃物以多种形式输出给环境。地理环境究竟在怎样的深度和广度影响文化的创造，取决于人类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地理环境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至于某种可能性以何种形态转变为现实性，则取决于人类的选择。或者说地理环境对于一定的文化发展具有物质的制约力，而创造性的选择功能蕴藏在人类社会的实践和文化创造之中，即人类对自然环境提供的多种可能性有自己主观的能动的选择。这种能动的选择的决定条件，在于人类一定阶段的文化因素，特别是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装备。从这个角度出发，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创造和发展提供了机遇和阻难，人类的创造性劳动即文化，才是把握这种机遇，排除或克服阻难，把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自觉力量。
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地理环境表层系统并非一个任意索取、取之不尽的资源王国，它对人类文化消费中的废弃物和能量的净化代谢功能也是有限度的。人类文化创造和环境承载双向交流的平衡状态一旦被打破，环境就会反作用于人类及其文化，危及人类的生存和文化环境的良性循环。历史上由于环境恶化导致文化源地和中心迁移、消失，文化衰落的不少沉痛教训值得记取。我们绝不能以破坏生态平衡为代价来满足人类提高文化水平的需要，否则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发展的地理前提，都会走向我们希望的反面。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员，只有从科学求实的态度出发，在不断探索、认识并遵循自然界生态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克服文化发展与环境间的矛盾，协调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才能不断获得文化发展的物质养料和动力，去创造更为辉煌的文化。
由此可见，人类和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构成了文化的重要部分，而什么样的文化又影响着人们对环境的价值判断。人类改造自然的行动中最重要的支配力量，就是文化价值水准和科技力量。文化发展的水准越高，人类及其文化同自然环境结合交流的程度也就越深广，对自然客观规律的认识和适应改造能力就越强，将环境提供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也随之越益迅速和有效。当文化的创造和发展达到形成人文传统的高度之后，文化便以相当顽强的定式和惯性，深刻久远地影响文化发展的方向，这其中既包括积极的因素，也含有文化的弊端。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弊端的克服者，历史文化地理对文化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就是要从文化的历史遗产中总结其成功和科学的经验而发扬光大，找出造成文化弊端的原因而引以为戒，进而指导现在兴利除弊，预测将来文化与环境间的发展趋向，为避免和预防未来文化与环境关系潜在的危机提供参考，使自然景观发展为文化景观的过程更加适合于人类的生存与文化的发展。
我国历史文化地理学主要问题的科学研究，是根据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在继承发扬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为形成合理的现代文化布局，塑造健康向上的国民心态和民族精神面貌，提高民族素质，解决文化发展与环境关系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创造良好的文化地理环境，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日益增长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提高的要求而提出的，它的主要任务如下。
第一，在理论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为指导，从科学实际出发，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的实际问题为中心。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既是人类财富，又有阶级属性，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我们必须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在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开展科学的研究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既防止误入“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泥沼，也不致偏向“文化史观”的方向；才能在借鉴和引入国外一切先进的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体系。
第二，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兴衰变迁的地理特点，为弘扬民族精神，加强国家稳定和维护国家统一服务。文化一经产生，就成为沟通和维系人类心灵的精神力量，积淀并附丽于一个国家、民族社会的心理深层，发挥着超越时空的趋同定工和凝聚力。“中国人”“龙的传人”，与其是政治、民族的概念，毋宁是文化的认同。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统一国家基础的奠定过程中，文化传统和文化力量无疑发挥了最重要的凝聚作用。探索历史上文化发展演进的地域差异和地理特点，必将为我国地区间、民族间文化的合理布局，人才的合理结构，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形成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教育的理想人文地理格局，提高国民素质，振奋民族精神，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和维护国家稳定和统一发挥积极的作用。
第三，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形成的整体特征和结构特点的地理基础，为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服务。中华文化几千年来扩散交流、融通汇铸的整体特征和结构特点，是历史上综合文化国情的空间反映。物质文化是精神文化发展的基础，精神文化的价值标准又决定着物质文化的趋向。总结中国文化历史上形成的地理特征和特点，有利于认清传统的和现代的文化地理国情，从而为国土开发、经济布局、交通发展和城市建设提供历史文化地理的基础参考，为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的进步，使中国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提供理论依据。
第四，研究中国文化的历史地理特色，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服务。博大绵延的中国文化，无论过去和现在，均以其鲜明的个性和地域特色，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同样，中华民族也从一切人类文化的先进成就和精华中，汲取养料，不断丰富和充实着自身。揭示中华文化绵延不衰的地理背景和地域特色，进行中外文化地理因素的比较分析，对世界了解和认识中国，中国走向世界，深化改革开放，密切中外文化和科技的交流引进，可以提供继承传统，扬长避短和融通再造新文化的异质养料；增强和扩大转化地理因素成为文化物质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它有助于我国和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与友好交往。
第五，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民族地理背景和形成特点，为加强民族团结和促进民族文化建设服务。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逐渐形成各具风格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养育了不同的文化类型；同一民族又因生活的地理环境的空间差异变化，以及文化自然规律的作用，在不同的地域或历史阶段，其文化也呈现各异的形态。“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正好反映了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探讨我国各民族和同一民族不同地域文化的地理背景和空间差异，对尊重民族特点，加强民族文化交流，移风易俗，维护民族团结和提高民族文化生活质量是有益的。
第六，研究历史文化景观的地理基础，探求历史上文化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规律和成败经验教训，为加强文化建设和优化生态环境服务。历史文化景观既是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形态标志，更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复合熔铸的结晶。通过对历史文化景观的复原研究，揭示其地理剖面的内在联系，对开发文化资源，充分发掘历史文化景观的潜力，发挥历史文化资源综合价值及优势，加强历史名城、文化古迹的保护和建设，发展旅游文化，以及总结人类文化与环境协调的成败规律，克服和消除由于环境恶化出现的问题，更好地深化文化与环境的双向交流，创造更为优化合谐的文化生态环境，将发挥巨大作用。
历史文化地理学内容丰富，涉及面极广，同其他许多人文科学相互交叉渗透。只要我们在充分收集原始资料，进行科学论证和复原的基础上，广泛参考和不断吸收相邻学科的成果，我国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无论在理论、方法和实践上，均会大有可为并形成自己的特色。资料的空间分析和时代分析是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核心和基础。统计的方法、制图的方法、历史考证的方法、民族学的方法和区域比较的方法、考古学的方法将是常用的方法。而人文地理学中已经引用的文化系统工程法、文化部门分析法、动态投入—产出法等计量方法，以及通过电子计算机制出一系列文化景观系数，进行定量分析，都会大大促进研究的科学性，并且拓展和深化研究的领域。随着时代和科学的迅猛发展，新方法和新的研究手段还会不断发现，吸收人类文化一切先进的理论和科学的方法，才能使我国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更加有益于社会的需要，才能使其自身的研究水平不断提高。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度，连绵不绝的文化传统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也是有待我们从历史文化地理角度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在我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生长积累的进程中，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典籍，为开展我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提供了系统的珍贵资料；再加上考古学所不断揭示的丰富文化层面，大量遗存的各种历史文化景观资源，使得我们拥有并世罕有的优越条件和更为宽广的学术天地。中国历史文化地理这座尚待开发的宝藏，必将通过我们的挖掘研究而结出丰硕的成果！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09．
［2］史念海．发挥中国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3）．
［3］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间题分［J］．文物．1981（5）；夏鼎．碳十四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J］．考古，1977（4）；丁季华．中国文明起源单一中心说质疑［J］．华东师大学报，1982（4）．
［4］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5］李旭旦．人文地理学概说［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133．
［6］陈正样．中国文化地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50．
［7］李旭旦．人文地理学概说［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135．
［8］列宁．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459．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574．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99．
（本文发表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