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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际春
陇右文化是在陇右这一特定地域，由独特的自然条件与人文环境孕育生成和演化发展的一支地域文化。它具有开放性与兼容性、典型的尚武精神与功利色彩、质朴性、保守性四大文化特点；又具有典型的过渡性、多元互补、变异与趋同相一致三大地域特征。陇右文化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它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与其他地域文化同生共荣、汇聚交融，共同滋养和传承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陇右文化肇端于旧石器时代，萌芽于新石器时代早期，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大地湾文化的产生为其萌芽的显著标志。中经大地湾中晚期和马家窑文化，至齐家文化时期，由于气候的变冷，以西戎、氐、羌为主的畜牧文化代之而起。接着，周人兴起陇东，秦人崛起天水，以农牧并举、华戎交汇为特征的秦文化兴盛起来，并奠定了自先秦至隋唐时期陇右地域文化的基本形态和发展格局，也标志着陇右地域文化由此形成。宋代以来，伴随单一农业经济形态的逐步形成，陇右文化由农牧并举而转向农耕文化形态。作为相对完整的地理单元，在陇右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孕育生成和发展演化的陇右文化，历经千百年来的流变整合和融通积淀，它既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个性特点，又浸润着深深的地域性烙印，它既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或亚系统，又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因而，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和中华文化的时空系统中，陇右地域文化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作为地域文化，陇右文化除具有各地域文化共有的普遍性、群体性、传承性和渗透性等共性特征外，它又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域文化的独特个性。
纵观陇右文化的发展历程，它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特点。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以大地湾文化为代表的陇右远古文化，是发达的定居农业文化。它以其较高的水准和多方面的文明成就而成为中华文明的多源中心之一，中经同中原仰韶文化大致同期的陇右马家窑文化至距今五千年前的大地湾晚期文化，已经蕴含着文明初现的种种信息。这一发达而先进的农业文化，却在距今四千年前因寒冷气候的出现而走向衰落和解体，代之而起的是与夏商时代大致同期的辛店、寺洼文化。辛店、寺洼文化的主人，就是见于先秦文献记载的氐、羌民族，其经济、文化以半游动性质的畜牧经济为主。可见自然地理的过渡性，为陇右地区发展农业和经营畜牧以及半农半牧经济的形成，提供了多种可能性。所以，农业民族、游牧民族都有可能在陇右地区一显身手，构建文化。历史上人口流动和多民族杂居，经济模式的变换与文化的转型，正是地理环境过渡性的一种人文表现，这种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成为陇右文化具备开放和兼容性的地理基础。
陇右地区是丝绸之路要道，域外文明的传入，中华文化的输出，陇右为必经之地。这种地域优势，使陇右地区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碰撞、融合荟萃的重要舞台和扩散传播的桥梁。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域内文明与域外文明的双向交流互补，既为陇右文化源源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和异质养料，又在域外文化本土化进程中不断上演着陇右地域文化的重塑与改造。农牧民族的此消彼长，中西文化的传输交流，使陇右地区本土文化的发展，在很长时期具备了开放性、兼容性的特点，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和包容性。由此可见，陇右地域文化的开放性特点，使陇右地区的文化生态具有多种选择和多样发展的可能性，一旦具备适宜文化发展的条件，各种形态的文化都有可能在这里生根发芽。这种文化发展的区位优势，使陇右文化曾长期带有多民族色彩和农牧并举的痕迹。
尚武好勇是我国古代不少地域较为普遍的风尚，然陇右等西北地区则最为典型，所谓“山东出相，山西出将”是也。陇右地区亦农亦牧的自然环境，多民族杂居、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人文环境，加之中原王朝与周边部族在陇右一带的争夺与分立，使陇右民风以好勇尚武著称。例如，先秦时期的西戎、氐、羌等民族，以游牧射猎和强健勇猛见长，秦人入居陇右天水一带后，在长期与西戎的争夺与交流中，炼就了其粗犷悍厉、劲悍质木、果敢勇猛的民族气质。秦人那种轻死重义、奖励耕战的价值追求和不畏艰险、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构成秦文化的一大特色和优势。在秦人早期文学作品《石鼓文》《秦风》中，多以歌颂本民族车马田狩和赳赳武夫的内容为主。秦人凭借这种文化优势一路走向强大，进而一统天下。秦文化所体现的基本特点，也正是陇右地域文化形成之初的原生面貌。
陇右典型的尚武风尚和文化现象，一方面与当地自先秦以来“处势迫近羌胡，民谷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的传统习俗和“天水、陇西山多林木”的环境条件密切相关，故“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 ［1］（卷69《赵充国传》） 另一方面，这种社会风尚还同秦汉国家政治、军事需要和有关制度大有关系。秦汉时期西北多战事，特别是汉武帝开通西域后，“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锐轻死之士充满朝庭。辟土广地，无不如意” ［2］（卷20武帝征和四年） 。这就为一代又一代名将的涌现和施展才华提供了用武之地。于是天水、陇西、安定、上郡等“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 ［1］（卷20《地理志》） 。羽林、期门等皇家卫队的显赫地位和易于升迁的政治优势，无疑对六郡子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正是这种社会氛围和陇右适于尚武风尚形成的人文条件，造就了陇右居民的民族性格和精神风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隋唐时期关陇集团的出现，宋与西夏、吐蕃的争锋交战都一再承袭和强化着这一习俗风尚。例如直到隋唐时期，陇右“其人性犹质木，然尚俭约，习仁义，勤于稼穑，多畜牧，无复冠盗矣” ［3］（卷29《地理志》） 的习俗风尚依然如故。陇右地区尚武风俗的盛行，影响所及，不仅表现在自秦汉以来，涌现出一批以李广、赵充国、段会宗、姜维等为代表的名将武士，而且，深受尚武风俗浸润，就连文臣学士也往往以性格刚直、文风犀利著称，如东汉愤世嫉俗的辞赋家赵壹，十六国时期曲隐为方士而臧否政事招致杀身之祸的王嘉，明代为民请命的胡忻，清代“陇上铁汉”安维峻等，他们一个个正直勇敢、爱憎分明，或犯颜直谏，或为民请命，或勇斗权贵，置个人生死荣辱于度外。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浩然正气，铮铮铁骨，正是陇右民间长期以来尚武风俗的直接反映。由此可见，尚武风尚成为陇右地域文化中长期传习和内在积淀的一种文化基因。
从自然环境和文化生态而言，陇右地区都是典型的环境脆弱地带和敏感地区。长期以来，较为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存压力，交相作用于生于斯长于斯的陇右人，从而在文化生活与群体观念中形成一种质朴实用的文化特点。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儒学的发展及其价值观念始终是中华文化最具典型意义的标志性特点。自秦汉以来，陇右文化中的儒学成分和礼仪价值体系，也始终是其文化的主体和主要的价值追求。通书诗、习礼仪、耕读传家、诗书及第既是陇右百姓的行为规范和文化追求，也是他们实现抱负，展示才华，报效民族、国家的重要途径。但是，与中原儒家文化的发展相比，陇右儒学更注重简约实用而较少繁文缛节的形式。长期而密切的文化融合与多民族交错杂居，使陇右文化兼具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长。陇右高原旷野、荒凉沧桑的环境条件和少数民族弛骋游牧、劲悍质直、率真活泼的人文氛围，共同影响和造就了陇右人质朴无华的文化特点，例如秦腔的高亢嘹亮、直白慷慨，陇右花儿浓郁的乡土气息，兰州的太平鼓和天水一带的旋鼓舞、夹板舞，其舞步动作孔武有力、粗犷威猛、雄浑简约，正是陇右文化中质朴特性在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上的集中展现。在当地生活习俗中，农业耕牧的简单粗放，房屋民居的窑洞板屋、土房热炕，饮食习惯上的多面少菜、粗茶淡饭，服饰上的简约朴素，无不是朴实风尚的直接反映。
陇右文化的发展，始终与中华文化趋同扩散和趋异转型的交替过程息息相关。唐宋以降，陇右地区由长期的农牧兼营开始向以农为主的经济形态过渡，进入明清时期，大量移民的迁入，人口的增加，植被的破坏和土地的广泛垦殖，使陇右以汉族人口和农耕文化为主的结构形态得以定型。与此同时，宋元以来，伴随国家疆域的拓展，西北边防地带的外移，中原汉文化圈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不断扩大，陇右文化则更多地汇入中原文化而趋同发展。于是，陇右文化中原有的文化个性和地域性特征渐趋弱化，而封闭保守的特点则愈益明显。
陇右深居内陆，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又相对脆弱，明清以来人口增加、土地垦殖、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生态恶化、自然灾害频发等人地矛盾及其后果日益暴露。长期的生存压力和严酷的自然条件，使陇右地区成为“陇中苦瘠甲天下”的贫困落后之区。一般而言，艰难困苦的环境条件会激发人们开拓进取和富于冒险的精神，但由于陇右地区生存条件的异常艰辛和多灾多难，当人们探索创新、改变命运的种种努力难以抵挡环境限制或收效甚微时，陇右人在群体心理和文化观念上的封闭保守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于是，恋守故土、安贫乐道、随遇而安、靠天吃饭的宿命观念和保守心态，浓厚的家族、小农意识，重农轻商、淡泊内向的价值追求，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淳朴简约的行为习尚，犹如枷锁般根深蒂固、如影随形又无孔不入地作用于陇右人，又从他们的观念和行为中一再表现出来。再加之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东移南迁，中西文化交流通道丝绸之路的衰落，陇右文化走向趋同的同时，又被边缘化，这既加大了它与中原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距，又强化了陇右文化的封闭性。长期以来，陇右经济、文化失去昔日的优势和风采，与中原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文化上的封闭性和保守性是其关键所在。
封闭性导致保守性，保守性必然导致落后和愚昧。但在陇右地区，文化的开放包容与封闭保守这两种对立排斥的特点却同时并存。这是因为一方面自先秦以来，陇右地区开放与兼容、尚武与功利的文化特点既长久存在又深深积淀于陇右文化的深层，但它又随环境条件的改变而呈弱化趋向；另一方面，伴随上述特点的弱化，陇右文化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因素却呈不断强化之势。这两种倾向是既并行存在，又呈此消彼长之势。明清以来乃至今天，陇右文化的发展状况和特征趋向，都与上述特点的相互作用大有关联。
陇右文化的个性风格和文化特点，深深根植于陇右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氛围之中，从而显示出鲜明的地域特征。
陇右文化的过渡性特点，是由陇右地区自然环境和人文条件的过渡性所决定的。
第一，陇右地处三大高原的过渡带。陇右地区位居我国内陆腹心黄土高原的西部，它西接青藏高原，北连内蒙古高原，南邻秦巴山区。这里既是我国地势第一阶梯与第二阶梯交界地带，又是三大高原的结合部。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貌形态，赋予了陇右地区复杂而独特的自然带类型。
第二，陇右自然带复杂多样，具有过渡性特点。从温度热量分析，本区自南而北或自东南向西北依次为亚热带、暖温带和中温带，以温带气候为主，亚热带仅限于陇南南缘白龙江流域一隅。与热量带相对应，由南而北依次为湿润区、半湿润区、半干旱区和干旱区，其中，以半湿润区和半干旱区为主，湿润区在陇南白龙江流域，干旱区位于兰州市以北黄河沿岸一带。在植被分布上，由南向北依次为暖温带森林、温带草原和荒漠草原，其中以温带森林和草原为主，亦即为森林草原地带。陇右地区自然带类型之多、分布之密、变化之复杂，为其他区域所少见。如果从大的自然带分布而论，陇右地区正是由亚热带向温带、由半湿润区向半干旱区、地带性植被由森林向草原过渡的地带。这种大自然带的过渡性特点表明，这里也是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敏感地带。
自然环境的敏感性和过渡性特征，对陇右地区人文环境的形成和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第三，陇右位于我国东西部与南北方的结合部。从人文因素分析，陇右地区正位居我国南方与北方、东部与西部的结合部。长期以来，陕甘两省间的陇山，曾是一条重要的人文地理分界线，中原、关中人士历来以西越陇山为畏途，视陇山之西为异域荒凉之地和游牧射猎之区。这种心情在魏晋以来的诗文词赋如《陇头水》《陇头流水歌辞》《关山吟》等作品中有集中的反映，并广为传诵。陇右南部今武都地区，先秦至秦汉时期曾作为古梁州的辖域而被看作是南方和西南地区的一部分，后来随着行政区划的变动而渐与北方陇右地区融为一体，但这一带地区向为甘川陕三省的毗邻之地和通商要道。这种独特的人文地域关系，使陇右成为我国东方与西方、南部与北部的契合点和结合部。
第四，陇右地区是多民族错居融合的舞台。历史上的陇右先民，除汉族人口以外，先后曾有先秦时期的西戎、氐、羌、周人，西周春秋时期的秦人，汉魏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的羌、氐、匈奴、羯，唐宋时期的吐蕃、党项，元代以来的蒙古族、回族、藏族等民族，他们都曾一度或长期活动于陇右地区。特别是先秦、魏晋时期的西戎、氐、羌等民族，曾是陇右地区的主体民族。而在大部分时期，陇右地区一直是汉族与各民族的杂居区。因而长期以来，陇右地区既是农牧经济与农牧文化的交错地带，也是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大舞台。与之相对应，陇右地区在明清以前，又长期是中原王朝与边族政权、统一王朝与分裂政权、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对峙争锋的前沿，政治、军事地位尤为重要。这种多民族的交错分布与融合，农牧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是陇右文化多元并呈的重要文化基础。
第五，陇右地区又是农牧经济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过渡地带。伴随人口、民族的变迁，陇右经济模式与文化形态也经历了由远古时代的农耕文明到先秦至隋唐时期的农牧并举，再到宋代以来以农为主的过渡和转型。陇右地区又是丝绸之路西出关中的第一站，中原文化的西传，域外文明的输入，陇右乃必经的孔道。在中西文化交流中，陇右既是中原文化西传的中继站，也是域外文明进入中原的预热区和缓冲带，在这种文化的双向交流传输过程中，陇右所处的特殊区位使其既发挥着重要的传导作用，又发挥着关键的化合作用，而且这一过程又给陇右地区本土文化的演化发展注入活力。不难看出，基于自然过渡性特点之上的人文条件，同样具有典型的过渡性色彩。因此，过渡性特点是我们认识和进一步深化陇右文化研究的立足点和切入点。
陇右文化在典型的过渡性特征基础上，又具有多元与互补的地域特征，这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陇右地域的内部分异形成文化的多元格局。在陇右地域内，由于自然、民族的差异，又形成了几个小的区域文化单元，六盘山、陇山南北纵列，将陇右分隔为陇东和陇中两个区域。陇中以南，以西秦岭为界，其南为陇南山区，而陇中西部毗邻青藏高原的甘南洮河流域一带，则是藏族与回族聚居之区。这种自然、人文特点，为陇右地域内文化的多元并存、互补发展提供了基础。陇东南接陕北，北近宁蒙，其文化既具三秦文化之特点，又兼草原文化之风格；陇南山区既有羌藏文化成分，又兼巴蜀文化因子；而甘南一带则为藏汉、回汉与藏回文化的交汇区。左宗棠曾说：甘肃“地当西陲冲要，南北界连藩服、荒服，汉、蒙、回番杂处其间，谣俗异宜，习尚各别，汉敦儒术，回习天方，蒙番崇信佛教，亘古至今，未之有改” ［4］（卷33《学校志·贡院》） 。这正是对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典型概括。上述三个区域又以陇右腹地陇中地区为核心，构成多元并存、融通互补、趋同一体的陇右地域文化。无论是历史上多民族的交错杂居，还是现代人口与民族的分布格局，陇右地域文化的这一特征始终存在，只是在不同时代其强弱程度稍有差异而已。
第二，经济形态的过渡性赋予陇右文化极强的互补性特征。如前所述，陇右文化在形态特征上的开放性和兼容性，自然、人文因素和人口民族的过渡性，使陇右文化成为中华文化巨系统中一个多元并呈、兼容互补的亚系统。历史上陇右地区除汉族文化之外，先后曾是羌戎文化、秦早期文化、氐羌文化和蒙、藏、回民族文化一度兴盛或多元并呈之区，无论是汉族文化还是此消彼长的少数民族文化，由于陇右人口的流动不居和民族势力的伸缩进退，使陇右文化既非纯粹的汉文化，亦非某一少数民族的单一民族文化，而呈现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生形态。这一特点本身既是文化互补的产物，也是文化具有多元优势的直接表现。例如，盛行于陇右洮河流域的山歌“花儿”的产生和流布，就是一个典型例证。据考证，它是明代初期苏皖一带汉族移民最初“定居于洮、岷、河、湟一带所唱的专用花卉作比兴的民歌”，经由当地回、汉、藏等各族人民的改造创新而形成的一种以汉语创作并演唱的歌种。“花儿”在陇右地区有河州花儿和洮岷花儿之分，前者以今临夏为中心，最初主要由回族人民所创作和传唱；后者以今临潭、岷县为中心，主要是汉族人民所创作和演唱。花儿流传至今，已成为流行于“贺兰山以南，六盘山以西，岷山以北，日月山以东这一跨甘、宁、青三省区的广阔地带，成为汉、回、土、藏、撒拉、东乡、保安、裕固等八个民族用汉语创作并演唱的一个歌种” ［5］（P89） 。我们从“花儿”的起源、创作、传唱和流行地域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是汉、回、藏等多民族文化交流互补、融通创新的产物，是文化互补性熔炼的民间文学瑰宝，因而，成为陇右各族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类似“花儿”这种经由各族人民传播、交流、移植、融通和推陈出新而催生的种种文化，是陇右文化在多元与互补状态下不断发展和演进的常态形式。
美国学者谢弗曾对唐代凉州（治今甘肃武威市）文化的地域性做过这样的评价：“凉州是一座地地道道的熔炉，正如夏威夷对于二十世纪的美国一样，对于内地的唐人，凉州本身就是外来奇异事物的亲切象征。凉州音乐既融合了胡乐的因素，又保持了中原音乐的本色，但是它不同于其中的任何一种，这样就使它听起来既有浓郁的异国情调，又不乏亲切熟识的中原风格。”这段话虽是对唐代凉州音乐中西互补的评论，但以此为比照分析陇右地区历史上文化的多元与互补性特征，其实也很恰切。
陇右文化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具有趋同与变异既相交替又相一致的地域性特征。
首先，文化形态具有变异性。如前所述，陇右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以发达的农耕文明而著称，大地湾文化即其典型代表，因而当地形成了发达的农业文化。及至夏商时代，当地居民以长于游牧的西戎、氐、羌为主，于是畜牧文化代替了农耕文化。西周以来，秦人入居陇右并渐次崛起，他们兼取畜牧与农耕文化之长，又形成了农牧并举、胡汉交融的农牧文化。隋唐以后，伴随畜牧经济的衰退和单一农耕经济的确立，陇右文化逐渐过渡为以农耕为主的文化形态并趋于定型。陇右文化经历上述形态的演变与交替，正是陇右文化富有变异性特征的典型反映。
其次，五方杂处与四方辐辏推动了文化的变异。就历史上的民族分布格局而论，先秦时期的西戎、氐、羌，汉末魏晋时期的氐、羌，唐宋时期的吐蕃、党项，元代以来的蒙古族以及回族等，都曾一度成为陇右地区的主要居民，或与汉族交错分布。因此，这些多以畜牧见长的民族，或以他们民族的文化取代当地文化，或以民族文化与当地文化相融合，这一复杂过程，使陇右地域文化既包含复杂的多民族成分，又使陇右文化更具变异性特征。从陇右区域位置而论，陇右东通关中，南连蜀汉，西接河西、西域和青藏，北达宁夏和塞上，是典型的四方辐辏之区，南方与北方，东部与西域，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在此碰撞交流，荟萃融通，并赋予陇右文化极强的变异与转型的功能，形成陇右文化的一大地域优势。
再次，陇右文化趋同倾向明显。中华文化圈经历了一个形成、扩展、定型的漫长过程。陇右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和分支，始终与中华文化处于一种同源共生、水乳交融和趋同发展的状态。早自新石器时代陇右文化肇兴之时，它与中原文化就有着一体多元的共生关系，自先秦以降，尽管由于经济形态、民族成分的变迁，陇右地域文化不断地变异和转型，但是，它并没有因为变异转型而离散于中华文化之外。相反，每一次的文化转型与变异，不仅为陇右地域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与新鲜血液，促进陇右地域文化与中华文化新的发展与飞跃；而且，它与中华文化的趋同因素也不断增多和累积。如果说长期以来陇右文化与中华文化在变异与趋同相交替的进程中同生共荣，不断壮大的话，那么，宋元以来，随着汉文化圈的扩大和定型，陇右地区则逐步由原来的国防重镇、边防前哨和中原与边族政权接触地带过渡为祖国版图的腹地之后，陇右文化的发展便转而以趋同发展为主要趋向。因此，从陇右文化发展演进的总体态势而论，它具有鲜明的变异与趋同既相交替又相统一的地域性特征。
陇右地区是一块文化的沃土，生活在这块神奇土地上的陇右先民所创造的陇右文化，以其历史久远、内涵独特、特色鲜明和影响广泛而在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陇右地区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又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陇右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同生共荣、汇聚交融，共同滋养和传承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包括陇东在内的陇右地区，早自旧石器时代起就有了人类生活的踪迹，也开始了文化的创造活动。位于平凉市东的泾川县大岭上遗址出土的尖状器、刮削器等石器，其器形和加工手段与北京猿人遗址文化相近。位于庆阳市镇原县的姜家湾和寺沟口遗址，有马、牛、鹿等动物骨骼化石和多种石器出土，其时代与“丁村人”遗址的年代相当，距今约20多万年。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在陇右已发现有庆阳市环县楼房子、刘家岔、庆阳县巨家塬，镇原县黑土梁，平凉市泾川县白家塬和天水市武山县鸳鸯镇等多处。其中，在白家塬和鸳鸯镇遗址出土的人类头骨化石，分别被命名为“平凉人”和“武山人”，前者距今3至4万年，后者距今3.8万年，其体质和特征与现代人接近，属晚期智人阶段，代表着比山顶洞人原始的早期蒙古人种类型。这说明，陇右地区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陇右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数量繁多、类型多样、文化发达，构成陇右远古文化的完整序列。陇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主要有天水市境内的大地湾遗址、西山坪遗址和师赵村遗址，这些遗址所揭示的文化内涵和文明成就表明，陇右地区的远古文化，与中原裴李岗、磁山文化同时起源，并行发展，又共同催生了仰韶文化。考古研究表明，大地湾遗址有五个文化层，西山坪遗址有两个文化层，师赵村遗址则有七期文化，其中大地湾和师赵村文化延续时间长达三千年以上，而且，上述遗址文化层互有关联，共同构成陇右远古文化的完整序列。兴起于距今8300年前的大地湾一期文化早于中原仰韶文化千年以上，被考古学家命名为大地湾文化， ［6］ 它与西山坪一期文化共同构成陇右地区前仰韶时代后期的第一阶段，西山坪二期和师赵村一期文化与关中北首岭文化颇多相似，构成陇右地区前仰韶时代后期的第二阶段，也促进了中原仰韶文化的兴起。大地湾、师赵村三至四期文化约与中原仰韶文化的早中晚期相当；大地湾五期和师赵村五至七期文化则直接孕育了陇右地区的马家窑和齐家文化。在大地湾一期文化层中，出土了多种石制生产工具和陶制纺轮坯、骨器、兽骨等，半地穴式房屋，碳化的禾本科黍（糜子）和十字花科的油菜籽，还有手制陶器和红色宽带彩陶，以及十多种彩绘符号。它说明在距今七千年前的大地湾人，已经过上了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并且掌握了原始的纺织技术并驯养家畜；带有原始性的红色宽带彩陶，正是中国彩陶艺术的先声；而十多种彩绘符号无疑是中国文字的胚胎。这些朱彩符号有的与半坡遗址的刻划符号基本一致，但又早于半坡遗址千年以上。因而，人们认为黄河流域这一时期出现的刻划符号，是由大地湾经北首岭下层发展到半坡时期形成的，在泾渭流域广大地区的民族居民共同使用的属于指事系统的符号。 ［7］ 在大地湾晚期文化层中，聚落规模迅速扩大，达到百万平方米以上，以F901和F405为代表的大房子的发现及祭祀礼仪活动的出现，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城乡分野，是“城市革命的前奏曲”。 ［8］ F901大房子由主室、东西侧室、后室、门前附属物组成，面积达420平方米，它“堪称原始宫殿式建筑”。该房子地面平整光滑，其材料由料礓石和砂石混凝而成，类似于现代的水泥地面，这与古罗马人用火山灰制成的水泥同属世界上最早的混凝土。F411房屋遗址内距今千年前的大型地画，既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且保存完整的绘画作品”， ［9］ 又是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的反映。所以，人们认为大地湾遗址的考古发掘占有中国最早的旱作农业标本、最早的彩陶、中国文字最早的雏形、最早的宫殿式建筑、最早的“混凝土”地面和最早的绘画等六项中国之最， ［10］ 这对于揭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乃至中华文明的起源都具有重大意义。以大地湾遗址为代表的陇右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以其内涵丰富、文化发达、文明成就领先而填补了许多中华早期文明起源的空白。由此可见，陇右黄土高原地区是中华大地上人类活动最早的地域之一，“是中华文明的曙光”最初绽放的地区之一。
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大地湾文化到后来的马家窑、齐家文化，陇右地区的原始先民取得了多方面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就，中华民族许多文化传承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这里。除了距今8000年前的大地湾一期文化层中出土有黍和油菜籽标本之外，马家窑文化时期的东乡县林家文化遗址出土有稷、粟和大麻籽标本，
［11］
在齐家文化时期的永靖县大河庄也有粟标本的出土。
［6］
陇右一隅之地，竟有黍、稷、粟、油菜籽、大麻籽等如此之多的作物品种发现，它充分说明陇右是我国北方旱作农业的重要起源之一。在陇右众多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除了大量石制农业工具出土之外，又有贮藏用具陶瓮、缸、罐和大袋形窑穴的发现，还有武山县观儿下石质杵、锤、研磨器及磨谷器的发现，
［12］
表明陇右地区已进入比较发达的锄耕农业阶段。与农业密切相关的纺织业在陇右地区也起源甚早，在天水一带曾发现距今8000年前的陶纺轮是全国最早的出土极少的早期纺轮之一。在大地湾晚期遗存中更有成堆纺轮的出土。大何庄34号墓出土的细纹织物被认为是纺织品，而临洮冯家坪陶器刻画有群蚕图，说明陇右早在距今4000年前已经有了养蚕和丝织技术。从大地湾文化起，猪已成为陇右先民最早驯化的家畜，此后，在西坡
、林家、大何庄等文化遗址中，有大量牛、马、羊、猪、狗、鸡等骨骼出土，可谓“六畜”俱全。这说明陇右地区也是我国畜牧业的重要起源地之一。陇右地区在齐家文化时期已进入青铜时代，而早在距今5000年前的林家遗址就出土了我国单范铸造的青铜刀。
［11］
青铜时代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和沙井文化等多支青铜文化的并存，对中华文明乃至多民族共同体的构成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国古史传说时代“三皇”之首的伏羲和女娲，“五帝”之首的黄帝相传诞生于陇右天水一带。这些中华人文初祖的事迹和文化创造活动，实际是上古时代的一定阶段中华先民文明进步和文化创造的集中展现和典型象征。伏羲氏人首蛇身，以龙为图腾，天水一带不仅有许多与伏羲、女娲事迹相关的传说和名胜古迹，而且，出土文物中也有与之相关的文化信息，大地湾人头形器口彩陶瓶，特别是甘谷西坪遗址出土的人面鲵鱼纹彩陶瓶和武山傅家门遗址出土的人面变体鲵鱼纹彩陶瓶，其图案是我国史前考古中最早见到的人首蛇身彩绘图案，被专家们认为是我国最早的龙图。这些文化信息与伏羲传说交相印证陇右地区是我国龙文化的重要起源地。相传西王母诞生于泾川回山，轩辕黄帝曾问道广成子于平凉崆峒山，又曾与中医鼻祖岐伯论医，开启了中华道教文化和医学的先河。附属于这些人文始祖的种种文化信息和文化创造，与陇右地区数量繁多、内涵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
陇右地区不仅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之一，而且在各历史时期又以文化特色鲜明、内容独特和多元互补而构成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夏商周时期，陇右地区除了西戎、氐、羌等以畜牧见长的部族之外，陇东地区和天水地区先后成为周人和秦人兴起的根据地。周先祖不窋、鞠陶、公刘在陇东一带“教民稼穑”，开启了华夏农耕文化的先河；秦人自商末至春秋以前在天水一带与西戎杂处、畜牧养马、农耕种黍，孕育了农牧并举、华戎交汇的秦文化。周人入主中原，秦人一统天下，对中华民族和文化的发展乃至中国历史发展进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溯本究源，陇右地区无疑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
历史上陇右长期是农牧民族的接触地带，多民族的交错、融合与开发，独特的区域位置和自然条件、人文环境，赋予陇右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优势。首先，形成了半农半牧经济区。春秋战国时期，秦霸西戎之后，逐步将陇右地区发展为国家的重要战马基地。自秦汉至唐宋时期，中原王朝广设牧苑，始终以陇右为战马繁殖基地或茶马互市之区，源源不断为中原政权输送战马，发挥着战马产地和国防前哨的双重功能。其次，陇右是民族融合的大舞台。先秦时期西戎、氐、羌与周族、秦人的杂处，秦汉魏晋时期，氐、羌、鲜卑、汉族的交错，唐宋时期吐蕃、党项、汉诸族的交往，元明清以来蒙古、回、藏、汉诸族的共处，谱写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开发和建设文化家园的华章。一方面，各族间通过友好相处、发展生产、互通贸易、争夺交战等方式，推动区域经济开发和文明的发展。周人兴起，秦人建国，隗嚣割据，三国鏖战，十六国霸主中成汉、前秦、后秦、后凉、西秦、仇池诸政权的建立者悉出陇右或兴起于陇右，薛举自立、吐蕃占据陇右，宋夏、宋金对峙，成吉思汗西征及病逝清水，清代陕甘回民起义，红军长征及陕甘宁边区建立等重大历史事件都主要发生在陇右，或与陇右地区密切相关，并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及陇右区域文化演替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各民族又通过文化交流、人口迁移流动、互通婚姻而相互融合发展，西戎文化、羌藏文化、西夏文化、蒙回文化与汉文化先后在陇右汇聚、碰撞、交融，一波又一波多民族文化的融通再造，不仅大大扩展和推动了陇右地域文化的发展，而且也源源不断地为中华文化输入新鲜血液和养料，丰富和扩展了中华文化的生态基础。民族融合与文化交融的交互进行，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再次，陇右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陇右东邻关中，西通西域、青藏，南接蜀汉，北达塞上，又是我国东部与西部、南方与北方的交界地带，既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又是名副其实的五方杂处、四方辐辏之区。历史上除了多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之外，中华文化的西传，域外文化的输入，陇右既是化合区，又是中继站，例如陇右大量石窟寺的出现，既是印度佛教文化传入的产物，其中外合璧的艺术风格则是佛教文化东传过程中的中国化和地方化的结晶。这种文化的传输与融通，既拓展了中华文化的领域和内容，又给陇右地域文化带来生机与活力。
陇右半农半牧的经济形态及其多民族同生共荣的多元文化，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枢纽地位，既使陇右地域文化异彩纷呈、特色独具，又不断丰富和吸纳新鲜养料，为中华文化注入活力与生机。陇右文化正是在这种双向传输创新中成为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支奇葩。
在中华文化的演化发展中，陇右文化作为中华诸多地域文化的一支，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历史作用。
在中华文明开始闪现之时，从陇右独立发展起来的大地湾文化，前开中原仰韶文化之先河，后启陇右马家窑、齐家文化之滥觞，由此开启了陇右与中原文化既和而不同又水乳交融的发展历程。一方面，在经济上，陇右半农半牧经济区作为过渡带，它既是中原农耕区与西北游牧区经济的有益补充，又是两大经济区互通有无、交流联系的天然纽带。汉唐以来，陇右以发达的牧马业而成为中原王朝的战马基地，与之相关的人文环境又塑造了陇右人典型的尚武风尚，六郡良家子、十二郡骑士金戈铁马，驰聘疆场，使陇右名将辈出，星汉灿烂，于是凉州士马称雄天下。另一方面，以农牧并举、华戎交汇为特征的陇右地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的进程中，既是中西文化传输交流的桥梁和中介，又是国内民族文化交流扩散的化合区和预热区，它既以先进的中原农耕文化为内核而武装自己，并向西北游牧民族乃至域外扩散、辐射中原文化；又兼收并蓄游牧文化乃至域外文化而壮大自身，并为中原文化输入异质养料和新鲜血液，不断为中华文化注入生机与活力。每当国家统一、民族和睦之时，陇右文化既趋同发展，又兼多元汇聚之长而得到长足进步，如以秦汉以来名将群体的形成，隋唐时期的关陇集团的出现为代表，陇右发达的地域文化为秦汉雄风、大唐气象的形成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开创了地域文化空前繁荣的景象，以致在唐代曾一度有“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之说。而当分裂战乱之际，民族矛盾空前尖锐，中原势力衰退，陇右文化便向趋异演化，其发展水平和影响则随之弱化，而其异质成分和发展潜能又在不断积聚。陇右文化在趋同与趋异相交替的演进中，与中原文化的联系日益紧密。到明清时期，伴随国家统一和中华一体的定型，陇右文化完全汇入中华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文化巨系统中一支具有地域特色和鲜明风格的地方文化。
综上所述，陇右文化以其渊源甚早、文明内涵丰富和地域特色鲜明而成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对于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具有重要意义。在历史上，陇右曾长期是半农半牧经济区，特殊的区域位置和人文格局，使其成为中原王朝的国防前哨与战马基地，又是民族融合的熔炉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在此背景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陇右文化，既多元汇聚、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又兼容开放、富有生机、充满活力。它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在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在我们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建设小康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继承历史遗产，挖掘地域文化资源，在继承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大力开展地域文化的研究、开发和创新建设，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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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