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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志》属于官修的国家地理总志，旨在“庶几体国经野，不窥牗而可知；观民省方，如指掌而斯在。”（徐乾学《大清一统志凡例》，见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1册），故而对考察一朝疆域领土之范围、所属省府州县之建置沿革、人口之发展变迁、田亩户税之增减、城市建设之兴废、民风民俗之大略、山川水域之分布、地形地貌之大势、官私教育之发展、各色人物之贡献、佛道二教之概略、地方物产之富饶、名胜古迹之风貌、民族发展与民族风情等，皆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统志》之纂修始于元，继于明，终于清。从纂修次数而言，其中元凡二修，明五修，清三修，以明修次数为最多。（牛润珍以为明代仅一修，且以清修次数为最多，与实际情况不符，故不取其说。见牛润珍、张慧《〈大清一统志〉纂修考述》，载《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自此，凡历三朝共十次纂修之《一统志》，终成皇皇巨著并沾溉学林无穷。此后再无此名，亦无再纂修《一统志》之事。
明之五修，始修于洪武三年，殆迄于洪武二十七年，名曰《大明志书》，但此书已佚，故卷帙未可知。成祖嗣位，诏纂修《天下郡县志》书，然因成祖去世而未果。代宗朝，于景泰五年诏修《寰宇通志》，于景泰七年竣工，计119卷。英宗朝天顺二年以《寰宇通志》“繁简失宜，去取未当”，故下诏补修《寰宇通志》，天顺五年成书，赐名《大明一统志》，号曰天顺本，共九十卷。（详参张英聘《论〈大明一统志〉的编修》，载《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4期）世宗朝嘉靖四十二年再增修《大明一统志》，成书于嘉靖四十五年，号曰嘉靖本，仍为九十卷。万历朝，约于万历十六年至万历四十八年之间对《大明一统志》再做增修，号曰万历万寿堂本，亦为九十卷。（详参杜洪涛《〈大明一统志〉的版本差异及其史料价值》，载《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10期）自天顺本至万历万寿堂本，虽卷数没有发生变化，但其所包含的内容则因时代不同而不断增多，其史料价值自然也就各有特色。
清之三修曰初修、曰续修、曰重修。其“初修始于康熙二十四年，历雍正朝，至乾隆八年成书；二修始于乾隆二十九年，成于乾隆四十九年，乾隆五十四年正式上呈；三修始于嘉庆十六年，成于道光二十二年”（阎光亮《〈大清一统志〉的纂辑》，载《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并由国史馆总裁、大学士穆彰阿正式上呈，自此，《一统志》之纂修经历漫长的岁月等待，终于告罄，并以完备之姿态呈现于世。康熙朝初修之《大清一统志》（康熙本《大清一统志》），自议修至书成，历经几七十年，凡三百四十二卷；“而外藩及朝贡诸国等附录其后，合起来共为三百五十六卷。乾隆九年开始刊行。”（阎光亮《〈大清一统志〉的纂辑》）乾隆朝续修之《钦定大清一统志》，对康熙本多有增补、改进和修正，“前后历时二十载，凡四百二十四卷，加上子卷为五百卷。”（牛润珍、张慧《〈大清一统志〉纂修考述》）嘉庆朝重修之《大清一统志》，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终嘉庆一朝，《重修大清一统志》未能成书”。（牛润珍、张慧《〈大清一统志〉纂修考述》）道光十六年，又敕“续纂《蒙古王公表传》《大清一统志》。”（《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051，第534页，转引自牛润珍、张慧《〈大清一统志〉纂修考述》）直到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历经三十一载始告竣，道光皇帝为之御制序文。曰：“旧典有所承而后事有所起，……兹全书告成，沿述于开国之初，增辑至嘉庆二十有五年，为卷五百有六十。”（《嘉庆重修一统志序》，据《四部丛刊续编》本）加上凡例目录两卷，则共有562卷。
上述诸种《一统志》中，清修诸本较前代所修本的价值更大，这是由时代的发展变迁、可参考资料更多、内容不断丰富完善，再加上纂修者的识断更精审等多方面的原因决定的。在清修三本里，《嘉庆重修一统志》被公认是清《一统志》中质量最好的一部，“其原因在于纂修官学风严谨，考订精审，又有前两部《一统志》作为蓝本，还有‘部、院、寺、监并各直省来册’可据，修志的馆臣根据各省提供的资料，‘采用群书，自国史外，如《日下旧闻考》《热河志》《盛京通志》《平定准噶尔方略》《西域同文志》《西域图志》《平定金川方略》《天下舆地全图》等书，旁搜博采，确切参稽’，因而内容较前两志丰富而且准确。”（牛润珍、张慧《〈大清一统志〉纂修考述》）今人张元济主持编纂的《四部丛刊续编》收入《嘉庆重修一统志》，对其评价甚高，他在为此志所作的《跋》里认为此书“居今日而治舆地之学，欲求一官本且后出而信者，宜莫如此书。”（张元济《嘉庆重修一统志跋》，据《四部丛刊续编》本）此外，由于《嘉庆重修一统志》几乎包含了前此诸《一统志》的全部内容，并广泛采择历代地理总志、方志中的内容精心剪裁编排其中，因而可称得上是有关历代地理总志及其时各地方志的集大成之作及总结性著作。迄今为止，要考察研究清嘉庆及之前古代社会之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军事、教育、民风民俗、民族种族等诸种文化现象，《嘉庆重修一统志》依然足资借鉴与参考。
《嘉庆重修一统志》的编次与编目，在其《凡例》中有说明，于编次曰：“志中编次首京师，次直隶，次盛京，次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次新疆，次蒙古各藩部，次朝贡各国，凡五百六十卷。”于其志目曰：“京师以下，每省有统部，总叙一省大要。各府、厅、直隶州自有分卷，凡所属之州县入焉。蒙古各藩部分卷，悉照各省体例，其中间有新增者，谨另标出。”（见《嘉庆重修一统志·凡例》）据牛润珍考察，“统部先有总图、总表、总叙。内地统部各省‘分野’‘建置沿革’‘形势’‘文职官’‘武职官’‘税课’‘户口’‘田赋’‘名宦’；边疆各统部叙及内容与内地有所不同，相应增叙‘属部’‘旗分’‘封爵’‘驿站’‘山川’‘土产’等不一，京师及兴京所在的盛京统部，另有‘城池’‘坛庙’‘山陵’‘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税课’‘职官’‘山川’‘古迹’‘关隘’‘津梁’‘堤堰’‘陵墓’‘祠庙’‘寺观’‘名宦’‘人物’‘流寓’‘列女’‘仙释’‘土产’二十五目；边疆各统部之属部目次略异，主要是因地制宜设置门类，在新疆统部下属部新增加了‘度漠驿站’门；盛京统部增加了‘关邮’‘城堡’‘山陵’‘行宫’门；乌里雅苏台统部属部增加了‘晷度’‘山川’‘卡伦’‘属境’‘台站’门；贵州统部增加了‘苗蛮’，记当地少数民族情况；青海、西藏不称统部，无总图、总表、总叙等项，直接记述各部的情况。”（牛润珍、张慧《〈大清一统志〉纂修考述》）这个结论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不但说明《嘉庆重修一统志》的编纂者具有思考周到全面、思维缜密、编排严谨而又灵活的特点，而且说明此《志》确实具备了徐乾学所说的“备载天下山川、郡邑、政事、风俗，用昭我皇上车书一统之盛，贯穿古今，有裨治理”（徐乾学《备陈修书事宜疏》，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1册，第238页）的特色和功用。
《广西统部》由郑绍谦任总纂官，李绍昉、蒋立镛为具体纂修者，是《嘉庆重修一统志》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嘉庆重修一统志》中，《广西统部》始于卷四百六十，终于卷四百七十四，计有15卷。虽然所占卷帙不多，但仍然较为全面而充分地反映了广西一地的人文地理、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和文化地理等诸情况，成为研究清代嘉庆及之前广西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军事、教育、民风民俗、民族种族等的重要参考资料，有些还甚至是稀见资料，尤其对各府州少数民族进行介绍的资料，综合来看就是一部精炼且难得的广西古代少数民族志，其对研究广西古代少数民族的价值不言而喻。
《广西统部》的编次及卷数安排为：首广西统部概述（卷四百六十）、次桂林府（卷四百六十一、卷四百六十二）、次柳州府（卷四百六十三）、次庆远府（卷四百六十四）、次思恩府（卷四百六十五）、次泗城府（卷四百六十六）、次平乐府（卷四百六十七、卷四百六十八）、次梧州府（卷四百六十九）、次浔州府（卷四百七十）、次南宁府（卷四百七十一）、次太平府（卷四百七十二）、次镇安府（卷四百七十三）、次郁林直隶州（卷四百七十四）。
在编目上，严格遵照《嘉庆重修一统志》的整体编排体例。广西统部前有总图、总表、总叙，后分为“分野”“建置沿革”“形势”“文职官”“武职官”“税课”“户口”“田赋”“名宦”等九个名目，对广西全省的整体情况作简要叙述。其所属十二个府州，先有分图、分表，然后列“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山川”“古迹”“关隘”“津梁”“堤堰”“陵墓”“祠庙”“寺观”“名宦”“人物”“流寓”“列女”“仙释”“土产”“苗蛮”等二十三个名目。其“苗蛮”之增设，乃是因为广西同样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借此目之设，实有助于对苗族、瑶族、僮族、侗族、伶族、山子、马人、巴等少数民族的居处、风俗等情况做出简要而精当的描述。前举之名目，除去重复，则广西所设共有二十六个。其所属各府州在名目安排上也并非都是二十三个，其全备者有六，即桂林府、柳州府、庆远府、平乐府、浔州府、郁林直隶州；其名目不全者亦有六，名目之缺或一、或二、或三、或四不等。如思恩府无“陵墓”一目，泗城府无“陵墓”“人物”“流寓”“仙释”四目，梧州府无“仙释”一目，南宁府无“寺观”一目，太平府无“陵墓”“仙释”二目，镇安府无“寺观”“流寓”“仙释”三目。这些名目的缺失自然是当时各地人文地理实际情况的反应。
《嘉庆重修一统志》之所以被学人许为中国古代社会最有价值的国家地理总志，这在《广西统部》的纂修中也可以看出来。略述如下：
首先，《广西统部》纂修的取材十分广泛，并不仅限于官修之统志或各府州方志，而是广搜博采，凡有助于说明问题、交代情况的各处材料，皆不遗余力加以采集并精心编排。其所采者，粗略分类有：一曰正史类，如《战国策》《史记·南越列传》《汉书·地理志》《三国志·吴志》《后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南齐书·志》《宋书·州郡志》《隋书·地理志》、新旧《唐书·地理志》《唐书·方镇表》《资治通鉴》及《通鉴考异》《五代史·职方考》《宋史·地理志》《宋史·沟洫志》《元史·地理志》《宋史·范贵参传》等；二曰地理总志类，如《山海经》、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宋祝穆《方舆胜览》、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或讹作《舆地胜纪》）、《元统志》《明统志》、曹学佺《名胜志》等；三曰政书类，如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等；四曰地理史料类，如晋王范《交广春秋》、晋裴渊《广州记》、晋干宝《搜神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唐刘恂《岭表录异》、唐莫休符《桂林风土记》、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宋范成大《骖鸾录》、明田汝成《炎徼纪闻》、明魏濬《西事珥》、明魏濬《峤南琐记》《舆程记》《里道记》《图经》；五曰地理考证类，如《土夷考》《城邑考》等；六曰史学理论类，如唐刘知几《史通》；七曰方志类，其引者号曰省志、金志、通志、旧志、新志、府志、州志、郡志、县志、《经略志》《土司志》等。此外，还征引类书（如宋李昉《太平广记》）、医学著述（如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文物鉴定著作（如明曹昭《格古要论》）以及各时代单篇文章，如唐咸通三年敕、唐韩愈《罗池庙碑》、唐柳宗元《孔子庙碑》、柳宗元《记》、白居易撰《严谟知桂州制》、唐吴武陵《记》、唐李商隐《桂林诗》、唐李商隐《为柳州郑郎中谢上表》、唐萧昕《送桂州刺史序》、宋唐弼《安远楼记》、宋李彦弼《八桂堂记》、宋曾巩《送李材叔知柳州序》、宋邱翔《苍梧郡赋》、宋赵善奏状、宋杜杞《邕管议》、宋狄青《贺捷表》、宋余靖《平蛮颂》《清华阁记》《新井记》、明制府厅壁记等。上述材料总计约七八十种，可谓相当丰富。对这些材料的征引，其频度也不一而足，少则仅引用一次，多则引一书至数十次（如对《土夷考》的引用就达到了四十四次，这对保存与流布《土夷考》一书显然意义重大），甚至有多达上百次者（如对《太平寰宇记》的征引就达到二百多次，其对该书的重视可见一斑）。如此丰富的材料采择入书，不仅增强了其史料厚度、其可信度，而且增强了其可读性。
其次，纂修者精于识断，能及时发现前人的错误并予以匡正，不让其再贻误后世。如《柳州府·古迹》记“循德废县”曰：“在来宾县东。《元和志》：‘武德四年，析桂林立阳德县，其年改名循德，本属柳州，永徽初，割入严州。’《旧志》：‘《寰宇记》无此县，盖五代时废。今县东南古浪山下有古浪城，疑即古县治。’又按：永徽年号在乾封前，时严州尚未置，何由以县割属？《元和志》误。”《元和郡县志》认为循德县原来属于柳州，在永徽初期则割属严州。但纂修者认为严州之设在乾封时期，而非时代更靠前的永徽时期，则循德县不可能在未设置严州的永徽时期就割属严州，由此，《元和志》关于循德县在“永徽初割入严州”的论断违背了历史事实，故而是错误的。又如《思恩府·建置沿革》曰：“汉为郁林郡广郁、领方等县地。按：府境在郁江之北，南界南宁、太平，俱为郁林故地。《明统志》作‘交阯郡地’，误。”《明统志》以为思恩府在汉代时属于交阯郡地，但纂修者认为该府的疆境自北至南，都是属于汉郁林郡故地，故《明统志》的结论是错误的。这样的纠误，实事求是，对《明统志》的利用当然是有帮助的。
再次，纂修者对遇到有疑问处，并不强下结论，而是以存疑的方式拿出自己的意见，以备后来考察。如《柳州府·古迹》记“阳寿废县”曰：“今象州治，隋置。《元和志》：‘隋开皇十一年，以桂林置象州，大业二年废。唐武德四年，平萧铣，立武德县，仍于县治重置象州，取界内象山为名。阳寿县郭下，开皇十一年，析桂林置。’《唐书·地理志》：‘象州象郡，本桂林郡。武德四年，以始安郡之阳寿、桂林置。贞观十三年，从治武化。大历十二年，复治阳寿。’《宋史·地理志》：‘景定三年，徙州治来宾县之蓬莱。’《元史·地理志》：‘象州，阳寿倚郭。’按：唐时象州治所凡三徙，始武德，既武化，后阳寿。《方舆胜览》云：‘有象台，去州三十里，为古州治。’盖武德废入阳寿，此即州治之在武德者也。又按《隋志》：‘马平，开皇十一年置象州。’而《郡县志》云‘以桂林置’，盖是时析桂林置马平，故指马平为桂林耳。”隋开皇十一年置象州一事，《元和志》认为是“以桂林置象州”，《隋书·地理志》认为是在马平置象州，同样之事，记载却出现分歧。作者对此无法断言，只能根据曾经从桂林县分出马平县的事实，来推断《隋志》所谓的在马平置象州，实际上是用马平来指代桂林，其所记载大概只是名号上的差别，而非置象州这一事实有差别。这种推断是否合理，作者也无法肯定，故用揣测语气来表达。这种存疑的方式，不仅显示出纂修者的审慎态度，而且也给进一步研究“开皇十一年置象州”这一历史事实留下了空间。又如《庆远府·古迹》：“富安监，在河池州。《寰宇记》：‘富安砂监，在宜州西一百三十里。’《九域志》：‘富安监，淳化二年置，在州西南一百五十七里。又有宝富一银场，不知何时废。’按：《寰宇记》与《九域志》二书，道里远近不同，未详孰是。”作为富安监的地理位置，以及距州之远近，《寰宇记》与《九域志》记载出现差异，除非亲历了解，否则很难给出准确答案。这种差异或许是二书所据资料之差别造成的，又或许是地理变迁所致，但都只能是猜测。既然说不清楚，则只能存疑，故而说“未详孰是”。
最后，纂修者对于前代记述有脱漏处，也予以增补，以广闻见。如《庆远府·学校》：“凤冈书院，在天河县。本朝乾隆四十年建。按《旧志》载：‘龙溪书院，在府城西关内。龙江书院，在府城中。香林书院，在府城西南关内。’今并废，谨附记。”纂修者在对“凤冈书院”进行记述后，又补充介绍了旧志所记载的龙溪书院、龙江书院、香林书院，但这三个书院在纂修者时已经废弃，因而有必要予以说明。在纂修者看来，庆远府的学校并非只有在天河县的凤冈书院等寥寥几处，在历史上，还曾经在府城治所都集中出现过多个书院，说明庆远府对学校建设的重视。这样的记载，对读者了解庆远府学校建设的兴废历程，对考察庆远府的古代教育发展状况皆有裨益。又如同样是记载“冯乘废县”，《广西通志》卷二三一《胜迹略二·城址二》记曰：“冯乘废县，在今县北七十里灵亭乡。（《明统志·府志》：‘在县东三十里。’）”而《平乐府·古迹》则记作“冯乘废县，在富川县东北。《元和志》：‘冯乘县，东南至贺州一百八十里，界内有冯溪，因以为名。本汉旧县，属苍梧郡。吴属临贺郡。隋大业三年，改属零陵郡。唐武德四年，属贺州。’《寰宇记》：‘废冯乘县，在贺州北一百二十里，开宝四年省入富川。’《旧志》：‘在今县北七十里灵亭乡。’”通过引用《元和志》《寰宇记》的材料，对冯乘县的得名原由、历史沿革、历代归属情况进行了有益的补充，增加了读者对冯乘县的认知。
以上介绍了《广西统部》的优点，借以说明其历史价值。但并不表示《广西统部》的编纂没有缺憾，实际上《广西统部》的编纂依然存在不足。略述一二：
首先，引用他人著述不标出处，给人以攘他人成果为己有之嫌疑。如对“巴”这一民族的记载，曰：“在怀远县。石阵临溪，阴风懆冽，人犹闻鬼哭。相传昔诸葛武侯立营于此，夜令云：‘枕石者去，枕草者留。’中夜撤军，枕石者不寐，从孔明去。枕草者熟睡，遂留兹土。遗种斯在，尚能操巴音而歌乌乌。”（《柳州府·苗蛮》）这一记载实出汪森《粤西从载》卷二四《蛮种土司》，汪氏记曰：“怀远，石阵临溪，阴风惨人，犹闻鬼哭。昔武侯立营于此，夜令云：‘枕石者去，枕草者留。’中夜撤军，枕石者不寐，从孔明去。枕草者熟睡，遂留兹土。遗种斯在，尚能操巴音而歌乌乌。”两处记载相比较，《柳州府·苗蛮》完全抄录《粤西从载》的事实极为清楚。又如对“輋客”的记载，《南宁府·苗蛮》作：“在宣化县。有槃、蓝、雷、钟四姓，自谓狗王后。男女椎髻跣足，结茆而居，刀耕火种，不供赋役。”而《南宁府志》则作：“瑶亦名輋客，有四姓：槃、蓝、雷、钟。自谓狗王后。男女椎髻跣足。结茆为居，迁徙无常。刀耕火种，不供赋役。善射猎，以毒药涂弩矢，中兽立毙。”《南宁府·苗蛮》从《南宁府志》钞入无可争议，并且还漏钞反映輋客“迁徙无常”的居处习惯及善用毒药射猎的特长等材料。其所钞史料的价值必然会打折扣。再如对“蜑”这一民族的记载，《南宁府·苗蛮》载：“在宣化县。有麦、濮、吴、苏、何五姓。”而《南宁府志》则作：“蜑人有五姓，麦、濮、吴、苏、何，古以南蛮为蛇种，观蜑家神宫蛇像可见。世世以舟为居，无土著，唯捕鱼装载以供食。”两相比较，《南宁府·苗蛮》的纂修取材于《南宁府志》可知，可惜抄录不全，省去了有关蜑人生活习惯与宗教习俗的重要材料，极大地降低了其所记史料的研究价值与利用价值。这种遗憾在《广西统志》的编纂中并非少数，委实让人叹息。
其次，厚此薄彼，不当省而省。如《桂林府·列女》记：“吕一鹭妻李氏，临桂人。夫亡，事姑至孝。弟死，迎养其母方氏。雍正三年旌。同县廖应正妻王氏，能文宣妻李氏，周炽妻李氏，朱启瑞妻徐氏，赵继妻陈氏，周朝选妻周氏，谭顺富妻王氏，谭顺贵妻王氏，唐世辅妻周氏，杨光照妻秦氏，均雍正年间旌。”此记载以“吕一鹭妻李氏”为主，仅附带提及同受朝廷旌表的其他人。实际上，《桂林府·列女》对“吕一鹭妻李氏”的记载源自《广西通志》卷二六九《列传十四·列女一》，在《广西通志》中，其他列女的事实并不逊色于“吕一鹭妻李氏”，如“廖应正妻王氏”，《广西通志》记作：“指挥王大可女。年十九归应正，越十年，夫亡，事姑育子，艰苦备尝，历三十余年，为乡里姆仪最。雍正四年，题请建坊。子钰取妇阳氏，十七岁归钰，年二十六钰亡。苦节二十六年，矢志如姑范。雍正八年题请建坊。”又记“能文宣妻李氏”曰：“性端严，年十六归文宣，事姑孝。年二十六夫亡，子襁褓，姑怜其寡，且爱其贤。家至贫，以纺绩事甘旨。姑年八十余卒，李营葬尽礼，守节二十六年。雍正九年旌。”又记“唐世辅妻周氏”曰：“年甫十五归世辅，岁未五周，世辅卒。子一，仅数月，其母屡谋改适，周矢志不二，艰历三十余载。雍正十年，公举表节。”所记“廖应正妻王氏”、“能文宣妻李氏”、“唐世辅妻周氏”三人之事，与“吕一鹭妻李氏”之事并不相上下；甚至“廖应正妻王氏”作为封建官员的后代，在其夫亡后，尚能“事姑育子，艰苦备尝，历三十余年”，这无疑更具典型性，更值得其时女性引为楷模。由此，《桂林府·列女》的记载就显得标准不定，过于随意，缺乏轻重之衡量，从而难免贻人厚此薄彼、不当省而省之口实。
尽管有上举之一二不足，但终归瑕不掩瑜，《嘉庆重修一统志》之史料价值、学术价值与文化价值已得古今学界公认，它对了解、研究中国清代嘉庆朝及以前古代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仍然具有不可替代性，故而对它进行初步整理与研究，并对它所提供的材料价值进行深度挖掘与开发，从而服务于当前社会经济、文化等的建设与发展也就成为学术界应该做的工作。但《嘉庆重修一统志》卷帙过于浩大，如进行全面整理，则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有鉴于此，我们选取了其《广西统志》部分作为切入点，以期为后来标点整理《嘉庆重修一统志》的其他卷帙总结经验、提供教训。
据牛润珍研究，“《嘉庆重修一统志》成书后，并未刊行，国史馆储有进呈本和副本，民间也有抄本流布”，不过，进呈本和副本并不完整，民间钞本现在也难以寓目，“1914年至1928年北洋政府修《清史稿》，搜集清代史料，才发现了较全的《嘉庆重修一统志》抄本，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34年将之收入《四部丛刊续编》刊行，由张元济题写跋语”。（牛润珍、张慧《〈大清一统志〉纂修考述》）也就是说，收入《四部丛刊续编》中的《嘉庆重修一统志》可能是目前能够见到的唯一版本，相较而言也是最完整的版本了。
我们此次整理《广西统志》的版本即为《四部丛刊续编》所收之《嘉庆重修一统志》。由于并无别本可供校对，因而所谓整理，所做的工作也就仅限于录文并加新式标点了。原想尽力翻查《广西统志》所引之来源资料，以校其得失，并对纂修者所引用而未明标出处的地方予以补注出处，以明其信而有征。但限于精力和各种条件，目前只能暂时作罢，这固然是很大的遗憾，但弥补这个遗憾也只能俟诸来日。
在整理时，对其中所涉及的民族侮辱性用字，我们能确定者则加以回改，如“猺”改为“瑶”、“獞”改为“僮”、“狪”改为“侗”、“狑”改为“伶”等；对不能确定且易引起歧义者，则仍其旧，如“犽”、“狚”、“猓”等。又书中数见“狼兵”一词，以其为专门术语，亦不改。
此外，原书之统部及各府州前有地图、有对各地历代沿革的文字表格，为便于排版，我们删去了地图部分；原来的表格以府州地名为经、以时代为纬由右向左竖向排列，我们则改为以时代为经、以府州地名为纬由左向右横向排列，并将这些表格移到末尾作为附录。这样的处理或有未当，请读者谅之。
由于我们的学识有限，加上时间仓促，本次整理难免会有诸多失误甚至错误，敬祈专家、学者及各位读者不吝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