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本书认为“中道论”或“中道哲学”不仅是传统儒家哲学思维的基本特征，也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核心精神。本书的目的旨在对儒家中道哲学传统的思想渊源、历史演变和哲学内涵进行论述与探讨，并试图从中道论的观点来审视一些带有普遍性的哲学问题，进而讨论这一古老哲学传统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并为理解当今中国一些社会文化现象提供一个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内在哲学逻辑的视角。

正确认识中国哲学传统，是深刻认识当代中国的重要途径之一。当代中国的蓬勃发展也许是过去几十年最引人注目的国际事件。世界各地的人们有目共睹，中国这个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中社会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经济的驱动引擎，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的整体发展，也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等等。世界各地的人们或许也都注意到中国的快速扩张带来的世界性影响：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作为商人、投资者、学生、学者、专家、技术人员、劳工、旅游者乃至移民等出现在全世界各个地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有力。总的来说，中国在 21 世纪的崛起是全面的。中国不仅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已然被许多人认为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超级大国，且必将在外交、军事、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发挥其越来越大的软硬实力。

外界对中国崛起这一奇迹的反应是复杂的，有惊呼、有怀疑、有困惑，甚至有惶恐和畏惧。“中国威胁论”总是在不同的情况下以各种形式一再出现。许多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对中国存在不同程度的怀疑和不信任是不难理解的。这不仅是由于 20 世纪冷战时代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思维定式，也是由于中西方之间更为悠久的文化差异。毕竟，中国文明是西方文明全球化后唯一幸存下来的主要的非西方古老文明。今天的中国人仍然使用他们的祖先几千年前创造的语言和文字体系，他们基本上保留了自身几乎从没有中断过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其遥远的上古时代。从某种西方的单线进化的社会学和历史决定论的视角来看，中国发生的事情似乎是一个例外，似乎超出了西方学界普遍接受的某种历史逻辑所能理解和解释的范围。因此，在一些西方人对当代中国的报道和研究中，时常会流露出某种焦虑、恐惧、警惕甚至敌意的情绪，也就不奇怪了。

然而，如果从中国文化的内在角度和自身逻辑来看，我认为中国过去几十年发生的事情也并不是什么难以解释的神奇事件。中国现在只是正走在其期待已久的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上而已。经过几个世纪的摸索、试探和不断的自我调整，以及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在特定历史阶段、特定国际环境下自身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中国之道，是全新的，同时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的语境中也是完全可以解释的。《诗经》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当代中国也是既古老又崭新。她是一个肩负着“新命”的“旧邦”，是一个重新焕发出新生的古老文明。她吸收借鉴了西方文明的许多经验与教训，融汇整合了许多现代性的因素，但她仍然是植根于其固有的文化基因而焕发青春的中国文明。要正确深入地理解当代中国，就必须考察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传统。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国传统文化总的来说是处于一种被动地接受来自西方文明的影响和挑战的地位。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不断热切地学习来自西方先进国家的科学、哲学、文学和语言，努力试图理解和消化这些奇异而又伟大的西方文化传统。然而，近现代以来西方人对中国及其文化的了解却与此形成巨大反差，以至于当今不少中国人会抱怨外国人，特别是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对中国的无知和误解。关于中国的歪曲的或带有偏见的报道和评论，时常出现在一些西方主流媒体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许多人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哲学传统和中国的思维方式还缺乏正确的认识和深入的理解。因此，世界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中国也有责任更清晰、更细致地展示自己的文化和思想传统。

出于以上考虑，本书想就中国传统哲学中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本质和中国思维方式的深层逻辑的一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这就是“中道论”。“中道论”与中国最重要的哲学传统即儒家传统有关，但是本书并不打算从伦理、道德、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来全面探讨儒家丰富而复杂的学说，而只是想集中讨论“中道论”这一儒家哲学的核心部分。我认为这是儒家学说中真正属于哲学的部分，或者可以说它是儒家的“第一哲学”。它在儒家哲学中的地位可以与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本体论”相提并论。它可以被认为是儒家的元伦理学、元政治学等。“中道论”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不仅贯穿于整个儒家学说思想体系，而且也贯穿于整个中国文化传统发展演变的历史逻辑。它也为理解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中的许多现象提供了哲学视角或逻辑线索。

不过，在进入具体探讨之前，我们似乎有必要对“哲学”这个概念本身进行一些讨论和澄清，因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对于这个概念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对于中国人来说，“哲学”这个词作为一门学科或高端的知识探究领域的名称，是一个进入近现代时期之后才从西方引进的学术概念。在现代汉语里，哲学这个大范畴之下的一些分支的名称，如“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等，也都是从西方哲学传统中引入的。虽然现代汉语中这些名词是由一些在汉语语源中具有相关含义的汉字或某些具有家族相似性的中国固有概念组合或意译而形成的，但实际上这些来自西方的哲学概念和哲学范畴，对于那些伟大的中国古代哲学家，如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来说，恐怕根本就是陌生的和不相干的。

现代汉语中“哲学”这个名称，最初是由日本学者在近代创造的。“哲”与“学”两个汉字合在一起，大致的意思是“关于智慧的学问”。但是在中国古代先贤们生活的先秦“轴心时代”，还并没有“哲学”这个概念。当然，如果我们理解“哲学（）”一词在古希腊文中的原意，即“爱智之学”，我们显然不能否认中国古代的思想家的确是智慧的爱好者和追求者，他们的学问也像古希腊哲学家们那样，确实涵盖和渗透着许多基本的哲学问题。因此，将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著作中那些或多或少与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命题和问题相关的内容提取出来，串接组合成一部像样的“中国哲学史”也是完全可行的。事实上现代许多中国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就是这么做的。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绪论中就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 然而，由于现代学术领域一直被西方主导的学术话语和分类系统所主宰，因此这样做就不得不将中国古代思想家原初的观念及其有机的思想结构割裂成碎片，然后再根据西方的“哲学”范畴重新进行组装，以便适应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哲学话语体系。其结果便是，许多所谓中国哲学的研究，不过是拿中国古代的文献材料，来说明西方的哲学问题而已。而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原来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则被遮蔽或削弱，变成似乎仅仅是对西方“哲学”的拙劣复制；它的许多独创性和特色在这种重新组装和适应过程中，难免遭到忽视或歪曲。

对于许多当代中国学者来说，这种由西方哲学范畴和哲学模式构成的“中国哲学史”的叙事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也是并不令人满意的。一方面，那些深深沉浸于阅读原始中国古代文献的传统学者发现，原汁原味的中国思想和中国传统精神在这种叙事中已经失去了其自身的一致性和完整性，从而疏离了它原来的“自我”；另一方面，那些专门研究西方哲学传统，熟悉西方哲学术语、范畴和论题的学者，也鄙视这些“中国哲学史”的叙述，因为这些叙述在他们看来只不过是重复西方哲学家说过的话，就像是鹦鹉学舌，并没有提供什么新鲜独特的东西，或者并没有对西方哲学史上那些主要的问题做出切题而又独特的回应。

因此，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外当代哲学界对于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有过许多争论。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可能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真正称之为是西方传统哲学精确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本体论”等。或者更坦率地说，中国古代可能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因为根据西方哲学的模式和标准，“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等是“哲学”标准配置，缺少了这些，“哲学”就不成其为“哲学”。

作为对上述质疑的回应，也为了维护“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正当性，一些中国哲学学者则坚持认为，中国古代哲学确实探讨过与西方哲学类似的本体论问题，只是有其独特的概念和术语而已；或者可以说中国古代哲学有自己不同的本体论。现代新儒家在阐释或重构“儒家本体论”或“儒家形而上学”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例如，作为现代新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的牟宗三，在借鉴康德和佛教形而上学的基础上，提出了由本体界和现象界“双重存有论”构成的“道德的形上学” 。受西方传统哲学本体论和西方现代哲学诠释学的影响，大力推动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成中英先生提出了他的“本体诠释学”理论及其“生成的”“多元一体”的“本体”概念和开放的“本体”诠释体系。哲学家和美学家李泽厚先生在深入理解中国哲学特性的基础上，借鉴康德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了他自己的“历史本体论”或“人类学历史本体论” 。陈来教授和杨国荣教授这两位当代中国的著名哲学家，也分别提出了他们的“仁本体论” 和“具体的形上学” 。这些努力都是旨在揭示或重建一种“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或“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在揭示或说明这种“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或“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或“形而上学”有所不同的同时，这些努力其实也都试图努力自我证明在中国哲学传统中的确有一种东西可以被合法地称之为“本体论”或“形而上学”，可以与西方哲学传统中的“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相媲美。然而，尽管这些努力非常雄辩和详细，但似乎仍然会难以避免地加深人们的这样一种印象，即中国哲学只不过是西方哲学的一个变种，甚至还只是一种层次较低、不太完美的变种。我认为这种拘泥于西方哲学“本体论”“形而上学”范畴框架的自我证明并不能充分呈现中国古代哲学的独特品质、特殊关怀和特别价值。

那么，中国哲学是否有可能摆脱西方哲学范畴体系的格式化，尝试用自己的术语和范畴体系来进行自我表达呢？笔者认为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做将为中国传统哲学提供一个直接呈现其原初的鲜活生命力和独特的哲学思维方式的机会，改变其长期以来一直作为一个被人按照外来的范畴和标准进行分析、讨论和评价的对象的地位，从而恢复原本的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使其能直接从其自身的内在特质出发进行自我表达。这样做还可以揭示出，除了西方哲学特有的范畴、概念、术语、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之外，实际上还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哲学范畴、概念、术语、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可以进一步充实哲学作为人类一般智力活动的潜力与内涵。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本人在已发表的一些英文论文中引入了“中道论”（zhongdaology，亦可译为“中道哲学”“中道逻辑”等）这个概念来表示儒家哲学思想的精髓，认为“中道论”不仅是儒家学说的根本哲学内核，也是整个中国传统哲学有别于西方哲学的最重要的特征，同时它也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

早期儒家最关心的根本哲学问题是“中道论”，而不是什么“本体论”或“形而上学”问题。这是因为，由于中西语言的差异，在中国古代早期哲学思维中，还并没有形成西方传统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问题这个概念。西方哲学中本体论（ontology）这个词的词源表明，所谓“本体论”是对“存在”的本质所做的哲学研究，而所谓的“存在”的概念是源自谓语动词“是”（古希腊语中的εiμ，ont，德语中的ist，sein，英语中的to be，being）。“本体论（ontology）”这个词的词根onto －就是源于古希腊的谓语动词“是（ont）”。“存在”的语义是指事物的一般的普遍的“是”，也就是意指一切存在的事物都具有某种形而上的或超越的终极理性和逻辑。因此，所谓本体论就是探究什么是决定世界上一切事物存在的根本和终极的原因或逻辑。它关涉的基本哲学问题就是“什么是？”或“什么存在？”。换言之，就是追问世间万物之所以“是”其所“是”的终极原因或根本依据是什么。

然而，对于说西方语言的人来说可能会觉得难以置信的是，在早期的中国古代语言中，根本就没有与“tobe”相对等的谓语动词，更不可能出现一个与其动名词形态“being”相对应的“存在”或“本体”的概念。现代汉语中相当于“tobe”的汉字“是”是到了汉朝（公元前 25—220）才开始逐渐被用作谓语动词的。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在先秦时期（公元前 221 年以前）的中国，西方的本体论概念“存在”不可能成为当时中国思想家哲学思维的焦点。

尽管中国先秦哲学家也曾讨论过一些与西方传统哲学本体论相似或相关的问题，但总的来说西方传统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并不是中国古代哲学所关注的重点，所以也就不构成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问题。因此，对于中国早期哲学的研究来说，在所谓“本体论”问题上苦苦纠缠，就像隔靴搔痒一样，不得要领。与此同时，“本体论”概念的缺失也并不一定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缺陷。相反，它可能正是中国哲学的独特价值之一，或许可以为许多根本的、复杂的哲学问题提供另一种解决方案。

在笔者看来，至少在早期儒家哲学中，最重要的哲学问题不是追问什么是“是”或“存在”，而是探究什么是“中”或“中道”。正是“中”或“中道”为早期儒家学说的伦理学、政治学以及整个社会文化和个人行为等提供了立足点和基础。因此，早期儒家学说最突出、最独特的哲学内核就是“中道论”，而不是“本体论”或其他。

所谓“中道论”就是对“中道”的哲学探究，而所谓“中道”的内涵正是基于“中”这个汉字在早期汉语中诸多原初语义的意义聚集。“中”和“中道”在早期儒学中即已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哲学观念。无论是传世的儒家经典和新发现的简帛文献都告诉我们，“求中”“执中”“允执厥中”是中国远古历史叙述中历代圣王代代相传的政治原则（对此本书第一章中将具体讨论）。此后“中”逐渐发展成为儒家哲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根本范畴，并进而衍生发展为一系列与“中”相关的重要概念，例如“中和”“中庸”“中正”“时中”“执中”“用中”“中节”“守中”“得中”等。

“中道论”可以说是儒家哲学的精髓。换句话说，儒家学说的基本哲学方法论或思维方法，就可以概括为一种“中道”精神。“中道论”形成过程中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赋予了它丰富的哲学内涵，使之成为儒家学说的一般哲学和基本哲学，或曰儒家的“第一哲学”。“中道论”不仅为儒家提供了解决基本哲学问题的方法，而且为儒家学说建立伦理规范、道德标准、社会正义和政治原则提供了哲学方法论或哲学前提。“中道论”哲学的特色是强调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对接，天道与人心的合一，自我与他人的主体间建构，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共生关系，一元论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和谐，理想与现实的协调吻合。“中道论”哲学善于在一般和个别之间、永恒和当下之间、多元和统一之间、理想原则和实际效用之间寻求恰到好处的平衡点和“度”，这种平衡点和“度”也就是“中”。儒家哲学正是以“中”这个“天下之大本”，作为其哲学思维的立足点，从而展开其基本逻辑。“中道”逻辑贯穿了儒家传统的伦理政治理论。对于以伦理道德学说和社会政治学说为主要内容的儒家学说而言，“中道论”可以说就是其“元伦理学”“元政治学”。不仅如此，这种“中道”哲学精神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基本的哲学世界观、社会观、伦理观、价值观、审美观、思维方法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个体人格塑造。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髓，就凝聚在这个“中”字上。哲学上的中国之道，简单概括地说就是“中道”。“中”或“中道”高度概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和基本哲学原理，因此可以说“中道”就是中华文明的哲学观和方法论基础。“中国”之不愧为“中国”，就在于她“中”！在当今和未来世界，中国文化仍将以体现“中道”精神的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对人类做出重要贡献。

对处于中国文化范畴以外的“他者”来说，“中道论”也提供了一个理解中国典型思维方式、中国文化价值观和中国人传统生存方式特点的视角。中国文化中许多独特的或看似复杂的甚至矛盾的现象，都可以用中道论的观点加以合理解释。中道哲学深刻地影响并塑造了一种自古至今延续不断的民族文化精神，其深刻的哲学意义也可以为一般的世界哲学提供重要的资源和别样的思路，为人类共同的哲学思维做出重要贡献，因而在当今的全球哲学语境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这本书的以下部分，我们将追溯“中”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的起源和演变，及其在早期儒家文本中的意义，讨论“中道论”思想是如何在孔子、孟子和荀子以及后代儒家继承者们的学说中逐渐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我们还将分析和讨论“中道论”的具体哲学内涵和意义，以及它在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个人修养理论、社会学和政治学、艺术和美学等方面的表现和运用，并适当与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一些相关概念范畴和问题进行参照和对比，尝试对西方哲学中的一些问题和困境提供一种“中道论”角度的审视，进而对分析解决当今世界人类所面临的一些普遍问题提出一种“中道论”的思路和可能的另一种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