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清豫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首先，明清以来豫北宗族的构建，与当地的环境地理等客观因素密不可分。换句话讲，豫北宗族是在豫北当地独有的环境地理之中诞生的。此外，豫北宗族的构建，与明清时期当地的经济、人口发展亦有极为重要的联系。明清以来，豫北地区经济的发展，人口的不断繁衍、日渐增长，成为豫北宗族构建发展的基础。因此，首先对豫北地区上述因素加以关注并进行阐述。

一、豫北环境地理

豫北地区位于河南省的西北部，主要是黄河以北地区。该区西北部为太行山，山脉自河北省进入河南省西北部，属整个太行山脉西南段的尾闾部分。豫北地貌类型比较复杂，主要地形为山地和山前丘陵，其中山地属于中山和低山范畴，海拔一般在400—800米，中间夹有大小不等的串珠状的小盆地和宽阔的谷底，如林县盆地、任村盆地、南村盆地等，这些盆地的松散堆积层较厚，水源丰富，耕地主要分布在小盆地和沟谷丘陵地区，是河南重要的农作区。此外，豫北南部濒临黄河，为冲积平原地带，平原地势平坦，土层深厚，土地肥沃，也是本区耕种指数较高的地带。沿黄河一带有背河洼地和河滩地，常随着黄河的变迁而变化，很不稳定，区内平原和山地之比大致为三比一。可以说，豫北地区人口多集中在盆地、平原等地带，在这里，有适宜农业持续开发的生态自然环境，农业资源丰富，可供人们在此定居，进行农业开发。故人们最初地域开发时，多选择这些地方定居，从而造成村落居多，人口密度较大，人们在共同开发时，容易形成地缘、血缘联系，为宗族的产生提供了先天的条件。而在海拔较高的山区，则由于生态环境恶劣，开发困难。当地有民谣曰：“山高路远土层薄，十年九年灾荒多。守着深山没柴烧，住在河边没水喝。”形象地向人们描画出山地生存条件的恶化。因此，山区人口不仅规模小，而且联系也不紧密，宗族构建需要的时间也会更长一些。

豫北境内的河流主要为海河水系河流以及黄河的一些支流，主要河流有卫河、漳河、丹河、沁河等，是发展当地农田水利事业的基础。这些河流其上游多流经山区，寓含丰富水力，下游流经平原，平时水量不大。但由于受季风的影响，多雨年的降水又集中于夏季，再加上河水含沙量多，使河床淤积，排水不畅，也容易泛滥成灾。其中卫河对豫北历史发展来说又相对重要。卫河发源于辉县境内，自西向东北流，经新乡、汲县、滑县、浚县、汤阴、内黄，至南乐大北张集入河北省，在河南境内河长249千米，流域面积14749平方千米。由于卫河主要流经豫北平原，河道比降不大，水流缓慢。它的支流很多，较大的有淇河、安阳河、峪河、汤河、新河等。 明清时期，由于陆路运输以人力畜力为主，数量有限，主要的运输方式仍然是内河航运。而河南境内的河流多为东南流向，运粮京师主要还是依靠卫河运输，全省漕粮都要运到卫河上的卫辉楚旺或大名小滩水次，卫辉府靠近水次，运输较为方便。

豫北属于典型的暖温带大陆性季风型气候。冬季寒冷，春季干旱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秋高气爽，四季分明，降雨集中。豫北地区由于北依太行山脉，山势为东北西南向，冬季多吹北到东北风，气候寒冷。又因地处华北平原，属半沙土地带，植被稀疏，雨雪稀少，故造成气候干燥。夏季由于大气环流，西风急流最弱，处于急流南部，副热带高压西北部，受暖温带海洋气流控制，盛行东南海洋季风，水气充沛，气候炎热多雨。

受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的影响，明清以来豫北地区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尤其以旱灾、涝灾和洪灾给当地造成的损失更为严重。由于豫北地区的大陆性气候的影响，降雨四季分配不均，常年降雨量偏少，历史上经常出现大面积的旱灾，而夏季降雨又较为集中，容易出现涝灾。如新乡县，据河南省灾情史料和县志记载：1450年至1949年五百年间，新乡出现大旱35次，平均每14年一遇，大涝43次，平均12年一遇。 而东部的沿黄地区，如获嘉、滑县、封丘等地，地势低洼，排水出路恶化，经常受到涝、浸以及黄河滞洪的威胁。以获嘉为例，据清代县志记载“获嘉非水乡，而地当怀庆下流，山水骤至，泛滥为虞。有黄、沁二河，虽俱南迁，然每遇冲决，波及田庐，则沟渠堤堰之制不可不急讲也” 。不仅道出了该地洪灾的严重，而且还提出了解决之道，即修建水利工程。灾害的频繁肆虐，在给人们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促使人们联合起来，依靠某种组织与之抗衡。正如林济在描述黄州地区自然灾害时所言“自然灾害是农业深入开发及农业集约化发展所必然产生的自然现象，荡毁一切的洪水使个体小家庭难以自存，必须依靠血缘、地缘互助联系与洪水搏斗，拯救家园，修复水利，恢复生产。自然灾害增强血缘群体的凝聚力，从而促进血缘宗族的凝结与生产” 。豫北地区也与之相仿，在水旱灾频发的情况下，必会使人们依靠地缘、血缘关系走到一起。

凭借着得天独厚的河流资源，明清时期，豫北地区修建了许多水利工程，大型水利灌溉工程主要有丹、沁河水利工程和潼洹河水利工程。另外，这一时期该地区的井灌也很发达。 值得一提的是卫河，由于其源头位于辉县苏门山下，地下水资源丰富，泉眼众多，泉水从地表百余处喷涌而出，形成著名的“百泉”奇观。在百泉丰富的水量供应和各支流水量的增减调剂下，卫河既无洪涝之虑，又无缺水之愁，自明代中叶起，近代历届政府皆在卫河上游修筑闸门，以灌溉农田。依靠卫河丰富的灌溉资源，辉县、新乡附近还种植了大量的水稻。

受地理生态环境以及长期处于王权统治腹心地带影响，豫北人多朴实，崇古礼，以农桑为务，而少贸易经商。在豫北各县的地方志中对当地风俗的描述中对此多有显现。辉县“民性多梗，有共姜之风” ；新乡县“明朝时，民极濡圣化，故今男耕女织，士业诗书，淳朴是尚，而浇漓尽革焉” ；淇县“地方近府，多类民务稼圃，士崇礼仪，素尚敦朴之风，久革浇漓之俗” ；胙城县“人知敬养，俗兴礼让，民颇尚义，质朴少文，士矜名节，民急公赋” 。从方志对豫北地区民风的记载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幅久在王权之下的化内易治之民生的景象。

以上详细地对豫北的地理位置、生态环境加以介绍，主要是考虑到本章所探讨的宗族构建的背景、历程是在此的影响、作用下形成的，是与之息息相关的。当然宗族构建主要还是与特定的历史情境不可分割，下面就对明清时期豫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做一些简单勾勒。

二、明代豫北社会经济发展

元朝末年（1368），豫北地区接连发生水、旱等灾害，给当地人们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如在元至正十二年（1352），“大名路开、滑、浚三州，元城十一县，水旱蝗虫，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 。至正十九年（1359），河南等地又发生了严重的蝗灾，“蝗自河北飞渡汴梁，食田禾一空” ，又一次造成了饥民遍野的情况发生。元末明初时期，豫北又遭受了持久的战争，致使当地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社会残破。明太祖朱元璋在谈到战乱之后中原地区形势时道：“今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 ，从开封到黄河以北，“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洪武十八年（1385）时他再次谈到了战争给中原地区带来的灾难：“中原诸州，元季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 豫北地区的情况正如太祖所言，户口稀少。获嘉县在洪武三年（1370）时“城社未定，户口土著不满百，井闾萧然” ；延津县“籍民占田，而土著止数十家” ；新乡县也如此，据康熙年间邑人尚重在《尚氏族谱序》中所言：“吾族世新乡，元明间为遗民七户之一。” 可知经元末兵燹，新乡仅存土著七户。

面对荒芜的田地，萧条的经济以及稀少的人口，明初统治者最为关心的当然是占有更多的编户齐民，开垦荒地，发展经济，以保证户税收入，稳定统治。为此明初的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开国伊始，太祖皇帝就异常重视发展生产，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并为此发表了许多言论。早在明朝建立前的至正二十六年（1366），太祖就谆谆告诫下属曰：“为国之道，以足食为本。大乱未平，民多转徙，失其本业，而军国之费，所资不少，皆出于民，若使之不得尽力田亩，则国家资用，何所赖焉？” 他要求各级官府重视农本，督促农民进行生产，并根据丰歉情况考核官吏。洪武元年（1368），太祖进一步面谕各地府州县官员：“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 进一步强调了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性。

为了占有更多的户口，使长期处于流散的人口重新附着于土地之上，以发展生产，增加赋税，明初时期，统治者还向豫北等中原地区进行了加大规模的移民，并组织军民屯田。据史料记载，其中大多数是从山西移民而来。有关山西移民，还流传了一个在当地民间以及整个华北地区流传甚久的“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这些移民在当地定居、生产、繁衍，逐渐在当地生根，成为当地宗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豫北宗族的一个重要来源。山西移民研究是研究豫北宗族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有关这一问题，后面章节有专门探讨，此处暂且从略。

明初时期，统治者还采取了蠲免和赈恤的措施，以减轻百姓负担，尽快恢复生产。洪武二年（1369），太祖针对河南诸郡强调，“自归附以来，久欲济之，奈西北未平，出师所经，拟资粮饷，是以未遑”“今晋冀既平，理宜优恤。” 太祖下诏，免河南大部分地区夏秋税粮。洪武三年（1370）、洪武九年（1376）、洪武十八年（1385），分别再免河南所属州县税粮。太祖之后的成祖、宣宗时期，也不时蠲免河南税粮、赈济灾民。

此外，明政府还特别重视安置流民、开垦荒地、发展农桑。洪武元年（1368）八月，太祖真对垦荒问题下达旨意称：“州郡人民，因受战乱逃避他方，田产已归于有力之家，其耕恳成熟者，听为己业；若还乡复业者，有司于旁近荒田内如数给予耕种。”对于其他荒地，则允许人民自由垦辟，所有权归开垦者，并且免徭役三年。 诏令的颁布，极大地调动了人民垦荒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明朝初期农业的生产。

豫北地区正是在以上的大历史背景下，在当地积极发展生产，兴建各种设施，以尽快稳定地方局势，融入新政权的统治之中。如获嘉县令熊邦基在洪武三年（1370）上任后，面对获嘉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局面，“招集迁民，宣上德意，商度地势，筑城建社，与之更始次第，仞学宫，建官署，置邮传，踰年而役竣，芜废一新” ，从而为其在当地更好的施政打下基础；洪武时期，王让初为新乡县主簿，他“抚流移、课农桑，修废举堕”，积极恢复当地生产；建文帝时，新乡县令李骥“招流亡，给以农具，复业者数千人”，也有效地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

经过明朝政府的提倡以及豫北地方官员的具体实施，豫北地区逐渐走出了经济凋敝、人口稀少的状况，经济开始复苏，人口开始增长，耕地面积也不断扩大。在此基础上，豫北也种植了许多的经济作物，手工业、商业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豫北人口在有明一代，增长迅速。为了更为明显的呈现出这种增长趋势，以下我根据万历《卫辉府志》记载，列举出明朝卫辉府所下辖六县在籍人口数目，以便更好地了解卫辉府各县人口的增长速度与增长比例。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明前期洪武、永乐、成化时期，卫辉府人口增长较为明显，增长幅度也较大。到了明中后期，由于当地自然灾害以及府县统计上的原因，各县人口数目出现了波动。但总体来说，明中后期较之前期，在数目上有了明显增长。另外，从上表也可以看出，但就人口数目而言，新乡、获嘉、辉县、汲县较之淇县、胙城为多，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说明，新乡等四县是卫辉府经济较为繁盛、人口较为集中的地方。豫北人口的增长，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成为豫北宗族建构的基础。

明中后期，甘薯和玉米作为新的粮食作物被引进豫北地区。甘薯、玉米对气候、土质、地理以及水利等适应性很强，成活性高，尤其有利于豫北山区以及沿黄地区土地开发利用，因而逐渐在豫北地区种植起来。这些新作物的引进和种植，也直接增强了当地人们的生存能力，为人们的生存繁衍提供了有利条件。

明朝豫北经济作物的种植也得到发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棉花的种植。早在宋元时期棉花就传入中原地区，其在河南地区开始种植。明朝统治者异常重视棉花的种植。早在明朝建立前的至正二十五年（1365），朱元璋就规定：“凡农民有田五亩至十亩者，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为差。” 洪武二十七年（1394），又下令各处开地种棉，并且可以“率蠲其税” 。明朝政府的提倡，加上种棉不仅可以满足政府需要和人们的日用，而且种棉较之种粮获利更为丰厚，因此，到明中后期棉花已经在豫北一些平原地区广为种植。万历三年（1575），河南道御史钟化民就曾言道：“中州沃壤，半植木棉，乃棉花尽归商贩；民间衣服，率从贸易。” 从中不仅看出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而且已有棉花纺成棉布，进行贸易。可以说，棉花的大量种植，再加上当时纺织技术的进步，促进了豫北部分地区棉纺织业的发展。例如，滑县人们就多有以织棉为业者，棉花“境多种之，土人以纺织为主，估客转贩，其利亦薄” 。隶属怀庆府的温县“产惟木棉为多，民间纺织无问男女，每集蚩氓抱布而贸者满市。远商来贸，累千累百，指日而足，贫民全赖于是，亦勤织之一验也” 。可见，明朝时期，棉纺织业在豫北部分地区发展较快，并且商品化程度较高。

农业以及以棉纺织业为代表的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豫北一些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兴盛。明中期以后，随着银禁的解除，白银货币化的进程逐渐加速。特别是万历年间实行的张居正改革，“一条鞭法”向全国推行，田亩征税皆用白银，使得白银在社会上得到广泛使用，成为主要货币。豫北地区也受此影响，白银使用日广。

在豫北的一些地区，由于交通便利，一些城镇贸易区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新乡县的乐水关，因位于“县北门外卫河南岸，以水路通便”，“故商贾蚁附，物货山集，目今最为繁庶”。迎恩关，位于县东门外，“旧有民居数不满百，近年来而民之乐居就业者日众”。 滑县的道口镇，也因是卫水通往天津的重要通道，货物往来频繁，成为当地重要的集镇。同时，明代集市贸易在豫北地区也日益兴盛。集市是一种地区举行的贸易场所，即农村初级市场，可以分为城集和乡集。豫北地区由于大部分地区集镇中有固定铺面的商号数量不多，因而农村土产外销和乡村居民对日常生活用品的需求，都不得不依赖经常性的集市贸易。 豫北集市贸易具有场所较多，贸易频率较高的特点。集市的开市时间多以间日集和每日集为主，也有每月一集、二集、三集甚至更多集。如新乡县有市集十处，其中城集六处，每日一集，周而复始；乡集四处，每二日一集。 辉县共有集场十四处，其中有一月三集，也有日集和间日集。 淇县在明朝弘治年间有集场九处。 这些集市的日益繁盛，使得当地居民能够“农末相资，有无相易”，不仅满足了其需求，而且繁荣了当地经济。

此外，还有豫北各地的庙会。庙会体现着许多寺庙所具有的经济和文化娱乐功能，可作为集镇或集市的补充，从而共同构成基层社会中一个独特的经济文化网络。 豫北一些地区形成了许多兼具商业与娱乐的庙会，不仅可以使附近百姓、商贾进行贸易，满足日常需求，而且还给百姓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休闲娱乐的时间和空间。如延津县举行庙会的时间有“三月八日玄帝庙会，十八日济渎庙会，二十八日城隍庙会，四月十八日三官庙会”，庙会时“市民祭赛，远近大小商贾至日，各陈货物交易，三日乃罢”。 豫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庙会，当属辉县百泉以药材交易为主的庙会。百泉庙会历史悠久，早在隋大业年间，祭祀河神，在湖北岸建庙，奉祀灵源公，庙会始兴。唐长安年间，百泉庙会就很兴盛。庙会最初是自发到会，烧香祈祷，由僧人主持。洪武八年（1375），明太祖明令规定，四月初八各级官吏亲祭神明，以报神功，地方官应声而起。知府檄令知县起百泉大会，知府主祭，知县、里正依次祭祀，会期延长，规模扩大。“四方货物，辐辏云集”。赶会客商逐年增多，范围扩向外省。年长日久，逐步形成全国性药材大会，以药材交易为主，同时交流土特产品、日用器物。会期也由原来的农历四月初八一日庙会，改增至十日。奠定药材大会后，由百泉居民和当地药商推选头人主持。 辉县百泉药材交流大会，带动了这一地区中草药的生产，活跃了当地经济。

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豫北地区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风气层面影响深远。在豫北的一些富庶地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安土重迁，不再坚持以务农为本，开始竞相“逐末”，以更容易获取厚利的工商业作为追逐目标。如武陟县，过去是“男业耕，女业织”，人们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至万历以来，人多“重利、轻生、健讼”，展现出一种急功近利的生存状态。同时社会风气也一改往日淳朴、节俭的习俗，一些富裕人家开始竞相攀比，奢侈、势利之风日渐蔓延。崇祯四年（1631），新乡知县刘文才在其所撰《鄘南俭约序》中，当谈到当地富庶之家奢靡、铺张的情况时言道：“一席之废，可当中人一月之粮；一贴之费，可足寡人一月之食。” 足见其浪费之严重。可以说，明中后期，当地社会处在“礼崩乐坏”的边缘，出现了与传统伦理道德相背离的现象，当地社会礼仪亟待整合。当地文人士大夫正是在此种背景下，积极利用自己所控制的文化资源，以建构宗族为依托，以图重建当地的礼仪社会秩序。

三、清代豫北社会经济发展

明末清初，豫北地区又一次遭受到了巨大的天灾人祸。先是明朝末期不断的自然灾害，使豫北经济以及人口遭到大创。万历丁亥（1587），获嘉县“岁大祲，其明年又祲且疫，死者相望” ，同年辉县、新乡等地也遭受不同程度的灾害。崇祯十三年（1640），滑县“时值奇荒，人相食，饥寒之民迫而为盗”， 同年淇县也“连遭旱蝗，淇民死亡几尽，人丁减十之八” ，辉县也是“秋季大旱大蝗，颗粒无收。次年旱蝗继续，种而不收。十月斗米千钱。街市以人肉为食。第三年春季，蝗虫吃尽麦苗。瘟疫流行，死者十之八九，尸骨遍地，无人掩埋，村庄尽成废墟” 。

与自然灾难相伴的是明末长期的战乱。河南作为战乱的主要场所，同时遭受到明末农民起义武装、明政权武装以及清政权武装三种势力相角逐，所受摧残相对全国来说又“较四肢为尤甚” ，而豫北地区又是河南战乱的主战场，足见其受灾难之深重。

早在崇祯五年（1632），李自成农民军就逾太行山至汲县山中，并于次年来往于彰德、卫辉与怀庆三府，开始与明王朝进行过一些小规模的战争。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刚刚建立政权的大顺农民军在部将刘芳亮的率领下，自蒲坂（今山西永济）渡河，沿黄河北岸东进，接连攻下了怀庆、卫辉、彰德三府，并在当地设置防御使、府尹和县令等大顺官员，自此河南全境均纳入大顺政权掌握之中。 此后，随着农民军山海关一役后节节败退，大顺政权将防御重点放在了山西、河南一带。在豫北卫辉府，部署大将刘汝魁等将领镇守，重点打击当地明地方士绅的反抗。豫北士绅对明王朝向心力极大，五月时，滑县举人王良翰、程见周等士绅定盟起兵，“将斩伪令以待王师”；与其相邻的浚县，也在明典史李化贵的召集下，连同本地士绅，策划逮捕大顺政权县令马世聪。此二次行动均以失利告终，但却从侧面反映出豫北士绅阶层对恢复正统礼仪秩序的追求。六月，为防止动乱的再次发生，刘汝魁将浚县、滑县、长垣三县和卫辉府诸县的明朝官员迁徙至陕西边远地区。同时，为了筹措军饷，大顺政权开始在豫北一些地区征收钱粮，以供军需。在辉县“每一亩派银五分，追比急如星火。又按亩征解阔布……” 但在清王朝步步为营紧逼之下，大顺政权已是每况愈下。在经过双方进行的怀庆战役等几次大战后，至顺治二年（1645）三月，包括豫北在内的河南全境已基本处在清王朝的统治之下。

在天灾与人祸的双重打击下，豫北再一次遭受到了巨大的灾祸。田地荒芜，人口死亡、流亡殆尽，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成为全国破坏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顺治初年（1644），黄河以北有940余万亩荒地。据奏，“大江以北，饥荒之地，无如河南最甚……满目榛荒，人丁稀少”。 顺治二年（1645），时任河南巡抚宁承勋上奏时，在谈到河南目前局势时言称：“中州大势虽定，荒残备极，非得从头整顿，难望有起色。” 在滑县，“自明末兵燹频仍，户籍之数十去其七”。 获嘉县更是灾害频仍，“万历十六年（1588）春旱大饥，疫死者枕藉，民相食；崇祯九年至十三年（1636—1640），五载旱蝗兼兵贼焚掠，瘟疫横作，民死于兵、死于贼、死于饥寒并死于疫者，百不存一二，存者食草根树皮，至父子、兄弟、夫妻相残食，骸骨遍郊野，庐舍丘墟。” 辉县的情况更是如此，在清初邑人赵荫奇所撰《蠲荒遗爱碑》中，非常形象、细致地描述出了当时辉县所遭遇的困境：“辉邑荒田起自明季崇祯。壬申流寇至秦入辉，大肆抢夺杀人殆尽。及己卯、庚辰、辛巳，连年奇荒，死亡逃窜，几绝烟火。甲申之岁，国朝定鼎，辉邑复业者十分之一。逮顺治已丑，复遭寇乱，沿山一带，悉被屠夷。壬辰、癸巳，霪雨漂没。甲午、乙未大旱焦枯，田野荒芜，钱粮累欠。从前之吏，有投缳者，有愁毙者，有那移被查者，有失察革逐者，遗害于后，何所抵极……”碑文中道尽了辉邑民众甚至地方官员所遭受的苦楚，辉邑历任县令，竟然无一不受累于辉邑之田荒。

豫北地区人口的减少，不仅极大地制约了清王朝赋税的征收，而且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最基本障碍。为进一步说明明末清初豫北人口的减少程度，兹根据方志资料，将豫北卫辉府各县人丁数量在明末清初的增减情况统计于下：

由上表可以看出，明末清初时期，卫辉府各县人丁递减率除淇县以外，均达到了惊人的70％以上，尤其是受灾害以及战乱影响的获嘉县人丁流失竟然达到了十之八九，称得上是损失极为惨重。

面对大量流失的人口以及遍野的荒地，清统治者必然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恢复生产，以便征收赋税，稳定动荡不安的局势，从而维护自己的统治秩序。

同明初统治者一样，对清初的统治者来说，其首先要做的也是如何获得更多的编户齐民，并将其附着于土地之上，以保证获得稳定的赋役来源，实现对地方的长久统治。清初统治者采取的最主要的措施是开垦荒地与蠲免租赋。

从顺治元年（1644）起，清政府就开始颁布一系列法令，鼓励地方组织开垦荒地，以恢复农业生产。顺治元年（1644），时任河南巡抚罗绣锦就向政府建议道：“河北府县荒地九万四千五百余顷，因兵燹之余，无人佃种，乞令协镇官兵开垦，三年后量起租课。”此建议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他开始组织士兵在豫北地区开垦荒地。 顺治六年（1649）又规定：“各州县以招民劝耕之多寡为优劣，道府以责成催督之勤惰为殿最，每岁终，抚按分别具奏，载入考成。” 顺治十四年（1657），政府又进一步量化了以开垦荒地多寡作为对官员考核的具体标准。规定：“督抚按一年内垦至二千顷以上者记录，六千顷以上者加升一级；道府垦至一千顷以上者记录，二千顷以上者加升一级；州县垦至一百顷以上者记录，三百顷以上者加升一级；卫所官员垦至五十顷以上者记录，一百顷以上者加升一级；文武乡绅垦五十顷以上者，现任者记录，致仕者给匾旌奖。其贡监生民人有主荒地，仍听本主开垦，如本主不能开垦者，该地方官招民给与印照开垦，永为己业。若开垦不实及开过复荒，新旧官员俱分别治罪。” 这些规定较为具体的条令，体现了清初政府对开垦荒地的重视程度。继顺治之后，康熙、雍正也都积极采取措施，进一步调整和落实垦荒政策。康熙八年（1669），清王朝实行更名田政策，通过国家立法形式，肯定了部分农民对前明地方藩王土地占有的既成事实。在豫北地区的新乡，前明潞王曾封于此，在当地占有了大批土地。清王朝制定此措施，等于承认了新乡农民占用原潞王的土地，更激发了其开垦荒地的积极性。康熙三十一年（1692），户部据旨议定，河南上地不及一亩，中地不及五亩，下地不论顷亩，俱永远免其升科。 雍正帝也采取优惠措施，鼓励垦荒，其下令：“开垦水田，以六年起科；旱地以十年起科，永为著令。” 豫北地方官吏积极响应清政府号召，在地方开垦荒地，恢复生产。如在获嘉县，“值兵荒后，地旷民稀，两驿冲疲”，县令冯云朝“给牛种，招抚流移，以垦荒田，置马匹以充传递，兴废举堕，邑治渐有起色。”

由于豫北地区破坏严重且灾害频仍，因此，清政府对当地赋税的蠲免是直接缓解当地陷入更为穷困境地、缓解民力的最直接办法。清朝蠲免共分为恩蠲和灾蠲两类。清朝初年，豫北地区曾多次得到朝廷的蠲免。顺治二年（1645）八月，朝廷豁免彰德、卫辉、怀庆、河南各府荒赋；顺治十年（1653）十二月、免彰德、卫辉、怀庆等顺治九年、十年灾赋，顺治十二年（1655）又免豫北各府上年灾赋。 为使本地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地方官员经常奏请朝廷题免所辖地区税粮。以卫辉府辉县为例，顺治二年（1645），巡按宁承勋，就奏请豁免辉县地粮4295顷；顺治十六年（1659），因辉邑荒灾，民多逋欠，巡抚贾汉题免包荒地1045顷；康熙十三年（1674），巡抚佟凤彩题免水冲地95顷。 这些题免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豫北地区民生的艰难。

为进一步发展农业，豫北地区还修建了许多水利工程。辉县很早便在卫河之源建有五闸，灌溉附近地区的稻田。新乡县在万历七年（1579）修成块村堤，万历十四年（1586）又建块村闸，使得新乡、辉县附近水稻得到灌溉。 雍正五年（1727），河道调拨专项银两修丹河、百泉等处河流，拓宽了小丹河河道，大大便利了获嘉县、辉县等地的运输。滑县于雍正七年至十一年间（1729—1733）先后开凿永利渠、小兴沟、顺天渠等，水利建设也振兴一时，当地百姓获得较大收益。 豫北的井灌也颇值得称道，乾隆时期，清政府曾派员到汲县、新乡的地凿井灌田。 井渠的普及和发展，使渠水难以流及的田地也得到了灌溉，对该地区的农田水利灌溉事业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经过清初中期统治者的连续不懈努力，以及豫北地方官员的积极配合，豫北地区农业得到恢复与发展，耕地面积不断扩大，人口也有了明显的增加。至康熙年间，整个卫辉府垦荒效果显著，共垦荒地4959顷， 耕地面积有了很大的提高。人口增长也非常迅速。以豫北卫辉府为例，据统计，顺治十四年（1657）人丁还仅为27123丁，康熙三十年（1691）达到了41317丁，雍正二年（1724）增至166241丁，到了雍正九年（1731）增加到了惊人的262241丁， 可见在清朝康雍年间，人丁的增长速度是惊人的。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当时全国人口统计是以征纳赋税为主要目的，因此统计人口的结果是仅是人丁的数目，未将老人、儿童以及妇女的数目统计在内，但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豫北地区人口增长的情况。

清朝时期，从明中期引进的甘薯以及玉米，在豫北地区得到广泛种植。乾隆时期，甘薯得到河南巡抚毕沅在河南的大力推广，渐为农民所接受，普遍在当地种植。到了清中后期，玉米已经成为豫北秋季作物中的大宗产品，有关玉米的种植在豫北各县志中几乎均有记载。而在其他农作物中，油料作物花生和芝麻也开始在豫北一些地区种植起来。如在汲县，芝麻的种植就很普遍，“每家只种数亩或十数亩”。

清代豫北棉花的种植在明代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不仅种植面积扩大，而且棉花品种也丰富起来。康熙、雍正年间，卫辉府棉花已经完全取代了蚕桑业，在当地“蚕饲久缺，机杼为空”“惟有棉花一种为布御寒”。 新乡县各乡皆产棉花，其中以县西南七里营所种最盛，花分本地花、大洋花、小洋花三个品种，小洋花和本地花适宜于瘠地，大洋花适宜于沃土，每亩收成可达200斤，且棉绒长，光泽好，倍受人们喜爱。 滑县的棉花亦有三种，不过县内种植以小洋花、本地花为主，所产之花除用来织布外，还运销至陕西、山西等地， 可见其产量颇丰。

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带动了豫北棉纺织业的蓬勃发展。新乡县不仅产棉多，棉纺织业发展也很迅速，仅小冀镇就有布行好多家。 道光时期，辉县县令见临近的孟县百姓以纺织致富，而本县却无此业。于是开设机坊，聘请织师，在辉县传播纺织技术，各乡镇争相仿效，当地人们开始重视纺织，其也成为致富的主要手段之一。 与辉县临近的林县，当地的棉纺织业在清代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户无贫富，皆以纺织业为主”，所产棉布结实耐用，除供自用外，还运销至山西泽、潞等州。

清代豫北的商业经历了清初的萧条、清前期的恢复以及清中后期的兴盛的过程。豫北的集市贸易，受明末清初灾荒、战乱的影响，受到重创。如在淇县，集场“旧存八处”，“值明季庚辰奇荒之后，止存北关集一处，其余俱废”。 经过清初的休养生息以及当地官员的努力筹措，在豫北的一些地方，集市贸易开始恢复。获嘉县集市贸易，过去“惟东关烟火为最盛”，“自明末遭奇荒，又值流寇之变，死亡相继，市墟无人。向之比屋连壁，都成瓦砾”。清初县令冯大奇上任后，“召集业主，各令修复，力不能修者，捐俸助之，无主者，招人领之，复免其徭役。嗣后，居民稠密，商旅连隔，每日会市，熙熙攘攘，复还承平旧观矣”。 到了清中期的雍正、乾隆时期，清代豫北集市规模已经基本恢复到明时期，有些地区集市甚至超过了明时期的规模。邓玉娜曾对清代豫北集市数量做过统计：汲县6处、新乡县35处、获嘉县8处、辉县6处、淇县4处、延津县7处、浚县9处、滑县44处。同时邓玉娜认为，清代河南集市的集期主要以单日集和每日集为主，开市频率较高。

豫北地区的市镇在清代也有一定发展。淇县的淇门镇、汲县的卫源镇以及滑县的道口镇等均相当的繁华，在当地对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同时，豫北庙会也逐步兴盛。辉县百泉庙会到了清代更加兴盛，“四方辐辏，商贾云集，南北药材俱备”。 会期较明代更为延长，定为农历三月十五至四月十三，四月初一至初十为正会期，药材交易从三月二十六到四月下旬。会议组织者从康熙年间至民国，先后有药王会、临时商会主持。 除辉县百泉庙会之外，延津县的碧霞庙会也非常热闹，“远近商贾毕至，纨绮锦绣，珍宝珠玉、山珍海错，风挽云轮”，与会者“肩摩毂击，比户居停，人杂类繁”，地方官“恐滋意外”，不得不派军队驻防。

以上对豫北商业的发展做了描述，从中可以看出，清代豫北各县商品经济较之前有了很大的发展。但需要指出的是，豫北地区各县毕竟都地处内陆，受地理、历史以及社会等种种因素的制约，明清时期豫北的商品经济发展就全国来讲并不突出，仍处于相对落后的水平。另外，豫北各地发展本身便存在地区差异，有的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较快，有些地区则落后。即使豫北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同南方以及同临近的山西、陕西商业发展相比，其发展显得相对滞后，差距较大。《滑县志》在描述本地商人时就言道：“商人多系坐贾，不过随时贸易，就地负贩，向无重利轻别之弊。” 此为当地商人实力状况的真实写照，故而，在豫北尤其是卫辉府，当地并无行商大贾，众多的外地商人，如山西、陕西商人成为当地的主流，他们把持的大多是一些营利性极强的行业，如药材、盐、当铺等。此外，根据邓玉娜的研究，河南虽然集市较多且开市频率较高，但开市期间集市内部交易地点、规模有限，河南商品经济发展程度不高。

进入清朝乾隆、嘉庆时期以后，河南人口增长迅速，人口压力逐渐显现。据马雪芹统计，乾隆四十九年（1784），河南人口突破2000万。嘉庆时期达到2300万。人口迅速增长导致人均耕地数量的急剧下降。从顺治末年（1661）到乾隆中期，河南人均耕地数从17.6亩下降至4.3亩，以后又降至3亩左右，终清一代，再无回升。豫北地区作为河南农业等较为兴盛地区，人口增长更加迅速，人口压力也更大。如滑县在民国初年（1912）土地3028顷有奇，人口62万，人均土地不足半亩。林县在清中后期“生齿日繁，地价日贵”，尽管山石已“尽辟为田”，而“犹不敷耕种”。 豫北人多地少矛盾十分突出，人均占有自然资料的减少，令当地生存条件逐渐恶化，导致人们相互之间竞争也日趋激烈。

同时，进入清中后期，如同前文所述的明中后期，豫北经济的发展，使得当时、当地社会风俗和人们的思想观念方面与传统相比，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社会生活的衣、食、婚、丧等各个方面都逐渐出现了由俭朴到奢华的转变，在某些方面甚至到了铺张浪费的地步。在着衣上，开始追求艳丽华贵、奇装异服。如汲县，在顺治年间民间衣冠“尚甚朴素”，但到了乾隆年间百姓衣着渐尚华丽。 尤其是到了近代，随着京汉、陇海等铁路的开通，也打开了豫北同外界联系的大门，豫北人受外界影响更重，人们的思想观念开始由原来的重农转向重商、重利，思想信仰也日趋多元化。衣、食上也日趋到了不厌其精的地步。以新乡县为例，当地酒席宴会，在咸同期间尚是“荤素相间，惟肉而已，每席不过一二千文”，至光宣以来“稍近奢靡……鱼翅海参尚矣，然不过四五千文”，“近则参用香菜洋酒，一席之费至两三千元，固由物价之昂，亦可见习尚之奢”。 豫北重商重利也是当时风尚之一。获嘉县过去以务农为生，但自铁路开通之后，商业逐渐繁荣，人们“渐知天之为物，虚无缥缈，亦多趋重人事”，甚至“视金钱为性命，辎珠不肯以浪费以之殖货”， 可见当地原本淳朴的民风已经颇有改变。民国《续修滑县志》对当地民间风俗改变的描述更为详细，该县志的修纂者对比了过去、现在滑县风俗的变化，在当地颇有代表性，兹将其摘录于下：

旧志俗有四善：民乐急公输将、士大夫不经营、宫室衣服质朴、妇女不外出。案：今女学日兴，时髦妇女亦不拘于旧俗矣。国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一人行礼，众人学之，遂成风俗，所谓礼从俗也。士风世家大族以读书为业，即庶民之家，不论贫富，咸知重儒，商节气，顾廉耻，敬礼官师，尤为士气所先。近则新学竞争，旧礼废弛，不知伊于胡底也。农民以务农为本，终岁勤动，不敢游惰无山泽之利，不事积蓄，一逢荒歉，富者拮据，贫者冻饿，幅员虽广，民鲜殷富，又渐习于奢侈……商人多系坐贾，不过随时贸易，就地负贩，向无重利轻别之弊。自交通便利，始有懋迁有无，远至京津沪汉者。

从中可以看出，在滑县社会中，士、农、工、商各阶层均已有了不同于传统的新的变化。

总之，清中后期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进步，原本久沐理学之风的豫北地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社会竞争的加剧、社会风俗的变化，造成旧的伦理礼仪秩序日渐崩坏，使得原本相对平静的豫北社会暗流涌动起来，社会各种力量纷纷以维护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积极参与到礼仪秩序的重建，从而造成了豫北地区民间信仰与组织形式的多元化。 Hm7X21DalcfoRv1FE16j02J1bVnJ51m2pqWwKYWNxc8HKswoY8AsqkaLmRy7bIl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