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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史研究自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兴起之后，经历了中断、复兴直至繁盛等阶段。到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社会史研究也进入一个新阶段，开始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90年代后期直到21世纪的今天，对社会史的理论构建仍未停止。社会史研究的各种理论、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领域不断地发展，“对中国社会史的学术定位有一个从比较考虑研究对象到兼顾研究视角再到‘问题’的过程”。
“将社会史放在一条问题史的相关脉络里”，
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与认同。
在社会史研究当中，有关中国宗族的社会史基础问题研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作为中国乡村社会中最基层的民间社会组织，宗族具有顽强的生命力，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中。时至今日，在中国的许多地方，仍然保持着乡民续修族谱、修建祠堂、集体祭祀祖先的宗族活动。就笔者所知，这种宗族复兴的活动已不仅仅出现于历史上宗族势力强大的南方，在中国北方各地也比比皆是。另外，现实生活中由于宗族问题而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也颇令人深思。由于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族一般出现在农村，因此，在国家与社会日益重视“三农”问题、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对历史上宗族的研究，尤其是对近世以来宗族的研究，不仅有历史学本身的学术价值，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正如常建华所言：“对宗族的探讨作为一份重要的历史遗产加以客观地评述，有助于人们更科学、准确地认识中国的宗族及社会，思考中国的前途和未来。”
目前，对宋以后宗族问题的研究已渐有“燎原之势”。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地理生态环境与经济文化条件等各不相同，因此对宗族的社会史研究越来越与区域研究结合起来，并且宗族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在中国东南地区等一些地方已经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但从既有的宗族研究成果来看，研究存在着时空上的不平衡。常建华在总结20世纪宗族研究时称：就时间而言，对明清时期宗族研究，在对清代宗族研究中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还需要对宗族发展的重要时期明代进行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而对于纳入世界体系处在社会大变动时期的近现代宗族的研究，则才刚刚开始。就空间来说，格局分布存在“南强北弱”。对北方宗族的研究一直弱于南方宗族；更为重要的是应该加强不同区域的比较研究。
此现象逐渐引起众多学人的注意，许多学者在继续关注南方宗族问题的同时，纷纷将目光投向了以往研究相对薄弱的北方地区。
正是出于以上考虑，本书选择了北方地区的河南作为研究区域。河南位于中国的中部，历来处在王朝统治的腹心地带，也是兵家必争之地。作为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河南在历史上曾经创造过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就中国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而言，中原地区显然是中国文明诞生和成长的历史摇篮”。
但在进入近世以来，
特别是到了近现代，随着南方经济的崛起，河南地位日益边缘化，经济、文化等方面均风光不再。与之相对应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在区域社会史研究日益兴起的时候，国内众多学者不仅在对南方等地的区域研究已取得了较大成果，而且在对位于北方的陕西、山西的研究也有了较为丰厚的收获，然而对河南的区域研究还都集中在上古、中古时期，缺乏对近世以来河南历史的系统、全面研究。因此，在今天，开展对在历史上经济、文化都曾占重要地位的河南地区的近世研究，是完全必要和有意义的。
由于河南一省地域广阔，省内各地的自然生态环境、经济条件、人民的生活习俗以及历史发展过程均不相同。笼统地对河南历史与社会加以综合研究，显然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初衷相违背。因此，本书力图从整体史角度出发，将宗族研究与移民史、文化史等结合起来，通过对豫北地区长时段的考察，揭示出与此地区宗族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此地区宗族产生原因是什么，宗族来源有哪些；宗族的发展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过程；此地区的宗族组织化建设情况如何，与南方等处的宗族相比，可有不同；宗族、士绅与国家政权的互动关系怎样。总之，本书希望以宗族为视角，开展对明清以来豫北地区国家与地方社会的总体研究，进而达到以小见大的目的，即通过对此地区的深入系统研究，以加深对明清以来整个基层社会与国家大历史的认识。
豫北地区位于河南省的西北部，北靠河北省，西临山西省，东接黄卫平原。本区西部是由石灰岩和变质岩组成的太行山脉，地貌类型比较复杂，有中山、低山、丘陵和山间盆地。中山因断层发育，山势陡峻，多悬崖峭壁，加之河流的长期切割，形成许多峡谷。地势西高东低，使得本区的河流，如大沙河、峪河、淇河、汤河等卫河水系，由东南流入海河流域。同时，西部山区石灰岩地区，溶洞发达，为地下水的汇集及泉水出露创造了条件，因此豫北地区山峻泉美，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现在成了河南著名的旅游观光地区。在低山与丘陵之间，形成了平缓的河谷和山间盆地，是本区粮、棉生产基地。可以说，豫北地区在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技术条件上具有一定的共同性，人们的生活习俗、建筑风格、方言以及文化等方面也有很大的相似性，是一个较为完整的区域单元。因此，将豫北地区作为一个区域研究的对象是较为恰当与合理的。
其实，我选择豫北地区作为研究单元，还有从史料收集、进行田野调查等方面考虑的原因。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史料的收集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步骤。没有史料的积累，历史研究则无从谈起。而原来只行之于人类学中的田野调查在目前也越来越得到历史研究者的重视，在田野调查中“努力从乡民的情感和立场出发去理解所见所闻的种种事件和现象，常常会有一种只可意会的文化体验，而这种体验又往往能带来学术思想的灵感。这种意境是未曾做过类似工作的人所难以理解的。”
通过田野调查，可获得来自田野与社会的切身感受，增强历史感和写作灵感，这已成为区域社会史研究者的共识，而对田野调查的提倡也已成为当前学术界的一股潮流。我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利用寒暑假或五一、十一假期，有意识地在豫北地区收集当地的历史资料，包括家谱、村志、文集以及碑刻等地方性历史资料，这些资料构成了本书的写作基础。另外，我也在豫北地区的新乡县、辉县等地做了一些田野调查。在田野调查中，不仅收集到了许多地方性的文献资料，而且可以与当地的古建筑如祠堂等“零距离”接触，还与对当地社会历史文化颇为熟悉的乡土文人进行了一些交流，这无疑对我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当然，当地人写当地史也会有一些弊端，主要是容易有先入为主的主观性看法。对此问题，必须深加注意。我在进行研究时，力求“抽离现场”，站在客观的立场来观察和理解当地历史社会。
综合上述情况，本研究拟通过对豫北地区宗族问题的长时段考察，从而能够细致描述出此地区地方社会的历史与变迁。相信本项研究对于推动区域社会史、宗族史的研究，会起到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