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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族的形成与构建过程中，礼仪等文化因素所起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受到中外研究者的重视。
尤其对于宋以后宗族研究来说，宋明理学的兴盛、普及与否，会对当地宗族的构建有重要的影响。儒家礼法的强调与宗族组织的发展密切相关，理学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强调宗族人伦秩序与宗族观念。因此，对于地域宗族的发展而言，理学的兴盛与社会化实践，会对当地宗族的构建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而通过国家政府与理学精英的上下合力，使宋明理学成为国家正统意识形态，对宗族的形成与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正如科大卫、刘志伟在研究明清华南地区宗族时提出的：“宗族的发展实践，是宋明理学家利用文字的表达，改变国家礼仪，在地方推行教化，建立起正统性的国家秩序的过程和结果。”
常建华在研究宋濂宗族思想时认为，宋濂作为元末明初朱熹理学嫡传金华学派的代表人物，秉承着士人应担负起“化同姓之亲美天下之俗”的重任，通过教化治理宗族，改造社会，并且吸收了其老师们重视宗族问题的思想，结合浙东民间宗族实践，形成了自己的族治思想，并传授给学生，使其发扬光大，反映出浙东族治思想的师承关系和地域特色。常建华进而认为，元明之际浙东宗族组织化加强的社会现象，与当地士大夫重视宗族建设不无关系。
豫北地区在宋元以来的理学渐兴以及士大夫阶层兴起等对宗族建设的促进作用上，同浙东地区有一定的共通之处。
豫北地区，位于中原腹地，长期处于王权的直接统辖之下，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辉煌的文化。至宋元以降，豫北理学就整个中原地区而言，长期保持着兴盛和繁荣。民国年间《续修滑县志》的修撰者中就曾专门总结过宋元以来滑县理学文化持续兴盛不断的原因：“滑为冀衮豫三州交界之地……赵宋兴，为畿内，辅郡士民莫不崇儒重道，渐染于理学。至金人陷汴，宋都南迁，河北虽沦于夷狄，而风俗习惯，终未大变，此固由禀中和之气，信义固守，亦其渐染于理学者深也。元虽兴于蒙古，及入中国，已同化于汉族。又有姚、许诸大儒为之左右，振兴教化。故我滑之士风民俗，犹与河内邺郡不相上下。迨大明崛起，迁都北京，而滑仍为畿辅之地，则风俗之纯正更不待言矣。”
此虽仅是言及滑县理学风俗的繁盛不替，但就我认为，将其视为整个豫北地区理学概况的一般描述也并无不可。
豫北理学繁荣的一个代表性的地区是卫辉府的辉县百泉。辉县百泉，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环境优雅，由于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吸引了众多的文人高士游览、讲学、隐居于此，这也造就了当地文化的兴盛与发达。自宋元以来，邵雍、姚枢、孙奇逢等理学大儒纷纷隐居讲学于辉县百泉书院，传播、普及理学，培养地方理学精英，推广礼仪秩序，使得当地在历史上数度成为理学传播的重要阵营。明弘治年间，河南提学车玺在为百泉新建的思贤亭所做的《思贤亭记》中对当地历史上众贤云集的情况做过描述，其言道：“辉为共城古邑……晋孙登、嵇康辈亦尝啸歌放达其中。至宋邵康节先生来从李之才讲易，今存安乐窝、桃竹圆故址，然则康节学于辉也久矣。元则姚雪斋先生、许鲁斋、窦子声诸公倡明理学。许公至自河南，窦公至自大名，而雪斋家于辉中。辉盖代不乏贤也。”
本节从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角度出发，以辉县百泉书院为中心，具体论述百泉书院如何通过理学大家在当地的讲学来推广儒家伦理道德与礼仪，宋明理学又是如何成了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进而论证文化因素在豫北宗族构建中所起到的作用。
百泉位于辉县西北约五华里处，由葱郁茂盛的苏门山和碧波荡漾的百泉湖构成，山环水抱、湖光山色的美景，吸引着历史上众多的文人雅士留恋、徜徉其中，这也间接造就了当地文化的兴盛。
早在晋朝时，当时高士孙登便隐居于苏门山土窟之中。孙登，字公和，号苏门先生，《晋书》有传。孙登于苏门山中研习《周易》，设家塾授徒，并且时常长啸于密林之间。后人还专门修建“啸台”一座，以示纪念。当时“竹林七贤”中的阮籍曾问学于孙登，而嵇康曾从学于孙登三年。可见百泉自古就有讲学的传统，故清初大儒孙奇逢其所撰《太极书院考》中，将苏门讲学之风气追溯至晋代，其言曰：“始于晋，大于宋，而盛于元。”
百泉书院前身为太极书院，据称始建于五代后周广顺元年（951），但受资料所限，其具体情况不得而知。至北宋年间，全国逐渐由长期动乱走向安定，官方给予书院以充分的肯定和支持，加上北宋定都汴梁，使中原地区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中心区域，因此河南的书院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而与汴梁紧邻的太极书院直接受益于此，并且由于邵雍等儒学大家长期在此讲学，书院愈发的名声大振，逐渐成了全国传播理学、培育人才的重要阵地之一。
邵雍，字尧夫，谥号康节，原籍河北范阳，自幼随父亲迁河南共城（即辉县），因慕晋高士孙登，遂定居于苏门山，结庐于百泉之上。邵雍拜当时著名易学家、共城县令李之才为师，专研物理性命之学。李之才先示之以《陆淳春秋》，后授之《河图》《洛书》《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图像》。邵雍以“冬不炉，夏不扇，覃思刻励”的精神，通宵读书，刻苦钻研20余年，终成一代易学大家，其著作包括《皇极经世》《梅花易数》《河洛真数》《击壤集》等，其学问被程颢称为“内圣外王”之学。邵雍在苏门太极书院的讲学，还吸引了当时许多的儒学大家往来于苏门、百泉之间，与之探讨学问。理学的“开山之祖”周敦颐曾一度游学苏门，与邵雍阐先天剖太极，并作《通书》40篇。其弟子程颢、程颐兄弟也曾慕邵夫子在此讲学，游学苏门，与之切磋学问。程颐甚至在苏门结茅而居，潜心讲学，从游者甚众。至今辉县有程村，分南、北程村，据说就是程颐讲学之地，后渐成村落。
邵雍讲学秉承了孔子“有教无类”的办学原则，“无论贵贱与不肖，一接以诚”
，因此向其求学的人渐众，其开创的学派被称为“百源学派”。邵雍教学内容广泛，不仅注意学术性极强的专业教育，即“先天之学”的讲授，另一方面还注意广泛涉及自然科学知识的讲授。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了儒家传统教育轻视自然科学的缺陷。邵雍还十分重视道德品格的教育，明确指出教育的目的在于“正人伦”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纲常，即培养明人伦之人。他认为后世慕三代之治世者，未有不正人伦者也。其在《观物内篇》中言道：“人贵有德，才不可恃，德不可无。”重点强调“德”的作用。邵雍在其所著《渔樵问对》中还进一步对其所认为的“德”进行解释，他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谓各要其分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妇不妇，谓各不其分也。”很明显，其所谓的“德”实际上就是儒家所倡导的三纲五常的礼仪秩序。针对当时社会道德风尚每况愈下，邵雍希望通过教化来移风易俗，变化民情。为此，他专门著《击壤集》
一书，来表达其这种愿望。
邵雍还十分重视对其子弟的家庭教育，注重从小培养其尊祖、敬宗、明孝道。其子邵伯温出生时，他便言说：“我本行年四十五，生男方知为人父，鞠育教诲诚在我，寿夭贤愚系于汝。”阐明了自己作为人父应负担的教育责任。邵雍还专门撰写了《启后录》一文，文中提出了自己对后世子孙的要求，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宗族思想，这成为了解其宗族思想的重要文献。为更好地了解其思想，兹将全文附于下：
所贵乎世族者，以其祖宗德业之盛，子孙生聚之众也。然盛而弗传，犹弗盛也。众而弗亲，犹弗众矣。恶得以为世族哉！欲传且亲，惟修谱系。谱系既修，则文献足征，盛乃可传，名分有序，众乃可亲。我祖肇迹晋阳，衍泽关西，拓业蒲城，分宗洛下。祖宗既盛，子孙益众。虽世有谱书，以载其美，而所以世济之者，则在后之人耳。凡我子孙，于先代世系必六十年易秀，百二十年再修，庶无遗亡之失。
坟墓者，祖宗体魄所安，孝子慈孙所思、世守不忘者。然岁月云迈，时势不常，一失查理，下同荒冢。至于世远人亡，时移物换，或有垦为田地，掘为沟渠者，可胜惜哉。凡我子孙，于祖宗坟墓，记以碑石，刻其上曰“某祖之墓”，则世代虽远，碑石犹存，平毁之患，于兹可免。
宋嘉祐七年（1062）春正文定公十九世孙雍熏沐谨书
文中邵雍重点强调了谱牒、坟墓等有关宗族物化因素的作用，其认为必须加强对宗族谱牒的不断修撰，并且重视对祖先坟墓的保护与修缮，希望通过一系列的强化措施，来达到敬宗收族、团结族人的目的，进而保持本族的长盛不衰。这篇相当于谱序的文章的珍贵之处就在于，这是北方地区为数不多的北宋时期存有的有关宗族思想的文献，有关豫北的谱牒问题后文还会专门谈及，此处从略。
此外还有一点需要指明的是，针对邵雍讲学的太极书院当时究竟存在与否，目前学术界还有争论。据赵国权考证，邵雍在苏门讲学仍属于私家传授，不具有书院规模，且其家贫如洗，也无力筹建书院。
邵雍晚年移居洛阳，百泉书院、太极书院讲学的高潮渐渐退去。南宋与金朝对立时期，金朝政府统治中原，中原地区成为宋、金必争之地，战乱频繁，太极书院受到战乱的摧残和破坏，就读于书院的士人纷纷南迁，南方书院逐渐兴盛，程朱理学在朱熹等人推动下得到传播与流行，而北方则渐衰，理学遭到破坏，形成了“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
的局面。至宋末元初时期，理学家姚枢、赵复、许衡等人重新修建了太极书院，并长期在此讲学，传播理学，培养人才，使得原本已经衰落的太极书院再度复兴，理学也因此在北方得到了继续发展与兴盛。
元朝以武业兴起，最初沿袭了游牧民族的传统，重武鄙文，与中原文明形成了强烈冲突。至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元朝统治思想开始转变，元世祖较为重视汉族文化，重用儒士，提倡儒学，姚枢、赵复、许衡诸儒正是在此背景下，成为元代在北方传播理学的中坚力量。
姚枢，字公茂，号雪斋，河北柳城（今河南西华）人，自幼聪慧好学，终学有所成。1235年，姚枢奉太宗窝阔台网罗南儒的命令，随元军南征，访求儒、道、释、医、卜等人才。至湖北德安（今湖北安陆），在被俘的儒生中发现了朱熹弟子赵复，遂请赵复北上传授程朱理学，从而拉开了儒学北传的序幕。赵复，字仁甫，世称江汉先生，湖北德安人。至赵复北上始，北方方知程朱之学，为理学在北方的兴起奠定了基础。1236年，他与江汉先生赵复共同选取程颢、程颐、朱熹等理学大家的理学遗书八千余卷，创作《传道图》《伊洛发挥》《师友图》《希贤录》等教材，向诸学子讲授程朱理学。有关这四部书的编撰目的以及具体内容，《元史·赵复传》中专门做了介绍：
复以周、程而后，其书广博，学者未能贯通，乃原羲、农、尧、舜所以继天立极，孔子、颜、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张、朱氏所以发明绍续者，作《传道图》，而以书目条列于后；别著《伊洛发挥》，以标其宗旨。朱子门人，散在四方，则以见诸登载与得诸传闻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师友图》，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颜渊言行，作《希贤录》，使学者知所向慕，然后求端用力之方备矣。
从上文可知明显看出，赵复所授著作皆是有关程朱理学的内容，是程朱学派的理学，最终是为宣扬与普及程朱理学服务的。
元太宗十三年（1241），姚枢弃官携家迁居至辉州（辉县），隐居于苏门山中，“作家庙，别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敦颐等像，刊经书，惠学者，读书鸣琴，若将终身”。姚枢读书其间，专以正学授徒为己任，汲汲以化民成俗为心，致力于理学的研究及对理学著作的整理与刊刻，其连续刊刻《论语》《小学》《孟子》等儒家经典，并使传之于四方，有力地促进了理学在北方尤其是豫北地区的传播。
其后姚枢曾一度进入中央为官，官拜京兆劝农使、太子太师、中书左丞、昭文馆大学士等职。元世祖至元年间，姚枢再度退隐苏门，并与赵复共同创办太极书院，内置周子祠，以二程配食。书院以赵复主讲其中，教授内容以程朱理学为主，在传播理学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改变了北方沉闷的学术气氛，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史载：“北方知程朱之学，自复始。”
由此可知赵复在传播理学中的功劳之大。在赵复、姚枢二位儒学大家的极力筹划之下，太极书院逐渐成为北方理学传播的重要阵地。
在姚枢、赵复百泉书院、太极书院讲学时期，有不少士人慕名就学于书院，求学于二位，著名的如窦默、许衡等人。他们不仅从二位身上学到了从前北方没有的程朱理学，而且也成为日后理学传播的“二传手”，致力于儒学的研究与传播。理学在众学者的推动下，在北方日趋繁盛。
窦默，字子声，河北肥乡人。金末时期为避战乱，至河南习医，后又迁至湖北德安，得伊洛性理之书以归，与姚枢、赵复等相研习，后共同讲学于太极书院，为传播理学做出了贡献。
许衡，字平仲，号鲁斋，河内（今河南沁阳）人。许衡“幼而读书，即有志于圣贤之道”
，稍长，嗜学如饥渴，因家贫无力购书，一日偶得《尚书注疏》，如获至宝，手抄以归。后闻姚枢、赵复讲学苏门，传授程朱理学，慕名诣苏门访求，从师姚枢，得《程朱易传》《四书集注》《小学》等理学著作。遂刻意研读，获益匪浅，崇信程、朱之学，终有所成。据《元史·姚枢传》记载：“时许衡在魏，至辉，就录程、朱之学以归，谓其徒曰‘曩所授皆非，今始闻进学之序’。”1250年，许衡移家苏门，“慨然以道为己任”，与姚枢共同讲学苏门太极书院，凡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及水利之类，无所不讲。后姚枢入仕，许衡仍独居苏门，笃守程朱理学，以明道为己任，从学者浸盛。史载，许衡教人“谆煦垦至，从学者尊师敬业，日该月化，虽童子亦知三纲五常为生人之道也”。
许衡在理学传播中的一大贡献，就是促进了元代理学的通俗化，从而加速了其在元代的传播。宋代程朱理学从创立之初便陷入了烦琐、空谈、脱离实际的困境之中，严重阻碍了理学的传播。许衡适应形势，对理学进行了新的、更加宽泛的解释，在加强理学理论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使理学通俗易懂化，从而进入了“经世致用”的轨道中。许衡认为，“道”并非高深玄妙之物，如果“道”是“高远难行之事”，则便不是道了；“道”应当是“众人之所能行者，故道不远于人”。
为了使所传之“道”更加通俗、更加接近众人，许衡在解释“道”时言道：“大而君臣父子，小而盐米细事，总谓之文；以其合宜之义，又谓之义；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谓之道。文也道也，只是一般。”
在许衡看来，“君臣父子”“盐米细事”皆可为道，使得其所传之“道”不再神秘化和形而上，一般村野百姓也可以“习道”懂礼，促进了理学的社会化。正如《元史·许衡传》所言：“听其言，虽武人俗士、异端之徒，无不感悟者。”
许衡在宣讲程朱理学过程中，非常强调礼仪秩序，尤其是儒家伦理等级秩序，将其视为天理、自然秩序，希望世俗严格遵循。许衡强调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贵贱位矣。在上者必尊之，然后事可得而理。为尊长，敬天地、祖宗、鬼神；为百执事，敬事君长，此不易之理也。舍此便逆，便不顺。”对于儒家所一贯推崇的“三纲五常”，许衡也是倍加强调，认为其是人们社会生活的根本，是天定的不易之理。许衡谈道：“自古及今，天下国家惟有个三纲五常，君知君道，臣知臣道，则君臣各得其所矣；父知父道，子知子道，则父子各得其所矣；夫知夫道，妇知妇道，则夫妇各得其所矣。三者既正，则他事皆可为之；此或未正，则其变故有不可测知者，又奚暇他为也。”
许衡还极为重视对礼仪的推广，其讲学过程中，积极向学生灌输儒家礼制，史载：“课诵少暇，即习礼。”
由此可见，许衡在推行礼仪，宣讲伦理纲常上，可谓不遗余力，其所极力营造的社会，是君民各安其分，懂礼守法的社会。
由于姚枢、赵复、许衡等长期担任地方与中央的官职，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特别是许衡在较长时间内掌握着一些地方教育机构和国子监的行政大权，对元朝的教育政策、方针以及内容方法等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推行理学上有了便利条件，因此，他们积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理学官学化。许衡针对北方理学衰落的情况，强调兴办学校，以传授理学，推行礼仪。许衡建议道：“自上都、中都，下及司县，皆立学校，使皇子以下至庶人之子弟，皆从事于学，日明父子君臣之大伦，自洒扫应对至于天下之要道。十年以后，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比矣。”
许衡还身体力行，在全国范围内兴办学校。早在1253年，忽必烈“出王秦中，许衡被任命为京兆提学”，当其时，“秦人新脱于兵，欲学无师，闻衡来，人人莫不喜性来学”，经过许衡多方筹划，“郡县皆建学校，民大化之”。
忽必烈即位后，中统、至元年间，许衡相继入中央担任国子祭酒，得以继续推行其教育政策，在全国兴建学校。经过许衡等人的大力倡导，元朝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立了各级学校。而这些学校大多以教授儒学为主体的四书五经课程，以小学为入门课，这促进了理学的广泛传播，出现了“儒学为之丕振”
的良好局面。
为进一步提高儒学地位，许衡还极力倡导科举，谋求理学官学化。自隋唐以降，科举制一直是士人谋求仕宦的主要途径。但自蒙古取得统治地位后，长期未进行科举，当时在全国出现了“贡法费，士无入仕之途”“皆以为天下习儒者少，而刀笔吏得官者多”的现象，使得大量儒生游离于仕途之外。这严重挫伤了广大士人习儒、传儒的积极性，大量的儒生不得不放弃通过攻读四书五经谋求仕进的打算，从而严重阻碍了理学的传播与兴盛。为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许衡积极劝说元朝统治者，谋求恢复科举。他在《时务五事》疏中言道：“夫民不安于白屋，必求禄仕；仕不安于卑位，笔求尊荣”，而欲求得禄仕，必须由统治者设立一条正确的道路，而这条道路正是“科举”。许衡向元朝统治者倡议科举，并规定新的科举内容以“罢诗赋，重经学”为主。虽然许衡提倡科举的建议，在当时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实行，但这无疑对提高理学的地位有了积极的作用，也间接促进了理学的传播。
总之，元朝时期，姚枢、赵复、许衡等学者，以苏门太极书院为阵营，继承程朱理学，推崇理学、研究理学，进而宣传、推广理学，促进理学官学化，理学终在元代被确立为官学，并且历经元、明、清三朝而不衰，对明清时期文人士绅的思想意识、行为规范以及人生道路等各方面均影响深远。而豫北地区成为直接的受益地区，当地的理学积淀愈加深厚。明清时期当地理学的再次兴盛，与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密不可分。
如果说宋元时期豫北理学发展只是间接上促进了当地宗族构建的话，那么明清时期理学的兴盛则直接推动了豫北宗族的构建。
明朝初期至中期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明朝政府将教育的重点放在兴办官学以及提倡科举上面，一般的学子士人向往官学的优厚待遇和今后的锦绣前程，不再热心于书院的清苦，因而书院发展缓慢，几乎处于沉寂状态。一直至明中期成化年间始，书院才逐渐兴盛。
成化十七年（1481），河南提学佥事吴伯通督学中州，因病当时中州学子“学务枝叶，不根理致”，希望学子们能“探本穷源，得蒙养之道”，故建议抚宪李衍于河南境内共筹建四书院，而百泉书院正是其中之一，当时人刘建曾撰《百泉书院记》一文，
详细介绍了书院的建造过程以及书院建置等，为能更进一步了解书院情况，兹选录其文如下：
巡抚都宪李公衍建四书院于河南境内，百泉其一也。初议专祠邵子，既而更议祀宋濂溪、周子、邵子、司马温公、明道伊川两程子、横渠张子、晦庵朱子、南轩张氏、东莱吕氏、元鲁斋许氏，凡十贤……成化庚子（1480）四月始事，至壬寅三月毕工。凡为屋三重，为楹六十有二，扁其前曰“先贤祠”，中曰“讲道堂”，左右为斋凡八，后曰“主敬堂”，为斋凡四合，扁之曰“百泉书院”。乃选庠生之秀敏者数十人肄业其中……又规置旁近常稔田若干顷为之赡。
从文中可见，当时书院已经正式命名为“百泉书院”，设置齐备，有祠堂、斋房、学田等建置，从而为当地学子求学习儒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弘治十年（1497），刘玉知辉县事，重修百泉书院。次年，提学佥事车玺檄知县李琮创思贤亭于书院，奉祀孙登、嵇康、邵雍、李之才、姚枢、许衡、窦默等来辉县讲学诸公，并改先贤祠为文庙，“像设先圣，而诸贤俱列为配享”，书院建置更为齐备，一时当地人文显盛，声名远播。其后书院又分别在正德十五年（1520）、嘉靖十二年（1533）、嘉靖三十三年（1554）分别由知县李杰、知府吕颛、巡按御史霍冀先后对百泉书院进行整修，书院规置愈加扩大。隆庆六年（1578），巡抚粟永禄以“诸贤配享非礼”为由，于书院文庙中“增置四，配十哲，诸贤列于配哲之后”。万历戊寅（1578），辉县知县聂良杞则认为“国家尊师重道，稽古定制，立庙于庠序而规制森严，致祭以上丁而仪文周备，配享有礼，从祀有谊，非若淫祀者之可以私创而擅增也”，故良杞在报明上级之后，“将文庙仍改为先贤祠，移之东隅，圣像则别藏之”，以合礼仪。
此外，良杞在知辉县事时期，公事之余，对本县教育异常重视，以教育人才为己任，常集诸生于书院，耳提面命，并亲定书院《学约六条》，当地士风为之一振。
由于明中后期，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共发动了三次较大规模的禁毁书院行动
，百泉书院也未能幸免。尤其是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禁毁天下书院运动中，百泉书院受害为大。万历九年（1581），百泉书院被奉例拆废。但在仅过了三年之后，由当时卫辉府推官龙德孚倡议光复书院，后由知府周思宸、知县卢大中共同修缮，百泉书院得以重建，内设先贤祠三间，祀周子、二程、邵子、张载、司马温公、朱子、张栻、吕东莱、许鲁斋，以姚、窦二公配享。
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农民军攻打开封，围攻开封城。明军为了抵御农民军，竟掘黄河水以拒，致使开封城被洪水淹没，造成了河南乡试不得不中止。第二年（1643），河南提督学政上奏朝廷，请求补科河南乡试。明思宗颁旨准奏，临时将河南乡试科场移到豫北地区。时任辉县知县的郁英，向御史苏京请求以百泉书院为改为贡院，为河南乡试考场，苏京允准，遂将书院改建为河南贡院，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而书院内十贤祠移至苏门山腰，合为十二贤，东西两庑，俱配先圣，更名为“圣庙”。百泉书院讲学授徒至此暂时中止。但此次将书院改为河南贡院，并非意味着当地的文化气息的衰落，相反，由于成为河南一省的科考所在地，使豫北地区一时成为河南的文化中心，也间接提升了整个豫北地区的文化地位，因此对当地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至清朝初年（1616），百泉书院仍为贡院，是科场所在地。清顺治时期，共经历了六场科试，一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御史李粹然会疏请复贡举于开封，至此，百泉书院作为贡院的经历才告结束。但在此期间，百泉书院的讲学之风却再次兴盛，并在全国范围内影响深远。
在明末清初时期，由于战乱，再加上统治者抑制书院发展，全国各级书院大多沉寂无闻，发展陷入低潮。但这一时期，一些书院由于有著名儒学大家讲学其中，这些书院的教育却显得生机勃勃。当时全国较为著名的有三大书院，分别是李颙主讲的关中书院、颜元主讲的漳南书院以及孙奇逢主讲的百泉书院。百泉书院由于大儒孙奇逢在此讲学，又一次进入了其发展的高潮时期。而孙奇逢在百泉书院的讲学，不仅自己身体力行的宣扬理学，更是在豫北地区培养了一大批文人士绅，他们也成为当地宗族构建的中坚力量。
孙奇逢，字启泰，号钟元，原籍直隶容城（今河北容城），清初迁至河南辉县苏门山下夏峰村定居，故世称夏峰先生，明末清初，朝廷曾11次征召其入仕为官，当其皆托辞不就，据此，世人又称其为“征君”。孙奇逢是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被北方学界奉为“泰山北斗”“中原文献”，曾与黄宗羲齐名，时称“南黄北孙”。同时又在王夫之蛰居猺洞并不为世人所熟知时，孙奇逢与当时学者黄宗羲、李颙并称为“三大儒”。《清史稿·儒林传》中首列其传，黄宗羲在其所著《明儒学案》中为其独立列传，足见其在明清儒学史中的地位之高。孙奇逢在中国理学史上成就甚多，但就本研究而言，所关注的重点在于其在地域社会中，即在豫北地区，孙奇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和对当地的重大影响。这其中包括：其如何在当时宣扬的理学以及其身体力行的推行礼仪、伦理秩序？又是怎样汲汲以化民成俗、整风救世为己任？其怎样实施对本宗族的教育与宗族构建？其在当地培养的士绅群体，又是怎样成为宗族构建的中坚力量？以下本书便结合孙奇逢生平、著述等，就以上问题进行论述。
孙奇逢自幼情操卓越，蓄有大志。其一度曾热衷功名，以拯民救世为理想，7岁入学，14岁中秀才，进邑庠，后回家随其长兄孙奇儒研习程朱理学。17岁时，应顺天乡试，中举人。19岁后，又从学于其叔父孙成轩，学习内容先是程朱理学，继而转学王阳明心学，可以说对程朱理学与心学皆有造诣，这也为之后其能调和二学打下了坚实基础。孙奇逢在考中乡试之后，曾先后四次参加会试，但皆落第。奇逢22岁和25岁时，其父、母先后逝世，孙奇逢前后守孝达六年。六年期间，家庭状况日渐困顿，生活困苦。在守孝完成之后，孙奇逢思想也有了很大的转变，一方面是家庭变故，另一方面也是其目睹了朝廷的腐败和官场的黑暗，逐渐灰心仕途，不再妄意功名，开始走上了专意学问、以恢复儒家礼仪秩序为己任的道路。
孙奇逢中年时期，曾一度离开家乡，赴京师一代寻访名人逸士，与当时名士鹿伯顺、魏大中、左光斗等皆有交往，期间与之切磋学问、研习儒家经典，名气与影响大增。明天启年间，宦官弄权，东林党人魏大中、左光斗、杨涟等，因反对魏忠贤独专朝政，被阉党诬陷下狱。孙奇逢知晓后，与鹿正、张果中不避祸灾，冒死犯难，竭力营救，倡议筹金，以图将其赎出。然事终未成，孙奇逢等又积极行动，将东林诸公尸骨赎回。孙奇逢的义行倍受世人称赞，“燕赵悲歌慷慨之风久湮，人谓自先生再见”
。当时人将孙奇逢同鹿正、张果中并称为“范阳三烈士”，奇逢名望更盛。
崇祯年间，清军入关，孙奇逢曾积极组织乡勇抗击清军，保卫容城。明朝灭亡后，顺治二年（1645），由于清统治者在京畿附近实施“圈地”政策，孙奇逢家园亦被圈占，至此，他开始过上了漂泊生涯。直到顺治七年（1650），奇逢听从友人薛所蕴的劝告，并“慕苏门百泉之圣，为宋邵康节、元姚许诸儒高尚讲学之地”
，决意前往辉县苏门山下定居。顺治七年（1650）四月，孙奇逢一行到达辉县，次年又接受了时任水部副使的马光裕的馈赠，得到苏门山下夏峰村的田地与房舍，筑兼山堂，从而开始了在夏峰著述理学、聚徒讲学论道的生涯。从此，百泉再次成为中原学术重镇，其对豫北乃至整个中原地区理学的传播与兴盛均有重大影响。孙奇逢一生学术著述甚多，主要有《理学宗传》《四书近指》《读易大旨》《书经近指》《圣学录》《北学编》《洛学编》《中州人物考》等，后人编有《夏峰集》《夏峰先生全集》等。
夏峰之学“以慎独为宗，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天理”即儒家伦理道德、礼仪秩序，强调以其为第一要务。既重视理学理论研究，又异常注重实践，提倡在实践中获取知识并且学以致用。同时，夏峰认为学无止境，应终生学习。其本人治学态度十分严谨，尤其其晚年仍老而弥坚，不断进取，精研学问，故其学术日见精深，尝自言：“七十岁工夫较六十而密，八十工夫较七十时而密，九十工夫较八十而密，学无止境，此念无时敢懈。”
可见其对自己要求之严格。
孙奇逢作为清初北方大儒，开创了对宋明理学发展史进行研究的先河，第一次把理学作为专门史来研究。他在全面研究了儒家学说的发展历史、深刻反思了明亡清兴的社会变革之后，力求调和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门户派别之争，抛弃二派弊端，兼采二派之说。自王守仁心学思想兴起之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思想派别之争渐成为宋明理学发展变化的显著特点，二派的论争成为中国学术思潮的重要内容和特征。而孙奇逢由于“幼而读书，谨守程朱之训，然于陆王亦甚喜之”
，可以说对理学与心学皆有很高造诣，又受到时代学术思潮的影响。因而致力于对二派学术进行评析，强调不可拘于门户之见，而应兼收并蓄，融合贯通，以求调和折中二派，寻求儒学发展的新途径。孙奇逢认为朱学长处在于其提倡随事观察、触类旁通的平实为学的方法，注重躬行修养工夫，反对空谈义理，但朱学后学却不重自心自性的反求体理，沉溺于故纸堆，流变于支离琐碎。同时，王学倡导“致良知”之说，重视自心自性的反求识得，力扫朱学的支离烦琐弊端，但其缺点在于过于强调了致良知之说，特别是其后学产生的“四无论”和“顿悟说”，其中“四无论”即心是无心之心，意是无意之意，知是无知之知，物是无物之物，而“顿悟说”则指“以一念灵明为极则，以一觉之顷为实际”以及“亦佛亦儒”等观点，混淆了儒学与佛学的本质区别，导致了脱离社会实际的空疏流弊。
针对王学的“流于空虚”和朱学的“僵化”之弊，孙奇逢主张坚持朱学致知、笃实的“下学”工夫，兼取王学反求自悟的本心论，抛弃心学的四无论、顿悟论以及朱学的烦琐求证方法，强调以实补虚、躬行实践，做到明体达用。但总体而言，孙奇逢对于理学与心学的兼采融合，主要是以阳明心学为本，进而采取融朱入王的方法。
孙奇逢极力主张学以致用，强调躬行践履、经世宰物，将治学与治世结合起来。认为只有把理论附诸实践才是做学问真正得力之处，否则空谈性命之学，一遇诸事便茫然无知，不能算是真正学问。其尝言：“日用食息间，每举一念、行一事、接一言，不可违天理、拂人情处，便是学问。”又言：“天之明命，无一刻不流行于人伦事物中，能于日用食息真见其流行不已，便自有下手工夫。”指出学问无它，在日用伦常中就可求得。因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孙奇逢学术特点时道：“奇逢之学，兼采朱陆，而大本主于穷则励行，出则经世，故其说如此，虽不一一皆合于经义，而读其书者，知反身以求实行、实用，于学者亦不为无益也。”
评价将躬行实践作为奇逢之学的特点，是较为中肯合适的。孙奇逢讲求实践、实用的学术特点为清初北方学者昭示了治学的方向，成为扭转明清之际学术风气的先导，直接为以后以讲求实习、实行、实用的颜李学派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孙奇逢在日常生活中也身体力行，积极经世治用，重视民生，在乡间提倡纲常名教，化风敦俗，推行礼仪秩序，在整个北方尤其是豫北地区影响深远。奇逢在定居辉县之后，时值清朝初在北方建立政权，百废待兴，他异常关心当地民生状况以及民间风化建设，积极提倡开荒、恢复生产，推行儒家伦理道德，维护礼仪秩序，以正风化。其先后撰写《救时议》《荒田议》和《维风议》三篇文章，为当地民生出谋划策，在当地影响颇大。为全面了解孙奇逢经世的思想，现将三篇文章全文选录于下。
至孝廉遵道之言曰：辉邑昔称丰富，土厚民淳，士敦朴而朱浮言，民安乐而羞健讼。前辈治辉者，止于卧理而有余，不则一蒲鞭而无不足沾。至于今大非昔比矣。昔丰富，今渐贫瘠矣；昔安土，今渐荒之矣；昔化国，今渐愁民矣；昔主胜客，今客役主矣；昔甲不累乙，今羊代牛死矣。（《救时议》）
未几霪雨湮没，连岁不登。数里外一望尽成茅草。农人终岁勤动，尚不能支，而田既荒芜，耕鉴无力，租赋又复相迫，势不得不逃。一家逃所遗地粮，累及族属，族属各不能自顾，岂堪代人赔累，势不能不与之俱逃，逃亡愈众，而地之荒芜愈多。有司按籍征粮，不能完则官受累，那移补凑，苟且权宜，迨至那无可那，凑无可凑，王令遂以缢死，吴令又以忧死。嗟此二君其孰使之至此哉？民穷财尽，荒地之累，此其大端，至阖县之受累……愚意，目前宜急议除荒，荒除矣，则民之复业者必众，复业者众，则荒不期开而自开，民与国两有利焉。（《荒田议》）
有一代之风俗，有一国之风俗，有一隅之风俗，山川所钟毓，习尚所渐摩，久而无变，相率遂成固然。不知风俗亦尝之有以仁师者以仁从，暴师者以暴从，姚许诸君子师之之道也。辉旧志言：君子崇尚礼文，小人好饮而直，婚姻丧葬有相周之义。今世道丧，淳风日漓，非敢轻言俗浇，为姚许者正不容，自他其维挽之责也。道莫大于兴孝兴弟，事莫重于养生送死，然此固人心之同。然第不触则不见耳。粤西孝子七千里徒步寻亲，一经拈出，人人有与孝之思。吾乡赵廷桂者，一愚民耳，曾刮骨愈母疾，予为筑庐以居。一郭姓名者，请解衣观之，惊曰：尔于母如此耶？小人于母时有触忤，今而后，无敢犯矣。夫谁使之哉？王老生者，因饥寒而病，病而死。其子若孙数口将为沟中瘠，借孙绍开一言，而众为赙之，死得葬，而生者免于饥寒。口广文老而无子，诸大夫食之衣之，且时飨之以酒肉。白沟张有道客死，亦诸大夫葬之，题其冢曰：遗民张果中墓。此数事在诸大夫无意为姚许，而实姚许化民成俗之事。予固曰：风化之伦，有司与士大夫不能无咎。而深有慕于姚许诸君子，故不能不致望今之为姚许。（《维风议》）
从孙奇逢以上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辉县由于长期战乱，民生极其艰难，世风日坏，处于礼仪道德伦理沦丧的边缘。而孙奇逢作为一个年近古稀的垂垂老者，并且是寓居于辉县，却持有中国传统文人所固有的人文关怀，“哀民生之多艰”，提倡百姓开荒生产。尤其对世道民风，异常重视，其文中呼唤“慕于姚许诸君子”者，其实自己又何尝不是其中的一员，其对于整合伦理秩序有着有生以来的使命感。孙奇逢在当地提倡民生，无论其实效如何，已大大拉近了其同普通民人的距离。而其推行礼仪秩序，则直接加深了当地的儒学氛围，对于当地礼仪秩序的整合必然大有裨益，可以说，极大地推动了当地宗族的建设与普及。
孙奇逢作为当时的儒学大家，还相当重视孙氏家庭教育，特别是以儒教纲常为主的品德教育，注意从小培养宗族子弟的忠孝观念。其尝言：“士大夫教诫子弟，是第一要紧事。子弟不成人，富贵适以益其恶；子弟能自立，贫贱益以固其节。从古贤人君子，多非生而富贵之人，当能安贫守分，便是贤人君子一流人。不安贫守分，毕世经营，舍易而图难，究竟富贵不可以求得，徒丧其生平耳。”
教育子弟首先从如何做人开始，应成为贤人君子。其实，孙奇逢自己便身体力行，恪守儒家礼仪，在当时以孝友著称于世。其二十二岁时，“丁父艰”，“哀毁成例，病、丧、葬一准古礼，偕兄若弟结庐墓侧，不饮酒、不食肉、不御内者三年。”旋其母病势，又“丁母艰”，“既葬，倚庐六载如一日”，“督学使者李蕃具以事闻，特旨建坊，旌其孝”。
孙奇逢迁居辉县之后，在当地仍以孝友著称。时人记载：“（公）天性孝友，兄若弟先逝已久，每触其手迹，辄为涕零。当两先人忌辰，惨容素食。九十岁后，犹孺慕如少年。”
通过孙奇逢的言传身教，使得子孙耳濡目染，培养子孙儒教伦理道德，知晓人生于世的做人道理。
孙奇逢在家庭教育中，还时刻注意培养子孙的宗族意识，教育子孙后世懂得尊祖敬宗。其所作《示诸子侄暨诸孙》一文中，就鲜明地表达了他这种观念。其文曰：
尔等既在祠堂读书，蚤间当敛容肃揖，晚退亦然。朔望日，当焚香叩拜，俨然祖父在上。闹轰痰唾，皆不可肆意。神主座次，宜洁宜清，则生者之伦序，自不忍紊。入孝出弟，兴仁兴让，有此佳子弟，方无愧贤父兄。我家之祖既称为佛儿，子孙若不孝不友，不仁不让，岂不玷辱祖宗？余病困，远在三十里外，不能蚤晚焚修，尔辈个个有尊祖敬宗之心，则老怀可以自慰矣。尔等莫视做泛常之言。
上文前半部分可以视作孙氏祠堂的祠堂规范，后面内容则寄托了孙奇逢对孙氏子弟能够秉承儒家传统孝悌仁让礼仪的期望。从中可以看出，孙奇逢对于子孙后代的品德教育异常重视。
为进一步规范祠堂祭祀礼仪，孙奇逢还专门撰写《家祭仪注》一文，其中重点谈及了一年之中祠堂祭祀的时间、祭祀礼仪等内容。其撰《家祭仪注》曰：
久离丘垅，兼之萍踪未定，苹藻疏违，负疚中夜。迩即次稍安，移先位于斯堂，庶朝夕得依灵爽。凡我子若孙，入庙思敬，不待病子之告教，酌立仪注，愿身先之，不敢与当世论礼也。
晨起节沐后，入祠三揖，自入小学便不可废。
朔望焚香拜。
元旦昧爽设祭，四拜。仲四月，用分至日各设祭，行四拜礼，令子孙供执事。
凡佳辰令节、寒食寒衣皆拜，设时食。
忌辰设食拜，子孙素食，不宜享客。
有事出门，焚香拜，归亦如此。
吉庆事，卜期设祭。
儿女婚姻，焚香以告生辰，弥月设食以献。
新妇庙见设祭，主妇率之行礼。
凡祭，妇人另行礼，各如仪。
由上可以看出，孙奇逢对族内祭祀的各种行为都有较为详尽而细致的规定，族内子孙只需依据执行便可。而这些礼仪的进行，在潜移默化间，加深了子孙们尊祖敬宗的观念，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与团结，孙奇逢可谓用心良苦。
在对弟子进行祭祀礼仪教育的同时，奇逢还撰写了一系列与宗族建设有关的文章，包括《孝友堂家规》《孙氏族谱》等。这些著作都是研究其宗族思想的重要文献，为了便于分析探讨其宗族思想，兹将全文分别列于下。其所撰《孝友堂家规》曰：
迩来士大夫绝，不讲家规身范，故子若孙，鲜克由礼，不旋踵而坏名灾已，辱身丧家。不知立家之规，正须以身作范，祖父不能对子孙，子孙不能对祖父，皆其身多惭德也。一家之中，老老幼幼，夫夫妇妇，各无惭德，便是羲皇世界。孝友为政，政孰有大焉者乎？舜值父母兄弟之变，汤武值君臣之变，周公值兄弟之变，虽各无惭德，然饮泣自伤，焉能愉快于无言之地？吾家先媺以慈孝遗后人，所垂训辞，世守勿替，余因推广其义，为十八则，愿与子若孙共勉之。
安贫以存士节；寡营以养廉耻；洁室以妥先灵；斋躬以乘祭祀；
既翕以协兄弟；好合以乐妻子；择德以结婚姻；敦睦以联宗党；
隆师以教子弟；勿欺以交朋友；正色以对贤豪；含洪以容横逆；
守分以远析隙；谨言以杜风波；谙修以淡声闻；好古以择趋避；
克勤以绝耽乐之蠹己；克俭以辨饥渴之害心。
右（上）十八则无非先人所常言者，余参以己意而次第之。盖教家立范，品行为先，故首存士节，养耻心，孝友为政，立祠举祀，其先务也。谢叠山曰：兄弟不和，家庭间尽是戾气，虽有妻子之乐，不乐矣。然兄弟不和多关隙于妻子，易：家人利女贞。夫子以好合。先既翕，而得父母之顺，亦可知矣。婚姻之事，家之盛衰攸关，论财不论德，宜君子不入其乡也。家有长幼，孰是可以作伪？相接朋友，信之已；不信而能得人之信，其谁与？我子孙不肖，祖父之教不先。古人易子而教，自童蒙即为择师。爱而不劳，禽犊之爱也。与贤豪相对最不可有媚悦之色，与妄人相值亦当存自反之心。爨隙之开，风波之招，非多事则横议。守分谨言，庶乎免矣。声闻果情，君子耻之。趋避不审，不学无术耳。谙修好古，君子日用所从事者，端在于斯。居家之道，八口饥寒，治生亦学者所不废，故以勤俭终焉。凡此皆吾人分内事，人人可行，人人不肯行，余为此规，不敢望之天下，不敢望之一国，窃欲望之一家，因取先圣先贤所以教诫子弟者，偶录六则于左（下），一为家规榜样，其亦可参观而悟矣。
孔子之教伯鱼，曰：“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淑性情，固筋骸，立身之大端尽此矣。
周公谓鲁公：“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何其仁也；“无求备于一人。”何其恕也。仁且恕，世岂有外焉者乎？
马援戒其子也，曰：“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心可知，口不可言。”此涉世之道焉。
汉昭烈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此真圣贤集义迁善要诀，不谓英雄人能见及此。
柳比之戒其子弟也，曰：“不识儒术，不悦古道，身既寡知，恶人有学，胜己者嫉之，佞己者扬之，以衔杯为高致，以勤事为俗流。”此最中人膏肓之病。
王阳明曰：“我子弟苟远良士而近凶人，是谓逆子。”亲师取友之谊，夫岂有外焉者哉？
右（上）六则因与子孙所尝言者，随笔录之。此六则之义，千万人言之不尽，千万世用之不尽。凡我子孙，其绎斯言。
由上文所列的十八条家规以及其所引用的古来六位圣贤的家训语录可以看出，孙奇逢强调的是对子弟伦理道德的教化，探讨人生在世如何为人处事的道理，目的是将孙氏子孙培养成贤人、君子。此外，还可以看出，孙奇逢异常重视家庭内部的团结和睦，家规的许多内容都是针对治家而设立的。他认为：“家之所以齐者，父曰慈，子曰孝，兄曰友，弟曰恭，夫曰健，妇曰顺。反此则父子相伤，夫妻反目，兄弟阋。积渐而往，遂至子弑父，妻鸩夫，兄弟相仇杀，庭闱衽席间皆敌国。”
要求子孙严格尊崇儒家纲常伦理，如此方能达到齐家兴家的目标。
《孝友堂家规》在当时影响深远，顺治时期，直隶清苑人张炎曾专门作文，详细阐述了孙奇逢做此家规的缘由、功用等，其文有助于理解《家规》的产生以及意义等。其文曰：
天地间惟此家人之事、家人之情，愚夫愚妇可与知能，而大圣大贤有不尽知能者。举其名，人尽父子也、人尽兄弟也，人尽夫妇也。稽其实，果能父父子子乎？果能兄兄弟弟乎？果能夫夫妇妇乎？大学所谓辟而好则不知其恶，辟而恶则不知其美。非家人之难齐，而辟情之难化也。情一辟则繁，然混乱之身，而欲家人之就绳就理也，难矣。征君先生继静修之后，崛起容城，毅然以斯文为己任，耕仁溽义，道心与华狱俱长，暮年著作益富，大约皆名节忠孝、维世砺俗之言。至阐发前圣秘义，尤属深远自得。故信手拈出，随在指示，无非先儒所谓这些这件事。先生六十年来，孝弟力田所得力者，正在此耳。此则一节见全，体会不得则身心意，知家国天下，判然不相属，学荒道丧一线孤灯。先生其鲁灵光兴家规一编，前曾读于夏峰，窃欲公之同志，使人人想见孝友为政之实先生曰：此偶以教我子若孙，非敢出而问世也。夫家之规，即天下之矩也。能使一家长幼尊卑秩秩然，无参差错乱之象，国如其家，天下如其国。不居然，唐虞三代之世也乎？
顺治辛丑仲夏清苑后学张炎敬识
在张炎看来，孙奇逢作《家规》一文意义深远。在“学荒道丧”的不利局面下，孙奇逢勇挑重担，以“继往圣续绝学”为己任，振兴儒家伦理道德。孙奇逢一家之《家规》可视做天下“齐家”之范本，唯有先“齐家”方能“治天下”，言外之意，将治家与平天下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孙奇逢还异常重视族谱的作用，认为族谱具有维持孝弟、移风易俗的重要功用。其在撰写的《族谱》一文中言道：
人心何以淳？淳于孝弟。风俗何以厚？厚于兴孝兴弟。夫孰是当不孝不弟者？而人心之浇也，且日甚一日；风俗之薄也，日甚一日，此何以故？盖族谱废。而士大夫不讲明孝弟之义，于庶民何望焉？古帝王以孝治天下，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汉近古，孝弟力行之士多举于朝，迨唐传孝友，以风不孝不友者，孝弟之实已微。今则并其名亦不存矣。以人人不可少，家家不可少，又非有甚艰难重大犯时触忌之事，而恬然安之，可为浩叹。
他认为，上古时期重孝弟，至中古仁孝之风已经渐弱。而修撰族谱对维持风化、孝友有重要意义。族谱是子孙当行之事，修撰、续修族谱可以维持仁孝之道、雍慕之风，起到团结族众并教育族众克承家风、光宗耀祖的功用，故“人人不可少，家家不可少”。另外，他还指出，修撰族谱，推行孝弟教化，士大夫阶层要“首倡其义”，应首先积极响应推行，唯如此，方可引导庶民向化，逐渐遵循儒家纲常伦理，形成理想治世。
总之，孙奇逢在教育族人子弟时所提倡的各项措施，一方面加强了孙氏宗族的建设，另一方面，其更为重要的地方在于，由于孙奇逢在当地儒学大家的地位，其对本地宗族的建设具有强烈的示范作用。孙奇逢对儒家伦理纲常的提倡，深深影响了当地世风，豫北地区理学风气日盛并逐渐向下渗透，渐及庶民阶层。其积极推行孙氏宗族的建设，为当地其他各族提供了很好的宗族建设模板，对当地的宗族建设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宗族庶民化日渐显现。
还需一提的是，孙奇逢在当地进行的家学论道，其深厚的学术功底，独特的教学方法，吸引了一大批求学之人。中原及四方学者云集百泉书院，拜孙奇逢为师。孙奇逢讲学授徒不问贵贱贤愚，“人无贤愚，苟问学，必开以性之所近，使自力于庸行”，“虽武夫悍卒，野夫牧竖，必以诚意接之。因此，名在天下而无人妒嫉”。
从中也可以看到孙奇逢讲学授徒影响之深远，遍及士人与庶民，从其游学者众多，“有数百里或数千里至者”
。在教学方式上，孙奇逢“各课所宜，反复开学不厌”，并提倡因人而异施以教化，采取师生共聚集一起，一问一答的授业解惑方式，可以讲强师生双方的思想、感情交流，又具有针对性，有利于析明义理，颇受学生的欢迎。孙奇逢在辉县讲学达25年，学生多达200余人，许多成了当世著名的贤明之士，如新安吕履恒、颍川刘体仁、定兴杜越、范阳耿及、睢州汤斌、上蔡张沐、登峰耿介、商丘宋荦等。其中豫北地区也不乏名士，如新乡郭遇熙、郭迓熙兄弟、获嘉贺行素等。孙奇逢的思想可以说影响了北方一代学者。正如同时代的黄宗羲所言：“北方之学者，大概出其门。”
此外，孙奇逢还与当地一些名士谈文论道。豫北当地的文人以诗文为载体，以维护共同的儒家伦理纲常为追求，以书信往来、文人结社为形式，逐渐形成了豫北地区的士人群体，而当地士人群体的出现，对豫北地区宗族的建构影响重大而深远，这正是本章下一节所要重点论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