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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使东西方文明产生区别在于仁学具体的实现路径，这正是东西方文明最大的分歧点。
在现实生活中，当面临着巨大危机的时候，德如何权变是一个大问题。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境需要不同的策略，这就是孔子讲的，“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其中就有对美德的选择，甚至包括对美德的完全抛弃。所以，在《论语》中，孔子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小人之德，草。”“知德者，鲜矣！”这都源于德所具的特点。
一是德本身难以把握。德并不是孤立存在的，需要取决于其他因素，如“好学”。如果没有好学，而光有德本身，好事情会变成坏事情。孔子讲的“六言六蔽”就是这样，没有“好学”，好品德就会滑向反面。同时，德本身还有程度与均衡的问题，不考虑场合、环境，就不能实现德的目的。如孔子所说，具有“言必行，行必果”的美德，但如果不考虑场合、环境，仍然是“小人”。
二是每个人的成长环境、性格不同。不同的人，对德的需求也不同。孔子的弟子中，有以德行见长，也有以言语见长；有以政事见长，也有以文学见长；等等。不同的人需要“因材施教”，对其道德的要求也应该是不同的。孔子并不对学生做统一要求，而是让学生各言其志，然后在其各自兴趣爱好的基础上，因材施教，发挥学生自身的潜力。
三是德与德的冲突。在孔子的仁学体系中，德的要求有很多，如“仁、知、信、直、勇、恭、慎、刚、毅、木、讷、诚、忠、恕、孝、悌、义、智、好学、中庸、以德报怨”等。能否在同一时间内全部做到，这是有疑问的。就孔子的优秀弟子而言，德行第一的颜回，在提问辩论环节上欠缺；言语第一的宰予，勤奋欠佳，在《论语》中有其白天睡觉的记载；政事第一的冉有，曾为虎作伥，正义与邪恶不分，气得孔子要清理门户。这些“德”，要一起实现非常困难，而且，世界充满矛盾与冲突，我们日常生活常开的玩笑中，也可见端倪。
这时，就需要有轻重缓急。孔子的弟子子夏就说，可以通过区分大德与小德，抓大放小来解决，“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矣”。孟子也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在正常情况下，讲德，但是在紧急、危急情况下，需要“权变”，需要做出变通。这种讲德行产生的生活困顿，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连孔子都感叹，“德行最好的颜回，却是那么的贫困，而善于市场投机的子贡，却富甲一方。”在这种冲突与困顿中，还能否讲德行？如何讲？这确实考验一个人的智慧。
四是德与生命的冲突。爱惜自己的生命也是德行的一部分，而当德与自己的生命相冲突时，这是一种非常极端的情况，就是孟子所言的，“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变动、危机中，常有“置之死地而后生”，常有对德与生的选择考验，何去何从，难以抉择。
五是外在环境的变化。尤其贫与富的不同，人对德的选择也会有不同，这种选择，有没有一致性的有机联系是考验选择的智慧。如果是没有联系，那就存在着双面人格、投机主义，而如果存在着有机联系，则是智慧的选择。正如孔子所言，“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对德的选择其实很困难。德在实践中，尤其是在社会变动中，常面临世俗世界的挤压、挑战和逼迫，这时就需要融通和变化，如何变通、幻化，则考验人们的生存智慧。
如何实践孔子的仁学，并非按部就班地依仁学三十字箴言所指明的方法，而需要灵活应对。这点孔子在世时就已经指出来了。每个人的志向不同，选取的实现路径也会不一样。因此，孔子殁后，儒学分八家，这八家并不是仁学目标上的分歧，而是实现路径上的不同，即孔子三十字箴言中的优先次序的不同。八家的思想，虽然现在很多我们已无据可考，但从《论语》中亦可看出分歧。如子夏将德分为大德和小德，认为在实践仁学的过程中，应该不拘于小节，要从大处着手；子张为人勇武，性情偏激，自我约束能力极强，生活上不拘小节，不讲究外观礼仪，孔子对其给出的培养之策是“主忠信，徙义，崇德”，以始终如一要求自己；颜回勤奋好学，能“以一知十”，能“不迁怒，不贰过”，能安贫乐道，孔子对其给出的成长之路是“由礼入仁”，从生活细节上严格要求自己，“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每人具有不同的天然禀赋，人的成长之路需要建立在自己的自然禀赋之上，这也是孔子最初指出的“兴于诗”，“诗”是自己自然情感的流露，“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只有建立在自己的自然禀赋上，自我的成长才能持久。正是这一起点，使得不同的人，在成长之路上就会各不相同，多样化、因材施教实属必然。
其实，儒墨分家也能说明这个问题。墨家的思想也是仁学，在终极目标上也是“大人”，但是在实现路径上强调“由义入仁”“贵义”，将“义”放在了首位。“义”确实非常重要，孔子自己也是承认的，认为“君子义以为上”“君子喻于义”，其中，“义”是采取行动的最终准则。但是，是否将“义”放于“仁学”的首位，一切以“义”为先导，则是孔子没有指出来的。但墨子认为，“义”是实现仁的“不二法门”，“万事莫贵于义”。这里的“义”与《圣经》中的“义人”的“义”含义一致，即“Righteousness”，做正确的事，为了实践“天”的意志——“道”。
儒墨的分野与西方世界中希伯来人的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分野具有非常相似的特点。摩西创立的律法也具有全面性、综合性。违背其中的一个戒律就等于违背了所有的律法。而在耶稣的思想中，“义”是通往拯救的“不二法门”，根据“义”结合的教会是个人获得拯救的平台。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什么在中华传统思想中，墨子的思想最具有宗教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