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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是仁学思想的基础，揭示了仁学的基本属性：后天改变命运。这是孔子仁学思想的根本，孔子对自身的评价也在于此。“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好学”既要做到持之以恒，又要有方法、策略，在孔子的评价中，只有颜渊能够真正地做到“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雍也》）在《荀子》中，也是以《劝学》作为开篇，“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劝学》）其与孔子仁学思想的一脉相承，也是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的诸子思想共同特点：不屈服于变动社会的压力，寻求真正的力量之源。
确立“学”的思想就意味着需要明确为什么“学”在仁学中具有基础地位，为什么“学”那么重要？这其实蕴含着孔子对人的基本属性和人生成长的基本看法和态度。这正是第一篇所阐释的内容。上面所有的内容都包含在《论语》第一篇的第一句的内容中，同时，点出了“学”的具体内涵，即“学”的内容。《学而》是以“学”的基本方法开篇。
1.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 参考译文 】孔子说：“学习需要与实践结合起来，难道不是件让人快乐的事情吗？（自己学有所成），有志同道合的人不远千里来相互切磋，这样不正是件让人快乐的事情吗？（不患人不知己，而忧患不知人），别人不了解自己，但自己却不存怫郁不欢之意，难道不也是修养有成德的君子吗？”
这里的“学”是要经常实践的，需要“学习致用”。那么，何谓“学”，本篇后面点出来了，是“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这里的“学”是指生活中关注的最为基本的“食”“居”“做事”“言语”“做正确的事”，并非我们理解的现在简单的“书本学习”，因此，凡后面碰到“好学”就作如是观。这与后面“为政”的内容有很多是相重合的，孔子讲的“为政”不仅仅是“政治”，而是指更广泛的人际间伦理关系的处理，即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
那么，既然这里“学”的内容是指人的基本行为规范，并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读书，而是指对日常行为规范的学习，那么，人的行为规范涉及各个方面，在实践中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有优先顺序，循序渐进，而孔子的仁学需要解决的就是循序渐进的扩张，首先对家庭中最亲近的人，即对父母和兄弟姊妹的“孝悌”，这是仁的根本，而后由近即远，由易到难地扩张。
1.2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 参考译文 】有子说：“实践仁学者如果做到对父母的孝，对兄弟姊妹的悌，（那就是抓住了仁学的根本，能够做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越位）犯上者，就很少发生了。如果不做（越位）犯上的事情，那么，就不会发生作乱的事情，（实践自身符合仁学的成长路径就会按部就班地前行，不会中断）。作为一个君子，必须要关注（仁学的）根本，只有抓住了根本，才能够做符合真理的事情。（因此可以讲）孝和悌是仁学的根本。”
既然人的才能在于后天培养，在于自身日常生活的积累，因此，自身能力的高低就转化为当下生活习惯的安排。在仁学中，孝悌是根本，其本质在于内外的一致，即后面讲的“志与身”的一体，这是人成长、发展的根本，也是孔子仁学的本质。因此，孔子在此处强调学的根本在于内外一致，文质彬彬。如果说的话、日常的言行与内心不一致，就是失去了仁学培养的基础，无法做到“仁”了。
1.3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 参考译文 】孔子说：“说不符合内心的言语，行不符合内心的作派，都是与仁学背道而驰的！”
上面两句是从正面讲仁的内涵，这一句是从反面讲仁的根本。其意思均是指向后天决定人的才能，应对大变动社会挑战的根本在于自身能力的提升，而提升自身能力的钥匙在于日常的行为规范。那么，什么是“学而时习之”呢，曾子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曾子（前505—前435），名参，字子舆，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人（山东嘉祥县），与其父曾点同师孔子，是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被认为是《论语》重要的编写人之一。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曾参二十七岁。是年，孔子卒，终年七十三岁。孔子临终将其孙（孔鲤之遗孤）子思托付于曾参。曾参若父丧而无服，守孔子墓。因此，他的思想深得仁学精髓，话很能代表孔子思想的精髓。曾子指出，学的基本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为人谋划的内外一致，竭力而行；与朋友的交往讲究诚信，言出行随；能将仁学的各内涵要素与自己的实践生活完全地结合起来。
1.4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 参考译文 】曾子说：“我每天三次反省自己，为别人谋划是否能够做到像为自己一样尽心？与朋友交往能否做到诚信、言出行随？仁学的真理能否与日常的生活实践完全结合？”
孝悌道德是“好学”的载体，其内在的思路是能够将自身的能力源源不断地向外扩展，即通过对父母的孝，对兄弟姊妹的悌，对朋友的义，对陌生人的爱，对敌人的以德报怨，一步步往外扩，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为政”。“为政”依广义讲，是指对外的包括孝、悌、义与爱在内的人际关系的处理，即“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狭义的“政”才是指我们现在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在当时的诸侯国下，子夏就曾指出“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学”与“政治”具有密切的关系，政治是个人成长中一个不可回避的环节，如何处理好政治关系和政治中的问题，是一个人成长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学而”的重要内容。
曾子三省指出美德的功能是将他人的事务当成自身的事务，忠、信、习三者指向他人事务，但均以主动、积极的主人翁态度处理之，这其实是道德实践之总纲。
1.5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 参考译文 】孔子说：“治理一个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要做到对需要做的事情有敬畏心和认真的态度，做到诚信待人，政治上节用而爱惜民力，役使百姓时要不违农时。”
政治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孝悌直接相连，共同构成仁学的一部分，政治的道德化其实并不是东方的传统，在西方的古希腊雅典的共和国传统中也是如此，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政治需要关注“全体成员的成长”
。西方理论中出现的，“政治归政治，信仰归信仰”缘于政治无法关注全体社会成员的成长，政治成了“恶”（此处的“恶”并不是道德意义上的指向，而是指违背人的发展
）。《圣经》中有名的“耶稣的归耶稣，凯撒的归凯撒”，以及近代霍布斯的《利维坦》都揭示了西方的这一传统，这是构成现代中西方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相异点。
1.6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 参考译文 】孔子说：“弟子们，在家能够做到对父母孝顺，在外能够做到爱护兄弟姊妹的悌，做事情严谨有序，讲诚信，能够做到爱护民众，这样就是在实践仁的思想了。做到上述这些方面之后，就可以学习诗歌、文学了，（能够成就文质彬彬的君子）。”
从孝悌、到义与爱，从家庭关系到社会关系，个人就完成了自身能力的扩张，就能够成长起来了，完成自身人格的塑造，而不会被大变动社会所困，造成人格的破碎或是撕裂。这里孔子对自身“好学”思路的总结，即从“孝悌”开始，“入则孝，出则悌”，这样的目的是培养自身的人格，能够做到“谨慎而讲信用”，在此基础上，不断地向外扩张，对朋友的义，对陌生人的爱，甚至是对敌人的“以德报怨”，这样就做到了“泛爱众”，这是在大变动社会一个人成就人格成长的基本路径，也是“仁学”的基本成长路径。将这种思路成为人的内在行为规则，成为人的日常行为规范和行为意识后，再配以外在的“文采”，就可以成就内外的共同发展。这处是孔子对自身仁学的初步归纳，被后人用《三字经》的方式广为传诵。
1.7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 参考译文 】子夏说：“尊敬贤能之人，与其相处相交，从而改变自己的人生态度、处世方式；孝敬父母，能够做到竭尽全力；侍奉君主，能够做到全身心投入；与朋友交往，能够做到言而有信，这样即使没有形式上的‘学’，我也认为其实是做到真正的‘学’了。”（因此，学并不在于形式，而是能够做到自身的内外一致。）
在孔子对仁学的初步总结之后，再配以孔子优秀弟子子夏的阐释，突出“好学”的内容和“仁学”循序渐进的成长路径，以及从日常琐事来寻求人格建立的特点。“贤贤易色”，就是孔子讲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从之”，子贡引用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断打磨，不断努力，再持之以恒，人必有成就，可以克服变动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在《论语》中有孔子弟子的言论，其他的都是对孔子仁学思想的佐证和解释，唯有《子张篇》系弟子各派的言论，有符合仁学，也有与仁学相左的，希望后学者在学习完《论语》十八篇之后能够辨析。
所有“学”的根本在于仁学的成长，在于内在人格的长成。学是告别“小人”，成长为“大人”的必经过程，因此，是一个内在人格成长过程，是学的不断积累的过程，其核心在于人的“忠信”品格的养成和人格的形成。
1.8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 参考译文 】孔子说：“君子不能做到厚德载物，就不会（自然而然地在外表）显示出威严来，他的‘学’就（失去根基），不可能牢固。君子的言行和日常行为能够充满忠诚、信用。他所交的朋友都有过人之处，在人的发展上没有不如自己的，若有过错，（也不会掩藏），不会忌讳改正。”
此处是“学”的效果，“学”是用建立在“道”之上的“理性”使自身的成长能够建立在扎实、循序渐进的基础之上，能够使自身“德厚行正”，加强自身的认同感，克服变动社会的各种诱惑，同时，能够显示出威严，影响周围的人或物，形成不受变动社会影响的小环境，继而不断扩张。正是在这一成长思路下，“忠信”成为必选项，面对过错，也不是采取遮蔽躲闪的态度，而是能够真诚地面对，这都是仁学强大的使命感使然。
那么，学的方法是什么呢？根本的方法是理性的方法“慎终、追远”，或是后文讲的“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而非用迷信的方法，即突破时间的局限，想得远一点，道就会逐渐清晰。这也是后面孔子讲述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叩其两端而竭焉”的方法的另外一种表述。用这种理性的方法，只要将时间轴拉长，人生的道理就显现出来了，正如庄子在《逍遥游》中所表述的，人生的迷糊都是由于眼光的短浅，以“五百年”“八千年”为期，人生的意义就显现出来了
。在西方的《圣经》表述中也是如此，在其开篇《创世记》中，神与道的运行突破了时间与空间，在神的创造中，第一天是时间，第二天是空间，第三天开始始创万物，因此，对于神与道的理解，需要不断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1.9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 参考译文 】曾子说：“对结果心怀敬畏、谨慎，要有远虑，（这样的治理），民众就会具有深厚的道德，（而不会急功近利、追逐小利了）。”
道德来源于长远的考虑，它往往与人的短期功利想法相反。比如，人讲美德、诚实，其实从短时期来看是增加了生存成本，会给自身的生活带来更大的阻力和压力，但是，如果从长远而言，从人的潜力的开发而言，美德是唯一可以承载人的潜力开发的策略。因此，讲道德需要从长远的角度，从人一辈子的成长来解释。这也是我们看到的宗教都是以一生，甚至是一个家庭、民族的作为载体来宣传其思想，甚至用“轮回”“永生”来宣扬美德。
“学”与“政”具有密切的关系，相互促进，孔子的“学”中，“为政”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同时，“为政”也深刻地体现了孔子“学”的思路。在春秋大变动时期，社会的变动性巨大，社会的危机感强烈，权宜、谋术、方便的思想自然会占上风，当生存成为第一要务时，如何度过眼前的危机成了当务之急，“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的盛行具有必然性。后来的墨子也指出，天下的人都不再追求仁义，先生您为什么还要苦苦追寻呢？这从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虽然讲仁义具有长期的效益，但在短期内其实是会增加生存成本，因此，如何减少实践仁义所产生的短期成本就成了仁学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讲仁义如何能够促进短期的、眼前的利益，尤其是能够促进“为政”。这里子贡以孔子为例提出仁学之下的“美德”能够促进“为政”，只是需要讲究方法、技巧和智慧，和我们一般人理解的美德与生活实效的简单联系是不一样的。
1.10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 参考译文 】子禽问子贡关于老师的问题：“老师周游列国，到达所在的诸侯国，必定能够对当地的政治非常了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是专门去打听相关的消息呢？还是有特定的渠道能够向他提供？”子贡说：“老师能够做到温和、良顺、恭敬、节俭、谦让，（人们愿意与之交往），这样就对当地的政治相当了解了。老师也有向人求教的时候，但是，他向别人求教与我们一般想象的向别人打听事情是不同的，（别人在与孔子的交谈中，都是受益非浅的）。”
春秋时期礼乐崩坏最突出的表现是政治领域，当今为政者皆斗筲之人，这是孔子对当时状况的感叹。而孔子的仁学提出的基本思想就是以美德来对抗变动社会的挑战，整个仁学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仁学内涵及实践，另一个中心问题就是由于实践仁学而产生高昂的生存成本如何克服。此章指出美德与为政具有天然的亲近关系。
“学”还需要注意的是需要有变化，不是简单地学或是生搬硬套，这在为政中尤其重要。此处以仁学的根本“孝”为例，指出，第一，父亲在和父亲殁两种情况下，学的内容是有变化的。这里第一次出现了变化的概念，在仁学中有非常重要的两个核心思想：“美德”与“权宜”，在后面发展出“义”的思想。第二，不管如何变化，需要遵循不变的法则“道”，即“吾之道一以贯尔”，这是孔子仁学思想给义划分的边界和义的价值归属。
1.11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 参考译文 】孔子说：“（父亲在与不在，对于儿子的学是不同的。）父亲在的时候，（家中家父主持，）儿子的学在于培养自身的志向；父亲殁后，（自己主持家政，成为家父，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志向上，而需要采取行动了），他在家庭中的决策行动是他仁学实践的指标。能够长期坚持其父亲正确的持家风格和策略，这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了。”
纵观《学而》整篇，孔子的“学”是指符合仁义的行为规范的建立，而非简单的对外在事物、知识的学习。而这种行为规范的建立，需要符合人的自然本性，而且，也需要根据社会压力而作调整，不能依静态的方法来进行解释或是实践。比如，对于家子与家父而言，如果有家父的存在，那么，对于儿子而言，志存高远是第一位的。但是，如果家父没了，家子成为了新的家父，对于家子而言，解决生存压力变成第一要务，这时候就需要具体的实践来支撑整个家庭，而不再仅仅是停留在志向这一精神层面上，而需要直接应答现实生活的挑战。
春秋变动社会对人的发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先王之道不足以应对现实的挑战，需要在现实中寻求发展，尤其是如何应对纷繁复杂、大量超越人之底线的压力的挑战。在“好学”明确了“美德”的功能和作用之后，在实践中会碰到巨大的问题，即美德使人的生存成本增加，“理想”与“现实”存在强烈反差。仁学思想要成为变动社会的人格成长理论和思想，并为人们所接受，就需要加强它的实践可行性。孔子提出仁学的实践的两大基础，一是“礼”，即将“美德”落实于人的日常行为规范，并以高效实践之，即“敏于行”；一是“义”，以权宜来应对变化，做到形式多变而实质遵循，即“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里仁》）
在礼乐崩坏的春秋时代坚持美德，高企的生存成本是必须要直面的。孔子仁学提出三个层次的解决方案，一是礼，将美德依每天生活细节来进行细化，高额的成本除以每天的每分每秒，都转变为可以承受的了。这样，当道德美德的成本可接受后，美德润身的积极作用就显现出来了。二是敏于行，以自身强大的行动力来应对变动社会的挑战，行动越迅捷，社会的压力也就越小。三是权变之义，以权宜变通之术来应对变动社会的挑战。此三点，构成孔子仁学的美德、立世的解决之道。下面三章，一是礼，二是义，三是好学，正是三大解决方案。“礼”的功用，在于“和”，指自身内外方面、各项美德、自身和环境的一致和共同发展，“礼”是美德和仁的实现。而“礼”与“好学”是一体的，因为“好学”指的就是“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学而》），两者都指向了人的日常行为规范，两者指向的同一对象。只是“好学”是从“道”等人的基本属性推演而来，而“礼”是仁学下属的实践性概念。
1.12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 参考译文 】有子说：“礼的功用，（并不在于其外在的形式的一层不变，而在于其内在的功能），最大的价值是能够做到‘和’，（包括自身内外方面、各项美德、自身和环境的一致和共同发展）。圣贤君王所倡导和实践的方法，正是做到了这一点而为人敬仰。（礼）无论大的方面，还是小的方面，都是依其内在的属性而设计，（能够做到内外的一致，共同的发展）。礼的设计和理解中有些方面是不可行的，为了能够实现统和，而不考虑用礼的方法来节制、规范，（虽然能够做到一时之和，但终非长久之计，不是仁学的方法），也是不可行的。”
“礼”在形式表现上是人的日常行为规范，但是，它的实际功用是为了人的平衡、全面发展，尤其是外在文与内在的质的平衡发展，这是仁学的宗旨，也是礼的功用。先王圣贤留下来的经验的意义也在于此。因此，对于“礼”的理解，不应拘泥于形式，而应该从形式出发，理解这一行为规范下的实际意义，有所行，有所不行，有取有舍。同时，确定了取舍之后，一定要与日常行为规范的“礼”结合起来，落实于日常生活细节的遵循，仁学的实现与人格的塑造才有可能实现。否则，“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仁学的另一个重点是如何权宜、变化。仁学中变化的法则是“义”，义是权宜，变化，但“义”并不是没有原则，而是具有确定的内容，是可以重复应用的，是符合人的“以一贯尔”的道的。《论语》中有专门讲“义”的不变之道与可变法则的
，正是在这一权宜之上，“大人人格”的塑造才具有可能。
1.13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 参考译文 】有子说：“（义虽然是讲究变化、权宜、变通，但是，它也有一些通常之义、共通的法则，这正是义的基础。）诚信非常接近于义，（义虽然是变通，但是并不是不可重复的，权变中的）言行是可以充分理解其合理性。恭敬非常接近于礼，能够让人远离耻辱。遵循信和恭，就能够让人保持与亲人间的良好关系，也是可以为人所尊奉的。”
这里有子对孔子的仁学进行归纳，总结出两点，即“义”与“礼”。权宜之“义”在很大时候表现出其确定性的一面，即“信用”“重承诺”；“礼”表现出来的是“恭敬”“虔诚”，达到的效果是“不失其亲”，这是仁学的简单版。其中更为深入的内容在后面各篇中进一步展开。
作为总结，孔子给出“好学”的定义，指出其具有固定内涵，是关注人的吃饭、睡觉、起居、做事、说话、行动的，是关注于人的真正意义和生存价值的。这是“为学”的总结，也是孔子仁学的中心。在孔子的《论语》中很少对一个概念进行定义，即使是诸如“仁”这样重要的概念，孔子也未定义，其诸弟子纷纷找孔子，竟发现孔子给出不同的答案。这些事情都被记录在《论语》之中，以求后学者在这种争辩中探寻仁学的真义。
对于这些非常稀少的定义，需要后学者高度重视。
1.14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 参考译文 】孔子说：“吃饭要七分饱，不可十分饱；居住要讲究心灵的平和，而非环境的安逸；做事情要迅捷，说话要谨慎，能够理解世间和人生的真理，保持自身的正直，这就是我所讲的好学的含义了。”
下面《论语》提供了两个例题，都是孔子与子贡的对话。子贡（前520—前456），复姓端木，名赐，春秋末年卫国人。子贡在孔门十哲中以言语闻名，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济世之才，办事通达，曾任鲁国、卫国之相。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国、鲁国两国之间，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对孔子资助颇多。《论语》中对其言行记录较多，《史记》对其评价颇高。
第一个是孔子对子贡的话进行辨析，孔子提供了标准答案。第二个是子贡引用《诗经》的一句话并用仁学来进行解释，受到孔子的赞许。这里也可窥探孔子教学的风格。
1.15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 参考译文 】子贡说：“贫穷但不谄媚，富贵但不骄傲，这样做是不是就很好，能够实现仁学了？”孔子说：“确实不错，但是还是不如贫穷但仍能做到喜乐，富贵但仍能做到自我节制，尊礼而行。（这样才是实践仁的方法啊！）”
美德具有对应性，需要在恰当的时候培育恰当的美德，子贡提出贫穷时不谄媚，富贵时不骄傲，是否就是实践仁学了？其实，贫穷时有骨气，富贵时保持平常心，这正是我们倡导和推崇的，这样做就难能可贵了！孔子认为这样做确实难能可贵，但是，离仁学的要求还有距离，仁学的实践要求贫穷的时候能够乐观对待，积极应对，这也与后文孔子对颜回的评价是一致的，“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古希腊雅典黄金时期的开创者伯里克利也曾讲过，“贫穷并不可怕，无力摆脱贫穷才真正可怕。”
而富贵了，人不骄傲，其实只是自身的克制而已，而仁学需要不断努力、积极地去进取，如果富贵了，还遵循仁学的人格进阶、勇猛精进的方法来安排自己的日常行为，这就是在遵循仁学的方法和仁者的应有态度。从孔子对子贡的纠正上，可以看到仁学的基本内容：是一种积极进取、持之以恒的状态，不为外在的环境所左右。
其实，仁学的道理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可见，如《诗经》中很多词句正是仁学思想的反映。子贡指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正是仁学状态的反映，孔子听后，非常欣慰，认为子贡真正懂得了诗的含义，它是人生哲理的反映，需要从诗的字面含义入手理解诗的真正内涵和意境，而此而能够举一反三，“告诸往而知来者”，具有了自我反思、自我学习的能力了，这是仁学和实践必须具备的条件。
1.16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 参考译文 】子贡问老师：“诗经中所讲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不是指的君子实践仁学的过程呢？”老师赞赏地回答道：“赐啊！（你的理解完全正确），可以和你讨论《诗经》了，（《诗经》中的诗句正是对仁学的最好阐述），告诉以前发生的事情，就可以知道自己以后该怎么办了，（做到举一反三）。”
最后是对学的总结，学的效果就是能够将人生从被动变为主动，从消极变为积极，从被命运控制，到自己控制自己的命运。知道了这个道理，人的行动力就上来了，不会再怨天尤人，自暴自弃了，而是脚踏实地、有勇有谋、积极进取，不管是贫穷还是困顿，都保持乐观、积极、向上的精神，从日常行为规范严格要求自己，有强大的行动力，能够时时刻刻保持“好学”状态，举一反三，以一推十，同时，从孝、悌、义、爱做起，自身内在的人格就成长起来了。因此，人需要忧患的不是他人是否了解自己，或是怀才不遇，而真正需要忧患的是自己是否了解自己，是否了解人的成长之道，这才是我们真正面对变动社会的抓手。
1.17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 参考译文 】孔子说：“（懂得了仁学的道理，并进行实践，就可以实现人生态度的根本转变，从消极变为积极），不再抱怨、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而忧患的是自己能否真正地了解自己和他人。（真正地了解了自己和他人，就能够实现自身能力的成长，这才是大变动社会真正的生存之道）。”
学的作用在于自身的成长，因此，大变动社会之中，人的力量之源在于自身，而不在外界或是他人，因此，真正需要担忧的是对自身的了解，而不是外在的地位、身份或是财富。此篇是仁学内容的简单概括和介绍，也是仁学的框架，下面各篇正是此篇的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