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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一方面指出了静态的方法不足以应对大变动社会的挑战，另一方面也指出，权宜方法的多样性，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作相应的调整，这一点，在后来荀子的思想中就明确地指出了。荀子的思想虽然师承儒家，但是被后来研究者认为具有了法家、道家的特点。荀子是齐国稷下学宫的最后一个大师，承袭稷下道家。荀子曾三出三进于稷下，历时数十载，并曾三为祭酒主持学宫的工作，成为有别于邹鲁儒学的学说。稷下荀子远离了孔孟的传统而带有浓厚的黄老色彩，被后世的儒家所轻视，如程颐认为荀子“才高学陋”，“不见圣贤”，苏轼也说他“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荀卿论》）所谓“异说”即指荀子背离了孔孟儒学的真传而走入异端他途；所谓“高论”即指他本于黄老帝王之术，融汇礼法，创立自己的新学派。
荀子指出，作为君子，在这个自相矛盾的世界中，最为需要是启蒙和辨说。荀子指出，当今社会，圣王没，天下大乱，奸言四起，仁人君子没有权势，小人猖狂，也没有刑法可以禁止百姓为非作歹，在此乱世之下，只有采取辨说的方法。在大变动社会中，存在大量的似是而非的东西，事物弄不清楚，就给它命个名；命名了还是不清楚，就仔细地体会；仔细体会了仍然不清楚，就加以说明；说明了仍然不清楚，就采用论辩的方法。所以仔细体会、命名、说明、论辩，是认识事物的重要形式，也是想成就一番事业的开始。
因为，将“道”真正弄明白了，这就是人们真正认可的东西，而摒弃了不认可的东西，这才是人们真正需要的，真正懂得了这个道理，想不跟从也难啊！
荀子指出，君子吃糟糠喝白水，不是由于他愚蠢，而是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时运使然。有些是他可以改变的，有些是他不可能改变的，而他真正可改变的不是富贵、权势，而是改变内心，使自己意志端正、德行深厚、思虑精深、敏于行，生在当今乱世但懂得千古不变“仁道”之人，知道哪些是他可以努力的，哪些是他不应该追求的。所以，君子重视自己努力的成果，而不羡慕天意生成的东西，而小人正好相反，放弃自己的努力，而羡慕上天生成的东西。正是由于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所以能够“日进”；而小人则正好相反，“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所以“日退”。君子与小人的差别并不在于先天，而正是在于此。
这一点是荀子反复强调的。在其著名的《劝学》篇中，他也指出：“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
荀子非常认同仁学之中强调的“行”，没有日常生活的“行”，要想实现“仁”是不可能的。而“行”就需要遵循特定的“道”。要将心思集中于“一”，也就是“道”上。否则，“行衢道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目不两视而明，耳不两听而聪。螣蛇无足而飞，梧鼠五技而穷。”“故君子结于一也”。
而“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用正确的方法来对应“道”，就会“吉利”，而用不正确的方法来应对就会面临“凶险”。加强根本而在使用上节俭，那么上天也不能使人贫困；对自己各个方面的养护都非常周到细致，而且做到“适时而动”，那么上天也不能使其生病；修道专一，而不三心二意，那么上天也不能祸害他。由此，“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从中也可以知道，“乱世”之中，君子应该找自身的原因，而不能寻求外界的客观原因。
而与此相反，不着眼根本，同时生活上奢侈，那么“天不能使之富”；自我养护上简略不周，同时很少运动，那么上天也不能使之健全；“倍道而妄行”，那么“天不能使之吉”。由此，“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至而凶”，由此，“天灾”是可以克服的，而真正祸害的是“人祸”。当今的“乱世”与以前的“治世”都会有这些自然现象，但导致的灾难却无差别，因此，埋怨上天是不正确的，而是遵循的“道”不同罢了。这与孔子的“天作孽，尤可违；自作孽，不可违”的意思是一样的。
荀子指出，道是事物之根本，知道了“道”是治理之本。一个人不可以不心里不知“道”，如果心不知“道”，那么肯定不可能走“正道”，而只能是“非道”。而“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则必然是“非道之人”。用不可道的心与不可道的人来谈论循道之人，那就是当下社会乱世的根本原因。
只有心里知“道”，然后才可以“循道”；循道之后才可以据守“道”来禁止“非道”。以可道之心来取人，才会有合于道的人前来，非道之人远遁。以其可道之心与循道之人论非道，这才是社会治理的根本。因此，治理的根本在于知“道”。
那么知“道”是如何实现呢？荀子指出，最重要的是通过辨说。那什么是辨说呢？荀子指出，听到事物之“名”，就能明白其实质含义，这是“名之用”。而将诸多的“名”依其内在逻辑累积起来，就能“成文”，这是“名”的配合。名的使用和配合得当，就是“知名”。“名”是用来表达各种事物的，而“辞”是将不同的“名”联结起来表达一个意思的。而辨说，是以名实一致的方法来说明道的动静变化的。
辨说的目的是为了说明道的动静变化。由此，辨说的功用在于将名融会贯通，目的在于让自己的“心”真正明白“道”的表现。心是道的主宰，而道则是治理的根本准则。心要合于道，学说要合于心，而言辞要合于说。真正能做到根据名实一致运用名，根据实际情况来说明，准确地分辨其中的差异，推论归类都不违背“道”。辨说的过程中，听则合乎道理文理，辨说则做到将事物的原因穷究清楚。用“正道”来辩论“奸道”，就像用墨线来衡量曲直。这样，邪说不能出来扰乱，诸子百家之说不能到处流行了。辨说需要做到“有兼听之明”，但无“矜奋之容”，有兼容各家学说的宽厚，但没有自夸的成分。学说能够施行则可做到“天下正”，如果不能施行，则阐明正道，深究明理。
君子对于“言谈”，心里喜好它，行动上信守它，口头上乐于谈论它，所以君子必然喜好“辨说”。一般人无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更是如此。因此，“赠人以言”，能够让人幡然悔悟或是勇猛精进，这比金银珠宝还宝贵；“观人以言”，通过言谈来审视一个人，比艳丽的服饰还美好；听从别人的言谈，比听于“钟鼓琴瑟”还让人快乐。因此，君子对于言谈是没有厌烦的。
“辨说”有“圣人之辩”“士君子之辩”和“小人之辩”。“圣人之辨”是不需要事先思考，不需要提前谋划的，说出来就恰当，非常有条理而且具有辨别力，能够针对不同的“居错迁徙”的情况，随机应变，能做到“应变不穷”。而“士君子之辩”是“先虑之”，“早谋之”，切中要点，片刻之言就能使人明白，语言有条理而实用，知识渊博而敢于直言。而“小人之辩”则是貌似辨说，实则没有灵魂，行事奸诈而办事能力差；“上不足以顺明王”，“下不足以和齐百姓”。“小人之辨”中也有乍听起来非常动听，或多或少也很恰当，辨说也很“奇伟偃郤”，这是奸人最厉害的辨说，也是最具有祸害性的。
在孔子那里，“行”比“言”要重要得多，孔子讲，“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巧言令色，鲜矣仁”，“仁者其言也仞”，孔子对“辨说”的要求远不及“德行”。而为什么“辩说”在荀子的思想中具有那么重要的地位呢？这源于荀子处于战国百家争鸣时期，诸子百家以辨说见长，学说之中如果有“不可言说”的成分，就需要进行明确，而不能以“罕言”来处理之，由此，荀子对孔子不言的“天”“道”“命”“圣”“鬼”“利”“欲”都进行了系统阐述，而形成自身完善的体系。
辨说是促进君子在乱世中成长的非常好的方法。辨说得正，需要具备辞让的品德，理顺长幼的礼数，人们忌讳的话不说，奇谈怪论不出。凭着仁爱之心去阐释学说，以好学之心去倾听，以公正之心去分辨是非。不为众人的诽谤或赞誉而改变，也不会去迷惑他人的耳目，不贿赂权贵，不去关注道听途说的言辞。由此能做到“处道而不贰”，不会因外力的压迫而改变自身，口才流利而有节制，尊重公正而轻贱粗鄙的争论。这就是士君子辨说的功用。
君子的辨说，浅显而精准，贴切中肯而妥善，错落变化而意思一致。准确地使用这些“名”，恰当地使用“辞”，力求准确地表达其中的实质思想。这些“名”和“辞”，是用来表达“志”和“义”的，由于道义一也，所以，这些“名”“辞”是相通的，否则，就是“奸说”。由此，“故名足以指实，辞足以见极”，背离了这个原则就会让人困惑不解了。
由此，君子的辨说是“智者之言”，“虑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成则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恶焉”。
乱世之中，君子必须要“辨说”。凡是人没有不喜好谈论自己所喜爱的事物，君子更是如此。所以，小人宣扬邪恶，君子辨说“仁”。如果他的言谈不符合“仁”，那么他言谈还不如沉默，他辨说还不如言谈迟钝。所谓的言谈符合“仁”，是喜好谈论“仁”的就是切实理解了，而不喜好谈论的则是没有理解它。所以符合“仁”的言谈的作用就非常伟大了：居上位者实践它，可使居于下位者遵循“天道”，是正确的指令；居于下位的人实践它，就可以对上忠诚，劝谏过失。因此，君子不管是居于上，还是居于下，都要“行仁”，做到没有厌烦，做到“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所以，“辨说”对君子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而“辨说”就需要究其实质，“小辩不如见端”，就琐碎之事进行辨说不如分析事物的思路，“见端不如见本分”，而分析事物的思路不如依据其应有之“分”，“小辩”能发现事物，而“见端”可以明白事理，而“本分”就能够知道“道”之“理”。“圣人”着眼于“本分”，“士君子”着眼于“见端”，而一般的“俗儒”就只是“小辩”了，他们对自身的要求和平时的训练不同。
在荀子那里，圣人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通过好学，成就“大儒”，而“大儒”，则是与“圣人”具有同一属性的人可以企及的状态。在孔子那里，“圣”与“仁”是很少说的，而在荀子那里，这两个概念成为其学说的标准和反复强调之处。
“大儒”是个人发展的最高目标。作为个人，通过“心辨知”，将自身的“性质美”发挥出来，就可以做到“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做到“无爵而贵，无禄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穷处而荣，独居而乐”。而达到这一目标的路径就是“学”。学而行之，就是“士”，勤勉努力地学习，并将之成为自己的日常生活习惯，这就是“君子”；能够非常透彻地学，就是“圣人”。想成为“圣人”或是“圣”或“君子”，完全取决于自身，不存在其他外在的限制。通过“闻之”“见之”“知之”“行之”而后“明之”，这样就可以成为“圣人”。可见，成为“圣人”并不是件难事，这也是个人“学”的目的，“固学者，固学为圣人也，非特学无方之民也”。“故学者以圣王为师”，“向是而务”，朝向这个目标前行的，就是“士”；“类是而几”，近乎接近这个目标的，就是“君子”，完全通晓这个目标的，就是“圣人”。“大儒”与“圣人”是同一意义上的概念，能够做到“志安公”，思想安于公正；“行安修”，行动安于修行自强；“知通统类”，智慧通达，能够知道事物应有的秩序和类别，并将之贯彻到“乱世”之“异变”中。
在乱世中，个人的发展最大的困境是仁义与生存、本性恶与性质美的冲突，各种压力、诱惑与欲望让人不能遵循始终如一的“道”。而“大儒”“圣人”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榜样。他们不但能够“行有礼”，而且能够做到“其举事无悔”，“其持险应变曲当”，对大变动社会的各种变故、凶险都能够应对恰当，符合“礼义”；能够“与时迁徙”，“与世偃仰”，随着世道的沉浮而沉浮，能够“千举万变”，但这些变化之中始终都能遵循“道”，这正是荀子所追求的目标。只有“大儒”能够做到始终如一地遵循“道”，无论是其穷困的时候世俗之儒笑话他，还是其通达的时候英雄豪杰归顺他，都能够如此。正是由于遵循“仁义”之道，符合“仁者”的实现路径，同时，又能因时而化、因地制宜，做到生存与“仁义”的一致，就能够使得“英杰化之”，“嵬琐逃之”，卑鄙奸邪之人逃离他；“邪说畏之”，信奉邪恶之说的人畏惧他；“众人愧之”，民众对他感到惭愧。“大儒”做到“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是“道”的体现，与天地一样具有永恒的价值，所以，他的所作所为，“天不能死，地不能埋”，乱世不能埋没、玷污和扭曲他。
“大儒”是治世之极。“大儒”是当世之“圣者”，能够使天下人都心悦诚服。能够做到虽然位高权重，但不因此而傲视他人；“聪明圣知”，却不让人难堪；言辞流利，反应敏捷，但不与人争先；能做到“刚毅勇敢”，但不伤害他人；“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虽然具有才能但非常谦逊，能够根据不同的对象而行不同的美德，当大臣具有对君主的“忠义”，遇见同乡就行长幼的礼义；遇见长者，就行子弟的礼义；遇见朋友，就行谦让的礼义；遇见身份卑贱的，就行劝导宽容的礼义。没有他不爱护的，没有他不尊重的，也从不与人争抢，襟怀宽阔地像天地一样能包容万物。这样，贤明的人敬重他，不贤的人也会由此转化而亲近他。如果这样，还有不顺服的人，那就是奸邪狡诈的小人了。
“大儒”是扭转目前乱世的钥匙。“大儒”通过“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遵循“仁义”，同时，又能做到顺应时代之变、当时之特点，能够“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能够做到原则与变通相一致，“仁义”与“权变”相统一，即使是非人的“鸟兽”之中，也能辨别黑白、对错；对于“乱世”之中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特事物、怪异变化，即使突然间发生，也能以“仁义”的“统类”来应对之，毫不疑虑，能够做到“张法以度之”，同时还做到“完全符合”实际发生的情况。这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而这正是大儒的特征。
正因“大儒”具有坚持“仁义”，同时又具有“权变”的能力，他能够以“百里之地”实现“千里之国莫能与之争胜”，能够“笞棰暴国”“齐一天下”，这是“大儒”的特征。如果君主任用“大儒”，就可以实现“百里之地”，可以长久“立国”，历经三年，可以使“天下为一”“诸侯为臣”，如果是任用“大儒”来治理“万乘之国”，国家就会安定，具有立竿见影之效果。
“大儒”是礼乐的终极阐述者。“礼乐”在荀子的思想中是“仁义”秩序的体现，是日常生活规范的依据，而“礼乐”正是圣人创立出来的，“大儒”们透彻理解的社会“分”的标准，只有在这一基础上，社会之“群”才有可能。荀子指出，这种“礼乐”之“分”并不是天然形成，而是起于“圣人”的后天之“伪”，“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宇中万物生人之属，待圣人然后分也”。这样，就可以实现“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若不是圣人，谁又能明白这一点呢？“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士与君子笃定敬行；“官人以为守”，百官将之作为自己的操守；“百姓以成俗”，民众将之作为自己的风俗。
而“乐”也是“圣人”创立，用来改善民心，移风易俗的。“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先王恶其乱也，故修其行，正其乐，而天下顺焉”，“而民和睦”，所以，君子“耳不听淫声”“目不视邪色”“口不出恶言”。
通过个人的“学”而成为“圣人”，再通过“圣人”治世，从根本上扭转“乱世”之乱相，从而实现“治世”之目标，不但可以“移风易俗”，转变个人的命运，还可以改变国家的命运，做到富国强兵，“以百里之地，而取天下”。
那么荀子的治世理想是什么样子的呢？荀子指出，最高的道在社会中最充分的体现形式是这样的：“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尚贤使能则民知方”“纂论公察则民不疑”“赏克罚偷则民不怠”“兼听齐明则天下归之”，然后，“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这样，就可以做到“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要是这样，就可以做到“德厚者进而佞说者止”“贪利者退而廉节者起”。
那么，荀子的治世理想是如何实现的呢？其具体步骤，第一步是用什么来导引民众：“厚德音以先之”，圣王先贤以自身的道德声望来引导臣民；“明礼义以道之”，显明“礼义”让民众有章可循；“致忠信以爱之”，做到忠信来爱护民众；“尚贤使能以次之”，崇尚贤德使有能力之人来治理民众；“爵服庆赏以申之”，用官职、赏赐来激励民众；“时其事”，按照时节来恰当地安排民众从事劳作；“轻其任，以调齐之”，减轻民众的负担来调整统一民众；“长养之，如保赤子”，养育民众如同保护“赤子”一般。这样就做到“政令以定”，政令恰当准确，民众安心；“风俗以一”，风气习俗由此纯正统一。
第二步，在“仁义礼乐”治理之下，对于少数“离俗不顺上者”采取“法治”，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极度反差，让百姓均有循上之心。对于背离“仁义之道”习俗的，不顺从的，民众无不痛恨、怨恨，由此，刑罚才会真正地发挥作用。刑罚成为真正的耻辱，只要不是发疯、糊涂、浅薄、愚蠢之徒，谁看到这种情况而不改过呢？这样，“治世”的局面就出现了，“百姓晓然皆知循上之法”，具有共同的向上志向，对这样的治理觉得安心快乐。由此民众“移风易俗”。
第三步，礼治与法治的综合作用，最终达成“治世”盛景。而在“治世”之下，对于那些“化善”“修身”“正行”“积礼义”“尊道德”的人，民众无不敬重、无不亲近赞誉，而国家对他们的赏赐也同时存在。高官厚禄是他们最大的荣誉，而同时，与“离俗不顺上者”的“明刑大辱”相比较，民众何去何从就一目了然了，这样的“教化”作用真是太大了。由此，“民归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为者化”，那些顽固不化之徒也会被感化，“暴悍勇力之属为之化而愿”，残暴凶悍只知使用勇力者受到感化而变为敦厚；“旁辟曲私之属为之化而公”，奸邪自私之徒受到感化而变得公正；“矜纠收缭之属为之化而调”，急戾暴躁之流受到感化而变为调和，这就是“大化至一”。
在这种“治世”的创建之中，“君子”是根本。荀子指出，“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无道法则人不至”，没有依据“道”和“法”，则人不会成为真正的人；“无君子则道不举”，没有君子，则“道”就不会有人主张。因此，“土之与人也，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国土与民众，“道”与“法”，是国家的根本。“君子也者，道法之摠要也”，而君子，是“道”和“法”的总管，“不可少顷旷也”，片刻也不可缺少。“得之则治，失之则乱”，“得之则安，失之则危”，“得之则存，失之则亡”。所以，“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这也是为什么说“治生乎君子，乱生于小人”。
这种“治世”最根本的特点就是教化与刑罚并重。如果是“不教而诛”，那么“刑繁而邪不胜”；相反，如果是“教而不诛”，只教化不用刑罚，那么“奸民不惩”；如果是“诛而不赏”，勤勉之民就得不到鼓励；如果是“诛赏而不类”，刑罚与奖赏不恰当，民众就会疑惑，习俗就会险恶，百姓就会不齐心。所以，古代的圣王“明礼义以壹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重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潢然兼覆之，养长之，如保赤子”，这样，就可以做到“奸邪不作”“盗贼不起”“化善者劝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