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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学是大变动时代的生存之道、处世之道，是面对巨变社会的应对法门。在大变动时期，要做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唯一的办法是找到强大的力量之源并有足够灵活的应对之法，否则，必然屈服于巨变的压力之下，被巨变的漩涡所吞噬。孔子在《论语》中的智慧正是揭示了人的本质和人的本来面目，正是基于认识自己，以及强大的行动力的支撑，个体才能找到应对社会巨大压力的解决之道。孔子被尊为圣人是因为他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应对巨变的越来越沉重、复杂的压力。仁学的本质，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自我铸造命运——认识你自己，社会成就美德——与社会一起成长；制度完善品格——成为自己的主人。
（一）自我铸造命运：认识你自己——仁学的出发点与归宿
社会有命运，个人也有命运。社会的命运有客观性，而个人的命运则是自己铸造的。《论语》中孔子算命，从小童子的行为举止推知小童子的命运，到孔子的仁学注重日常生活与平时的行为举止，正是孔子认识到个人的命运取决于个人自身：自我铸造命运。
孔子仁学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自我铸造命运。先天的因素、环境的因素、逆境的因素、困难的阻挠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自我觉醒和自我的努力才是决定性的。自我的立志、自我的诚信、自我培养强大的行动力、自我潜力的开发、生存环境的选择等，都是自我选择与自我奋斗的结果。只有“认识你自己”，从自己的本来面目出发，切切实实地提升自己，才能具备应对巨变社会的基础。自己才是标准，自己才是自己的拯救者，他人不可能成为你的拯救者，唯有你自己。“小人”由于自我的弱小，不足以应对巨变的社会，唯有成就“大人”，才是成人之道，才是应变之策。
仁学首要解决的就是自我的问题。自己与自己成为最好的、最为知心的朋友。自己认识自己，相信自己，开发自己的潜力。只有这种能力的开发需要借助于他人、社会和制度，但根本的出发点是自己的“周”，即“君子周而不比”，而不是“小人”的“比而不周”。按我们现代的语言来表达就是人的全面解放，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自我的全面发展是仁学的出发点，也是最终归宿。
问题的核心是自我能力的开发并非易事，它面对的将是一件近乎完成不了的任务：不可言说的言说。按现代伟大的哲学家罗尔斯的话来说，人无不生活在“无知之幕”之下：人总是在对自己相当无知的情况下进行选择与决策。要开发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能力，而且是2500年前的春秋时代，科学发展的进程才刚刚开始，即使在科学发达的今天，我们对自己的了解还是那么少。这样的任务不可谓不艰巨，责任不可谓不巨大，正仁学的精彩之处，也正是孔子的伟大之处。也正是仁学，成就是孔子，也使孔子的学生常常被孔子的思想所折服：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要开发自己的能力，首先得认识自己，进而相信自己，这就是“立志”。“千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对自己的信心唯有达到了不可摧毁的信仰的程度，才是真正的“志”，可以激发人的能力提升是这样的“志”，而非仅仅是“欲望”。因此，只有博学才能明志。广泛地学，接触高尚的、内心强大的人，关注自身的生活细节，从日常的点滴做起，才能不断地明志。
有了坚定的志向与信心之后，才能有强大的行动力，利用自己的各种条件，逆境亦或顺境，加强自己的行动力，不断地提升自己。“敏于事而讷于言”，强大的行动力是开发潜力，加强自身的信心、提升自己能力的基础，也是成就大人的唯一途径。强大的行动力不断地将自己的志向推向现实，增强自己信心的同时，自我的能力也会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信心比黄金更宝贵、行动比空想更真实。信心的增强、行动力的加强可以增强对抗巨变的社会的压力。
在志向和行动中，真诚地面对自己，在行动中贯彻诸多美德，如真诚、勇敢、坚毅、仁慈、无私、勤俭等就顺理成章了。因为，只有这样的行动，才能贯彻志向并保持强大的行动力。只有在美德中，才能不断地认识自己、坚定自己的信心和加强自己的行动力。这种行动力的培养是建立在生活细节、日常点滴之上的。这样的自我培养、强大的行动力的建立，假以日积月累、愚公移山之方式，就可以应对巨变社会的挑战，就可以做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自我的实现就成为可能，命运就会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可以安排自己的命运。否则，屈服于巨变的社会，将命运托付给巨变的社会这样一个未知数，这将是巨变社会不可逃脱的命运。
（二）社会成就美德：与社会一起成长——仁的行动规则
自我的发展离不开人与人的交往，离不开社会。人在自己的无知之幕中生活、决策，以及自己潜能的开发，亲人、朋友，甚至是竞争对手、敌人的帮助与对抗是必不可少的。在人与人的交往中，美德有助于人认识自己，发挥潜力，提升自己，完善自身。
自我的发展处于一种对象真空的状态，不知道要发展的对象是什么。认识自己并非轻而易举，自己的潜力看不见摸不着，用眼睛看不到、思维达不到。能看到的、意识得到的只是充满弱点、本性堕落和能力有限的个体。在无知之幕下生存是人的宿命。世道沧桑，滚滚红尘，人生苦短，变幻无常。个体要想突破自我的限制谈何容易？并非熬灯苦读，自我摧残，或是静心打坐所能突破的。需要的是沸腾的生活（伯里克利语），自我的感动和强大的行动力。而这些都需要以社会为平台。
民间社会是成就个人美德的平台。西方社会塑造出市民社会，那是西方版的民间社会，东方社会塑造的是民间社会，其目的与存在的价值都是共同的。西方公民的思想就是基于市民社会提出的。孔子的君子思想也是基于东方社会的状况提出来的。公民与君子的思想具有共通性。
第一，给予社会纯属慷慨，危难时甚至可以用生命保障共和国的生存。这是公民的品质。这也是孔子所讲的“己欲达而达人，己欲利而利人”。君子也是不求回报的。君子成人之美，可临危授命。君子的品格类似于公民的品格。公民是共和国的保障者，是市民社会自由与市民的多样性的捍卫者，在共和国危难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公民对社会的付出不求回报，他的付出纯属慷慨。公民是一群不能用金钱与利益来衡量的人，君子亦是如此。
第二，强大的行动力。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君子不可小知，可大受。只有在付出中，无私中，才能全身心地投入，才能培养出自己强大的行动力。纯粹的自私自利、眼前的蝇头小利不足以培养一个人强大的行动力。“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只有远大的志向，宽阔的胸怀，才能使人全身心地投入，才能提升自己的行动力。
因此，热情、无私、勇敢成为一个君子的美德，也是一个公民的美德。这些美德，离开了社会，离开了人与人的交往，都是难以培养的。
第三，仁慈宽厚，厚德载物。君子周而不比，君子的竞争是一种友善的较量，而非成人之恶。“无友不如己者”，君子怀德，“厚德而载物”。这与西方的公民很类似，公民是美德的化身：勇敢、责任、无私、奉献、执着、机敏、睿智、精进，引领共和国走向辉煌。而当共和国有危难之时，不惜以生命捍卫之。
第四，勇敢，敢于面对死亡。君子无忧无惧，心中坦荡荡，能临危授命，挽狂澜于即倒。公民的勇敢，正如亚里士多德指出的，当出现必死战局时，雇佣军会逃脱，而公民组成的部队会拼死而战，最终会赢得胜利。古希腊时代的希波战争中的温泉关战役就是由300个斯巴达将士抵抗住几十万的波斯大军。这种勇敢、这种气度，非凡人所能想象。其可歌可泣的事迹感动每一个人，成就了古希腊的辉煌，也成就了古希腊文明在经历了千年的沉寂之后，在近代的文艺复兴中复活。公民的精神是西方传统的核心之一，也是西方制度的基础。
伯里克利说：有些人的勇敢是出于无知，深思熟虑之后会成为懦夫，而我们经过充分讨论之后，才是真正的勇敢。这是君子与公民的共同品格。
第五，爱人。对社会的爱成就了君子，也成就了公民。君子能爱人，也能恶人。这种爱，是对亲人的爱，对父母的爱，对平辈的悌，对不熟悉的人的爱（己欲达而达人，己欲利而利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包括对敌人的爱（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这也是孔子不隐居的最为根本的原因。对于三类隐者，无论是采取何种方式，或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亦或降其志，但言中伦，行中虑，亦或隐居放言，其实都是对困难的逃避，未充分显示大丈夫的爱敌人的胸怀。能真正做到“以直报怨”，在克服困难，感化敌人的过程中，学习腾、挪、躲、闪，懂得识别乱邦与危邦，促使孔子在55岁之后还周游列国，促使孔子的思想的成熟，完成了孔子睿智的关于仁的思想。这不能不感谢那些想陷害孔子、给孔子以磨难的人，也不能不说正是这些困难与磨难促成了孔子深邃的思想。如果鲁国是治邦，鲁君是明君，是伯里克利式的统治，孔子充其量也只能是治世之能臣，而不会是思想的大家，文明的巨擎，万世之表率。
师从儒家的墨翟后来创立了墨家，它的主要思想发挥了爱的思想，提出了“兼爱”的思想。西方的博爱其实也阐释了同样的精神。
爱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实现，这是一个可爱的社会，亲人可以帮助你，朋友也可以帮助你，不认识的陌生人也可以帮助你，甚至你的敌人也会帮助你，那你还不成才，还不能发挥自己沉淀的潜力，不成就一个大人，能说得过去吗？
（三）制度完善品格：君子受命——仁的实现的促进
政治是一个培养个人的平台。个人将承担起政治国家兴亡的责任，任不可谓不重。个人的力量直接放大为政治的力量，为之哭泣，为之疯狂。公民正是在共和国的这一政治平台上实现了自己与潜能的开发、能力的扩张与提升，它也成为西方传统的价值核心。
政治能够直接将人培养成一个有品格、有道德、有能力，自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甚至是共和国命运的人。这也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将政治称为“善的艺术”。这也是为什么孔子这么强调对危邦与乱邦的识别与逃避，这也是为什么孔子要批评隐士们身中清，废中权，舍弃了政治这样一个完善个人品格的平台。政事是孔子的四教之一，子路、冉求是其中的佼佼者。西方的共和国这一政治平台能够培养出公民这一出色的品格的成员，培养出古希腊与古罗马共和国这样璀璨的文化与文明，不得不说是政治的功效。
但这样的政治必须以诚信、真诚、无私作为基础，正如伯里克利所说的，共和国的政治设计要依人的能力，而不是依人的身份，只要能为国出力，就能步步高升；共和国设计的制度让公民能在睿智中成长。但是，这样的共和国必须要以城邦国家为基础，必须要有像伯里克利那样睿智的统治者，否则，正如苏格拉底呼唤共和国的精神，但却被共和国吞噬。中西方是那么地相似，能不归入乱邦、危邦的政治共同体竞争是那么地少，孔子周游列国，竟然无一家诸侯能鉴别、赏识孔子的治世思想，急功近利、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统治方式成为主流，春秋无义战。孔子自己也说：“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春秋时期，法家、兵家、纵横家横行，最后战国七雄，秦并吞六国，法家、纵横家、兵家的影响深远，短期内改变政治形势，通过掠夺抢劫来扩充实力，通过非人道的方法来威吓对方，无人再去关注危邦、乱邦。
世道纷乱，群雄并起，逐鹿中原。内修已敌不过短期内的竭泽而渔。用权谋、诡计来劫杀对方，置对方于死地，成为政治的特点。在危邦、乱邦中生存而发展自己已不再可能。“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危邦之中，性命难保，何言发展？敌人要置你于死地，何言爱人？政治不再是完善品格的平台，而是撕裂个体的黑洞。春秋时期，君子还能做到“行出言随”，“硁硁然，小人也”，而到了战国，君子也不再“言出行随”了，“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是从”。社会之扭曲、异化已十分明显了。正如近代的马基雅维里所指出：政治已沦为“必要的恶”，不再是“善的艺术”，在政治中谋求发展，已不再可能，政治不再出产公民，而只是出产臣民。这在西方发展到民族国家这一阶段是如此，在春秋时期的演进也体现如此的特点。
但是，共和国的辉煌记忆一直印烙在西方传统的记忆之中，恢复共和国的公民的理念一直是西方思想家与西方制度不懈的追求。近代社会的制度历经500年的演进，已经将公民的思想作为其内核和基石。古希腊的精神在经历了千年的湮灭之后，在近代重生。短期内的失败、死亡，甚至是千年的失败，并不能减损真理的光芒，只要信心尤在、信念尤在，凤凰涅磐更弥足珍贵。
其实，孔子也进行着这样的工作，努力地呼唤着善治，让统治成为一种艺术。“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尽管这种善治的理想在大一统时代成了经典、正统理论，但这种善治从来没有在中国实现过制度上的保障，经常是“外用儒术，内用黄老”，或是“外儒内法”，孔子的理想的实现只是取决于君主的意愿，因此，善治从来没有长久地存在过。孔子解决了善治是怎么来的，但没有解决如何能使善治持久的问题。在西方，古希腊也是解决了善治是如何来的问题，而善治的制度化则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了。
正如古希腊文明在中世纪的湮灭并不能证明它的过时，孔子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实现并不能证明孔子的思想不具有可实现性。问题在于思想是否阐释了人的本性，真正揭示了人的真实的本来面目。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只要有人类社会的存续，思想的复兴肯定是必然的。
政治，这个曾经是个人成长捷径的平台，在近代日益失去其应有的作用，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与公民社会日渐脱离，市民社会与经济社会日益结合，人在市民社会中的发展，而不是在政治社会中的发展成为近代社会的共识和制度设计的基础。但在日益扁平化的现代社会，政治对个人的培养作用已与近代的民族国家又显出不同。参与政治、改变政治，让它重新成为善的艺术，一直是现代政治发展的原动力。
中国的传统社会缺乏制度化的善治，尤其是明代以后，鲜有品格完善、行动力强、厚德宽宏的君子出现了。这也是现代中国政治改革需要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