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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记载，墨子和程子辩论，称赞孔子。程子说：“非议儒家，为什么还要称赞孔子呢？”墨子说：“这也是正当而不能改变的。现在鸟儿听说要有火热和干旱的灾难就飞向高处，鱼听说有火热和干旱的灾难就游向水下，在这个时候即使是让大禹和汤为他谋划，也一定不能改变。鸟和鱼可以说是愚蠢的，可是大禹和汤要依顺他们的做法。现在我怎么不能称赞孔子呢？”这也就是说，墨子对孔子在当时演绎仁学是肯定的，但是，墨子认为孔子没有突出强调变动社会的“义”。
孔子殁后，儒分八家，如何理解和实践孔子的仁学就出现众说纷纭的格局。孔子讲：“君子之于天下，无适也，无莫也，唯义是从。”孔子对“义”是非常强调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是，如何能做到“义”，尤其是到了春秋末期与战国时期，“危邦”“乱邦”四起的情况下，孔子讲“危邦不入，乱邦不居”，那么，在“危邦”“乱邦”，或是无法选择的整体性“乱世”，又怎么办呢？是不是就一味地“隐”和“忍”呢？这是孔子所没有讲的，因为在孔子的时代，是春秋时期，大小国家有二百多个，孔子有多个选择的余地，所以孔子可以周游列国，还可以想象去“少数民族”地区，这种选择在战国是不可想象的，尤其是墨子这些出身贫寒的人，那些人如何实现“仁”呢？必须要自我争取和自我奋斗，没有适宜自身发展的环境就积极去创造。由此，墨子就提出，按孔子这样消极地选择是不可行的，需要积极地争取，孔子的理论在当时并不会导致“义”，只能导致“不义”，在危邦与乱邦中，要积极地创造出适合“义”的发展环境来。
（一）不义
墨子指出，孔子的仁义思想尽管没有错，墨子也遵循着这样的人的潜力的开发路径，但是在如何实现上，墨子指出，孔子的思想过于消极，在“乱世”无法选择“乱邦”与“治邦”，尤其是之后，中国越来越走向大一统社会的格局下，孔子的仁学思想中，从学与德入手，并不必然承载义与仁，由此，墨子指出，更应该看重“义”，看重“士”间的“仁义”，而不是像孔子那样从“德”入手，“君子若钟，击之则鸣，弗击不鸣”，这是错误的，这没有办法应对“乱邦”与“危邦”的挑战。对与错、善与恶是有绝对标准的，要敢于坚持正确、否定谬误。
墨子进而指出，仁义是侍奉君主竭尽忠心，侍奉双亲竭尽孝顺，君主实行善政就赞美，有过错就进谏，这是做臣属的正道。现在儒家的权变思想的要旨是敲它就响，不敲就不响，隐藏自己的智慧，懒于出力，沉静冷漠，等待君主发问然后才回答，即使是非常有利于君主、双亲的事情，不问就不说，这难道不是“乱臣贼子”吗？这样做人臣下是不忠诚，做人儿子是不孝顺，侍奉兄长是不敬悌，与人交往是不忠贞善良。遇事持后退不言的态度，在朝廷上见到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只怕比别人说得晚了。如果说了而无利可图，就把手拱得高高的，眼睛看着下面，像被饭噎住一样，说，“这个我没有学过”。尽管君主急于用他，却远远地躲开。为避免和消除这些弊端，墨子提出，道理和学术事业都统一于仁义，就是在大处说可以治理百姓，从小处说可以任用百官，从远处说就能遍施于天下，从近处说能用来修养身心，不符合道义的地方就不停留，不符合常理就不做，一定追求兴盛天下的利益，回旋曲直达到目的，如果不利就停止，这就是君子的道。这根本是做不到啊！孔子自身的言行也是与此不符合的。
孔子从“学”和“德”出发，并不必然能达到“仁”，还需要有“以友辅仁”，“友其士之仁者”，但如果在危邦与乱邦，或没有办法选择的“大一统”社会，要做到“隐”与“忍”，这是孔子也做不到的。孔子指出，“邦无道，富且贵也，耻也。”但是，孔子指出，这一点他也很难做到。而如果身处“危邦”或“乱邦”，如何保证自身不被扭曲呢？这是孔子没有回答的，孔子仅仅指出不仁之所在。
（二）不仁
人在“危邦”“乱邦”，如果又不能做到“隐”与“忍”，而且，中国将面临着长期的“大一统”的社会，在“率土之臣，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情形下，在选择成为奢望的情况下，如何在“危邦”“乱邦”中生存就成为衡量一个学说可适用性的标准。一个让人接受的学说就必须要给予一个明确的回答，而非像孔子进行情绪渲泄，说冉求“不是我的学生，你们众门生可以群起而攻之”。
孔子自己也曾遭到子路的批评。乱臣贼子召孔子，孔子也曾想前往，子路就批评老师说，“你不是讲过‘危邦不入、乱邦不居’，‘邦无道，富且贵，耻也’，那为什么老师您的行动与理论相冲突呢？”这一点孔子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答，在他的仁学理论中对这一问题也没给出恰当的回答。
孔子理论上的这一弱点在其春秋时期并未显现出问题，因为那是一个可以选择的社会，而在一个没有选择或是没有多少选择余地的社会中，奉行这种理论就会出现问题：身陷危邦与乱邦而不能自拔。墨子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指责，他借晏子之口指出，贤能的人得到上面的任用，不会图得虚名；得到下面的民心，不会危害君主。言论为君主所采纳一定有利于百姓，教化下面一定有利于君主，所以言论明白而且容易知晓，行动明确容易跟从，奉行道义可以让百姓明白，谋划思考可以通达于君臣。现在孔子深谋远虑去侍奉贼人，劳费思考、竭尽智慧去推行邪恶的事，鼓动下面去犯上，教唆臣下去谋杀君主，这不是贤良之人的行为；进入一个国家却结交贼人，这不是正义的人；知道别人不忠诚，反而劝说他作乱，这不是仁义的人。躲开别人在背后谋划，避开人在背后说话，奉行道义不让人民知道，谋划思考不可以通过君臣，我不知道孔子的行为有什么仁义之处啊！
（三）不可
由此，孔子仁义之学，其导向的目标并没有问题，对人的潜力的认识也是符合道的，但是，他所指出的实现的路径却存在着危机。从修身、齐家，并不会必然地导向治国、平天下，尤其是当大一统社会的苗头在春秋末期、战国时期出现之后，“指鹿为马”的统治方式成了驾驭民众与下属正常的手段，好学与美德并不必然走得通，没有了“以友辅仁”“由义入仁”，修身与仁义之间并不存在着必然的上升通道。而如果这一通道没有了，没有了“仁”，“礼”与“乐”就毫无意义了，这一点孔子自己也是承认的。这也是墨子认为孔子仁学实现路径不可行的原因。
墨子又借晏子之口指出，儒家的人十分高傲而且自以为是，不可以教化下面；爱好音乐而使人倦怠政务，不可以让他们亲身治理国家；主张有命而怠于政事，不可以让他们聘任官职；崇尚厚丧，并且久哀不止，不可以让他们慈爱百姓；穿着奇异的服装，强作庄敬的面容，不能让他们来引导大众。孔子极力修饰庄盛的仪容来蛊惑世人，用歌舞音乐来聚集徒众，把礼节变得烦琐以求有礼，追求各种礼节来吸引人观看，学问广博却不可能用来议论世事，思虑劳苦却不能有利于百姓，人们花几辈子也学不完他们的学术，年富力强的也不能奉行他们的礼节，积聚财物也不能供养他们享乐，繁复地修饰自己的学说来迷惑当世君主，创作盛大的音乐来迷乱愚蠢的百姓，他们的学术不能公之于世，他们的学说不能引导民众。
（四）不智
孔子的学说，并不能适应于大一统社会的发展，而只能适用于大变动的充满选择的社会，而如果处于“危邦”与“乱邦”，又不能做到愚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理论的指导，就有可能做出“不智”的行为。这不但是墨子指出的问题，也是西方的基督教传统反复宣扬的，一个人如果归信了基督教，就会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也就会成为“主的羊”，而那些不归信基督教的人，就是“狼”，羊断不能在由狼组成的社会中生存，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落入狼口。如果基督教这样劝导人，那么就没有人会归信了。
基督教给出了问题的解答，那就是羊只有组织成羊群，并在牧首的带领下，才能成功地在狼的社会中生存，那就是教会的作用。只有组织起来的羊，才能与狼对抗，将狼归化为羊，否则，将狼从肉体上消灭，如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就是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估且不去评论对错善恶，而是基督教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实践路径，这就是它有生命力的基础。而孔子的仁义之学，是一个选择之学，它没有提供一个在没有选择的情境下，人如何实现仁义的问题。而人在“危邦”与“乱邦”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理论的指导，不明智就是必然的结果。这也是墨子对孔子的批判处之一。
墨子指出，孔子正是没有理论的支持，而渲泄于情绪，这就导致了孔子的不明智选择，基于个人的私愤，而导致了数十万人死亡的战争。而墨子“由义入仁”的理论正是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在“危邦”与“乱邦”，组成不以政治社会为依托的“士民”的联合体，由“牧首”，也就是“巨子”来领导，以此来保证“以友辅仁”“由义入仁”，并且，保持人应有的对错、善恶观，而不被政治社会的是非好恶所左右，以士民社会的力量，主持社会正义，非难不正义的战争（非攻），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非命），并做到自身能力的最大提升，实现“兼爱”，并以“天志”“尚同”“明鬼神”来建立士民社会的共识，建立牢固的共同思想平台，这才能在乱世中保存自己的良知，提升自身的能力，不被社会邪恶力量带走。这就是墨子版的“羊”如何在“狼群”中生存。这才是一个人真正的明智选择。
（五）不一
如果没有了士民社会的平台，没有了“以友辅仁”，没有“由义入仁”，一个人要保持自身道德的一致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人在江湖走，哪有不湿鞋，弱小的个人要对抗整个制度，要对抗大一统社会统一的力量，在对抗“危邦”与“乱邦”的黑白颠倒，相信自身道德的力量是十分可笑的，言行不一是必然的现象。这也是孔子的矛盾所在，所以孔子曾有感叹，我要到少数民族地区去住了。其实，这是他郁闷情绪的渲泄，孔子的周游列国并没有显示出他要去的意向。没有了士民社会的支撑，孔子也表现出严重的言行不一，这也是孔子周游列国的原因，孔子在自己当时的社会可以进行无数次的选择，而在墨子所处的春秋末期，这种选择不再可能，再到秦汉之后的大一统社会，选择不再有，唯一出路只有在一个制度下生存，如果这个制度是“不义”的，个人将作何选择？
孔子的选择在《论语》中就显示出自相矛盾了，正是上面所指的子路对孔子要去佛肸的“乱邦”去做官为政极为不满意，对孔子在卫国见南子也极为不满，但这种不一致并不损害孔子思想的伟大，孔子自己也指出，所谓圣人，是无二过，不犯错误其实就意味着一个人不再行动，而一个人不再行动，他提升自身的可能性也就丧失了。变动社会条件下，加强行动力是“敏于行”的表现，是积极应对变动社会的基本方法，只须“二思”，无须“三思”。孔子通过自身的对“乱邦”与“治邦”选择的实际行动来给这一问题找到了答案，但是，这并不是一种最可行的理论上的回答，墨子需要寻求理论上的解决之道。
墨子指出，如果没有理论上的解决之道，这种错误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一个人通往仁义的道路由此而断绝。孔子在这一问题上其实并不是“无二过”，而是多次出现言行不一的地方。比如，孔子身为鲁国的司寇，却舍弃公家而迎合私家，私自决定将季孙氏放走，而没有国家的是非正义感。另一个例子是孔子在危难的时候，不讲礼与义，而在平时，则“盛礼隆行”，孔子的理论对一个人在危难的情况如何自救与自保，没有办法提出与平时同样的实现仁义的方法，也就是孔子理论没有办法解决在人生的危难关口，如死亡、穷困潦倒的时候，如何维持一个人的尊严，这不仅仅是维持“贫且贱”那么简单。仅仅依靠个人的道德诉求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虚伪不一。
墨子指出孔子对这一问题的解答非常情绪化：“从前是急于求生，现在是为了求义”，这种生死攸关危机下生存与平时道德修养间如何获得一致是一个理论必须要解答的问题，而孔子恰恰在这一问题上没有明确的解答，比如孔子不讲死，不讲鬼神，罕言道或天志，而这些问题不讲透彻，人在危难时刻的道德诉求就没有办法保持。这就是墨子的批判：“在饥饿的时候就不惜随意地取用来使自己生存，在饱食的时候就伪装自己的行为来自我粉饰卑污奸邪、狡诈虚伪的行为，还有比这更明显的吗？”
（六）不正
如果一个学说，即使指出了正确的目标，但是它所导向的路径行不通，不能让人在危难的时候保持自身的道德一致性，这种学说还是一个让人上正道的学说吗？这还是一个真正的“正人”的学说吗？
孔子的学说是真正的“明道”的学说吗？墨子指出，依孔子的仁义之学，是达不到仁义的目标，而应该改弦易张，真正地正视孔子学说中的问题，从而在根本上解决问题，否则，孔子的这条仁义之道是走不通的。“孔子的弟子子贡、子路辅佐孔悝在卫国作乱，孔子之故交阳货在齐国作乱，孔子欲投奔佛肸在中牟叛乱，孔门弟子漆雕刑杀残暴，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大凡这些弟子去向老师学习，一定是修养自己的言论，规范自己的行为，直到自己的力量不足、智慧不够，然后才停止。现在孔子的行为像这样，那么儒生们的行为就值得怀疑了。”
（七）墨子非儒并非非孔
墨子有专门《非儒》篇，儒家与孔子的思想其实是不一样的。孔子殁后，儒分八家，这八家有接近于法家的子夏之儒，以后发展到荀子那里，就直接成就了法家的辉煌。关于孔子的思想诸弟子的理解也各异，尤其是其中的仁学思想，各家理解各异，即使是孔子在世的时候，诸弟子也众说纷纭。由此，以后儒家的发展，以曾子、子思一派为正统，而其他各派则渐行渐远。因此，儒家的思想并非孔子思想的全部。由此，墨子对儒家的批判，其实并不是对孔子思想的批判。
在《非儒》中说儒家的天命观其实并非孔子的思想，孔子的思想与墨子的思想其实是相近的。孔子的天命观与墨子的天志观相类似。其他墨子所批判的，如儒家以繁杂的礼乐迷惑人，长期的服丧和虚伪的哀痛欺骗亲人，设立天命的理论来甘于贫困而且态度十分倨傲，背离根本放弃正事而安于倦怠，贪图饮食，懒于劳作，于是遭受饥饿寒冷，无法摆脱。像乞丐一样乞求温饱，像田鼠一样储藏食物，像公羊一样盯住食物不放，像野猪一样纵向跃起吃食。君子笑他们，他们就发怒说，“你们这些人怎么知道贤良的儒者”。夏天向人求乞麦子，五谷都收获了以后，就有富贵人家大办丧事，子孙都跟随其后，饮食都得以满足，办了几家丧礼以后，家用就足够了。借他人的丧事来养活自己，靠别人的田里的米麦来酿酒，富人家里有了丧事就很高兴，说这是衣服食物的来源。这些墨子所批判的其实并非孔子仁学思想，而是后来的儒家对孔子思想的误读。
还有其他的儒家思想，如要说崇古，循而不作，这些均非君子之道，非孔子仁学思想的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