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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学的实质，准确的理解是从小人到大人的运动。荀子准确地理解仁学进而指出，“人固为小人”，人是从小人开始成长的。其实，更为准确地讲，从自然意义上，人是从斗筲之人，即从不成形到内在人格成形的过程。
“小人”在《论语》中并没有道德意义上的评价，而只是事实的论述。孔子曾讲：“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小人”是没有达到权变状态的“信守承诺之人”，从中可以看到，小人是指内在的人成长到一定阶段，但是，不知场合、环境，没有权变。因此，“小人”是指人成长的一种状态，并非道德意义上的评价。
但是，自汉代以来的大一统社会，却将“小人”进行道德化的演绎，将之理解为贬义，而将“君子”“大人”或是“圣贤”理解为人的应然状态。从根本上扭曲了孔子仁学人格塑造的始点。
在回归《论语》对“小人”的理解，没有任何地方做道德意义上的解释，而只是对人的生长状态的客观描述，即小人是指内在很小的人。在《论语》中指出小人十八条标准。小人是相对于大人而言的。“小人”具有的特点包括：比而不周、怀土、喻于利、长戚戚、骄而不泰、成人之恶、受外界环境影响、不就正道、硁硁然、同而不和、行动力不强、下达、求诸人、小知而不可大受、不仁、无敬畏之心、难养、内在之人小等。以上18项指标中，没有任何一项具有道德贬义，只是对人成长状态的客观描述。
小人在《论语》中并没有道德含义，但是，经过中国大一统社会长期以来的道德化阐述之后，“小人”被赋予的深厚的道德含义，被认为是与正常人格相反的卑鄙、龌蹉、无良之辈，是对正常人格的否定。
其实，有一个词可以很好地对应“小人”一词，但同时又没有受道德的否定，那就是“自然人”。即人具有与生俱来的自然人格和自然权利，不可剥夺、转让、减损。自然人思想成为了近代法律和社会制度的基础。
自然人思想在民法典中提出人仅仅具有人的自然意义，即人的形式，或是形体意义就足够了。这一思想在启蒙时代以前是不可思议的。对人的理解，历来不是从形式意义上来理解的。历来认为人具备了人的形态，不一定就是人。人需要具备一定的品德才能称得上真正的人。这是无论古希腊罗马的思想家，还是中世纪的思想家都认同的对人的根本看法。
古希腊时期杰出的思想家赫拉克利特的思想就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干燥的光辉是最智慧、最高贵的灵魂。”“不能像睡着人那样行事和说话。”“思想是最大的优点，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且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最优秀的人宁愿取一件东西而不要其他一切，这就是：宁取永恒的光荣而不要变灭的事物。可是多数人却在那里象牲畜一样狼吞虎咽。”“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守护神。”
在古希腊思想家中，苏格拉底专门研究各种伦理方面的品德，正如亚里士多德指出的，他第一个提出了这些品德的一般定义问题。在自然哲学家当中，德谟克里特只是稍稍接触到了这个问题。
对自身的关注是苏格拉底不同于其他哲学家的一个显著的区别。
苏格拉底认为，关注自己的灵魂和心灵是一个人首要应尽的职责。“朋友，你是伟大、强盛、以智慧著称的城邦雅典的公民，像你这样只图名利，不关心智慧和真理，不求改善自己的灵魂，难道不觉得羞耻吗？”正如苏格拉底在《申辩》中所说，“因此我不做别的事情，只是劝说大家，敦促大家，不管年少，都不要只顾个人和财产，首先要关心改善自己的灵魂，这是更重要的事情。我告诉你们，金钱并不能带来美德，美德却可以给人带来金钱，以及个人和国家的其他一切好事。这就是我的教义。”苏格拉底是西方思想一个不可回避的起点，作为“哲学之父”，它开启了关心人的灵魂和人的品格的哲学，它对灵魂和人的性格的关注成了以后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特点。
亚里士多德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基础上，开创了专门研究人的灵魂和品格的学说——《伦理学》，并作有专门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他指出：“美德是牵涉到选择时的一种性格状况，一种适中，就是说，一种相对于我们而言的适中，它为一种合理原则所规定，这就是那具有实践智慧的人用来规定美德的原则。”“人们为善只有一途，为恶的道路则有多条。”
对古希腊罗马影响极大，尤其是对罗马法律思想影响极大的斯多葛学派也极其关注人的品格。他们认为各种美德彼此互相跟随着，一个人有了一种美德，就有了全部；因为所有的美德的教训都是共同的。他们还宣称有智慧的人是诚心的人，迫切注意可以使他们更趋于完善的那些事情，应用某些原则，这种原则是把恶隐藏起来，把善显现出来。
塞涅卡更进一步指出：“我们要寻求一种真正的‘好’，不是表面上的好；它是纯粹的、始终如一的，它的深处隐藏着它的价值。这样一种‘好’是值得我们追求的。它并不在远处。我们会找到它的。不过我们一定要懂得怎样去抓住它。我们现在暗中摸索的正是近在眼前的东西，我们碰到的就是我们寻找的东西。斯多葛派的人全部同意这一点：我们要尊重自然，明智的意思就是不违背自然，按照自然的轨范进行自己修养。”“要知道，肉体上的快乐是不足道的，短暂的，而且是非常有害的，不要这些东西，就得到一种有力的、愉快的提高，不可动摇，始终如一，安宁和睦，伟大与宽容相结合。要知道，一切漫无约束的东西都是软弱的标志。”
无论是美德，还是灵魂，都触及了人的内在的属性，而不仅仅是人的外在的形体属性。古罗马伟大的思想家西塞罗更是直接地指出人的这一内在属性。“人与神在三个方面是共通的，一是理性，一是灵魂，一是自然。”
人仅仅具有形体意义是远远不够的，对人的内在的要求，对人的品格与美德的要求不只是古希腊罗马哲学思想的基础，也构成了中世纪神学思想的基础。基督教的核心是对上帝的虔诚和人的美德的培养。基督教的这种影响在古罗马时期就突显出来了。奥古斯丁就指出，幸福就在于拥有真理。中世纪时期最伟大的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也指出，“人类的幸福，决不在于身体上的快乐。”“人类最高的完善决不在于和低于自身的事物相结合，而在和高于自身的某种事物相结合；上述快乐既然是来自感官和低于人的某种感觉事物的结合，所以我们切不可把幸福看成就是那样的快乐。”托马斯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将之与基督教神学思想相结合。他认为：“只有是适度才可算是好的东西。”“道德行为受人赞美，是由于它导向幸福。”
可见，在近代以前，探讨人的问题，或是探讨真理、哲学问题，人的品格和人的美德是其中的中心。正如斯多葛派把哲学比作一个动物，把逻辑学比作骨骼与腱，把自然哲学比作有肉的部分，把伦理哲学比作灵魂。作为伦理学中心的人的品格与人的美德成为哲学的中心，也成了人的中心。人只具有人的形体是不够的。无论是古希腊罗马的思想，还是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可以讲，对这一点的认同，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延续下来的文明共通的。东方的儒家思想，从孔子的《论语》中也可以看到人的品格的追求和对人的美德的追求。“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第十五》）伊斯兰教也有相同的说法。伊斯兰教严格的教义和礼仪促进教徒虔诚、忠诚、互爱、勇敢、节制等。
可见，对人的看法，对人的品格的认同在各个留传下来的文明中是一个共通的属性。人需要有美德，需要有品格，这是人的实质内涵。人如果没有这些品质，而仅仅是人的形体，这样的人是不完善的，是不幸福的，是不值得人们去效仿的，必将是短暂的。
对人的品格的关注一直是西方思想的一个重心。近代之后，对人的品格的关注一直没有忽略过。16世纪英国的弗兰西斯·培根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他的《论说文》中就有论勇敢、善良、敏捷、荣誉等。
在西方影响深远的莎士比亚戏剧也是反映人的品格。在美国的独立战争期间，开国元勋们在人的品格的探讨上也是非常深入的。如富兰克林的《自传》中就专门讨论了人的美德。华盛顿也有专门的关于人的美德的小册子。在近代关于人的品格的认识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亚当·斯密。
但是，这样一种共通的认识怎么到了文艺复兴之后的近代会被颠覆了呢？在社会的最为基本的法律——民法中，怎么可以规定只要是人具有了形体意义上的人，就是人了？而不再规定人的内在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