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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在孔子的思想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也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之一。在春秋时期，纷乱变动的时代，礼乐崩坏，同时，知识下移，民间社会不断发达，危难与机会同时并存。很多有良知之士，不满于世事的巨变与小人当道，隐而达其志。孔子与这些隐者完全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知道世事有定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孔子对隐者非常尊重，但不行隐者之道。这从孔子在周游列国的途中遇见隐者的遭遇可以看到。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
。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卫子第十七，18.7）
在礼乐崩坏的变动时代，孔子采取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生存方式。“道之不行”，孔子是知道的，但是，即使是乱世，礼乐崩坏的大变动时代政治秩序崩溃，民间依然需要社会秩序，人还是原来的人，有固有的“命”，长幼还需要“节”，君臣还需要有固有的“义”，人还需要“积德行善”，不能说大变动时代，人的固有属性都不存在了。不管世道如何，个人还是个人，内在的属性并不因外在的环境变化而改变。君子在世，“出仕”是为了行其义，孔子不隐，是为了宣扬其义，宣扬人生的意义，让子路、冉有、颜回等后生小子能“受命”，让更多的人领悟人生的真谛，传承文明的核心价值。所以，孔子也是“行其义”。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微子第十八，18.8）
在大变动时代，君子往往采取各种生存之道。一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这是做得比较好的。二是降志辱身，但言中伦，行中虑。与乱世谋求共生。三是不辱其身，隐居而放言，虽然身中清，但废中权。放弃了在政治中发展的有利平台。孔子自认为自己不同于上述三者的君子之道，采取危邦不入，乱邦不居，邦有道则现，邦无道则隐的方式，力求在乱世中发挥自己的潜力，提升能力。直至后来，在鲁国不得志，周游列国，寻求自身的发展和仁学思想的传播。这就是孔子的君子之道、仁者之道。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第五，5.16）
从上面一段话可以看出君子的生存方式，即在“行己”“事上”“养民”“使民”上着力。这四项除了第一项外，其余三项均与政治生活有关。君子从本质上讲，是在政治制度中完善起来的。政治制度在培养与完善“君子”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孔子的春秋时代，诸侯国就相当于现在的县，属于城邦国家的地域范围。按照西方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政治属于“善的艺术”
，脱离政治的个人成长往往是不可想象的。人在政治生活中成长是个人成长必不可少的环节。
正是由于政治生活非常重要，对个人的成长影响巨大，坏的政治中，个人将无处藏身。因此，作为一个君子，认识“危邦”与“乱邦”是非常重要的
，君子千万不能进入那些不讲理或是不讲人性的地方，这也是孔子所讲的“君子怀刑”
“免于刑戮”
。在“善邦”中生存是成就君子的必要条件。在这一点上，君子的概念很类似于西方的“公民”这一概念，作为具有自主意识，自我管理能力，实现人的内在潜力的自由人。
公民的思想也构成西方传统的核心价值，也是近现代西方制度的基础。
但是，在当时的诸侯纷起，春秋无义战之时，善邦几乎不存在。这也是为什么，君子不多，道之不行。但是君子之道作为一种人的成长模式，正如与公民的思想一样，是极具有启示与实践价值与意义的。
到了战国时期，君子在实践中就更少了，因为世道更乱了。在春秋时期，君子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而到了孟子时代，君子却是“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是从”
。君子的政治生存环境逐渐丧失了。真正的君子越来越少了，或是真君子，也无法从世俗的角度来评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