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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进入大变动社会之中，道德化的仁义之学面对新的“礼乐崩坏”无法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在“西学东渐”的冲击下，没有“仁”与“义”有效支撑的中华传统无法形成有效的应答，这正是中华传统文化最大的危机所在。
在巨大社会变动的冲击下，传统的大一统社会面临着分化与瓦解。从原来的封建社会到辛亥革命，再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武装革命使得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的革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使得社会阶层和社会分化得以消除，但这种一致性并不是现代中国的有效组织形式。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使得社会迅速重新走向分化和分层。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以及1994年开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使社会导向分层和社会分化。在不断分化的社会下，社会的利益不断地分化和分裂，如何共处和统一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在这一问题上，道德化的说教显得苍白无力，而“义”则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解决途径。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走向大变动社会之时，孔子的“仁学”、墨子的“义学”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因为，它们提供了大变动社会的人的解决生存危机和社会分裂的有效方案，使得个体能够有效地应对大变动社会，使得社会能够在大变动社会形成有效的社会有机体。
这种仁义之学提供了社会基本的底线，即“不义”。社会的成员，不管社会阶层如何划分、社会的财富如何分配、社会权力有何差别，都具有道德上的最大公约数。这种公约数并不是积极意义上的，因为，随着社会财富与社会权力的差异，人与人在发展这一问题上的差异越来越大。部分人实现了财务自由，寻求精神上的发展；而部分人属于中产阶级，需要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实现财富与生活上的富贵；而更多的人，还处于温饱阶段，需要为了生存而奋斗。市场经济在亚当·斯密的设计下，成了在民族国家条件下积累人的绝对比较优势的最好制度设计。人与人的比较优势不同，因此，人与人的发展路径也不同。但是，在这种不同之下，可以获得一些共同的因素，那就是“不可为”的事情。如对他人自由的侵蚀、对人的基本财富的剥夺、对自然属性的侵害、对人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的舍弃等，这些就构成公民的基本权利，或是人的基本人权。这些就需要通过强行性法律的方式固定下来，成为现代社会法治的基础。因此，在多元化的社会中，法治基础是必不可少的，是多元社会的保障。
正是在这种有效禁止“不义”的基础上，社会提供了多样性的选择，如财产的选择权、社会的选择权、就业的选择权、政治社会的参与选择权等，这些选择权都是以发展社会成员的自然属性和内在潜力为基础上，是以社会的正当性（Righteousness）作为基础的，这些选择权就构成法律上的权利（Rights）。而这种正当性的表现就是现代的民主程序，现代社会的民主对话和讨论是现代正当性的基础。
因此，现代社会的制度构建是与变动社会的属性相一致的，不是寻求社会的统一和一致，而是以容许多样性与多元性作为基本追求目标，以民主程序的包容性作为基本外在特征，以尽可能地容许社会成员的发展空间作为手段，通过个体的发展而寻求社会整体的繁荣。这正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自文艺复兴以来，现代社会努力要实现的根本性目标。
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从传统的大一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从原先的政治社会迈向经济社会，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原先的大一统社会提供的社会统合方法都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需要寻求更具现代性的方法。而“义学”正是现代方法的基础，使得现代多元社会能够在合理性上基础上有效运转。因此，“义学”的复兴是必然的选择，也是现代社会启蒙的必经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