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确实，仁学无法解决各种道德自身的不确定性，以及道德之间的冲突与协调问题。
首先，道德还具有不确定性问题，拿捏不准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如孔子自己也讲，“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这些美德自身及其反面在形式上并没有表现上的区别，其真正的区别在于是否能够将这些美德与日常生活的日积月累结合起来。所谓的“好学”，在《论语》的《学而》中有详细的解释，即“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即事情做到极致，能够将之与自己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就是美德，而如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就是走向美德的反面。因此，美德并不是从行为本身就可以识别的，而是需要根据长期的状态来定夺。
其次，道德并不具有普适性，需要根据具体的场合和环境而做调整。在人的发展过程中，会涉及一系列基本道德，这些基本道德在不同的场合、环境中都非常重要，对这些道德如何理解？如“言必信、行必果”，这些是基本的道德，但如果不关注场合、环境一味地守信，肯定是有问题的。孔子也指出，“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因此，这些道德原则需要根据具体的环境、场合做调整。因此，如果强调道德的普适性，就会面临着无法解决的道德悖论。如面对你的敌人是否需要诚实的问题；在面临危机时，多数人的生命与少数人的生命需要进行取舍时如何抉择的问题；等等，都是道德本身无法解决的。
再者，道德与道德之间相互冲突，尤其是面临着生死存亡考验的时候，是选择生命，还是选择灵魂；是选择背叛，还是选择美德，就成为非常难以定夺的难题。正如孔子讲的，能够做到“贫而乐，富而好礼者”，其实是很困难的。
最后，道德涉及的选项众多，这些道德如何进行体系化就成了一个突出的问题。伦理很大的方面就是涉及道德的实践性问题，也就是在实践当中，如何依体系化的方式将这些道德付诸实现。因此，不同的体系化结构，会对道德的取舍、优先次序有不同的要求，从而表现出不同的偏好和不同的道德诉求。
这一系列因素都使得道德问题存在着自身难以解决的难题，需要将之体系化、整体化，这就是伦理学需要完成的工作。这些道德需要如何编排，就涉及标准的问题，这个标准，很多思想家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共同的对象，即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场合，做正确的事情，这就是“义”。
因此，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义”，必须具有如下功能，才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第一，“义”必须是一个标准，能够直接与“道”相连。也就是对于道德问题的取舍、干预，必须不能背离道德问题的始点，即人的发展的根本出发原点。因此，“义”必须与“道”，或是“真理”，或是“神”“天”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墨子将“义”诉诸“天志”，基督教将“义”诉诸“神”，古希腊哲学将“义”诉诸“自然”等，都使得“义”能够与这些终极价值建立有效的联系，直接从中获得其合理性和合法性。
“义”从其最本原的含义而言，就是事物的“应有之义”，是事物的内在含义、内在本质。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应有属性来解决道德的争议与冲突，来安排人的发展。
第二，用“义”来解决道德的相对性问题。道德还存在着一个度的问题。正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所言：“我们应当选择适度，避免过度与不及，而适度是由逻各斯来确定的。”“道德德性仿佛是可以瞄准的目标，具有逻各斯，人仿佛可以或张或弛地用弓来瞄准它，也有一个合乎逻各斯的标准，确定着我们认为是处于过度与不及之间的适度。”“要想选择得好，逻各斯就要真，欲求就要正确，就要追求逻各斯所肯定的事物。”“凡是赋有理智而遇事能操持远见的，往往成为统治的主人；凡是具有体力而能担任由他人凭远见所安排的劳务的，也就自然地成为被统治者，而处于奴隶人性的地位。”
第三，需要用“义”来解决因时而化、因地制宜的问题，即“权变”的问题。义提供了一种权变的标准，不但使道德找到了边界，而且，也使得在一定程度上给表面背离道德实质上成就人的发展创造了可能。正如孔子讲“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这样使得道德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不再拘泥于道德的固化，而使之能够因时而化、因地制宜。如孟子所讲，“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是从。”
第四，“义”给个体的发展创造了空间，使得“一人一义”成为可能。而这种多样性发展会突破上面所形成的“道—德—仁—义—礼”的人的发展模式，使得人与人的合作出现危机。因此，“义”还必须要提供统一性的基础。这种统一性的基础就是“不义”。即“义”提供了权变、变通的法则，而“不义”提供了变通、权变的底线，亦即“不义”是变通的底线，通过“不义”而达到成长的目标并非选项。这也正如荀子所言，“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
这样，“义”就成为道德实践的标准和基础，没有了“义”的思想，道德的适用性就无从谈起。因此，“义”也成为实践伦理的核心。